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朱元璋的治國之術

　　應該說朱元璋不僅成功地奪取了天下，其治天下基本上也是成功的。他之所以能夠在短時期把局勢穩定下來、并進一步建立穩固的政權，在于當時的社會條件使他得以恢復和重建的小農自然經濟，并在此基礎上建立、完善宗法制度和與之相應的、嚴密及嚴酷的專制主義統治。具體地說，可以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1、空前數量的移民和重建小農經濟

　　朱元璋及其智囊團的高參們對于建國后的未來社會不可能提出新的理想方案與新的設計，他們向往的還是恢復被元朝統治者和戰亂所破壞的小農經濟。小農經濟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沒有激烈的兼并、沒有巨大的社會動蕩的破壞，和統治者不對它們作過多的干擾的情況下，它基本上是穩定的。如果上層建筑與其發展相匹配，它也不會自發地與政權對抗；小農的分散性、及其生產規模的狹小和個人擁有財富過少也形成不了與政權對抗的力量。作為小農本身還是把封建國家和皇帝看作他們的代表。

　　生于和長于社會下層的朱元璋是深知這些的，他認為先秦思想家們提倡的“四民”分工是社會安定的保障。朱元璋在《大誥續編序》中說：

　　上古好閑無功，造禍害民者少。為何？蓋九州之田皆系于官，法井以給民。民既驗丁以授田，農無曠夫矣，所以造食者多，閑食者少。其井閭之間，士夫工技，受田之日，驗能準業，各有成效，法不許誑。由是士農工技，各知稼穡之艱難，所以農盡力于田畎畝，士為政以仁，技藝專業，無敢妄謬。維時商出于農，賈于農隙之時。四業題名，專務以三：士、農、工，獨商不專，易于農隙。此先王之教精，則野無曠夫矣。（《全明文》卷30）

　　可見朱元璋又發展“四民說”，他把商業活動看得十分輕松，因而，對“四民”之中的商人的存在的必要性是有疑義的，并認為必要性不大，只要農民在農閑時兼作商業就可以了。朱元璋還在《諭戶部敕》中指出：

　　古先哲王之時，其民有四，曰士、農、工、商，皆專其業，所以國無游民，人安物阜，而致治雍雍也。朕有天下，務俾農盡力畎畝，士篤于仁義，商賈以通有無工技專于藝業。所以然者，蓋欲各安其生也。……其令四民務在各守本業，醫卜者土著不得遠游，凡出入作息，鄉鄰必互知之。其有不事生業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遷之遠方。（見《全明文》卷25）

　　他認為古代社會的長期穩定就在于“四民”分別，各有所營，沒有游手好閑之徒。從朱元璋這種認知可以看出，明王朝建立后積極恢復小農經濟的目的就在于重建“四民”分立的社會結構，因為小農經濟是這種社會結構的基礎。社會的穩定是政權穩固的保障。明朝一建立，朱元璋就著手小農經濟的恢復和建立有利于專制統治的“四民”分立的社會結構。為了做到這些，第一要義的是使人們有一小塊可以耕種的土地。我們在本書的第四章已經對元末明初人口銳減、土地荒蕪和明初的土地政策做了一些介紹，例如實行荒地國有，只要有勞動力就可以報官開墾，誰耕誰有，這樣便滋生了大批量的小農。為了使無主土地和荒蕪的土地得到充分的開墾和耕種，也為了使那些喪失了土地的人們有塊田土，明政府運用強制手段進行移民，而且，數量極大。如葛劍雄、曹樹基、吳松弟在《移民與中國》一書中所說：

　　經過長期戰亂，經濟受到嚴重破壞，人口大幅度下降，而其中受影響最大的是江淮之間、江漢流域和華北平原。相比之下，長江以南受破壞較輕，人口比較稠密；北方的山西受戰亂影響也較少。另一方面，朱元璋實行衛所制度，將軍人職業化、世襲，連同家屬分駐在全國各地，形成特殊的軍籍移民。明初的大移民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展開的。

　　移民大多由官方組織、招募或強制實施，數量、地區都有規定；軍籍移民更有嚴格的安排，這種方式是史無前例的。明初大移民的總數超過一千萬，涉及總人口約五分之一；無論是絕對數字，還是相對比例，都是空前絕后的。

