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蘭茨·庫恩（1884－1961）是歐洲最早最系統(tǒng)介紹中國文學的德國著名漢學家，也是一位對漢學異常執(zhí)著和鐘愛的西方學者。為了更好地學習中文，他辭去德國駐中國使館隨員這份有著優(yōu)厚報酬的工作，而靠翻譯中國古典文學作品謀生，以至衣食不濟，甚至常常受到饑餓的威脅。死時留給繼承人侄兒哈圖·庫恩的遺產只有五個箱子和一架打字機。五個箱子中，三個半是書籍，一個箱子是唱片，半箱子是舊衣物；為了集中精力進行中國文學作品的譯介，他放棄了六次成家的機會，終生沒有結婚。他解釋其中的原因是：“我經常問我自己：假如我真的和這六個姑娘當中的一個結了婚，那么我會變成什么樣子呢？或者遭遇家庭悲劇，或者因為妻子的影響走上一條錯誤的發(fā)展道路”；“就這樣，我沒有遭遇任何一個女子的影響，毫不猶豫地走在我自己選定適合自己的道路上。堅定地、不停頓地追隨著我自己命運的星宿，而且一切都很好”；他把中文視為自己精神長城和依靠，終日為伍，樂此不疲，“我清楚地記得：我常常因此猝然睡倒在桌上”聯(lián)邦德國總統(tǒng)在給他授勛時曾特別指出：給庫恩授勛不只是獎勵他的文學業(yè)績，也是“獎勵他這種不畏生活艱苦、工作艱難、兼容堅忍不拔的為學精神”（聯(lián)邦德國駐華使館供稿《瞭望周刊》1984年32期）。

　　這是這種無憂無悔的努力和忘我的拼搏，使他成為歐洲最早也最有名的中國古典文學翻譯家。庫恩在近五十年的時間里，將中國古典文學名著《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聊齋志異》、《儒林外史》、《鏡花緣》、《今古奇觀》、《好逮傳》和現(xiàn)代文學名著《子夜》等四十多部小說和東漢崔寔的《政論》譯成了德文，還編譯了一些中國古典短篇小說集、《古代中國名人錄》，參加過編譯和導演田漢的劇本《黃花崗》。庫恩的這些譯本在德國很受歡迎，其中《紅樓夢》、《水滸》，《今古奇觀》中的《珍珠衫》、《金玉奴》、《寡婦的扇子》（即《喻世明言》中的《莊子休鼓盆成大道》《金瓶梅》中編譯的《潘金蓮》等還分別被改編成廣播節(jié)目和劇本，或由電臺連續(xù)廣播或是搬上了舞臺。

　　庫恩對中國文學譯介上的巨大功績也受到受到文學界和政府的重視。庫恩的這些譯作在歐洲、北美洲也都產生了巨大影響。到一九五九年止，他的譯本已被轉譯為十七種第三國文字。以《紅樓夢》為例，到一九六五年止，在荷蘭已有四種再譯版本，在比利時有法語版本，在法國、英國、‘美國、加拿大和意大利都有不止一種再譯本。一九三二年，他的故鄉(xiāng)薩克森州授予他萊辛文學獎;一九五二年，聯(lián)邦德國總統(tǒng)特奧多爾·豪斯向他頒發(fā)了總統(tǒng)十字勛章。在東西德統(tǒng)一前，兩個德國都不斷為他舉辦紀念活動。1984年，庫恩誕生一百周年之際，法蘭克福因澤爾出版社將他譯的《紅樓夢》、《水滸》、《三國演義》等八種中國文學作品的九個版本全部再版。

