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從游民到帝王的思想轉化：

　　朱元璋出身于貧苦農民，當過游丐和游方和尚，應該說是個典型的游民。他經歷多，對人間社會的情偽利弊有較深刻的認識，因此，他登上帝位以后，下位的臣民們也很難欺騙他，而且，他能夠游刃有余地駕御比他英勇果敢、比他有謀略、有文化的文臣武將。從朱的經歷說，他應該有較為濃重的游民意識，也可以想見在他人生經歷和奪取天下的斗爭之中，這些思想意識會驅使他作出多少生動精彩的表演?？上У氖?，在朱元璋成為明朝的“太祖高皇帝”之后，那些不能為主流社會所肯定的思想意識和行為經歷自然會被史官和《高皇帝御制文集》的編輯們所芟汰。這就不能不使我們感嘆司馬遷也許是中國唯一的敢于不為當朝統治者所諱的史學家，因此，后人才能看到“漢高祖”劉邦那“無賴相”的一面，而且，這一面一直持續到他位登大寶以后。而后世那些也許比劉邦更為“無賴”的皇帝們的表演我們看不到了，這都是文人士大夫粉飾的結果。由于明代文人的加工，后世讀者如果粗讀《明實錄·太祖實錄》和《高皇帝御制文集》時只感到朱元璋確實是一位有慈有威大家長式的皇帝，而不是象清代趙翼所說的：“蓋明祖一人，圣賢、豪杰、盜賊之性，實兼而有之者也?！保ā敦ザ吩洝肪?6）這種判斷是綜合各種有關朱元璋的材料分析的結果。

　　我們應該看到朱元璋經歷了從游民到帝王的變化以后，其頭腦中考慮的問題、甚至思考問題的方式都產生了變化，因為說到底還是存在決定意識的。但是，獨特的經歷畢竟會給人們留下極深的痕跡、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獨特的思想意識也是很難完全掩飾的。作為明王朝開國皇帝的朱元璋畢竟給后世留下了許多關于他的活動與言論的資料，如果我們認真和細致地分析這些資料，還是可以看到他在“圣賢、豪杰”之外的另外一面。何況獨立于宗法社會之上帝王和被排斥在宗法網絡之外的游民在思想意識也是有若干重合點的（例如思想意識無所規范）。有些事跡和行為是可以用不同的“話語”來闡釋的。

　　1、從對社會秩序的反抗到迷信對社會的控制力

　　游民的反社會性我們在本書第六章中做了概括的介紹，朱元璋從一個典型的游民加入了紅巾軍，這是動亂時期大多游民所走的道路?？梢栽O想，如果朱元璋沒有“變泰發跡”、當上皇帝的話，或者他只是一度做了“山大王”、最后失敗的話，人們是如何描述朱元璋從“良民”到造反者這關鍵的一步呢？我們不得而知。但是我們從《水滸傳》的作者滿懷激情地描繪梁山好漢一個個上山參加造反集團過程便可知道游民從內心到行為對反社會傾向都是認同的?？墒侵煸耙驗槌蔀槊鞒拈_國君王，他和他下屬的臣民對元璋最初的造反行為的評價就不能不遷就社會的主流意識，不能采取完全肯定的態度。于是，當他提到自己取得到帝位的過程時就顯得非常尷尬。他在給被趕出大都的元順帝的信中說到天下大亂，生民涂炭“朕本淮右布衣，不忍坐視，因人心之所向，遂仗義興兵，群雄所據之地，悉為我有”（《與元主書》）。這是與已經被打倒的對手說話，盡量抬高自己起事的自覺性和斗爭的社會意義。可是在寫給臣民看的一些文字便不同了，他不能明目張膽地歌頌對現存社會秩序的武裝反抗。這點在《紀夢》中表達得特別明確，他寧肯降低自己參與造反活動的意義，也不能給臣民作壞的榜樣。在這篇文章中，他對元王朝的官軍和首義的紅巾軍各打五十大板。紅巾軍是“陷濠城而拒守之，哨掠四鄉，焚燒閭舍，蕩盡民財，屋無根椽片瓦，墻無立堵可觀。不兩月，越境犯他邑，所過亦然”。寫官軍“聲攻城而逡巡不進，惟是四掠良民，得之則以絳系首，稱為‘亂民’，獻俘于上，請給其功”。當然這種描寫也是真實的。因為在這種“造反軍”與“反造反軍”拉鋸戰爭中，最倒霉的就是既不“造反”、又不“反造反”的廣大平民百姓。用朱元璋的話說就是“良善者生不保暮”。朱自己也感到“兩畏而難前”。于是，出于求生的目的，通過投交向神靈問吉兇。他詳細地描寫了自己求神問卜的過程，他說自己當時的最大的希望是“出境以全生”，可是“神”幾次給予的指示都是“倡義”，而且告訴他“倡義而后昌”，并且多次投交都是這個結論（上引皆見《紀夢》）。朱元璋對當年參加武裝反元斗爭不敢理直氣壯地肯定，最重要的原因是自己作了皇帝，鼓勵人們的造反精神使他感到危險，因此，他對元末的紅巾起義是完全否定的，他認為當一個朝代不為“天命”所眷時，其垮臺是不可避免的，人們起來推翻它也是必然的。但是第一個帶頭“作亂”的人是沒有好下場的，他提出了“首亂不祥”的主張。

