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多弼（TorbjornLoden，1947-　　），瑞典第三代著名漢學家。瑞典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主任和中國語言與文化的教授，亞太研究中心的執行主席。還分別是“國際瑞典筆會”（SwedishPen）、“中國研究歐洲協會”和總部設在紐約的“中國人權”的董事。羅多弼早年對20世紀初的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比較感興趣，注重于中國革命和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并選擇抗日戰爭時期左聯的“兩個口號論爭”作為自己博士論文選題。后來因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側重研究中國古代哲學思想和中國歷史文化，尤其是朱熹和戴震哲學研究領域。近期關注中西尤其是中瑞文化交流，擔任歐洲研究中國協會常務副會長和北歐孔子學院院長。著有《1928－1929年期間中國關于普羅文學的論戰》（博士論文）、論文《戴震與儒家思想的社會作用》、《反思傳統：后毛澤東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翻開瑞典的漢學研究史》等，并譯有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英文）。

　　一、漢學道路

　　羅多弼從小就喜歡學習語言。據他向記者介紹，他出生在一個自由度很高的家庭“只要我愿意學習，無論學什么家人都不反對。我特別喜歡外語，十一二歲時就開始學英文，接著又學了俄語”。二十世紀六十年代初，“十四歲的我偶爾看到瑞典漢學家高本漢的一個電視訪談，他講了自己的很多故事，講了他20世紀初去中國，路途很遠，要坐船，到中國之后，他從海邊深入到中國腹地，去山西太原調查方言……那是我第一次聽人談起中國，對于一個小城少年而言，這一切都太神奇了！那時，高本漢就是我的偶像”（《鏡子里的中國》羅多弼口述，馮亦斐文《看歷史》2012年8月28日）。據羅多弼自己介紹，當時他已經對中國產生興趣了。1968年秋天，羅多弼在斯德哥爾摩大學結束了哲學和俄語學士的學業，開始學習中文，并選擇了中國文學：“我聽說一位叫馬悅然的年輕教授，剛從澳大利亞學成回瑞典，他教中文，很有魅力，而且他對文學的興趣要比高本漢濃一點。我就去追隨馬悅然了”，做了馬悅然的學生。1968年，中國的“文化大革命”正進行得如火如荼，革命浪潮席卷全球，瑞典同樣興起了中國熱。羅多弼那時候和所有左翼青年一樣，成天捧讀《毛澤東文選》。此時羅多弼是瑞典自由主義黨黨員。“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爆發對我有相當的影響，1969年我就退黨了。我覺得我的思想比自由主義黨更‘左’，我對他們不滿，但也沒有加入共產黨或者社會民主黨”（同上）。馬悅然在中文回憶錄《另一種鄉愁》中透露過一則趣事：中文課上，馬悅然要教《左傳》，但包括羅多弼在內的很多學生提議，不如讀《紅旗》雜志。（按：《紅旗》雜志是當時中國共產黨中央機關刊物，與《人民日報》、《解放軍報》合稱為“兩報一刊”，代表黨中央聲音。也是文革前期唯一保留的一本雜志）馬悅然雖然不太高興，但還是同意了。教這批左翼學生讀了一學年的《紅旗》雜志，然后再讀兩年《左傳》等中國古典文獻。（《讀<左傳>不如讀<紅旗>——專訪羅多弼》南方周末記者石巖、實習生周華2007-4-4）。后來，當記者問他：“為什么你這一代歐洲青年如此喜歡毛澤東思想？”他沉吟片刻說：“歐洲的知識分子有一個傳統，認為在做學問的同時，也有責任當社會批評家，批評我們社會不好的地方。到了六十年代，我們都認為，充斥在歐洲政壇的官僚主義，對民主構成了威脅。而在1965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中，毛澤東主張要縮小三大差別，即縮小腦力和體力勞動的差別，城市和農村之間的差別，還要縮小男女在權利上的不平等。站在歐洲的背景中，我們當時以為，毛澤東所談的是和我們同樣的問題。”（彭倫《瑞典漢學家羅多弼的中國情懷》《文匯讀書周報》2003-04-15）正因為此，當1969年底老師馬悅然幫他申請到香港進修中文一年，羅多弼毫不猶豫地奔赴香港。在1970—1971年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進修一年中，他完成了《儒家思想史》英文普及本的撰寫，并與中國內地學者合著了《分析哲學與中國》，可謂成果豐碩。羅多弼后來回憶說，香港一年是他“一生最好的時光之一。我第一次有機會跟中國人成為很熟悉的朋友，我生活在一個有中國文化傳統的環境里，非常之高興。剛到香港的時候，我光會看一些中文，但不會講不會寫。半年以后，我有機會坐火車從廣州到北京，回到香港之后，中文大學認為這是很有意思的事情，他們讓我用漢語演講我在北京的見聞。”