　　空前絕后的大規模的移民，為小農經濟的重建創造了條件。朱元璋還給初建的小農經濟提供了許多方便和幫助。例如給屯田者或移民種子耕牛和生活資料，并在一定的時期內免稅。逃亡在外歸來的地主如對原有田地的提出要求，明政府也采取了限制政策，使之不能完全恢復到原來的狀態。對于新貴功臣擴大土地和非法占有土地的行為朱元璋以“鐵榜”的形式，懸為嚴禁。這些都是為了一個目的就是制造更多的小農、并鞏固小農經濟，使之不至于分化。

　　在大力扶植下，小農的數目確實是大大增加了，這一點我們從明初地主數目及其占有土地數量的下降便可以看出這一點。洪武三十年（1397），戶部統計：全國（兩廣、云南、四川除外）田地占有數目超過七頃的大戶，僅有14241戶，而當時全國（兩廣、云南、四川除外）總戶數為9490713戶，由此可見，占田過七頃的大戶僅占全體戶數的0.15%（用商傳之統計，見其論文《試論明初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社會基礎》）。那么當時占百分之九十以上人口都是有家有業的小農。為了使小農得以長期存在，就得抑制兼并，防止過多的“田連阡陌”的特大地主的產生和發展。為此，朱元璋采取了“右富抑貧”“鋤強扶弱”的政策，并用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來。朱元璋自認為，這樣做是因為他有過小農生活的經歷，并常常向他的文臣武將講起這一點，而且極富感情。鄒潘的《天潢玉牒》中說明太祖“誠心愛民，尤矜貧弱，語及稼穡艱苦，每為涕泣；于大姓兼并，貪吏漁取，深惡疾之，犯者必置諸法”（《記錄匯編》卷12）。他也常以農民辛勤勞作之苦教育各級官吏，目的是使他們有所戒懼，收斂貪心，不要破壞這種小農為主的局面。因此，在《大明律》《大誥》三編中的許多條款對于豪強地主（例如大小新貴）是加以抑制的，對于貪官污吏則嚴厲打擊。而且在一些商業、借貸、稅收活動中注意到保護小農利益，如嚴禁高利貸（利息不許超過三分，最高利息不許超過一本一利）、在交換活動中，不許用度量衡進行欺詐等。這些活動是所有在社會中生活的人們不可避免的，而小農在這些活動中往往“弱勢”一方，朱元璋想通過行政或法律手段維護“弱者”的利益，實際上是很難徹底實現的。但是，也應看到他的這種努力畢竟是對小農穩定的支持，并在短期內會起到一些作用，從而，新建立的明王朝便迅速地穩固了下來。

　　2、重建宗法制度、嚴禁游民

　　重建小農經濟也包括在此基礎重新編織宗法網絡，這樣驅使“脫序”的流民和游民歸農就十分必要。有元一代的流民與游民的問題自始至終沒有得到很好地解決，元末戰亂使得這一問題更加嚴重，可以說是流民遍地，哀鴻遍野的。著名的詩人張養浩寫了《哀流民操》，描寫元代流民慘狀。在當時的人們看來流民和游民大多是從小農來的，自然也應回到小農中去。流民、游民數目的增多不僅改變社會的人口結構，使得一部分人與勞動對象脫離，從而影響社會生產力發展；而且，這些“脫序”的人群，特別是游民有著鮮明的反社會的傾向，統治者不能不對此提高警惕。另外，重新建立的小農經濟與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宗法制度也可能由于游民的渙散作用而逐漸瓦解。為了避免這種現象的出現，朱元璋認為必須把小農死死地限制在他所經營的那塊土地上，做到這一點的關鍵在于嚴格戶籍制度。因此，在大量移民，重建小農經濟制度的同時，朱元璋發表了統計人口的圣旨：

　　戶部洪武三年一月二十六日（公元1370年12月12日）欽奉圣旨：說與戶部官知官：如今天下太平了也，止是戶口不明白了俚。教中書省置天下戶口的勘合文簿、戶帖，你戶部官出榜，去教那有司官將他所管的應有百姓都教入官，附名字，寫著他家人口多少，寫得真著。與那百姓一個戶帖，上用半印勘合，都取勘來了。我這里大軍如今不出征了，都教去各州縣里，下著這地里去點戶比勘合。比著的便是好百姓，比不著的便拿來做軍，比到其間有司官吏隱藏了的，將那有司官吏處斬。百姓每自躲避了的，依律要了罪，通孥來做軍。欽此。欽遵外，今給半印勘合戶帖，會付本戶收執者。（康熙二十四年《杏花村志》轉引自《中國人口發展史》）