　　朱元璋多次警告人們不要“首亂”——不要帶頭鬧事。他說“古語云：‘天不與首亂’”。又說“《春秋傳》曰：毋首亂，首亂者必不能享其?！保ā吨I故元國公白瑣住書》）。他還說：“民有厭居太平而好亂者，考之于漢隋唐宋，此等愚民，累代有之，嗚呼惜哉！此等愚民，屢為造禍之源，一一身死，姓氏俱滅者多矣?！彼€例舉了歷代“首亂”之人：

　　如此好亂者，遭如此苦殃，歷代昭然，孰曾警省。秦之陳勝、吳廣，漢之黃巾，隋之楊玄感，僧向海明，唐之王仙芝，宋之王則等輩，皆系造言倡亂首者，比天福民，斯等之輩，若煙消火滅矣。何故？蓋天之道好還，凡為首倡亂者，致干戈橫作，物命損傷者既多，比其成事也，天不與首亂者，殃歸首亂，福在殿興。（《大誥三編》）

　　“殃歸首亂，福在殿興”，這個結論的目的是告誡當代；所謂的“福在殿興”，意在表明，他這位后起事者不是鬧事，不是擾亂天下，而是為了“救民”。朱元璋多次提到自己能得到天下是天命眷顧的結果，為此，他還制造了許多神話，這在《紀夢》一文中就有詳細的描寫。這個主張與他承認元朝已經失去天命，為他人所替代的合理性形成了尖銳的矛盾。既然元被推翻是必然的，總得有第一個起來反對它的，盡管他可能不成功，但是其發難之功是不容否定的。司馬遷就熱情肯定和歌頌了首先發難、沒有獲得成功、又有許多缺點的陳勝吳廣。朱元璋的“首亂不祥”完全是既得利益者的主張。為了加強社會控制，朱元璋對于“首亂”分子是堅決打擊的，他認為這影響社會穩定，更重要的還是對政權的威脅，因此，朱元璋對此決不容忍，他采用了嚴刑峻法。這一點，我們在上一節已經做了較為詳細的介紹。朱元璋認為要搞好社會控制就要抓住兩種人，一是老百姓，一是官。他看到過元朝末年，老百姓冒險“從亂”的情景：

　　且昔朕親見豪民若干，中民若干，窘民若干，恬于從亂。一從兵后，棄撇田園宅舍，失玩桑棗榆槐，挈家就軍，老幼盡行，隨軍營于野外，少壯不分多少，人各持刃趨兇，父子皆聽命矣。與官軍拒，朝出則父子兄弟同行，暮歸則四喪其三、二者有之。所存眷屬眾多，遇寒朔風凜凜，密雪霏霏，飲食不節，老幼悲啼，思歸故里，不可得而歸。不半年，不周歲，男子俱亡者有之，幼兒父母亦喪者有之，如此身家滅者甚多矣。（《大誥三編》）

