附錄二

《張之洞家書》考辨　龍泉山人

　　現在刊布的張之洞家書主要包括兩個部分：一是1929年北平文華齋刻本《張文襄公全集》中的《家書》（以下簡稱“全集本家書”），內容是致叔父、仲兄、子密等人的書札；二是現在比較通行的《張之洞家書》（以下簡稱“通行本家書”），內容是40通致、復雙親書和4通致、復兒子書。關于這兩部分內容的真偽問題，歷來眾說紛紜。《歷史研究》2000年第2期刊載了秦進才先生的《<張之洞家書>辨偽》一文。秦先生從虛構人物、違反制度、時間混亂、編造履歷、使用后世語言等方面詳細分析了“通行本家書”，認為它并非出自張之洞之手，乃后人偽造；同時，秦先生還對“通行本家書”的偽造者及其傳播源流進行了一番考證與分析。此外，秦先生在1998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張之洞全集》《家書》部分后的按語中認為，“全集本家書”也是偽造的。[①]關于“通行本家書”的真偽問題，秦先生的“后人偽造說”的觀點無可置疑。不過，關于“通行本家書”的傳播源流及其偽造者，筆者有不同看法。同時，筆者就“全集本家書”中的部分內容進行考辨，認為它們是可信的。

　　一 、“通行本家書”的傳播源流辨

　　在考察“通行本家書”的傳播源流時，秦先生認為：“首先傳播《張之洞家書》的是上海中央書店，但筆者沒有找到最初的版本。筆者看到的有中央書店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1935年10月版增列叢書名《清朝十大名人家書》，也有時作‘清代名人’。”后面作者又認為：“上海中央書店版的《張之洞家書》，奠定了偽造的《張之洞家書》流傳的基礎，后經多次再版，流布甚廣。”也就是說，上海中央書店是最早刊布《張之洞家書》的。中央書店最早出版家書的確切時間，盡管我們現在還沒有明確的材料，但是從秦先生所舉該書有1934年9月重印本、1935年10月第6版、1936年5月第7版等版本的情況來看，該書在當時是比較暢銷的，所以才會在很短的時間內屢屢再版重印，因此，可以斷定，它的初印時間應該就在1934年前后。

　　國家圖書館分館普通古籍館藏中有一部鉛印本《十大名家家書》。在該書的版權頁上，書名題“十大名家家書”，出版時間題“民國十四年一月初十日付印、民國十四年二月初十日出版”，編輯者是“虞山襟霞閣主”，評校者是“衡陽秋痕樓主”，出版者和印刷者都是“上海共和書局”。不過該書并非全本，只存鄭板橋、林則徐、曾國藩、彭玉麟、胡林翼、左宗棠、張之洞、袁世凱等八家。其中《張之洞家書》的正文共37葉，每葉13行，行31字，卷端題“虞山襟霞閣主編次”，前有著者小史，內容包括40通致、復雙親書和4通致、復兒子書。無論是從編者，還是從內容以及編排情況來看，上海共和書店版《張之洞家書》與中央書店版是相同的。也就是說，早在中央書店之前，就已經有共和書店刊布的《張之洞家書》。由于尚未發現更早的資料，我們可以確認，《張之洞家書》的最早出版時間應該是民國十四年，即1925年；最早出版者是上海共和書局，而不是上海中央書店。

　　二 、“通行本家書”乃張厚谷偽造辨

　　1929年，在《張文襄公全集》卷229《家書》的案語中，王樹柟談到自己從張厚谷處獲得三卷家書，并沒有說它們就是張厚谷偽造的。1937年，甘鵬云在《張文襄公全集校勘記·后記》中也只是解釋了不印家書的原因，那就是張仁樂（燕卿）、張仁蠡（范卿）認為家書是滬上贗作。甘鵬云也沒有明確指出張厚谷就是家書的偽造者。唯一明確指出張厚谷是家書偽造者的是張之洞的族孫張達驤。他在與李石孫先生合著的《張之洞事跡述聞》[②]一文中談到，在張之洞去世后，“其后長子張權托王樹柟（字晉卿）編定遺集。有之洞族孫張厚谷（字修甫）往見樹柟。樹柟談及全集中尚少家書一門，似憾欠缺。厚谷即回家連夜偽造了家書一本送與樹柟。初刻印行后為張權發覺撤除，故印本無家書。然刻板書坊抄有‘家書’副本，印為單行本以牟利，文字淺陋，謬誤百出，實非之洞手筆。此事達驤亦知之，質問厚谷，但已無從收回了”。由于張達驤先生是張之洞族孫，按理出自他之手的材料應該比較可信。但是，張先生這段話的可信度卻要打上一個大大的問號。秦先生已經對張先生的“然刻板書坊抄有‘家書’副本，印為單行本以牟利”這句話提出了疑問。經過考辨，筆者認為張先生“厚谷即回家連夜偽造了家書一本送與樹柟”的觀點值得懷疑。

　　從秦先生對通行本家書幾個方面的分析來看，我們可以確定，偽造者是一個對清代科舉制度一無所知、對張之洞及其家族知之甚少的人物。要不然，在偽造過程中就不會犯諸多常識性錯誤。盡管秦先生在文章中提出“至此，偽造張之洞家書者為張厚谷，當可無疑”，但同時也認為此事還存在三點疑問。結合有關文獻，筆者覺得張厚谷偽造通行本家書的可能性不大。