　　從中可見朱元璋對戶籍的重視，他把已經不打仗的軍隊變成清查戶口和登記戶籍的“工作隊”，對于隱瞞戶口的官吏采取嚴厲的手段加以懲治，對于那些躲避戶口調查和拒絕戶口登記的人們也要科以重罪。他這樣做的目的，不僅是要弄清全國有多少人口，關鍵還是要掌握和控制這些人口，知道他們的數量、構成、居處和經濟狀況，給明政府制訂政策提供依據。這種戶帖（交給戶主）和黃冊（官方所掌握的戶帖合訂本）制度是明政府控制人口流動的重要手段。

　　明朝建立以后，不僅使已經成為流民和游民復歸田畝，而且，采取必要的措施制止流民、游民的產生。這些措施也包括制訂法律，在有關律條中對游民及放縱游民者給予嚴厲的打擊。《大誥續編·再明游食第六》中說：

　　再明游食，互知生理。此誥一出，所在有司、鄰人、里甲，有不務生理者，告誡訓誨，作急各著生理。除官役占有名外，余有不生理者，里甲鄰人著限游食者父母兄弟妻子等。一月之間，仍前不務生理，四鄰里甲拿赴有司。有司不理，送赴京來，以除當所當方之民患。設若不拿，此等之徒，非幫閑在官，，則閑中為盜。幫閑在官，教唆官吏，殘害于民，不然為賊鄉里。是誥一出，四鄰里甲不能拘拿赴官赴京，此人或為盜，或幫閑為吏，為皂隸，所為不善，犯之日，四鄰里甲，同坐其罪。的示不虛。（《全明文》）

　　這里“游食”與本書所論的游民稍有不同，更接近今天說的“二流子”，明初小農大多有地可種、因喪失土地、失去勞動對象、被迫“脫序”者不多，那些不肯從事農業勞動的，不是客觀的社會環境造成的，而是因為懶惰。但是這條法律是管整個明代的，明代中期和中期以后的“不務生理者”，大多應是被迫“脫序”的人們。朱元璋輕蔑地稱“游食”為“此等之徒”，實際上，最初他也就是個“此等之徒”，完全知道“此等之徒”的厲害。為了控制游民的大量出現，明統治者還實行連坐法，動員起“鄰人里甲”的“積極性”，在其原產地消滅這些可能流動起來的游民。朱元璋還告誡人們要遵守“先王之教”，“昔民從教，專守四業，人民大安。異四業而外乎其事，未有不墮刑憲者也”。在朱元璋看來除了士農工商、醫星相卜、僧道巫尼之外是沒有好人的。這些“良民”之外者只能是犯人的“后輩軍”，早晚要進監獄的。朱元璋還提倡人們互相監督，彼此了解，知道鄰里的每個人是干什么的，這叫做“互知丁業”。“凡民鄰里，互相知丁，互知務業，具在里甲”“知丁之法，某民丁幾，受農業者幾，受士業者幾，受工業者幾，受商業者幾”（《全明文·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并且還要知道“士”在何處學習，有沒有功名；“工”在何處做工，所業務為何；“商”在何處經商，本錢多少，什么時候歸來。這些都是鄰里應該了解的。如果鄰里之人不盡自己監督的職責，在此“誥”公布之后，仍然有“四民”之外的“逸夫”（游民的另一種叫法）。

　　里甲坐視，鄰里親戚不拿，其逸夫者，或于公門中，或在市閭里，有犯非為，捕獲到官，逸民處死，里甲四鄰，化外之遷。的不虛示。（《大誥續編·互知丁業第三》）

　　從這些處理規定中可見其對付游民和老百姓的手段之嚴酷。在朱元璋心目中，堵住了流民、游民這個缺口就可以不流失小農，從而，保障以小農為主體社會的穩定，使明王朝長治久安。