　　如果老百姓樂于“從亂”到如此地步，那時不管是什么樣的政權都要垮臺的。為什么會出現這種現象，朱元璋認為有兩個原因，一是“首亂”者的引導，他認為在這些“亂雄”的帶動下，即使是非常老實的平民百姓也都“聞作亂翕然蜂起，其亂雄異其教，造言以倡之”；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官逼民反。這一點，朱元璋也是親聞親見的。在《大誥·武誥》“耿良肆貪害民”條中說廣西都指揮耿良與地方官勾結“生事作為，百般科斂，將百姓每害得荒了，以至連年嘯聚不已。及他事發，差人拿問，共計二十八招，都是害軍害民歹勾當，因此上取回他來打殺了。及打殺了他，廣西的百姓都安然無事，也不反了。這般看來呵，那是百姓每要反，則是被他逼凌得沒奈何了，所以如此”。因此，為了實現對社會的控制，朱元璋認為必須把官吏管好，使他們不去坑民害民，保持國家的穩定。朱元璋親自主持編纂的《大誥》四編主要是管官吏?！洞笳a·武臣》是管武官的，《大誥》正、續、三諸編共二百零一條，專講和同時涉及到官吏犯法的一百五十六條，約占四分之三，其中大多是處理官員們貪贓受賄，科斂害民等罪行的，約一百二十條左右，占全部條款的一半多?？梢娭煸皩@個問題的關注。在處理官員的貪污受賄的問題上，他是寧嚴勿寬的。在《大誥續編》“醉除濫設”條中提到如何處理游民溷跡于衙門作為編外吏役害民時說的一段話很能代表朱元璋在取得政權后對于加強社會控制的理解：松江、蘇州兩府有一、兩千游民幫閑于官府，“上假官府之威，下虐吾在野之民”。這些人如果不加重處罰，則使老百姓不得安生。他說：“刑此等之徒，人以為君暴；寬此等之徒，法壞而綱弛，人以為君昏。具在方冊，掌中可見，其為君者，不亦艱哉！”從朱元璋的這段話的語氣和對官吏的處理上看，可知他寧肯作“暴君”，也不作“昏君”的。也真是“智者千慮”，明太祖歸天之后，給他繼承者造成威脅的，不是民，更不是官，而是他分封作為“國之干城”的諸王。反抗中央王朝的、并最終奪取了皇位的是燕王朱棣。

　　朱元璋迷信強制手段對社會的控制力，所以有了模仿《唐律》、但比《唐律》嚴密和殘酷的《大明律》還覺得不夠，又制定了嚴厲的“家法”——《皇明祖訓》教導其繼承者如何實現有效的統治。對于特別不放心的開國功臣及其子孫朱元璋制定了《鐵榜》，榜中的“訓誡之詞”的核心就是要他們謹遵作為臣子的本份，警惕“高危滿溢之禍”；胡惟庸、藍玉案以后，朱元璋又鑒于以往的教訓，編制了《稽古定制》，目的是“嚴公侯奢侈逾越之禁”。朱元璋還覺得條律不夠嚴密，于是又有《大誥》四編的編制。另外還有很難統計的、也帶有強制性的律令，如洪武時太學臥碑刻石上關于秀才的十二條“禁例”，洪武二十三年頒布的、刻在衙門里的《責任條例》等。在多如牛毛的各種法令之外還有法令化的“禮”，例如不同等級應該穿什么樣的衣服、什么樣的帽子，住什么樣的房子都有細致的規定，對于不遵制者也要繩之以嚴刑峻法?？傊?，作為皇帝的朱元璋要用法令把全國一切人的一切行為管起來，整敕劃一。如他自己所說“朕自定天下以來，立綱陳紀，頒布天下，有年歲矣。至若官民房室，墳塋碑碣，亦嘗斟酌前代，著畫一制”（《稽古定制書序》）。甚至連農民什么季節耕作、什么時間出工都由皇帝作出了規定。在《教民榜文》中說：“今出號令，止是各里老人勸督，每村置鼓一面，凡遇農種時月，五更擂鼓，眾人聞鼓下田。老人點閘不下田者責決，務要嚴督見了著業，毋容惰夫游食。若老人不肯督勸，農人窮窘為非，各治其罪?！敝煸坝梅罹幙棾蔀橐粋€網，籠罩了整個社會，他深信這種強控制是保持社會穩定的唯一的手段。