　　一、學術經歷

　　弗朗茨·瓦爾特·庫恩于1884年3月10日出生于德國德國東部薩克森州弗蘭肯貝格市。他所出身的家庭是一個具有東方文化研究傳統(tǒng)的極有聲望的高級知識分子家族，這對他后來從事中國學的研究產生了積極影響。早在中學時代，他對翻譯就產生了濃厚的興趣。1903年4月25日，十九歲的弗朗茨·庫恩人萊比錫大學學習法律。1904年，日俄戰(zhàn)爭爆發(fā)，德國報刊大量報道遠東戰(zhàn)況，引起這位法律系學生對中國的興趣。1904年10月，他轉入柏林柯尼希利興大學東方語言高級研究班學習，1906年他還獲得了自選中文與語言學兩年畢業(yè)的證書。1907年冬從柯尼希利興大學東方語言高級研究班畢業(yè)后，入萊比錫大學攻讀博士學位，1908年12月22日獲得萊比錫大學法學博士學位。1908年，庫恩又完成了關于音樂的博士論文。1909年被當時的德國政府派往中國，任德國駐中國使館隨員并充當譯員。1909－1911年，弗朗茨·庫恩在德國駐中國公使館和領事館任職。這期間他游歷了北京、上海、青島、香港等地。三年在華的外交生涯，為他以后從事中國文學翻譯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為了更好地攻讀中文，1912年庫恩離職回漢堡，自此開始走上翻譯介紹中國文學的道路。庫恩回國后，先是在漢堡弗賴恩與澤施塔特任中國學高級教授，1913－1917年在柏林大學從事漢學究同時開始他的漢學譯著工作。他的導師德·格魯特（deGroot）教授是國際著名的荷蘭籍漢學家。庫恩最初翻譯時幾乎每隔兩個字就要翻一次字典。他在后來的回憶文章中寫到：“我清楚地記得，我常常因此碎然睡倒在桌上。但是，隨著歲月的流逝和幸虧那種‘薩克森人的韌勁’，以及不會讓人疲倦的作品，我前面說的那種壓力越來越輕了，直到有一天感到它完全消失了。”庫恩不僅在翻譯的過程中逐漸提高語言水平，他還特別注意從歷史、文化以及民族風俗習慣各個方面研究和掌握每一部作品的內容和細節(jié)。他在談到《紅樓夢》的翻譯工作時說：“整本書可以同一幅充滿藝術技巧、交織著無數圖案的地毯相比。我總算認出了發(fā)展的一條主線;根據我的見解主要人物是;寶玉、寶釵和黛玉，他們通過無數個別的性格特征形成了鮮明的典型。”

　　1925年，庫恩結識了德國著名出版家基彭貝格（Kirpenberger）教授，并得到他很大的幫助。庫恩的絕大多是譯作，都是通過他出版并加以推介的。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庫恩一直孜孜不倦地進行漢學的翻譯和著述，不遺余力地將中國文化介紹給西方的廣大讀者。在著述之余，他還曾抽暇訪問世界各大文化名城，會晤世界著者漢學家，與他們交流學術、探討問題、豐富知識。由于庫恩對于翻譯工作非常認真，故他的譯文生動優(yōu)美，能傳達原作的精神風貌。他所譯的每一種中國古典小說出版后，就有多種西文轉譯本接連不斷地問世，在西方造成極廣泛的影響。在這些譯本中，他都精心撰寫長篇序言或跋文，反映著他翻譯的甘苦和研究心得。

　　庫恩在希特勒時期宣布自己不過問政治，以此拒絕與納粹合作，并批評第三帝國現(xiàn)狀是“大規(guī)模的瘋狂”和“集體的喧鬧”，“人們越賣勁越錯誤”。當時，除《三國演義》之外，希特勒政權禁止出版和再版他的所有譯著，并限制他的活動。但就是在這種狀態(tài)下，一九三八年他翻譯出版了茅盾的《子夜》。為了避免迫害，翻譯時把“帝國主義”、“共產黨”、“國民黨”之類的字句做了刪節(jié)和改動，但這在納粹德國，也無疑也是冒了極大的風險的。他還參加編譯和導演田漢的劇木《黃花岡》，以此表示對中國左翼作家“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大眾文學”支持。

　　1961年1月22日，這位畢生致力于傳播中國文化的杰出翻譯家在弗賴堡市與世長辭，終年77歲。作為架設德中文化僑梁的巨匠，他的名字將永遠載入德中文化交流的史冊。五十多年過去了，德國人民記著他，中國人民也記著他。他為兩個民族文化交流做出的貢獻是不會被忘記的。