　　在香港中文大學新亞學院進修時，還有次赴北京作了為期一周的旅行，當時的北京青年還把他當成阿爾巴尼亞人：“我去北京的時候，我住在火車站附近，有一個早晨我上街散散步，我就聽到對面兩個十幾歲的小伙子指著我說，‘看哪看哪，阿爾巴尼亞人！’”（《讀《左傳》不如讀《紅旗》——專訪羅多弼》南方周末記者石巖實習生周華蕾2007-04-04）在那個西方世界都是“帝修反”的革命年代，有付高鼻梁、藍眼睛和黃頭發尊容能在北京街頭躑躅的只能是阿爾巴尼亞人（后來又加上個羅馬尼亞人）。

　　這次赴北京為期一周的旅行，只是讓羅多弼覺得中國人生活簡單但充滿希望。真正讓羅多弼深入了解中國的，還是從1973年開始在瑞典駐京大使館三年文化參贊的時光。1973年夏天，羅多弼應聘到瑞典駐華大使館擔任文化專員。外交人員服務局給我提供了一個中文老師。每天早上8點，她就到我家里來上課。上完45分鐘課之后，我再去上班。一開始中文老師和他一起讀浩然的《金光大道》，然后就讀《紅樓夢》。當時羅多弼的中文并不好，雖然老師努力地給我解釋《紅樓夢》中的人物關系，可是羅多弼還是很難搞清楚小說中眾多人物之間的關系。羅多弼后來回憶文革中的清教徒氣氛：“有幾次老師上課前說：‘今天我們把某某頁某某段跳過不讀，因為那有色情的味道’。我的老師那時40多歲，很傳統，要是用現在的眼光來看《紅樓夢》，怎么能說那些段落色情呢？”還有就是當時的政治氣氛：“除了這個老師，我們家還有一個手藝很好的廚師。他也是外服局給配的。他人很熱情，和我們處得很好。有一天，他突然沒來。我就去外服局問是怎么回事。他們卻只愿意表揚我的中文說得好，問我瑞典人的主食是什么，我有沒有兄弟姐妹等，并不想跟我談我們廚師的情況，不想和我講究竟是怎么回事。后來直到毛澤東去世，我們才知道他是因為政治原因被抓了。我不知道他究竟為什么被抓，也許是因為他說過的話吧。當時臺灣出了一套《中文大辭典》，他問我什么地方編的，我說是臺灣編的。他說，怪不得，我們這里不會出辭典。還有那時正在‘批林批孔’，他說他覺得很奇怪，怎么連孔子也批判。我想他說的這些話已經有足夠抓他的理由。”羅多弼當時在使館主要有兩方面的任務，一是組織中瑞之間的文化交流活動。如組織過在瑞典舉辦的中國出土文物展覽，以及陜西戶縣農民畫展等。第二個任務就是閱讀報刊。這也是他花時間最多的工作。在大使館，羅多弼只能看《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紅旗》等不到十種報刊。“我細讀了《紅旗》雜志的每一篇文章，就此寫分析報告” 。“我發現，在那時候中國只有一個聲音，而沒有真正的爭論。我無法認同毛澤東認為西方沒有民主的觀點。”（《鏡子里的中國》羅多弼口述，馮亦斐文《看歷史》2012年8月28日）　

　　文革中的中國，人們生活在政治恐怖和物質極度貧乏之中，但對外國人羅多弼來說，就沒有這方面困擾。他的夫人楊蕾娜是位詩人，兩人一同翻譯過《馮至詩選》，并把瑞典女詩人安娜·呂德斯泰德詩選《在世上做安娜》翻譯成漢語介紹給中國讀者。羅多弼后來回憶說：“我在上班之余和太太散步、看書、去餐館吃飯——外國人可以吃得很好，書店里也可以買到一些古籍，散步也沒有人打擾。至于娛樂嘛，8個樣板戲我個個都看過，像《沙家浜》啊，《紅燈記》啊，我看了好幾遍。其實我覺得樣板戲本身沒有什么不好，問題是當時沒有別的東西可以娛樂，戲劇方面只有樣板戲一花獨放。相聲快板都沒有什么好看的，因為政治上要求太正確了，就沒有什么幽默在里面了。那些日子總的來說我們過得挺愉快的。但是我最不喜歡的就是沒法和普通人聊什么有趣的話題。說實話，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中國離瑞典很遙遠，瑞典跟中國的交流很少，雖然中國和中國文化一直引起不少瑞典人的興趣，但是在某種意義上這個年代的中國對瑞典其實并不重要。”