　　朱元璋力圖運用嚴刑峻法強制規范臣民，他深信皇帝意志力量“無所不能為”“無所不可為”，無限夸大暴力和懲治的作用，而且把極殘酷的肉刑作為矯正不良行為的圭臬。實際上規范過多、過細，有些與民風習俗相沖突，不為廣大民眾所認同，使得法律的執行十分困難，即使一時藉助強大的暴力得以貫徹于一時，當這種強力消失以后，其規范也會馬上失效?？梢赃@樣說規范如果沒有可行性，規范了也等于不規范。老子的“法令滋彰，盜賊多有”的說法，不是一點道理也沒有的。這與游民有意識地破壞規范簡直可以說是殊途同歸了。

　　2、從替天行道到皇極意識的轉變

　　前面我們對《水滸傳》里梁山好漢們所倡導的“替天行道”的實質作過分析，“替天行道”的主體是誰呢？自然是那些勇敢的、敢于造反的游民英雄。朱元璋登上帝位以后，在較為堂皇的場合中談到最初參加起事的動機時就頗有些“替天行道”之義。他說“人君開創基業，皆奉天命”，又說“朕本布衣，因元綱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騷動，遂全生于行伍間，豈知有今日者邪。繼而英俊來從，乃東渡大江，固守江東五郡，日積月增，至于數十萬，修城池，繕甲兵，保全生齒，以待真人”（《逆臣錄序》）。意為起事之時，朱元璋并不認為自己獲得了上天的眷顧，因而自己只是“替天”暫時“行道”，以等待真正接受上天眷命之人。當然，這是門面話，是不必認真對待的，但也反映了他對“天”“民”和自己關系的理解?！疤嫣煨械馈钡哪康氖恰熬让瘛?，因此，在游民的造反活動中幾乎都是以民眾的代表者自居的，仿佛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生存和利益才冒死走上造反道路的。

　　皇極意識是指皇帝至尊、皇權至上的觀念。自進入文明社會之后，君主一直處在社會的峰巔，他的臣民按照地位的不同、分門別類地匍伏在他的腳下；并在“君權神授”觀念熏陶下，人們把君王視為天之驕子，代天行權。因此，歷來君主們感到是自己是天生的“圣人”，他是“口含天憲”，“絕對神圣，莫我可逆”的；又認為是上天把世間萬類萬物交給自己統治，當然也就是他們的代表者。這兩點在朱元璋身上也有極強烈的表現。

　　要臣民們絕對服從皇帝是容易做到的；如果要臣下心口一致地承認朱元璋的金口玉言都是絕對真理，這便有了幾分難度。何況朱氏出身低微、又沒有文化，其自卑心理特別嚴重，即使臣工們真心實意地認同他、尊重他，其內心也難平疑惑。他的大臣之中名儒碩學比比皆是，這更給朱元璋心理造成很大壓力。在沒有稱帝之時，最重要的是生存發展，這個問題尚未排上日程。此時對這些名儒還是滿口“先生”，例如在《慰劉基書》《諭劉基書》（見《全明文》卷34）中稱劉基為“老先生”，甚至有這樣的句子“元璋頓首奉書伯溫老先生閣下”。當然這是客套，但是確實表達了在用人之際，朱元璋對文人士大夫保持應有的禮貌，以顯示自己禮賢下士的風度。到了建國以后、特別是天下一統、政權穩定之時，朱對文人士大夫的態度則大變，其重要原因就是他們的使用價值大大降低了。不妨再以劉基為例，在任命丞相的問題上朱與劉有了分歧，劉向朱元璋陳述了自己對朱想委任的幾個人的真實看法，朱便認為劉阻撓他人、是自己想擔任這一職務。劉基意識到朱元璋只可共患難，不可共安樂，于是，辭職歸田。朱在《賜誠意伯劉基還鄉》就頗有些殺機地說：“朕聞古人有云：‘君子交絕，惡言不出；忠臣去國，不潔其名’。”從中可見這位出身草莽的皇帝對一些確有長處、又好表現（如道德文章的長處）臣子的憎惡。那些有才華的臣工們就不能不有所收斂。錢謙益說劉基的詩歌創作在入明以后出現明顯的倒退，這就是一例。