　　二、漢學研究的觀念和方法

　　庫恩對中國文學的熱愛乃至獻身，不是一種簡單的感情沖動，而是建立在中國文學乃至中國傳統(tǒng)文化深刻認識和東西方文化比較的基礎之上。這從他的《紅樓夢譯后記》中可以清楚地看出。這是一篇關于紅樓夢研究的長篇論文，其中不僅涉及《紅樓夢》的版本、翻譯史、批評史，而且對其產生的社會文化背景、歷史文化價值；《紅樓夢》的結構、主題、人物形象分析及其社會文化意義，旁及道家、佛學等中國哲學，其中所顯現(xiàn)的灼見和精到的論述，不遜于后來的中國任何一個紅學專家，更有著中國學者當時所缺乏的“他者眼光”和東西方文化比較這一獨特的角度。如：他對續(xù)書作者高鶚的評價是：“一百二十回本的前八十回應歸于曹雪芹（1719－1763），后四十回系1791年初版出版人之一高鶚補寫。在1791年前，作者死后已經有若干昂貴的八十回手抄本流傳，甚至有一部分在作者去世以前即已被傳抄。現(xiàn)在的兩位作者也許可以這樣理解，即高鶚保存有曹氏的遺稿，同時也就有了接近于完成的第二部分的草稿，從根本上說，他只是出版人，而不是創(chuàng)作者。另一方面，中國人無疑具有一種技藝極高超的文藝補綴技巧，因為歐洲人的眼睛看不出兩部分之間有任何斷裂，也看不出任何邏輯上的矛盾，甚至也沒有發(fā)現(xiàn)風格上有什么差異”（庫恩《紅樓夢》譯后記《紅樓夢學刊》1994年第2輯，下同）

　　關于《紅樓夢》書名，作者的理解是：“大部分中國人住的一般都是較低矮的一層房子。有上下層的房子被稱為樓，樓被看作是高貴與富有的標志。多層的樓被稱作塔。紅樓，即紅色的樓，這個詞匯源于佛教的慣用語，是用來表現(xiàn)‘世俗光輝’、‘豪華’與‘富裕’等概念的，類似于‘紅塵’，是指‘世俗的追求’、‘此岸’。從狹義上講，中國人把兩層房屋的上層稱作樓。富貴人家的女子喜歡住在上層，這就是狹義的樓。寶玉在小說情節(jié)一開始在他美麗的侄媳婦可卿的豪華臥室里經歷了一番夢幻，我覺得《紅樓夢》的書名在這里具有雙關的意義”。