　　朱元璋在預防游民產生的同時，對于一般軍民的正常流動也加以限制，甚至硬性規定“農業者不出一里之間”。他還在各州府縣關津要害處設立巡檢司，對于來往路人嚴加盤查，看他們是否持有政府所發之“路引”。軍民的旅行要向地方官請領“路引”。《大明會典》中規定：“凡軍民人等往來，但出百里即驗文引，如無文引，必擒拿送官。仍許諸人首告，得實者賞，縱容者同罪。”（轉引自吳晗《朱元璋傳》）這種制度把老百姓的平常活動限制在百里之內。朱元璋想出許多辦法限制平民百姓的居住和控制平民百姓的流動，目的就是把農民固定在土地，保持小農結構和宗法網絡，從而達到社會的穩定。對于已經生活在城市的游民，朱元璋也采取限制措施。他把這種生活在市井之中、沒有任何資產憑借的人們稱為“無藉之徒”。說他們“村無恒產，市無鋪面，絕無本作行商”；對他們的思想品質評價是“其心不善，日生奸詐，豈止一端”。還說他們“惟務構結官府，妄言民之是非”。對于這種人，朱元璋主張限制使用，不許他們“為吏卒”。可是這種人勾結官府者很多，“此等之徒，幫閑在官，自名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幫虎”，“不問農民急務之時，生事下鄉，攪擾農業”，對于守正業的農民是個威脅。朱元璋還對這種勾結官府的游民進行了統計，指出松江一府坊廂中有這類人一千三百五十名，蘇州一府坊廂有這類人一千五百二十一名（上引皆見《大誥續編》）。朱元璋出身于游民階層，對于社會底層的黑暗有較為充分的認識，對于游民各種危害社會的活動有較深入的了解，因此對他們采取嚴厲的措施。重建、保護小農經濟與防止游民的產生也有利于重建和鞏固宗法制度，明初朱元璋在政體上是加強中央集權，在社會組織上則是強化以宗子和族長為中心的宗法制度，兩者是相輔相成的。在宗法制度的建制與活動中，朱元璋親自為宗族建立行為和活動規范，重視和多次強調鄉居的文人士大夫在宗法家族里的領導地位和中堅作用，反復訓誡普通百姓要尊重在鄉的士大夫。明初的統治者還反復申說“三綱五常”的作用，把它夸大為自然規律。沒有讀過多少圣賢書的朱元璋也在《祭孔希學文》鄭重地說：的“三綱五常之道始上古，列圣相承，率修明以育生民。”其目的在于他要把宗法制度的建立與思想控制結合起來，從而增加社會的穩定性。

　　3、嚴刑峻法與極端專制主義

　　朱元璋恢復小農經濟和加強宗法制度的本來的目的是為了鞏固封建專制統治，但是他給這種做法涂上一層溫情脈脈的紗幕，仿佛明王朝特別關照“煢獨無告”之人是與朱元璋本人“苦出身”密切相關的。然而，在法律的設置和運用嚴密與嚴酷上，朱元璋則赤裸裸表明他這樣做是為了王朝的長治久安，是為了給他的繼承人清除道路上的荊棘。朱曾對太子朱標直接了當地說，只有去掉荊杖上的芒刺，他才能順利地繼承皇位。正是為了朱氏家族的利益，為了使他經過千辛萬苦爭奪的江山永遠傳下去，朱元璋把自古以來就存在的嚴刑峻法推到空前殘酷的地步。也就是說，他采取了強控制的手段以求得社會的穩定和政權的穩固。另外，還應該看到，農民、特別是小農，他們不能自己代表自己，往往需要他們所依附的共同體的“大家長”來自己說話，古代中國的農民自然而然地接受宗法共同體的控制和保護，這是封建專制主義出現和得以長時期延續的基礎。我認為小農經濟、宗法制度與專制主義是互相匹配的。因此，重建了小農經濟和宗法制度的朱元璋在加強專制統治就是順理成章的了。