　　作了皇帝的朱元璋仿佛在文章上也要與文人士大夫一爭高低，寫作了一些書序、游記、哲學或佛學短論之類。從朱元璋所遺留下的《文集》來看，很難斷定那些是他自己寫的，那些是出于館臣的捉刀代筆。但是，他認為自己之所以寫作，那是因為文人士大夫往往不能代替自己盡言。如《皇陵碑》一文序中就說“況《皇陵碑記》皆儒臣粉飾之文，恐不足為后世子孫戒，特述艱難、明昌運”（《全明文》卷12）。除了一些敘述自己經歷的文章較文人士大夫所寫稍有感情外，其說理文大多卑之無甚高論，但文章多富于氣勢。連趙翼都說其“文學明達，博通古今，所傳御制文集，雖不無詞臣潤色，然英偉之氣自不可掩”（《廿二史札記》）。我們從其中的一些文章來看朱元璋參與寫作是有點不讓文人士大夫專擅此長之意。朱氏文章的許多地方表現出他對古代和當代文人士大夫的藐視。如《辟阿奉文》諷刺當代的文臣，說他們還不如唐代婦女在皇帝面前敢說真話，“唐婦人，猶過今之儒者”。他以為這樣便污辱了當時的儒臣，可是在后人看來，唐代宮中婦女之所以敢說話，那是由于政治環境的寬松造成，明初的儒生只能歌功頌德，因為朱元璋只允許他的臣民唱贊歌?！恶g韓愈頌伯夷文》《辯韓愈訟風伯文》是批評唐代的韓愈的，他說韓愈對于“格物致知，尚未審其情”，實際上是他不懂得詩文寫作的文學特點。但是這些文章強詞奪理，充斥著的是咄咄逼人的霸氣，表現出不可拂逆的皇極意識。

　　由于出身貧苦，幼時受過許多苦難，朱元璋登上皇位以后便把自己當做全體人民、特別是貧困農民利益天然的代表者。《天潢玉牒》中說太祖“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為涕泣；于大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記錄匯編》卷12）。在取得政權、一統天下之初，他經常下令免征一些地區的糧稅。當下詔書時總免不了要表白一下“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朕本農夫，深知稼穡艱難”；“四海蒼生，皆吾赤子，愛念之意，旦暮不忘”“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一視同仁，皆吾赤子”。而且，在官民之間他也往往與民站在一起對貪官污吏大加撻伐，《免兩浙秋糧詔》就說兩浙地方官在“民力未蘇”之時，還“害民肥己”，并表示要“掃除奸蠹，更用良善”。在這種關愛、體恤表示的背后是一種作為“臣民之父”的恩賜感。前面我們講過周朝時宗法社會的家國同構現象，作為君臨天下的周天子也就是分布于全國的周民族的大家長。這種制度在赤裸裸的統治壓迫上，還被一層溫情脈脈的紗幕所籠罩，臣民既受封建國家的控制，又得到它的保護。秦朝以后，宗法制度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皇帝與他的臣民一般也沒有什么血緣關系了，但是“君臣如父子”這個觀念流傳下列下來了（這也與儒家思想占主流地位也有關系）。傳統上的父親是把子女視為自己的私有物的，作為“君父”的皇帝則更是如此。而且，不僅皇帝本身認識到這一點，他們還要求老百姓也應有這種意識。這在朱元璋身上表現得特別強烈。在對秀才夏伯啟叔侄不肯出仕的“教誨”中說：“況常云人有再生父母。何謂再生父母？人本非罪，偶遇大殃而幾死，或遇人而免。所遇之人，不分老壯而出幼者，但能回生于將死之期，是謂再生父母。”對于一般的、能夠救你生命于危難之中的人，還是你的“再生父母”，何況把整個社會和民眾從“暴兵橫作”中解救出來、對全國人民都有“全生保命之恩、再生之德”（所引皆見《大誥三編》）的君王呢？朱元璋把君王為“民之父母”這個命題通俗化了、也庸俗化了，這可能與其出身和文化程度有關，但是，這種通俗性的闡釋更具有絕對性，他更要求廣大臣民要絕對遵守。朱元璋所理解的“君臣關系”是通俗的，所以也比較容易在民眾推廣。在這個認知基礎上，給廣大人民一點恩惠、賞賜與對其中一些不遵守者嚴厲懲處，這是一個問題的兩面。它們都是皇極意識——也就是皇權至高無上的表現。