　　關于《紅樓夢》的價值，作者也不是就事論事，而是放到通過這部巨著來認識中國，解剖中國，并且借此批判了歐洲的文化制度和研究機構。作者說，通過《紅樓夢》的譯介，“那座迄今為止一直在遙遠的霧靄中若隱若現(xiàn)的高峰已經輪廓清晰地、立體地、甚至可以觸摸地擺在我們的精神的眼前了。神秘的中國的面貌，既有美的特征，也有不美的特征，再次揭開了面紗。在我們面前，再次露出了中國人生活的巨大斷面，這個斷面既深且廣。那些波掩蓋著的事件再次被呈現(xiàn)在舞臺上，那些豐富多彩的場景，按照老莎士比亞戲劇藝術的原則被分為三個層次——現(xiàn)世、上界和下界，夢是舞臺的階梯——這里有天上的序曲，有收場白。這是一部由可靠的藝術家之手邏輯地建構起來的人物眾多的人間戲劇。現(xiàn)在，這出戲劇已在歐洲人面前第一次降下帷幕。不過，有一個問題跟著又一次被提出來了：這怎么可能呢？這個重視精神的歐洲，這個對文化感興趣的歐洲，這個平常對一切被埋役了的文化的任何重要成就都感到高興，只要值得，便會不惜代價、不辭辛勞地去尋找，哪怕是一根恐龍的骨骼，一塊蹩腳的廢墟的殘余，一塊畫有圖案的陶器碎片，一根刻劃過的木板，也要從戈壁灘上挖掘出來的歐洲，就是這同一個歐洲，怎么竟能把象《紅樓夢》這樣一件巨大的、而且可以完整無損地得到的藝術品和文化的里程碑忽視了一百年之久，讓它躺在忘卻的瓦礫中呢？這怎么可能呢？那些官方指定的用來指引方向偽科學院、研究所在哪里？那些想把維護與遠東的文化關系納入自己綱領的團體與協(xié)會又在哪里？謎底大概是傳統(tǒng)的歐洲人對中國書面語言的巨大恐懼。作一次輕松愉抉的全國旅行，當然要舒服得多。將那些眾所周知的風景一百次地攝入照相機的鏡頭，將那些不可缺少的東西加上自己的理論佐料寫入游記，或者成箱成箱地收購一些古董以及已經究亡的圖書典籍，塞滿博物館的玻璃櫥拒與圖書館的書架，然后制出卡片，編出目錄，所有這一切，比穿過荊棘叢生的中國文學作品的巨大篇幅，把因鉆進原文曲折華麗的詞藻而被迷住的精神解放出來，再將之變成我們能懂的生動的文字，當然要愜意得多”。

　　庫恩在這篇論文中還批評了《紅樓夢》研究中的“舊紅學派”，這與中國胡適等人幾乎同時。他認為這個學派造成的最大弊端，就是掩蓋了“中國人所具有的儒家和從佛教中得來的社會思想，即人道與仁愛思想”，而這恰恰可以“促進東西方之間的理解”。這則是一味崇拜杜威哲學的胡博士所沒有能發(fā)現(xiàn)的：“在中國的文學評論中，還有些別的東西被穿鑿附會到小說中。一種不是完全不可能的理論試圖把寶玉同年輕的皇帝乾隆（1736－1796）相提并論。這種觀點認為，乾隆在少年時完全同寶玉一樣被嬌養(yǎng)，從周圍的美麗少女的唇上舔吃紅色的胭脂。由此推論，寶玉的父親、嚴厲的家長賈政則是暗指乾隆的上一代雍正皇帝（1723－1735）。這個結論有許多根據，把賈政看作是小說眾多人物中嚴厲的儒家的代表，而雍正皇帝在歷史上也被看作是在位的大儒，具有健康的理智與社會思想的統(tǒng)治者。雍正也是大家所熟悉的天主教傳教的反對者和鎮(zhèn)壓者。事實上，如果我們想一想黛玉的神圣的、光彩奪目的貞潔，老祖宗賈母的溫和的母性，寶釵的溫柔與善解人意，晴雯和鴛鴦的動人的忠誠和犧性精神，賈政的嚴厲的責任感；如果我們再想一想中國人所具有的儒家和從佛教中得來的社會思想，即人道與仁愛思想，他們有善良的觀音老母，有他們關于來世信仰，救世信仰和禁欲的思想，那么，就有根據提出這樣一個問題了：歐洲還有什么精神上的東西能提供給具有這樣倫理道德的民族呢？必須改變信仰的異教徒就是這個樣子嗎？如果《紅樓夢》應當為此做出貢獻的話，在這種關系中掃除陳舊的先入之見，促進東西方之間的理解，那么，為這部作品所耗費的精力也就不會白花了。

