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摘要：本文從歷史與邏輯相結合的角度，對先秦法家的內涵、流派及流變進行了梳理。提出先秦法家在法理上分為“理法”、“禮法”和“利法”三大法系，在流派上分為“道法家”、“儒法家”和“霸法家”三大流派；從歷史演變上將先秦法家的發展劃分為“萌芽期”、“發展期”、“成熟期”和“時用期”四個時期，從空間流布上講法家的學術走向分為“南線”、“中線”和“北線“。在此基礎上，對三大法系的異同進行了詳細辨析，并對三大流派的時間、空間及思想流變進行了梳理，對先秦法家和法學有代表性的人物與作品進行了點評，提出了一些不同于前人的觀點。

　　關鍵詞：先秦；法家；源流

　　今人談及儒、道、墨諸家，大致總能理出一條或數條比較清楚的傳承脈絡，但論及法家的起源和流變，卻仍是一筆糊涂帳。最普遍的看法似乎是：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至韓非而集其大成。且不論這種“三分歸一”的架構是否正確，單從學術傳承而言，仍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充。這“填空”的工作不僅僅是為了理清法脈學統，更要緊的是為了正本清源，更深入更確切地理解法本法義，以便利今后。

　　今人談及儒、道、墨諸家，大致總能理出一條或數條比較清楚的傳承脈絡，但論及法家的起源和流變，卻仍是一筆糊涂帳。最普遍的看法似乎是：慎到重勢，申不害重術，商鞅重法，至韓非而集其大成。且不論這種“三分歸一”的架構是否正確，單從學術傳承而言，仍有太多的空白需要填充。這“填空”的工作不僅僅是為了理清法脈學統，更要緊的是為了正本清源，更深入更確切地理解法本法義，以便利今后。

一、法義辨析

　　欲究其源，先明其義，此謂之“正名”。

　　（一）關于“法”

　　《說文解字》對“灋”的解釋是：

　　“刑也。平之如水，從水；灋，所以觸不直者去之。故從廌從去。法，今文省。佱，古文。”

　　《尹文子》辨法之功用曰：

　　“法有四呈，……一曰不變之法，君臣上下是也；二曰齊俗之法，能鄙異同是也；三曰治眾之法，慶賞刑罰是也；四曰平準之法，律度權衡是也。”

　　法的這“四呈”實際上可歸為兩類，其中的一、二、四皆屬作為規范事、物之標準、準則的法（類似于“程序法”），而第三呈則是進行獎懲的法(類似于“實體法”)。

　　據此及胡適等人的研究，法字之義，大略有三：

　　其一，疇范之義。即《管子·七法》所云：“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

　　其二，刑罰之義。即《尚書·呂刑》所云：“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

　　其三，方法、手段、途徑之義。即《易·系辭上》所謂：“見乃謂之象，形乃謂之器，制而用之謂之法。”

　　又《尚書·虞書·舜典》提到：“流共工于幽州，放歡兜于崇山，竄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從這段文字中可以看出，上古時的刑罰主要針對兩類人：一是犯上作亂的（共公、歡兜、三苗），二是沒有履行好本身職責的（鯀）。這樣的區分并非多余，后面我們將看到，它實際上已經兆示了法制的兩大思路或流派。

　　（二）關于“法家”

　　史書中關于法家的特點及其起源的代表性論述，大體有以下幾處：

　　《尚書》：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撲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虞書·舜典〉）

　　“帝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奸宄。汝作士，五服有刑，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虞書·舜典〉）

　　“帝曰：皋陶，惟茲臣庶，罔或干予正。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刑期于無刑，民協于中，時乃功，懋哉。”（〈大禹謨〉）

　　“苗民弗用靈，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周書·呂刑〉）

　　《莊子·天下篇》：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趨物而不兩。不顧于慮，不謀于知，于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悅之。”

　　《淮南子·要略篇》：

　　“齊桓公之時，……故《管子》之書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佐。……。故刑名之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狼強力，……，故商鞅之法生焉。”

　　《漢書·藝文志》：

　　法家者流，蓋出于理官。信賞必罰，以輔禮制。《易》曰：先王以明罰飭法。

　　《史記·太史公自序》：

　　法家嚴而少恩，然其正君臣上下之分，不可改矣。……。法家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則親親尊尊之恩絕矣。可以行一時之計，而不可常用也，故曰“嚴而少恩”。若尊主卑臣，明分職不得相逾越，雖百家弗能改也。

　　上述種種說法，不但沒有理清法家的源流，反而令后人更加模糊難辨。

　　造成這種紛紜糾結的原因主要是：

　　其一，“法”義多岐。“法治”不同于“法家”。作為一種治理方法、手段的“法治”思想和實踐，至少在堯舜時代就存在了，但將其構造成系統的理論體系，并上升為治國大略，以一個“學派”面目出現的“法家”的形成，則最早在戰國中期。這兩個概念如果混淆了，下來的研究就會顛三倒四、前后掣肘。另外，“法”這一概念本身有多種涵義，如果不作深入仔細的辨析，也會造成研究的混亂。

　　其二，法流多源。道、儒、墨三家雖然也有其更早的學術淵源，但在春秋末期或戰國初期，就產生了該學派的鼻祖式人物和奠基性著作，此后的發展則是從這一“原點”的分化與引申，這種“一源分流”式的學術流變，脈絡比較清晰而易于把握。法家則不然，與道、儒、墨相比，它是一種“多源歸一”式的學術流變，早先散見于諸子百家之典，分行于列國諸朝之政，直到戰國晚期才蔚為大觀。這就大大增加了其脈絡梳理的難度。

　　其三，“諸子”與“百家”的錯位。今人常將“諸子百家”聯用，實則“諸子”與“百家”并不構成一一對應的關系。蓋春秋戰國之世乃中華學術大生發、大碰撞、大交融之時，不惟儒墨道法等諸家之間頡頏互參，便是某子之思想觀點，也是諸家雜糅，甚或前后相抵，總以“務為治者”為鵠的。所以，欲將“某子”簡單地劃歸“某家”的企圖，便常常捉襟見肘。這也是導致前人對法家流變脈絡難以捉摸的一個主要原因。

　　我們不能將“法家”等同于一般的“法律思想家”和“法治工作者”而任意擴大其外延，否則就失去了研究和討論的基礎。

　　“法家”的界定，本人認為應當主要依據以下三個標準：

　　其一，是否有以“法制”為核心的完善、成熟的理論體系；

　　其二，是否有以法治為主導的政治實踐；

　　其三，最主要的，是對“法”的地位的確定。是將其視作治國的根本方略、擺在至高無上的地位、一切“依法治國”呢？還是僅作為眾多治國手段中的一種、僅求“以法治國”？甚或只是作為其他治國手段的必要補充？

　　據此本人認為真正意義上的法家是指：在戰國中、后期成熟的、以富強爭霸為主要目標、以法治為最高和最根本的治國方略的一批政治思想家和政治活動家。在此之前或之后，雖也有眾多的“法律思想家”和“法治工作者”，但都不能算作真正的“法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