　　“替天行道”轉變為“皇極意識”，是從游民領袖到帝王的社會地位變遷的結果。兩者似乎“雅”“俗”有別，但是它們之間相距卻不甚遠，因為其思想根源都在于確信自己的個人意志應有絕對自由的活動空間，并具有自由伸張的絕對權力。他們確認自己的一切想法、一切行為及其結果都具有絕對真理性，因為這些都是代表上天的意志的。實際上，他們及他們所屬的集團都有自己的特殊利益，他們的奮斗就是為了爭奪和實現這種利益，這本來也是無可厚非的，然而他們總是有意無意地掩蓋這一點，宣傳他們的所作所為純粹是為了解救陷于痛苦和災難而不能自救的人們，從而使其奮斗變得崇高起來。

　　在反社會游民的小圈子中，雖然高舉著“替天行道”的大旗，其中也不乏“皇極意識”——游民首領關上寨門作皇上，他們在其內部的絕對專制有時并不亞于暴君，幫會頭子對應違規兄弟們的處置和懲罰的嚴厲往往超過了主流社會；那些真正坐上了皇帝寶座、有了帝王之尊和充分實力的人們要戰勝政敵、對手有時也要打出代天行罰的旗號，甚至對自己的臣民采用游民手段。

　　3、最近于游民的心態——殘酷

　　趙翼說朱元璋有“盜賊”之性，主要就是指他稱帝之后逐漸表現出的極端殘忍的一面。本書第六章對于游民性格殘酷的一面做了分析，游民殘忍的性格與其生活經歷中飽受的苦難和他們文化水平較低有關。人經歷了太多的苦難后感覺便遲鈍了，此時對他人所遭受到苦難便缺少了常人應有的感覺，他們甚至不覺得這是痛苦；游民文化水平低、智力水平也相應較低，人們同情他人的痛苦首先要對他人的心理世界有所了解，而文化水平和智力水平較低的人們不具備這些，人的同情心缺少了，人性的殘酷的一面就不免要畸形發展了。朱元璋是具有相當高的智力水平的，最初雖沒有文化，后來隨著文人士大夫讀書，達到相當的水平。因此，他在統治中所表現出的殘忍是出于感覺的麻木和政治需要的。

　　朱元璋沒有登上帝位之時，其性格殘酷的一面如何表現，文獻不足，不能一概而論。趙翼《廿二史札記》“明祖以不嗜殺得天下”條中云：“明祖以布衣成帝業，其得力處，總在不嗜殺人一語?！庇衷疲骸吧w是時群雄并起，惟事子女玉帛，荼毒生靈，獨明祖以救世安天下為心，故仁聲義聞，所至降附，省攻戰之力大半。其后，胡、藍二黨誅戮至四五萬人，則天下已定，故得肆其雄猜?！边@些雖可以說按之有據，但是并不一定符合實際?？偟恼f來，朱元璋在未作皇帝之前較其他反元武裝集團要講些政策，在亂殺濫燒方面有些控制，但遠不象趙翼想象那么好。