　　A、嚴厲的律條與殘酷的刑法

　　應該說封建社會大多是實行嚴刑峻法的，而朱元璋所推行的嚴刑峻法是頗不同于一般的。例如《大明律》已經比《唐律》嚴峻，特別在處理有可能危及到皇權穩定的行為時是十分嚴厲的。然而朱元璋覺得這還不夠，他還在法外立刑，又親自主持了《大誥》三編和《大誥·武臣》一編（兩者簡稱《大誥》四編）的制訂。洪武三十年（1398），又撮取其中重要者附在洪武二十二年重新修訂的《大明律》律文之后作為議罪定罪量刑的依據，以補《大明律》所不足。應該看到《大誥》四編主要條款是針對貪官污吏的，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是對著老百姓的，有一些是整治那些“無籍之徒”“兇頑之民”的。如“松江逸民為害”“互知丁業”“辨驗丁引”“驗商引物”“再明游食”“耆宿”等條款都是，大約有二、三十條。《大明律》本來已經很殘酷了，無論是在量刑，還是在酷刑的使用上都大大超過了《唐律》。可是朱元璋覺得不夠，他在《大誥》四編中把封建法律的殘酷性發揮得淋漓盡致。如《唐律》已經廢除了古代五刑：墨、劓、非、宮、大辟等肉刑，代以笞、杖、徒、流、死。在這方面，《大明律》是文明史上大倒退，它恢復了大辟、凌遲、梟首、刺字、閹割、枷號等酷刑，而且濫用死刑。《大誥》四編在此基礎上更加擴大了這些酷刑的使用的范圍。如《大明律》只有“謀反大逆”才治以“族誅之罪”（《唐律》只斬祖、父和十六歲以上的子孫，其他人不處死），而《大誥》四編所列的族誅的許多只是尋常過犯。如在起解官物時，“賣富差貧”，“濫設吏卒，役民如虎”，的“的當人、管干人、干辦人及有司官吏皆族誅”。《大誥》四編中還開創使用了新的肉刑，如斷手、挑筋、剁指等。

　　還有許多酷刑雖然沒有寫上法典，卻在刑訊過程中執行著、尤其是特務組織——錦衣衛酷刑花樣最多。如剝皮楦草（魯迅曾說明朝以剝皮始，以剝批終——明末農民領袖張獻忠也好剝人皮）、刷洗（以鐵刷刷犯人皮膚）、抽腸、錫蛇游等等，這些都是使人目不忍睹、耳不忍聞的，很難形諸筆墨。

　　朱元璋執行的律令比律令本身更可怕，因為寫在紙上的律令是固定的，已經不會變更的了。可是朱元璋在執行這些律令時卻沒有一定之規。用解縉的話說就是：“蓋令數改，則民疑，疑則不信；刑太繁，則民玩，玩則不齊。國初至今，將二十載，無幾時不變之法，無一日無過之人”（《大庖西室封事》見《解文公全集》）。說朝令夕改，并非是“律令”條款的改動，而是說朱元璋在執行過程中，一天一個樣，寬嚴失當。例如茹太素作刑部主事時上“萬言書”言事，朱元璋叫人讀了六千三百七十個字以后仍然沒有看到有什么具體意見，便大發脾氣，把太素打了一頓。第二天晚上叫人把太素文章讀完了，覺得在他的奏章最后提的五條建議中有四條可行，又表揚他為忠臣（《建言格式序》見《全明文》）。雖然這次朱元璋做了檢討，可是茹太素終因太過剛直，最后還是被殺掉。朱元璋以不枉法著稱，為了嚴肅法紀，他殺過擁兵在外大將胡大海的兒子，殺過自己的侄子、義子、女婿，可是他自己也曾枉法。朱元璋在《大誥·論官生身之恩》中說：“且如福建御史于敏，初任衛知事，犯法遭刑，其妻擊鼓以救，朕屈法以赦之，以全貞良之婦。”再任于敏為御史。“不逾年，復作非為，罪當徒役。其妻復救，仍準貞良，赦之。復論曰：良哉之妻，汝勿自棄。諭后，仍前御史。”后來，這個于敏再次犯法，被殺掉。按照道理說，于敏早就犯了死罪，可是朱元璋認為他的妻子是“良妻”，故屈法赦免。象這種忽輕忽重的做法不止這一次，有時簡直拿法律開玩笑，使法律的執行具有不確定性，完全以皇帝一人的意志為依歸，極大地影響了執法效果。

　　B、對于功臣和文人士大夫的鎮壓

　　建國時期的功臣（或權臣）和文人士大夫是最有可能向專制君王的絕對權力挑戰的人物。功臣、大臣權力在握，專制的皇帝自然會感到如“芒刺在背”；文人士大夫自認為是道統的擔荷者，并覺得有責任向君王表達不同的意見，使“道統”對“治統”有一定的制約能力，以維護國家的長遠利益。這更會使注重眼前政治效益的君王不滿，認為這些文人士大夫妨礙自己意志的自由伸張，因而，從內心厭惡他們。這兩種人有這樣的背景自然容易與要求絕對權力的皇帝發生沖突。