　　1976年9月10日，就在毛澤東逝世的消息傳出第二天，二十九歲的羅多弼結束了他在瑞典駐華大使館文化參贊的任期，離開中國回國在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任教，并完成他的博士論文。1980年獲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系中國文學博士學位。博士論文題為：《1928－1929年期間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爭論》，綜合研究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二十年代末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羅多弼后來對他的博士論文評價是：“那篇文章可能題目很‘左’，但我的分析是很客觀的。通過做我的博士論文，我開始思考一個問題：為什么毛澤東對魯迅的評價那么高。我覺得這是非常有意思的悖論。我最不好意思的文章，是1969年寫的中國當時的監獄和勞改制度，我的題目叫《治病救人》。我認為中國當時以思想改造為主，對挽救一個靈魂很好。”（《讀《左傳》不如讀《紅旗》）

　　做完博士論文之后，羅多弼的漢學研究開始轉向，從中國文學轉向哲學尤其是朱熹、戴震和新儒學。羅多弼曾告訴記者，他的這個學術轉向“跟我性格有關系。我對文學的理解力有點不太好，不過還能欣賞”（同上），但實際上，是與他的漢學研究目的所決定的：他要從從多個層面探索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軌跡，在探索的過程中又不斷有新的發現，自己的認識也隨之不斷深化：開始他對20世紀初的中國意識形態領域比較感興趣后來因認識到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性，轉而研究戴震，在更大程度上是透過儒學的歷史發展和應用，探索這一精神和思想傳統在當今所產生的作用和關聯。戴震作為新儒學的批判者，強烈抨擊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羅多弼以他作為切入點研究儒家思想顯然與他關于中國意識形態的研究有著緊密的關聯。他對儒學的研究并非停留在一種單純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透過儒學的歷史發展和應用，探索這一精神和思想傳統在當今所產生的作用和關聯。1987年發表題為《戴震與儒家思想的社會作用》的哲學論文，1988年又把戴震的哲學著作《孟子字義疏證》翻譯成英文。中國進入改革開放后，羅多弼一方面認為“四人幫”垮臺之后，中國政治文化領域中的政治自由程度增強了，知識分子們仍然在尋求一種可能，以期在創建團結穩固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更好地促進個人的發展。“這幾年，你們從一個獨唱的社會進入到一個復調的社會。這是一個非常好的變化”（《新的形勢與努力》），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現在很多中國人缺乏理想，需要重新開始有一個信仰。但為了尋找這個信仰決不能回到過去的時代”。為此，他撰寫了《從毛到財神：思想和政治在現代中國》、《反思傳統：后毛澤東時代的馬克思主義和儒學》等論文進行反思和分析批判。

　　1990年，馬悅然退休，由他的學生羅多弼接任斯德哥爾摩大學中文教授并任中文系主任。任上更多關注中西尤其是中瑞文化交流。先是擔任歐洲研究中國協會常務副會長，2005年2月又當上北歐孔子學院院長。新世紀以來，羅多弼經常來中國，在北京大學“蔡元培學術講座”、廣東省社會科學院、蘭州大學、臺北圖書館做“瑞典漢學研究”、“未來世界和中國文化傳統”之類學術報告。

