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1年1月11日，一座總高9.5米的孔子雕像在中國國家博物館北廣場落成，在天安門廣場地帶引人注目。雕像作者為中國藝術研究院美術研究所所長吳為山，題字者為饒宗頤先生。對此，有學者說，孔子回來了。

　　以共同價值為標準，抽象繼承為方法，現代闡釋為途徑，大約就能解決“繼承什么”和“怎樣繼承”的問題。

　　孔孟的“仁學體系”，它有一個靠得住的基礎（親親之愛），一個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還有一條做得到的底線（惻隱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空頭支票”，這很了不起。

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時代的背景和歷史的語境。比如“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就是在宗法制度的背景下說的。

　　三綱要不得，五常就要得嗎
　　餿了的飯菜，怎樣“創造性轉化”？

　　2010年12月2日《南方周末》刊登的《究竟怎樣對待中國傳統文化》，是一次重量級學者的對話。杜維明、袁偉時兩位老先生，溫文爾雅坐而論道，心平氣和談古論今，十足的大家風范，確實令人敬佩，也確實給人啟迪。

　　不過恕晚輩直言，先生們的某些說法，恐怕還可以商量。比如兩位先生都說，三綱要不得，五常可以有，我就覺得很可疑。民進黨要跟陳水扁切割，都不容易，何況三綱跟五常？這兩個，當年可沒實行“AA制”，反倒俱為一體，共存共榮。它們之間，其實是綱目體用關系，即三綱為綱，五常為目；三綱為體，五常為用；三綱為皮，五常為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三綱沒了，五常還會有存在的合理性？

　　更何況所謂“五常”，本身就問題一籮筐。且不說董仲舒在孟子的“仁義禮智”之外再加一個“信”，是何等的不倫不類；也不說這五個字，是不是都能進行現代闡釋，變成現代價值。就算是吧，那么可以拿出來說，拿過來用的，又豈止“仁義禮智信”？比如忠，比如恕，比如勇，都不比“信”差。既然如此，整出個“仁義禮智，忠恕信勇”的“八常”，不行嗎？為什么只能“五常”呢？又不是聯合國。

　　所以，我真的想不明白，干嘛一定還要留著“五常”？也許，先生們對我們的文化傳統太有感情了，總希望能保留和搶救多少，就保留搶救多少。因此，杜維明先生甚至提出，“儒學要對一些糟粕”進行“創造性轉化”。

　　這又讓我看不懂。沒錯，神奇可以化為臭腐，臭腐也可以化為神奇。這樣看，糟粕也未必不能轉化為精華。但是對不起，第一，這是道家的辯證法，儒家似乎不這么講。第二，就算糟粕可以變成精華，也得先承認那是糟粕。第三，也不是所有的糟粕，都能變成精華。比方說，餿了的飯菜，怎樣“創造性轉化”？變成“腦白金”嗎？

　　三綱五常，就是“餿了的飯菜”。因為以前，這玩意是可以吃的。我們中國人，也吃這一套，還吃了兩千多年。不過，在漢代，它是“新鮮飯菜”；后來，是“家常便飯”。辛亥革命后，就變成了“剩飯剩菜”。加上又沒放進冰箱，哪里還能再吃？那可是要拉肚子的。

　　五倫早已不倫
　　某些已經死去的，就讓他“死在沙灘上”。

　　肯定五常，或許是因為要肯定五倫。原因，則大約因為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是傳統社會五種最重要的人際關系，號為“五倫”，也叫“五常”。由此產生的道德規范和行為準則，就叫“人倫”。具體內容，是“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這在杜先生那里，是被看作“普適價值”的。那么請問，君臣有義，還需要嗎？不需要了吧！夫婦有別呢？杜先生說還要。因為這個“別”，不是差別，而是分別。比如以前是男主外女主內，現在也可以女主外男主內，等等。

　　這又讓我不明白。一個家庭，為什么一定要“有人主外，有人主內”呢？都主外，也都主內；或者因時、因事、因人而異，輪番主外主內；甚至有事“一致對外”，無事“共享天倫”，不分主外主內，不行嗎？何況還有實行“AA制”，各人的內外自己主張，自己打理的，也沒見天塌下來。“主外主內”的“夫婦有別”，究竟有什么必要？就算有，那也是家庭內部的分工，為什么要作為道德規范提出來？如果但有“分別”就關乎“道德”，那么請問，授精懷孕的“男女有別”，難道也是？