　　對《紅樓夢》的結構和主題，庫恩也有自己獨特的理解。關于《紅樓夢》的結構，庫恩獨特的感受是：

　　象一座大荒山在對它一無所知的登山者眼里第一次顯示的那樣，到處都是怪石巉巖、懸崖峭壁。相反，在訓練有素的登山者眼里，每一個角落，每一塊凸起的巖石，都具有自己獨特的親切的外貌。在《紅樓夢》一書中也是如此，乍一看，了無頭緒，人物紛雜，事件混亂，但從近處觀看，則可以看出和諧的圖象，秩序井然，有條不紊。不僅主要人物在讀者掩卷之后輪廓清晰的立在眼前，給人以有血有肉的人的印象，甚至許多次要人物也不是無足輕重的，他們不僅是配角，同時也各自站在自己的位置，按照預定的安排，在完成自己的職責。舉例來說：罵罵咧咧的老頭兒焦大，東府的總管，看起來他在小說開頭的出現(xiàn)是多余的，到小說結尾才第二次出現(xiàn)，可是，這時候，只是到了這時候，讀者才會理解這個老頭兒所擔當的是一個討厭的不受尊重的警告者角色。相似的情況還有次要人物、放高利貸的醉金剛倪二，他充當了一個很有決定性的角色，因為他變成了一個使周圍不得安寧的人，甚至成了一種推動國家機器反對賈氏家族的動力。最后一個配角傻大姐，在故事發(fā)展中兩次插進來，都起了很關鍵的作用，所以也是一個令人難以忘卻的人物。

　　最令我們驚異的是中國作者精湛的鋪排技巧，在一切混亂的局面里他總是不忘記綜觀全局，他象一位天才的導演，將戲劇事件的許多條交織在一起的線索牢牢地抓在手里，從音樂領域里引出的平行發(fā)展自然而然地產生了賦格的藝術。這里，豐富的主題看似亂七八糟地纏繞在這位大師的手上，擰成混亂的一團，但為的是此后讓它們重新被解開，松散地流入和諧的結尾的和弦中去。

　　關于《紅樓夢》的主題，作者也有獨特的理解并有東西方的比較：

　　《紅樓夢》的基本傾向是道家的，這一點簡直是毋庸置疑的。隨著太虛幻境的序幕，也就是在道家的天堂里，故事開始了；隨著改過自新的外貌進入幸福的極樂世界的尾聲，故事結束了。我們看到登場人物四次穿過虛空的大門，這就是道家對塵世的斷念，他們是：士隱，冷峻的俠士，惜春和小說主人公本人寶玉；甚至在小說結尾處，我們看到那個世俗的鉆營者賈雨村也變得那樣渺小、安靜，對老朋友隱者士隱的智慧偈語似乎也有所領悟了…..在小說近結尾處的這兩句詩是全部作品道家基本傾向的標志。道教恰好是我們所理解的“速度”、與“美國風”的對立面，也可以理解為象莊子在他簡潔的反命題中十分清楚地闡明的那樣，公開拒絕占統(tǒng)治地位的儒教的教義，反對討厭的強制人遵守的過分的社會標準和生活標準。從心理學上解釋，這很有點象今天的一些人不喜歡日常生活的快節(jié)奏，企圖逃到荒涼的加拉帕戈斯島上去一樣。毫無疑問，《紅樓夢》將作為一曲遁世的高歌而進入世界文學。

　　第二個主題，我覺得——用哲學家恩斯特·貝格曼的話來說——就是“Muttergeistgedanke”（母神觀念），它通過形體富態(tài)、酒量很大、永遠爽朗樂觀、把整個家族集合在一起的老祖宗表現(xiàn)出來。如果說儒家的思想是由寶玉的嚴厲而忠于職責的父親賈政來代表的話，這在這部中國的小說中理所當然是不可缺少的，那么，這個主題與以上提到的兩個主題相比則肯定退居次要地位。簡單地說，《紅樓夢》的核心內容究竟是什么呢？答案是多種多樣的，就看人們從什么立場來回答了。

　　從儒家的立場出發(fā)，答案也許是這樣的：這是一部貴族大家庭的光輝的與自我衰落的歷史，由于這一位墮落的嬌子寶玉在道德和精神上作出了極大的努力——他虔誠地遵照父母親的意志，違背自己的天性勉強作出犧牲，去參加科舉考試——而使這個家族獲得復興。

