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國的流亡》 張暉 著，副標題：南明詩歌與戰亂，出版年：2014-3-1，定價：29.00元，出版社：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帝國的流亡》的校樣擺在案頭，就要出書了。我不止一次想過，如若張暉見到這本新書的情景。這樣的時候他一般不會多說什么，最可能的情況，也許只是淡淡的一笑。

　　大概是五六年前吧，他寫《詩史》基本定稿之后，就總問我，下一個題目是這個，怎么樣？過幾個星期又問，做那個，你覺得如何？他當然知道，從我一個外行人這里全然得不到什么真正有價值的意見，但他正處在思考的狀態中，要把所思所想傳達出來，獲得外界的某種印證。當他在尋找新問題的時候，需要集中地看很多書，幾次調轉選題方向，都要重新讀一批書。也正是在這個過程里，他的思考慢慢從選做一個題目，轉向更為基本的提問，為什么要做古典文學研究，意義何在？即使這個問題多年來一直植根在張暉心里，也只有到了這個時候，他才能通過自己下一個專題研究，對它真正有所回應。

　　那是2007年前后，他在博士階段的研究已經告一段落，也暫時離開了詞學領域，前面即將展開的是大片的處女地，怎么走這一步，至為關鍵。那時候他說了不少在我聽來是十分精彩的意見，經過了幾年的提煉，相當一些都收在本書中的《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一篇里。

　　這篇《古典文學研究的方向》，最初是張暉在“六合叢書”座談會上的一次發言，后來由《南方都市報》發表出來。因為并不算長，又不是正式論文，多少容易被人忽略。張暉自己也會自謙地說，這樣的文字“陳義太高”，自己的書難副其實。而我了解這些話的真實出處，形諸文字之后，不但坦誠、富于使命感，而且從張暉個人來說，確實正面解答了古典文學研究的意義問題——學者應以純粹的學術研究在更深的層面上回應時代和現實，應該以此為志業。撰寫《帝國的流亡》，正是他解答自身困惑的嘗試，這本書“是要寫知識人如何堅守自己的信仰，并在行動中踐行自己的信仰，直到生命結束”。這是全書最為精煉的提要。恰恰由于此書撰述過程的艱苦，這句話竟然不幸地一語成讖了！因此，張暉在文中所說的，某種程度上獲得了踐履和證實，也就不能說是“陳義太高”。在整理編次遺稿時我將此文作為全書的開篇和“代自序”，祈望讀者略有會心。

　　張暉嗜書如命，也嗜吃甜品，我們常常笑話他口味上的幼齒。去年夏天的一個晚上，我們外出吃晚飯，飯后又比較像模像樣地吃了“滿記”，他點的是芒果班戟還是紅豆涼粉什么的。雖然據他說，北京的甜品和香港、廣州根本沒法比，但還是一副相當知足的樣子，盤點了一下他多么懷想的小甜食、冰激凌，和我慢慢走在大悅城的大堂里，又談起他要寫的書。他要做的題目，可比愛吃的甜品還要多得多！除了南明的三本書，多年前他曾提到有計劃寫一本《古典文學關鍵詞》，大概是受了雷蒙·威廉斯《關鍵詞》的影響，而他已經做完的“詩史”也是古典詩文評的核心觀念之一。章黃學派是另一個他有多年積累的研究方向，也是他對龍榆生和近代學術史興趣的延續，他曾經展開后又中斷的一本書稿，是《章太炎詩校箋》。據他說，這應該是本并不厚的小書。但那天晚上，大悅城里燈光閃耀，穿著入時的男女匆匆走過，他這時跟我說的是一個從沒提過的研究計劃——乾隆皇帝的詩，他認為這是個值得深究的大題目。他已經開始看乾隆朝的實錄和朱批，做一些最初的準備。他對乾隆的詩感興趣，特別是當大臣的應制詩和“今上”詩對照著閱讀的時候，體制、權力和現實政治在詩歌中的微妙意指，含義之曲折、用詞之精準，只有身在體制之中的中國人才能欣賞、贊嘆，并對此剖析反思。以往的學術研究對這批詩常常是視而不見的，而他之所以選這個題目，也是緣于以學術研究更深層地回應時代、回應現實的初衷。他講的時候，語速像平時一樣并不快，一點點展開，同時回答我的問題，顯得很有把握。讓我印象最深的，是這幾句話，“你看，我做完‘帝國三部曲’，年紀已經不小了，再做這個乾隆的題目，做完之后基本就快到六十，快退休了。二十多年寫不了幾本書，一下就到了。退休以后也許還能做一兩個題目，到時候就看身體了，說不好了。”我們倆慢慢地走著，他說這話的時候，我好像已經知曉了我們倆到老的時候的樣子，我們到那時聊的話題。在一起多年，他的才能和抱負，我自然了解，在這個普通的晚上他一眼看到了學術生涯的盡頭，我難免也和他一樣抱有遺憾，但同時也感覺日子這樣過，挺踏實。