　　甲、朱元璋對功臣的屠戮

　　出身下層社會的皇帝心懷自卑、怕被他人輕慢。劉邦對故舊功臣的哄鬧感到厭煩，從而由儒臣制訂禮儀，把自己與往日常的哥兒們隔離起來。朱元璋屢次說自己“朕本農夫”“朕本布衣”“朕起寒微”等等，這些常常掛在他口頭的話不是謙遜有禮的表現，而是自卑心理變態的反映。因為自卑，則更追求無上的權力。屠殺大臣、功臣和文人士大夫正是驗證自己絕對權力的一種行動。許多出身寒微的皇帝的這樣做過，如漢代的劉邦，后梁的朱溫都有這樣的“業績”，然而，也如趙翼在《廿二史札記》中所說：

　　漢高誅戮功臣，固屬殘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韓、彭。至欒布，則因其反而誅之。盧綰、韓王信，亦以謀反有端而后征討。其余蕭、曹、絳、灌等，方且倚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嘗概加猜忌也。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蓋雄猜好殺本其天性。（《胡藍之獄》）

　　這個意見是符合實際的。歷史上，人們談到“兔死狗烹”的悲劇時，常常以漢代開國皇帝劉邦作為例子加以批評，這有些不符合實際，因為如果與朱元璋作一對比，則可見劉與朱在屠戮大臣方面是小巫見大巫的。朱元璋搞的胡惟庸、藍玉大案每案皆屠殺數萬人。功臣大將網羅殆盡。胡惟庸一案起于洪武十三年，當時與胡同死者不過涂節、陳寧數人而已。至洪武二十三年，認為胡惟庸余黨未清除干凈，再興胡獄，株連被殺者有三萬余人。這次已經不是弄清胡惟庸的問題了，其目的就是屠殺。并乘著處理胡案取消了綜掌大政的中書省和永遠廢除了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只對皇帝負責的丞相。這個冤獄，連跟朱元璋最早、最久、而且是他親家、位至丞相的李善長都牽連在內被殺掉。為此朱元璋還頒布了《昭示奸黨錄》。洪武二十六年再興藍玉之獄，族誅至一萬五千余人，為此又頒布《逆臣錄》。這兩個大獄把追隨朱元璋打天下的功臣宿將屠殺殆盡。以致“靖難之役”，朱棣的南下之師，沒有能與之抗衡的力量。

　　為什么社會下層出身的皇帝對于功臣特別疑忌、必除之而后快呢？難道忘記曾與之同甘苦、共患難的伙伴了嗎？過去一些江湖藝人僅用忘恩負義解釋這些現象（如《三國志平話》的開篇就如此理解劉邦對功臣的屠戮），當然這是極膚淺的。因為不是個別“發跡”出身皇帝這樣做，這幾乎成為他們的共同作法，只是在手段上有些區別罷了（如趙匡胤的手段就比較緩和，只是“杯酒釋兵權”）。因為功臣的權力時時刻刻威脅這些皇帝的位置的穩定。功臣多與皇帝（當時只是首領罷了）起于同一個水平，這時的首領還沒有被神化。他與所統率的官兵一起冒干戈矢石、摸爬滾打、甚至要身先士卒。他的長處與缺點，臣下們看得很清楚，待他作了皇帝以后，對他知之較深的功臣們的觀念不會馬上轉過來，當他們的利益與皇帝發生沖突時就不免會產生“彼可取而代之”的思想。明初的胡惟庸是個擅權的人物，朱元璋以“擅權枉法”的罪名殺他，是沒有太大冤枉的，但是十年以后再整“胡黨”，那是“擴大化”的。藍玉以“謀反”被殺，實際上此罪名不能成立，但是藍玉恃功驕傲、多為不法，君臣疑懼之勢已成，藍玉必死。李善長的死，絕對是冤枉的，說他支持胡惟庸作皇帝更是無稽之談。