　　從佛道的立場出發(fā)，回答則是：這是一個本來處于污濁骯臟的塵世中墮落的靈魂一步一步地覺醒、澄清，最后成功地進入幸福境界的歷史。

　　從歐洲人的立場出發(fā)，也許可以說：這是一部天賦極高、但卻已經蛻化了的貴族少年的病史，他是一個不合群的、女性的、受自卑情結和躁狂憂郁癥打擊的精神變態(tài)者和懦弱者，一個雌雄同體的中性怪人，盡管他有時能力很強，但在實際生活的現(xiàn)實中他還是失敗了，最后甚至膽怯地從社會上偷偷地溜走了。在寶玉發(fā)展歷程的最后一個階段，他的“脫離紅塵”，他的“成仙”，可以說不是西方的評價。對此作出評價，這里還缺少象印度的瑜伽現(xiàn)象那樣使西方國家有足夠的建立在經驗基礎上的可比性。因為道教不僅是理論，而且首先是實踐。

　　他對《金瓶梅》、《水滸傳》、《三國演義》的翻譯和研究，也同樣體現(xiàn)了庫恩對中國文學尤其是中國古典小說獨特的見解和“他者眼光”：庫恩于1903年由萊比錫島社出版了《金瓶梅》節(jié)譯德文本，全書共分四十九章，900頁。庫恩在此譯本的跋文中說：“《金瓶梅》這部著作使那些正統(tǒng)的孔教道德維護者恨之入骨，因而它問世不久就被列為禁書，但這無損于這部著作的崇高聲譽及其廣泛的傳播。如果在中國文學史上對《金瓶梅》的影響作出這樣的介紹是適宜的：‘不是每個人都能得到它，但是每個人都知道它’。《金瓶梅》的文字有許多雙關的含意，他的描寫常有辛辣的諷刺，手法是現(xiàn)實主義的。對各種人物都是如實地寫出他們的優(yōu)與劣，沒有唯心主義的寫法。由此，《金瓶梅》這部小說提高了自己的學術地位，他可以說是不可多得的明代文獻。談到它的藝術性，無可爭辯地屬于最好的作品。但也有一些情節(jié)的描述對歐洲讀者來說是難以理解的。我這個譯本的出版不是專門家或研究團體倡議的，完全是出版家個人的勇氣，這個譯本得以問世，需要感謝出版家。很可能一些專家們對這個譯本會有爭論。這個譯本不是為少數專家服務的，而是為廣大讀者服務的，為廣大受過教育的讀者服務的”。

　　庫恩所譯《梁山泊的強盜:：水滸傳》，為一百二十回《水滸全傳》之節(jié)譯本，1934年由萊比錫島社出版（839頁）。庫恩在這一譯本的《跋》中介紹了他翻譯意圖時說：“我這個譯本是根據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百二十四本《水滸傳》翻譯的，我不是直譯而是意譯，是采用自由選擇法。我的任務是要把原文的主要內容介紹給德國公眾。比如，原書第一回里追溯宋朝開國歷史的一段長文我沒有翻譯，而是用幾句話一筆帶過；關于武松、潘金蓮、西門慶的故事，我也整個沒有翻譯，因為我在《金瓶梅》德文譯本中已經全譯過了，不比再重復”。庫恩在這個《跋》還高度評價了文學和社會價值：“《水滸傳》這本書的寫出，對當時的朝廷的腐敗、經濟凋敝進行了有力的揭發(fā)，所以中國掌權者和御用文人不愿此書與廣大公眾見面，朝廷甚至禁止這部光輝著作的傳播。十八世紀末，封建朝廷曾宣布《水滸傳》為禁書，并下令要挨家挨戶搜查此書，包括書鋪也要搜查”。但庫恩指出：“一個文學家如果誰不知道《水滸》這部著名巨著，那將成為笑柄。”

　　庫恩熱愛中國，熱愛中國文化，他對中德人民友情所做出的貢獻，以及對全世界人民友誼所作出的貢獻，的確都非常巨大，可惜在新中國建立后他未能來中國一游。為彌補這一憾事，他的侄子，聯(lián)邦德國教育家哈脫·庫恩于1987年專程前來中國，在北京圖書館舉辦了庫恩漢學譯著展覽，并在北京圖書館向中國讀者介紹了庫恩一生的著述情況。

