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朝到清代，在中國主要疆土上大約建立過三十個朝代和國家，其中除了西東漢、西東晉、北南宋是同姓之間帶有承續性的政權之外，其它都是由異姓的新統治者開辟的新王朝。如果認真研究一下這些王朝的第一代統治者的家庭經歷、文化教養、倔起過程等，便會發現，他們大多屬于兩類群體。一是少數民族或有少數民族血統的人們，前者如北魏、東西魏、北周、北齊、遼、金、元、清等朝的創建者；后者如隋、唐、五代時的后唐、后晉等朝的創建者。另一類是出身于游民或是接近游民的社會下層人士。后者如劉邦、劉備、劉裕、陳霸先、趙匡胤等；前者如朱溫、劉知遠、郭威、柴榮、朱元璋等。這些第一代創業者還有一個共同點，就是沒有受過多少教育、文化教養比較低，有不少還是文盲。這些開國皇帝雖然不懂得制禮作樂、以文飾其統治的那一套，但是，他們卻十分熟練地運用著人人之間的斗爭技巧、在改朝換代的復雜、尖銳的斗爭中取得最后的勝利。他們是中國歷史上的風云人物，在以成敗論英雄的“蕓蕓眾生”中有著廣泛的影響。而那些受到中國主流文化長期熏陶的文人士大夫們在爭取政治權力的斗爭中缺乏競爭力，總是處于失敗者的地位，民間也流傳著“秀才造反，三年不成”的說法。

一、談所謂對農民的“背叛”

　　一個人從社會的下層、或竟從社會最底層的游民一躍而成為帝王，這是一個極大的變遷，給不習慣于變化的國人以強烈的刺激。人們把這些編成故事、并在民間廣泛流傳。他們還依照自己的想法對這類事情作出解釋，封建時代的上上下下把這解釋作“天命神受”“奉天承運”，這是流行了幾千年的傳統解釋，它通俗易懂，易于為當時的大多數人所接受，顯然，這是十分荒謬的。近幾十年來，一些學者用所謂的“階級分析”法把這些小人物最終登上皇帝的寶座說成是他們利用了農民起義和最終“背叛”了農民起義。例如，吳晗在評價從游民登上皇位的朱元璋時就是力主此說的（見《朱元璋傳》），大多數明史研究者贊成和支持吳晗的意見，只是在論據與描述朱元璋的“背叛”的過程與時間略有差異。吳氏還提出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發表的討伐張士誠的檄文和宣諭徐州吏民的公告是他從革命的農民“轉變”為地主階級領袖的重要標志。他說：

　　這兩篇文告公開、正式宣告了朱元璋對彌勒教、對紅軍的斥責、背叛，否認了自己和全軍過去對彌勒教的信奉，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進一步宣稱進軍的任務是為了伐罪救民，是為了使民庶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鄉里，公開地取消了階級斗爭的內容，公開地聲明他對于農民起義的背叛，明確維護舊的封建地主階級秩序，保證給官僚、地主、庶民以和平安定的生活，這是朱元璋一生中劃時代的轉變，從農民起義的領袖轉變為地主階級的領袖。（《朱元璋傳·第三章·取東吳》）

　　這是一段在今天看來很怪的論調。為什么不信奉彌勒教“脫去宗教迷信的外衣”，宣稱“伐罪救民”、讓人們“各安于田里，使百姓永保鄉里”就是“取消了階級斗爭”，就是背叛農民起義？難道“農民起義”的目的就是永無休止地“階級斗爭”下去？難道彌勒教就是代表農民利益的意識形態？難道彌勒教是救世福音、能夠給農民帶來幸福？難道農民不向往和平安定的太平生活？這些本于常情、人人皆知的平實道理，而在那“階級斗爭”就是目的、斗爭就是一切的畸形的年代里，一切都被扭曲了，只有裝出極“左”的兇惡面孔，才能得到社會的廣泛認同。作者之所以這樣寫顯然有迎和時風的意思（當然即使如此，作者也沒有逃脫被迫害而死的結局），但這種觀點在歷史界有廣泛的影響。直到1980年所發表的《論朱元璋的蛻變》（作者陳梧桐，見《明清人物論集》），還把至正十五年朱元璋攻占太平后“揭榜禁剽掠。有卒違令，斬以徇，軍中肅然”（《明史·太祖本紀第一》）的嚴肅軍紀的行為視為“保護地主生命財產”，從而“受到地主富豪的歡迎”。自然這也是“背叛”論的根據之一。至于朱元璋在北伐時提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自然更是“突出蒙漢的種族、文化差異以掩蓋民族壓迫的階級壓迫實質”，“徹底閹割反元的階級斗爭內容”（所引皆見《論朱元璋的蛻變》）。這些論點都帶著時代的烙印，作者今日也未必仍持此觀點，然而，我們現在還提出這個問題意在對往昔史學界關于“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流行的一些觀點做些討論還是有意義的。因為，過去為史學界所認定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之中是有大量游民參與的，許多為論者所稱道的“農民領袖”就是游民。我們不同意那些流行的意見，就在于這些論者把所謂的“農民起義”“農民戰爭”理想化了。無限夸大“農民戰爭”的意義。把這些往往是為了求生存、奔“發跡”的、帶有很大盲目色彩、從而大多成了改朝換代工具武裝暴動與近代政治解放運動和社會解放運動等同起來，賦予了這些戰爭并不具備的功能。

　　第一，封建社會之中以游民為中堅的農民造反運動是缺少理性自覺的，更沒有先進意識形態的支持。最初的造反者們（除了極個別的“不逞之徒”外，如世襲的職業秘密傳教者）大多是以求生圖存為目的的，他們的活動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大多數連是否推翻現存朝代這一大目標都不甚明確。他們實行政策、策略也因時、因人而異，往往是翻云覆雨，如明末的張獻忠在“降”與“反”之間變來變去。他們的變化反映了在求生存過程中的種種努力。因為所謂“農民起義”不是什么具有理性目標的運動，所以談不到什么“背叛”“不背叛”。

　　第二，當他們的力量日益壯大，能夠吸引游民知識分子（有的以游民為中堅的造反活動，一開始就有游民知識分子參加或策劃），甚至有了主流社會的士大夫入伙，便逐漸向奪取最高政治權力目標努力，這樣必然會產生一系列符合大多數人愿望的政策，以迎和大多數人需要。

　　第三，無論是盲目的第一階段，還是有了政治目標第二階段，造反運動的領導者首先考慮的是自己的利益、造反領導集團和全體造反活動參加者的利益。這些利益有時與某些階層或群體利益吻合，那是社會運動的結果，并非是造反者特別要作這些階層或群體的代表。因此，在紛紜復雜的斗爭中，造反者不斷地變換口號和主張，但這些變化都是圍繞著他們的生存和利益的，不用說游民非常短視，特別重視眼前利益，就是為史家們熱衷表彰的農民也不會遠離個人利益這個主題。這些我們將在以朱元璋造反和奪取天下活動的分析中一一加以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