　　我們說一統天下之后的朱元璋在鞏固政權表現出非常殘酷的一面，這主要還不是說他制造了多少冤案，殺了多少人，而是指他對生命、對人的生存權利、人的自尊的賤視和蔑視。活生生的人在他的眼中無異于豬狗，想如何處置便如何處置。蔑視人這一點雖然是封建專制主義的共性，但是在朱元璋這個游民出身的皇帝行事中表現得特別突出。在整頓吏治和穩定政權過程中他推行的打擊面極大政策和極為殘忍的肉刑，在上一節中我們已有介紹。近幾十年來一些史家，把明太祖無節制的殺戮說成是他在維護法制時對地主階級和貪官污吏進行的“無情的打擊”，其語意頗有贊頌之意，似乎這并不是什么殘酷。這種意見顯然帶著時代烙印，在文明有長足進步的今天很難得到人們公認的。

　　后人評價朱元璋時常說他喜怒無常，個性“雄猜多疑”。所謂“喜怒”主要指他對人的處理上。他忽喜忽怒，隨著年齡的增長“喜”時少，“怒”時多。怒氣一來不知多少人喪生?！靶鄄隆北闶菓岩梢磺?，在他眼中“忠臣良民”太少，因此就要肉體消滅。殺人對他來說是個很隨意的事，興之所至，就要殺人。錢謙益的《列朝詩集小傳》引《明興雜記》中記粵中詩人孫賁事跡時說：

　　高皇誅藍玉，籍其家，有只字往來，皆得罪。賁與玉題一畫，故殺之。臨刑口占云：“鼉鼓三聲急，西山月又斜。黃泉無客舍，今夜宿誰家？”高皇問監殺指揮，孫賁死時何語，以此詩對。高皇怒曰：“何不早奏？”竟殺指揮。

　　象這樣的仿佛是茶余飯后談資、卻暴露了極殘酷現實的記載，在明初是很常見的。人們在專制主義嚴酷的統治下，對于生命的存在的價值的認知顯得十分遲鈍、麻木，一個個的具體的生命（其中許多是很有才華的）就這樣隨意地被消滅了，事后卻能如此心平氣和地談論，似乎死的不是人、只是一群螻蟻。文人這種思想意識是受到當時社會風氣的影響，而社會風氣的形成正是明初統治者（主要是朱元璋和永樂皇帝朱棣）殘酷行為長期示范的結果。

　　魯迅曾說明朝是以“剝人皮始”，也以“剝人皮終”的。所謂“剝人皮終”是指明末張獻忠部隊與其余部是常用剝皮以威嚇反對者和普通老百姓。明朝終于被不堪忍受饑餓、呼嘯而起的造反者們畫上了句號。這些奴隸平時所接受的都是殘酷和“酷刑”的教育，因此，在他們的造反活動中也只知道對人應該殘酷和普遍使用酷刑。明初剝皮的始作俑者就是朱元璋。《草木子》中有記載說“太祖嚴于吏治，凡守令貪贓，許人民陳訴，贓至六十兩以上，梟首示眾，仍剝皮囊草。府州縣衛之左，特設一廟，以祀土地，兼為剝皮之所。官府座傍之左，各懸實皮草囊，使之觸目驚心”（轉引自《國史舊聞》）。有皇帝倡導于上，臣民緊跟于下，使人性中殘忍的一面得到鼓勵和發展。《孤樹裒談》中說：“國初重典，凌遲處死之外，有洗刷，裸置鐵床，沃以沸湯；有鐵刷，以鐵帚掃去皮肉；有梟令，以鉤鉤脊懸之；有稱竿，縛之竿杪，似半懸而稱之；有抽腸，亦掛架上，以鉤鉤入谷道而出；有剝皮，剝贓貪吏之皮，置公座側，令代者見而警懲云?！保ㄞD引自《國史舊聞》）這里面有“技術”，也有“藝術”，更有足夠的想象力。然而這一切都是為了使他人更痛苦，使他們更不堪忍受，使承受者變得更為鄙劣，從而摧殘他們善良的人性，把他們變成野獸；我們還應該注意到這種種酷刑早已使執行者變成了野獸。