　　功臣與皇帝共同創業之時地位尚不太懸絕，后來成事的皇帝為了得到追隨者的忠誠和勇力，往往還要拿出“禮賢下士”等作法，使追隨者感到自己的重要和尊嚴感，這時的君臣關系帶有一些平等色彩（江湖藝人往往會從游民的眼光把他們寫成結義兄弟）。可是，一旦昔日的領袖稱王稱帝以后，對于以前的關系便不能忍受了。被史學家推舉為的歷史上的第一位農民起義的領袖陳涉在其為人傭工時曾對工友說：“茍富貴，勿相忘。”可是當他稱王之后，這些工友去看望他，“言陳王故情”，談起他不得志時的往事，陳涉便受不了，把這些老朋友全殺掉了。朱元璋在這方面更是敏感，并不象他在給一位貧賤之交田興的信中所說的“皇帝自是皇帝，元璋自是元璋。元璋不過偶然作皇帝，并非作皇帝便改頭換面，不是朱元璋也”（《遣詹同渡江敦勸田興書》）。實際上他對功臣們的居功自傲十分反感，特別是他們對皇帝沒有表示出應有的恭敬時候。他在《逆臣錄序》中分析功臣之所以建立豐功偉績時說，將軍立功是因為上有“君命”，即皇帝的領導，下有“戰將與士卒之力”，又由于出師符合“天命”才取得成功。而亂臣賊子不懂這些、歸功于己，這是“違君命，逆天心”的。他說藍玉也是因為不懂這些道理，“自以為己能”，藐視皇帝、對皇帝表現出極大的不尊重：

　　此等愚夫，不學無術，勇而無禮，或閑中侍坐，或飲宴之間，將以朕為無知，巧言肆侮，凡所動作，悉無臣禮。（《全明文》卷33）

　　可見，新建立的王朝和以前的封建王朝一樣，對功臣有嚴格的要求，而功臣卻自恃功勞，覺得自己特殊，于是，君臣之間的矛盾的爆發就不可避免了。這才是新的王朝屠戮功臣的根本原因。

　　乙、對文人士大夫的態度

　　劉邦有殺功臣的記錄。但是沒有屠戮文人士大夫（當時文、武二途分得還不細）的劣跡，追隨他的偏向于“文”的大臣如蕭何、張良、陳平、陸賈、酈食其、婁敬、叔孫通等。這些人中除了酈食其在戰爭中犧牲、張良功成身退，“與赤松子游”之外，其他都受到劉邦的重用，成為他生前身后的重臣。朱元璋則與劉相反，他在奪取天下的斗爭中強調“禮賢下士”，并且網羅了大批的人才，可是當他登上龍庭以后，便顯出另一幅嘴臉。

　　明朝之初的文人士大夫可以分為四類。一是元朝遺民，二是元末戰亂中曾為其它集團服務的人士，三是追隨朱元璋的士人，四是隱居不出的士人。對于這四類人，我們分別作一些介紹。

　　歷來新王朝建立后對于前朝遺民大多采取優惠態度，這是用以顯示本朝的寬大和實行孔子的“忠恕之道”的。朱元璋可沒有這種雅量，《明朝小史》記載：

　　帝既得天下，惡勝國頑民，竄入淄流，乃聚數十人，掘一泥坑，特露其頂，而用大斧削之。一削去頭數顆，名曰“鏟頭會”。（轉引自陳登原《國史舊聞》第三分冊）

　　這種殘忍的殺人法古今少見。比較特殊的是對詩人楊維楨的態度，明建立后，楊被征召入京修禮制樂，僅百日，得病，作《老婦辭》以見志，朱元璋笑而遣之。（見《罪惟錄》列傳卷之七）大約是楊以老寡婦自比，言年邁不能再嫁而打動了朱元璋，才能夠全其首領而歸家。

　　對于第二類人比對元朝遺民還要嚴酷。在元末群雄逐鹿之中，以張士誠網羅的文人士大夫最多。他所據的蘇州和太湖流域本來就是文人淵藪，鹽販子出身的張士誠對于文人士大夫是能夠坦誠相見的。因此，追隨他士人特別多，許多是知名的才士，如吳中四士——高啟、楊基、張羽、徐賁都曾是張士誠的座上客，楊、徐還作過張士誠的官。后來，這四人都曾出仕明朝，但是沒有一個有好下場。高啟詔修《元史》后，授翰林編修，乞歸。后因為蘇州知府魏觀建知府衙門時寫“上梁文”而被腰斬。楊基入明曾官山西按察使，被讒削職，罰作勞役，死于工所。張羽入明曾官太常丞，因事被流放嶺南，自投龍江而死。徐賁入明曾為給事中、后任河南左布政使，后因犒軍不時，下獄死。這四人之死如吳晗所推測，恐怕與他們的歷史問題有關（見《朱元璋傳》）。