　　又過了幾個月，到了歲末年終的時候。張暉家搬到敞亮的新居，久拖未決的職稱也終于下來了，又逢新年，處處都有否極泰來的喜氣。在見面聊天和電話里，他總說最近寫書寫了不少，喜不自禁。他在2013年年初所寫，應該就是書中《奔赴行朝》、《生還》和《士大夫的絕命詩》這幾部分，也是本書最為完整的章節。但是這期間如果有雜事打斷他的寫作，他就會顯得特別的懊喪和苦惱，甚至怒火中燒。

　　現在我們知道，在這個階段他的身體情況已經非常不好，極度疲勞、缺乏休息、頭疼、常常感冒。我們最后一次聊天，是3月10日禮拜天的晚上。那天我和妻女去張暉新家，坐新開通的6號線，出了站應該是張暉來接的，換成了張霖。張暉太累了，有點走不動。我們在家里聊了一個小時，他給我看了幾本新書，興致頗高。又一起出門吃飯，飯館里人不多，飯菜精細講究，說說笑笑十分愉快。小女剛會說完整的句子，她比張貞觀大一歲多，貞觀這時還只會蹦單字，小女就坐在張暉對面秀了幾首剛背的唐詩，“松下問童子”云云，張暉笑瞇瞇的一直聽，很鼓勵的表情。但是吃飯中間，他總不時用右手拳頭敲太陽穴和右側的腦袋，說最近頭疼比較嚴重。

　　當晚散席后，張暉、張霖送我們一邊聊一邊往地鐵站走。我幾次勸他早回，在離地鐵口還有四五百米的地方，他慢慢停下來，揮揮手就此道別了。當時天已經全暗了，我回頭只見到一個高高個子、一只大手、向我半曲著手臂。天寒路黑，我的道別一定非常潦草。這半年多來，我總是回想那個晚上、那頓晚飯，我覺得那天本來沒有一絲遺憾，舒暢愉快，但事后想，卻充滿了遺憾！

　　2013年3月14日夜里，張暉深度昏迷，已在彌留之際。因為插管的需要，有段時間我一直握著他的手。張暉的手很有特點，手指又粗又長的一雙大手，手紋重很有力量，總是十分溫暖。那一夜也是如此。他的大腦此時已經充滿了血，那個飽讀詩書、富于好奇心和自嘲、帶著我們很多共同記憶的大腦，短短幾個小時之間已變得一片死寂，可他的大手還是那么暖，甚至微微出著汗。張霖深情地給他額頭擦著汗，張劍忙前忙后安排事情，我握著張暉的手，心中難過舍不得他，好像正在拉著他，其實無能為力！誰也無能為力。

　　張暉去世后，張霖將他電腦里“帝國的流亡”文件夾中的遺稿轉交給我，委托我編輯成書。這個文件夾一共有19個Word文檔，我看到大多數都在2月底到3月初被修改過，他寫這本書一直到他的最后一周。在整理成初稿時，章節的結尾處，都附注張暉最終修改的時間，我們不愿意斬斷與原稿的最后一絲聯系。雖然最終成書時，所有的附注都不得不略去了。我所做的整理工作，僅限于將張暉所寫的文字和他單純纂抄的文獻區別開來，保留前者；將原稿中的部分殘稿編次為可以通讀的章節。原則是不擅改，在完整保留的原書框架之下盡可能呈現張暉遺作的原貌。

　　本書的后記倘由張暉來寫的話，他必然還會向諸位業師表達由衷的感謝之情。他從游張宏生、張伯偉、陳國球、嚴志雄先生多年，深以得遇名師為幸，還有忘年好友陳建華先生，已故的施蟄存、卞孝萱先生等，他們朝夕論學、無話不談，除了授業傳道之外，更有近似親情的相契。張暉的學術成長離不開這些老師的傾囊相授。張暉的父母、家人，為他的學術研究也做出了巨大而無聲的奉獻，正是家人的默默付出和無條件支持，造就了這位年少有成的學者。張暉總把肩負的責任看得極重，師長、家人所做的一切，相信他都記念在心中，期待竭力報答。英年早逝，我想最令他憾恨的，就是再也無法回報至親的恩情了！這本《帝國的流亡》出版，但愿能給最為悲傷的家人、師長帶來一點點慰藉。寫書是張暉最愛做的事，化為一本小書也許就是他最合心意的存在方式。

　　張暉在書中《奔赴行朝》一篇的最后寫道：“今日殘存下來的零散的短章詩篇中，我們可以打撈出當時士人大規模奔赴行朝的一些片段，不至于令那些在苦難中忠于信念并付諸實踐的偉大情懷徹底消逝在歷史之中。還有他們的痛苦與歡樂，我們似乎也能藉此輕輕地觸摸和感受。”本書雖然未能完成，但它凝聚了一位學者畢生的學術理想和眾多友人的深厚情誼，相信能傳之后世，讓張暉不要在天際邊消失得太早、太快。在我們輕輕地觸摸這本小書時，想必也能感受到這個可敬的年輕人的痛苦與歡樂！

　　（作者系資深編輯。注：張暉原為香港科技大學中文系博士、臺灣“中研院”中國文哲研究所博士后，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2013年3月15日因病去世，年僅36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