　　三、漢學譯介成就

　　庫恩傾畢生之力向德國人民介紹中國文學，為德中文化交流作出了巨大的貢獻，被國際文壇譽為“架設德中文化橋梁的巨匠”。庫恩一生的漢學研究成果從東漢崔寔的《政論》直到茅盾的《子夜》，涉及中國古代哲學、歷史、文學、繪畫、音樂及現(xiàn)代文學各個方面，但主要成果是在譯介方面，其譯著不下百余種，其中研究、翻譯的重點是中國古典小說。1919至1960年，庫恩在這四十一年中共翻譯出版了中國古典及現(xiàn)代小說40多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他還翻譯了中國現(xiàn)代文學代表作品、茅盾的長篇小說《子夜》，并參加編譯和導演田漢的劇木《黃花岡》。在庫恩譯介的中國小說中，最多也最著名的是中國古典小說。我國文學史上最著名的文學作品如《紅樓夢》、《三國演義》、《水滸傳》、《聊齋》、‘儒林外史》、《金瓶梅》、《鏡花緣》、《今古奇觀》以及通俗小說《好述傳》、《兒女英雄傳》、《玉蜻蜓》、《二度梅》、《肉蒲團》等，庫恩都全譯、摘譯或改編過。其中有的作品甚至譯過兩、三次。其中明清長篇小說有《三國演義》、《水滸傳》、《金瓶梅》、《好逑傳》、《二度梅》、《紅樓夢》、《隔簾花影》、《肉蒲團》、《玉蜻蜓》、《兒女英雄傳》十種；所譯的明清短篇小說有《今古奇觀》中的作品十六篇及李漁《十二樓》中的作品九篇；所譯唐代傳奇有《李娃傳》、《無雙傳》、《昆侖奴》三種。此外，他還譯有《聊齋志異》中的《促織》以及《東周列國志》等書的部分篇章。

　　庫恩當時譯介中國古典文學作品，反映了他對中國傳統(tǒng)文學的獨特見解，很有眼光也頂著很大的壓力。因為當時歐洲漢學界對中國古典文學的認識認同中國傳統(tǒng)看法，即傳統(tǒng)的詩詞、散文、駢文才是中國文學的正統(tǒng)，小說尤其是通俗小說是“小道”，不足登大雅之堂。直到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運動，胡適、魯迅新文化運動的主將，才以他們的理論研究和創(chuàng)作的實績顛覆了這一傳統(tǒng)。但庫恩早在二十世紀初在柏林大學攻讀漢學時就愛上了中國古典小說尤其是通俗小說。1919年，庫恩翻譯的第一部中國文學作品《金玉奴》（即《警世通言》中的《賣油郎獨占花魁》）在德國出版。為此，庫恩受到他的導師德·格魯特教授的嚴厲批評，并且險些被開除。因為這部小說被德·格魯特教授視為中國的低級庸俗作品。德·格魯特教授認為只有中國的哲學和正統(tǒng)詩文才值得翻譯介紹。后來，庫恩雖仍然留校，卻被同學們譏為了‘漢學家中的浪子”。這一遭遇并沒有嚇住庫恩，正如他自己說的那樣他“象個真正的‘賣油郎’，夾著這本書譯稿去敲一家又一家出版社的大門，并繼續(xù)進行翻譯。”終于在德國著名出版家基彭貝格（Kirpenberger）教授的支持下，這些漢學譯介得以陸續(xù)出版。