　　酷刑與儒家思想是大相徑庭的。儒家出現本來是中華民族長期以來引以自豪的事情，因為遠在兩五百年前，當許多民族還把目光投向上天、視人的生命如草芥的時候，儒家就提出了愛人、尊重生命、善待生命和最大限度地發揮生命的價值等杰出的命題。這些思想意識受到朱元璋的公開的挑戰。儒家中孟子的民本主義思想最為強烈，他把孔子君臣之間的相對關系的思想發揮得淋漓盡致，象“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仇”“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等激烈的文字充斥于其書中。這些極大的刺激了君權絕對論者朱元璋。他十分憤怒地說“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也就是說孟子要是活在今天也免不了要遭酷刑。后來他又命劉三吾編成《孟子節文》，把《孟子》中尖銳的批評專制主義和宣揚民本主義的文字盡行芟汰。對于儒家經典作這種帶有批評性的刪節，在經學史上只有兩次。一次是宋代的王柏刪詩，認為《詩經》中有“淫詩”，刪去三十二首，編為《詩疑》。另一次就是朱元璋刪《孟子》八十五條。朱的目的就是把君權抬到絕對不得有絲毫懷疑的地步，套用“四庫館臣”批評王柏的話說：“璋何人斯，敢奮筆而進退孟子哉！”然而這的確反映了處在皇帝高位上的朱元璋的“皇極意識”，認為自己“無所不可為”“無所不能為”。

　　朱元璋的蔑視人、賤視生命的意識也成為明代思想和政治的一個傳統，不僅那些權閹、權臣隨意使用種種殘忍的手段是這個傳統的再現；而且，文人士大夫自虐情節也與此傳統有關。在這種情況下許多文人士大夫失去了自尊，許多人以自污求生存。明初著名詩人袁凱曾以《白燕詩》聞名于時，入明，以薦授御史。當時明太祖朱元璋審完一些案子，常把這些案子的檔案及量刑結論給太子看，太子往往予以減刑。朱元璋問袁凱，“朕與太子孰是”？袁凱誰也不好得罪，只好說“陛下之法正，東宮之心慈”。朱認為他老奸巨猾，首鼠兩端，一度下獄。釋放后，感到作朝臣的艱難，又沒有理由回歸鄉里。于是裝瘋，仆地不起。太祖派人用木鉆鉆他，他也忍住不動，被視為真瘋。這樣才被放歸家鄉。后來朱元璋又曾派使者到他家偵查，他當著使者的面唱《月兒高》的小曲，吃狗屎，這樣才幸逃一死（見《列朝詩集小傳》及《明史》本傳），得以壽終。又如《南吳舊話錄》記載上海文人郁惟正被征詔，當時朱元璋威福莫測，常有征召文士入朝，“立受顯職，旋即誅戮者”。郁惟正深自韜晦，進京后，皇帝讓他自我介紹，他作詩云：“上海入京郁惟正，現患四肢風濕病?；实廴暨€可憐見，饒了一條窮性命。”看到這種自我污辱式的自白，才被準許歸隱。文人士大夫要生存非得徹底去掉面子、泯滅自尊不可，連求生都如此艱難，更不要想追求歷代儒者所倡導的文人士大夫應該具備的風骨了。文人士大夫只有徹底變成軟體動物才能在這樣的社會里生存，這不僅使文人士大夫優良傳統中斷，也導致了全民道德水準的下降，因為知識階層的道德水準不單純是他們自己的事，它關系著整個的社會。

　　當然，以酷刑摧殘文人士大夫自尊的不只有歷代暴君，正如杜甫詩中所說“喪亂死多門”，你去我來的暴民更使文人士大夫無所適從，兩者手段的殘酷也是相去無幾的。我們把成事的朱元璋與未成事的張獻忠殘忍性格加以比較既可以看到暴君與暴民的相互影響，更能說明高踞于宗法社會之上的暴君是與被排斥出宗法網絡之外的游民是具有共同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