　　首先，我們將通行本家書與全集本家書進行比較，很容易就會發現三點抵牾之處：

　　第一點，通行本3月22日致雙親書中張之洞報告自己的中式情況是“得中進士第四名，現已屆殿試期矣”，而全集本第1通《致叔父》中則是“會試中式一百四十名貢士，覆試一等第一名，殿試一甲第三名進士，朝考一等第二名”，兩者名次不相符。

　　第二點，通行本第三通致雙親書是報告自己中式情況，而全集本第15通《致仲兄》中稱：“昨日探知先大夫請恤事，已于三月二十日奉旨：‘著交部照軍營立功后病故例議恤。欽此。’頃托人在兵部探詢恤典詳悉如何，隨后布聞。榜發后，弟幸獲中式，適出范鶴生師之門。”中式時前者的雙親仍健在，而后者的父親已故去。

　　第三點，通行本12月19日致雙親書中稱“兒則既無兄弟，又喪妻室，僅一呱呱在抱之麟兒，又煩大人挈領”，全集本第3通《致兄文竹》中既提到“六弟”，也提到“子青五兄”，兩者在有無兄弟上也不相同。

　　按照張先生和秦先生的觀點，通行本與全集本都是張厚谷一人偽造的。這就讓人費解了：為什么同出張厚谷之手的家書會出現如此自相矛盾的地方？更何況是“連夜偽造”？合理的解釋是通行本與全集本出自兩個不同的人之手，而不是出自同一個人之手。

　　其次，在秦先生之前，劉路生先生發表了《<袁世凱家書>考偽》一文[③]、劉學照先生發表了《李鴻章家書辨偽》一文[④]。劉路生先生考辨的《袁世凱家書》“收錄袁世凱的書信63函（內報告，宣言各一件），其中致親戚者49函，其余11函，分致有關人士……襟霞閣主編次，1925年上海共和書局、1935年中央書局先后出版”，其內容與國圖所藏《十大名家家書》的《袁世凱家書》完全相同。劉學照先生考辨的《李鴻章家書》最早的版本僅提到是1936年廣益書局排印本，而且恰好國圖的《十大名家家書》缺少《李鴻章家書》，因此還不能斷定它與《張之洞家書》、《袁世凱家書》的關系[⑤]。不過如果我們比較這三種書的作偽痕跡、作偽手段，可以得出很多相同的特點出來：第一，作偽者對張之洞、李鴻章、袁世凱的身世和家族成員情況不甚清楚，所以在才會出現各種張冠李戴、無中生有的現象；第二，作偽者對晚清的制度不甚了解；第三，作偽者在不自覺地使用了當時的語言。由于《張之洞家書》與《李鴻章家書》都是由上海共和書店于民國十四年首次出版，因此，兩者的偽造者應該是同一個人或同一個時代的人。

　　再次，我們通過了解張厚谷的生平情況可以判斷通行本家書并非他偽造。國家圖書館分館地方志與家譜文獻中心收藏有一部民國26年（1937）鉛印本《南皮張氏四門第十八支家譜》（以下簡稱《家譜》），其中有張厚谷的小傳：

　　“原名龍瑞，字修府，亦字只齋，歲貢生，考取三江師范學堂輿地專門教習，前清江蘇淮安府知府，民國二年特派視察貴州軍政大員、彰武鎮威大將軍行署秘書長，東三省巡閱使署秘書長兼政務處處長，漢粵川鐵路參贊代行督辦事，東三省電政監督，江蘇無錫縣知事，冀察政務委員會政務處第一組組長兼冀察地方參議會籌備主任。著有《南皮張氏碧葭精舍印存》八卷，又《碧葭精舍印譜己巳集》一卷。光緒庚辰年五月十四日辰時生。”[⑥]

　　光緒庚辰年是1880年。到廢除科舉考試的光緒三十二年（1906），張厚谷已經二十七歲了。按照他的家庭背景以及當時的情景來看，此前張厚谷應該參與過舉業，熟悉當時的科舉考試制度。小傳中的“歲貢生”可為佐證。如果通行本是張厚谷偽造的話，里面不應該在科舉制度方面犯諸多常識性的錯誤。還有一點，也正是秦先生的疑惑，作為張之洞族孫的張厚谷應當比較了解張之洞的生平履歷，至少不應該偽造出“兒則既無兄弟”的話語出來。從這兩點來看，我覺得張厚谷偽造通行本家書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從家書的流傳源流來分析，我們也可以發現家書并非張厚谷偽造的蛛絲馬跡。正如上述第一部分所言，通行本家書早在民國十四年就已經在上海出版了，而《張文襄公全集》是在民國十七年才開始刊刻的，中間相差3年。盡管現在我們無法知道張厚谷給王樹柟三卷家書的確切時間，但是，張先生所言“樹柟談及全集中尚少家書一門，似憾欠缺”的話語，似乎表明當時全集的編輯工作基本完成，等待付之梨棗。我們據此可以推測這個時間應該更接近民國十七年，早于民國十四年的可能性不大。也就是說，張厚谷給王樹柟三卷家書的時候，通行本極有可能已經在上海出版發行了。

　　結合上述四方面的分析，筆者認為通行本家書系張厚谷偽造的可能性不大，極有可能如陳恭祿先生所言，是騙取稿費的文人或貪圖利潤的書賈所為。

　　武昌蛇山首義公園內抱冰堂（張之洞晚號抱冰）。清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湖廣總督張之洞調任軍機大臣離鄂，其在鄂門生、僚屬建此堂以存紀念。1953年曾進行修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