　　二、漢學研究

　　羅多弼漢學研究的特點是研究領域十分廣泛，涉及哲學、文化、文學以及意識形態領域。雖然看上去雜亂，但實際上他是從多個層面探索中國社會文化的發展軌跡，以古代和現代作為雙重坐標來展開的。他認為，馬悅然倡導的研究方式固然擴大了研究的領域，但也使得研究過于分散，學者之間無法就各自的課題展開有意義的討論，久而久之漢學研究必然發生退化。為保持漢學研究的活力，羅多弼的做法是在一段時間內以某一課題作為主要研究領域。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歐洲左傾運動興起和中國文革高潮中，羅多弼以滿腔政治熱情研究中國共產黨早期領導人的思想學說、中國社會現狀、現代政治革命的發端和新文化運動，表達了他對中國革命的理想主義的羨慕和興趣。隨著整個歐洲左傾運動的退潮和中國文革的結束，以完成博士論文《1928－1929年期間中國無產階級文學的爭論》為標志，他的學術興趣轉到中國古代史和文化哲學研究領域，這導致他寫出了一系列關于戴震和儒家學說的論文。他研究戴震的代表作是一篇題為《戴震與儒家思想的社會動力》的論文和一部譯作——戴震的《孟子字義疏證》。戴震作為新儒學的批判者，強烈抨擊作為官方意識形態的儒學。羅多弼以他作為切入點研究儒家思想顯然與他關于中國意識形態的研究有著緊密的關聯。他對儒學的研究并非停留在一種單純意義上的學術研究，在更大程度上是透過儒學的歷史發展和應用，探索這一精神和思想傳統在當今所產生的作用和關聯。

　　中國改革開放后，羅多弼一方面認為“四人幫”垮臺之后，中國政治文化領域中的政治自由程度增強了，但另一方面又“覺得現在很多中國人缺乏理想，需要重新開始有一個信仰。”以《從毛澤東到財神:現代中國的思想與政治》一書為標志，作者開始探討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以來的中國文學回歸傳統的某些跡象、中國文化的商業化以及中國知識分子的角色命運等等。

　　1、中國共產黨和中國革命學說研究

　　除了一些關于李大釗、陳獨秀的研究與譯介文章之外，他早期研究活動的一篇力作是《1928-1929年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論爭》，這本著作代表了1980年前后國外研究中國現代文學的水平。這本專著是他的博士論文，由時代背景、論爭內容、論爭的延續和論爭文章選譯四個部分組成，綜合研究了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重要問題，即二十年代末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這本著作的基本目的是弄清如下問題：二十年代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內容及其與五四新文化運動中所討論的文學內容的關系。其主要觀點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中心問題在新文化運動初期就已經被界定了，馬克思主義影響的只是論爭的形式而不是文學理論的實質性問題。它有兩個顯著特點：一是研究者羅多弼具有比較廣博的歷史文化知識，他成功地聯系中國文化傳統，并把這場運動放在國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討論的大背景上加以研究，對這場運動發展的來龍去脈及其性質的論述比較清楚；二是持論公允，羅多弼對參與論爭的各團體和各位代表人物的評價不帶政治偏見，也不以其歷代地位的變化任意褒貶，而是根據史實，予以客觀的評介。

　　在這本專著中，羅多弼認真審視了中國現代文化思想內容的發展軌跡。從公元前221年中國作為中央集權制的統一國家出現直到19世紀末，儒家思想在意識形態領域始終占主導地位，雖然現代社會政治經濟形勢的變化促進了思想文化的發展，但其基本內容不變。因此，羅多弼把1915年《新青年》雜志問世到1930年左聯成立這段歷史作為相對完整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過程加以研究。1919年以前，新文化運動性質比較單純，主要是反對以儒教為中心內容的封建文化。1919年以后，在重建甚么樣新文化的問題上出現了分歧，從“問題與主義”之爭開始，“科學與人生觀之爭”、“中國社會性質之爭”和“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這一系列的辯論成為新文化理論建設的重要組成部分。

　　專著中還具體分析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論爭的內容。當時，中國學者研究這個問題時關心的是各種政治觀點的進步，并力圖解釋參與論爭的兩派、即被那些自認為是馬克思主義者的人攻擊為“資產階級”和“反動派”的魯迅及其論爭的對手在政治上都是正確的。這種帶有政治定向的分析不可能冷靜而公正地檢查論爭雙方的政治態度與文學觀點的關系。羅多弼則采取比較客觀的態度具體分析了一組重要的論爭文章，包括《文化批判》和《太陽月刊》上的大部分作品、魯迅、冰禪（胡秋原）、茅盾以及梁實秋等人1928年前后寫的文章。

　　在《新的形勢與努力》中，他介紹了后毛澤東時代中國的新形勢：“四人幫”垮臺之后，中國政治文化領域中的政治自由程度增強了，知識分子們仍然在尋求一種可能，以期在創建團結穩固的社會秩序的同時，更好地促進個人的發展。在另一篇文章中，他還具體討論了1919年到1949年的中國現代文學的一些基本問題，明確表達了對“文學可以成為政治宣傳的武器”的說法的質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