　　還有“長幼有序”，也成問題。大哥哥和小弟弟，為什么一定要有道德上的序列呢？兄弟姐妹之間的關系，為什么必須規范為“兄友弟恭”？平等相愛，就不行嗎？我在家里就是老大，我一點都不覺得對兩個弟弟，要擺什么哥哥的譜！

　　一個要不得（君臣有義），一個沒必要（夫婦有別），一個很可疑（長幼有序）。所謂“五倫”，豈非丟了半壁江山？這樣的“半吊子”，豈非早已“不倫”？

　　所以我說，儒家的很多東西，恐怕都是“餿了的飯菜”。就算依照袁偉時先生提出的附加條件，把它們“建立在自由、平等、民主、法治的基礎上”，怕也無法“起死回生”。何況能不能這樣重建，也還難說。畢竟，諸如“五倫”之類，只是在傳統社會才有意義。傳統社會既已“無可奈何花落去”，傳統道德又何必一定要“似曾相識燕歸來”？

　　因此，某些已經死去的，比如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等，就讓他“死在沙灘上”，用不著再去“創造性轉化”。我們需要繼承的，只能是確有生命力的東西。

　　一個標準：共同價值
　　沒有哪個民族，會把仇恨當作核心價值觀。

　　其實，儒學當中，可繼承的東西很多，比如“仁”。

　　仁愛是儒家的核心價值，仁學是孔孟的卓越貢獻。它的基礎，是一種“人皆有之”，因此可以“不證自明”的“人性的善”，這就是“親親之愛”。既然是“親親”，那么，子女要愛父母，父母也要愛子女，這就是“對等相愛”。同樣，親兄弟要愛，堂兄弟、表兄弟、族兄弟，以及相當于兄弟的鄉親、同學、戰友、少數民族和外國人，也要愛。這就是“順序延伸”。于是，從縱向的孝和橫向的悌出發，將心比心，推己及人，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可以讓世界充滿愛。這是一個偉大的理想。

　　何況做起來也不難，不過“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或者“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這就是“忠恕之道”。這是行得通的。自己不愿意的，也不強加于別人，有什么難呢？就算沒能力幫別人立，幫別人達，不嫉妒，不破壞，不阻擋，總做得到吧？

　　如果連這也困難，那么，還有“惻隱之心”作為底線。前不久，許多媒體，都相繼報道了當年的紅衛兵向被迫害者道歉一事，很讓國人震撼。其實反過來想，如果那時他們能有“不忍之心”，又怎么會對老師和長輩惡語相加，拳打腳踢？也就沒有后來的良心譴責和內心煎熬了。“于心不忍”這“一念之善”，豈非極其重要？

　　這就是孔孟的“仁學體系”。它有一個靠得住的基礎（親親之愛），一個行得通的方法（忠恕之道），還有一條做得到的底線（惻隱之心）。靠得住，行得通，做得到，就不是“空中樓閣”，也不是“空頭支票”，這很了不起。

　　不過更重要的，還在于仁愛作為儒家的核心價值，同時也是人類的共同價值，體現了人類共同的理想和共同的追求。事實上，東方與西方，過去與現在，沒有哪個民族，會把仇恨當作核心價值觀。因此，盡管孔孟仁學當時就遭人詬病（比如墨家的批判），后世也遭人質疑（比如“五四”的批判）；也盡管它的某些具體內容，包括父慈子孝和兄友弟恭，仍不乏可以商量之處，但它的基本內核是合理的，也是可以繼承的。

　　符合人類共同價值的，就弘揚之；不符合，就拋棄之。這就是我主張的取舍標準。

　　一個方法：抽象繼承
　　也許得把儒學 “放進洗衣機，再加漂白粉”。

　　有標準，還要有方法。標準，講“繼承什么”；方法，講“怎樣繼承”。

那么，我們應該怎樣繼承？

　　照單全收是不行的，拿來就用是不行的，不加改造也是不行的。因為孔孟的所有思想，所有概念，都有時代的背景和歷史的語境。比如“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就是在宗法制度的背景下說的。依照宗法制度，所有的貴族，包括天子之王族，諸侯之公族，大夫之氏族，都實行“嫡長子繼承制”。嫡長子傳嫡長子，世代相傳，萬世一系，是為“嫡系”，也叫“大宗”。大宗之子，世代為君，或為國君，或為家君。他們的兒子，就是“君子”，即“君主之子”。不是嫡長子的次子和庶子，分出去成為“小宗”。分到最后，最小的小宗，已經做不成貴族，只能做庶民，這就是“小人”，即“小宗之人”。