　　庫恩的這些譯作很受讀者歡迎，不斷再版。他1932年翻譯的《紅樓夢》至1977年已再版14次次。他翻譯的《水滸傳》再版也達十多次，并為幾家電臺改編為廣播節(jié)目。他翻譯的《今古奇觀》中的《金玉奴》、《珍珠衫》、《莊子鼓盆修大道》以及從《金瓶梅》中摘出的《金蓮》等也曾被改編為劇本，搬上了舞臺。庫恩通過翻譯出版大量中國文學作品，不僅促進了中德兩國人民之間的了解，而且使我國的文學在德國乃至整個歐洲產生了很大的影響。據不完全統(tǒng)計，他的譯本已被轉譯成十七種文字。如庫恩的《金瓶梅》節(jié)譯德文譯本題名為《金瓶梅：西門慶及其六妻妾奇情史》。自1930年萊比錫島社出版以來，有法蘭克福島社、塔姆施塔特、慕尼黑、漢堡、蘇黎世等多種版本出版。1939年起有了英文轉譯本，1940年有了荷蘭文轉譯本，1946年有了比利時文轉譯本，1948年有了捷克文轉譯本，1949年有了法文轉譯本，1950年有了瑞典文轉譯本。1955年有了意大利文轉譯本。轉譯本如此之多，說明庫恩的《金瓶梅》德文譯本深受西方各國的歡迎。自三十年代以來，許多西方漢學家在許多刊物上發(fā)表評論文章，給庫恩的《金瓶梅》德文譯本以高度的評價。如法國學界贊揚庫恩的譯本使法國讀者讀到了“一部偉大的中國古典小說”；意大利學界在評述庫恩譯本時說：“一部偉大的《金瓶梅》傳奇可與薄伽丘的《十日談》相媲美”；1983年在德國萊比錫與魏瑪同時出版了庫恩《金瓶梅》譯本的最新的一版，這個重印本共兩冊（1102頁），增附了原書木刻插圖二百副，并附入俄羅斯著名漢學家李福清博士所撰長篇跋文，全面評價了《金瓶梅》的容及插圖的價值。我們從這個新版本的出版，可見庫恩譯本所具有的永久性的生命力。庫恩所譯《梁山泊的強盜：水滸傳》，為一百二十回《水滸全傳》之節(jié)譯本，1934年由萊比錫島社出版（839頁）。1936年有了荷蘭文轉譯本；1960年有了南斯拉夫文轉譯本；1950年有了匈牙利文轉譯本。庫恩還與里卡達·勞沃爾特合譯《梁山泊的強盜》于1955年卡爾于貝賴特出版社出版。這是適宜青少年讀者閱讀的一種普及本。此普及本有荷蘭文轉譯本，意大利文轉譯本、南斯拉夫轉譯本、匈牙利文轉譯本。庫恩《水滸傳》德文節(jié)譯本出版，引起西方評論界的極重視，學術界的評論文章不下五十余篇，皆對譯本給予高度的評價。庫恩根據《三國演義》原著節(jié)譯的《三國志》，1940年柏林吉斯塔夫彭霍伊爾出版社出版出版（546頁）。此譯本內容自《三國演義》的第一回“宴桃園豪杰三結義”起，至第三十八回《定三分隆中決策》止，全書共分三十章。書中附有本刻插圖24幅。這些插圖是米勒教授，199年在保定府獲得的，現(xiàn)藏于柏林民族學國立博物館，譯本裝幀十分精美，除柏林版外，還有仿西方古典籍裝幀的魏瑪吉斯塔基彭霍伊東版一卷本及兩卷本。各版本后均附有庫恩撰寫的《跋》文，介紹了小說的作者、人物塑造的特性以及小說對后世文學的廣泛影響。

　　庫恩的這一譯本曾被轉譯為荷蘭文。魯迅先生在1930年再版的《中國小說史略》中曾提到明代通俗小說《好逮傳》在海外流傳情況：“《好逮傳》則有法德文譯本，故在外國特有名，遠過于其在中國。”《好逮傳》早在歌德為時代就已從其他文字轉譯成德文，但庫恩是在1926年直接譯自中文的，他的譯本更受歐洲著者歡迎。魯迅所說的很可能就是庫恩的譯本。

庫恩在歐洲翻譯出版的中國文學作品

　　（本文部分資料采自聯(lián)邦德國駐華使館供稿，見《瞭望周刊》1984年32期；紀有志《德國著名漢學家弗朗茨·庫恩與中國明清文學》，見互聯(lián)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