　　小人（小宗之人）在家族里，不能跟君子（家君之子）平起平坐。女人在家庭里，也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這就叫“男尊女卑，嫡尊庶卑，君尊臣卑”。但是，大宗小宗，都是同宗；女人男人，都是家人。疏遠女人和小人，他們當然要抱怨。這就是“遠之則怨”。反過來，如果太親近，他們又會沒大沒小，忘了規矩。這就是“近之則不孫（遜）”。親近也不行，疏遠也不行，所以說“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

　　毫無疑問，孔子這個說法，明顯地帶有性別歧視和階級歧視的色彩。但是完整地看，卻又有合理成份。什么合理成分？凡事都要有“度”。遠了近了，都不合適。同樣，快了慢了，多了少了，長了短了，也不合適。適可而止，恰到好處，才合適。

　　這就是中庸了。中庸作為思想方法，正如仁愛作為社會理想，都是孔子留下的寶貴遺產，可以繼承，也必須繼承。只不過，不能“直接繼承”，不能“具體繼承”，不能“全盤繼承”。比方說，不能再講“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那又怎么辦？抽象繼承，也就是把其中的合理部分抽離出來，不要“核桃殼”，只吃“核桃仁”。比方說，不要“為難養也”，只要中庸。

　　顯然，這是一項挺費事的工作。看來，也許得把儒學“放進洗衣機，再加漂白粉”，沖了又沖，洗了又洗，一直洗成“灰色”為止。

　　一個途徑：現代闡釋
　　只有經過現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禮，儒家思想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

　　其實，儒家思想當中，有麻煩的不僅“唯女子與小人為難養也”。比如“親親相隱”（父為子隱，子為父隱），就同樣麻煩。

　　毫無疑問，孔子的這個主張，很人性也很人道。因為父子、夫妻、兄弟、朋友、師生之間互相告發，其實是很野蠻的，更不用說抓起來嚴刑逼供了。因此，現代法學的主流意見，便認為近親屬可以“知情不報”。他們在法庭上，也有權提供有利于犯罪嫌疑人的證據，沒有義務提供不利證據，甚至可以不出庭。這就是“免證特權”，已為許多現代國家的法律所采納。可見，親親相隱，有著合理的內核，而且是符合人類共同價值的。

　　可惜，事情并沒有那么簡單。比方說，如果父親是漢奸，兒子是八路呢？如果這父親還帶了日本鬼子來燒殺掠搶，甚至輪奸了兒媳婦呢？再比方說，紀檢委的干部，手上掌握了兒子貪腐的材料，要不要交出去？不交，就違背了“執法如山”的組織原則。交，則違背了“親親相隱”的道德原則。請問，他又該怎么辦？

　　也只有一個辦法，即明確“親親相隱”是權利，不是義務。是義務，當八路的兒子就不能殺死做漢奸的父親，當領導的父親也不能舉報有貪腐嫌疑的兒子。是權利，就可以選擇。他可以“知情不報”，這是行使“免證特權”；也可以“大義滅親”，這是放棄“親親相隱”。但不論行使和放棄，都是公民的權利，也是他的自由，而且是不可或缺的自由。

　　看來，親親相隱也好，其他什么也好，都不但只能“抽象繼承”，而且必須“現代闡釋”。這就要引進自由、平等、人權等現代觀念，立足于公民權利、民主政治、法治社會等現代意識。有此“他山之石”，方可“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事實上，穿越了兩千年歷史的儒家學說，原本只是銹跡斑斑的出土文物。只有經過現代文明的打磨和洗禮，才能放射出璀璨的光芒。墨家、道家、法家，所有諸子百家和傳統文化，也都如此。

　　以共同價值為標準，抽象繼承為方法，現代闡釋為途徑，我們大約就能解決“繼承什么”和“怎樣繼承”的問題。此即所謂“愚者之得”，懇請杜先生、袁先生和諸位方家賜教。如有唐突，亦請海涵！

《南方周末》2011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