　　如果說前兩種人有過曾與新王朝對立的歷史問題，那么一直追隨朱元璋的第三種文人士大夫在新的王朝中，應該是如魚得水、一帆風順的吧？其實不然。第一批追隨朱元璋的、較為有名的士人是李善長、陶凱、陶安等。李善長誅連于胡惟庸案內被殺，陶安早卒，陶凱官至禮部尚書、國子祭酒，以老致仕，自稱“耐久道人”。這使朱很生氣，又夢“龍繞凱門”，疑之，被處死。為此，其學生楚王朱楨（朱元璋之子）曾投水自殺。第二批追隨朱元璋功勞最大的文士是劉基、宋濂，二人是元明之際最有成就的學人和文人。在明朝建立以前朱對他們都是優禮有加，他們也為明王朝的建立竭盡心力，尤其是劉基在“攻皖城、拔九江、撫饒郡、降洪都、取武昌、平處城內變”（《太祖實錄》卷32）等重大的軍事和政治戰役中皆有定策之功。可是當朱元璋作了皇帝以后，劉基為御史中丞，受到淮西官僚集團的排擠，他也感到皇帝懷疑的目光，于是，在洪武元年（1368）徐達攻占了元朝首都大都（今北京市）以后立即辭官回家。后被召還，洪武四年，再次告老還鄉，為胡惟庸所讒毀，入朝引罪，八年被胡毒死。雖然死于胡手，但是也由于不被朱元璋信任所致。明朝建國時的典章制度多出于宋濂之手，他又曾為太子師傅，其孫宋慎被株連胡惟庸案中，宋濂連坐也應處死刑，經馬皇后再三求情，才被減刑流放到茂州，死于流放中。

　　其他，如被朱元璋表彰為“忠臣”的茹太素，因為為人剛直不阿，不為皇帝所喜。一日，便殿賜宴，賜太素酒，吟詩曰：“金杯同汝飲，白刃不相饒。”太素續韻：“丹忱圖報國，不避圣心焦。”當時朱元璋也為之“惻然”，不久，太素被謫為御史，為人排擠，又陷于罪，與同官十二人帶著腳鐐治事，后竟被處死。明初的朝臣在這種恐怖的氛圍下，人人自危。如葉子奇的《草木子》中所說：“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轉引自趙翼《廿二史札記》）不僅“死”隨時威脅著大小朝臣，而且，肉刑還在摧毀著士人們的自尊。洪武時開創了可以當廷杖責朝臣的制度，茹太素直言陳事觸怒朱元璋，曾被廷杖，就是一例。司馬遷談到“刑不上大夫”者，“此言士節不可不勉勵也”。意為士大夫既然是朝廷的官員，就應該讓他們保有自尊，有尊嚴才能有士節，有士節才能有所不為。這是使士大夫能夠與朝廷保持一心和堅持操守的保障。而朱元璋在有意無意地摧毀著這些，把士人變成軟體動物。

　　自《周易》講了“不事王侯，高尚其事”以后，過隱居生活的隱士是被主流社會尊重的。幾乎沒有君王不允許隱士的存在，因為這也是多余士人的一種出路、是盛世的點綴。可是到了明初對于文人士大夫不為君所用皆視為罪行，這在過去是沒有的。《大誥三編》中專有一條講這個問題，這是“秀才剁指”條。該條說：儒士夏伯啟叔侄二人都把左手大指剁去，目的是不出仕作官。這大約是因為當時作官沒有絲毫的安全感。官府把他們捉拿到京，由朱元璋親自審問。朱說每個人的生命雖是父母給的，但是“其保命在君。雖父母之命，非君亦不能自生”。生逢亂世，有能救你一命者，都是“再生父母”，何況為你們創造了太平盛世大明王朝！朱元璋對夏伯啟叔侄訓斥說：

　　爾所以不憂凌暴，家財不患人將，所以有所怙持者，君也。今去指不為朕用，是異其教而非朕所化之民。爾宜梟令，籍沒其家，以絕狂夫愚夫仿效之風。（《全明文》卷31）

　　這就是士大夫不為君所用所要受到的懲罰——斬首和抄家。后來的蘇州才人姚潤、王謨被征詔不至，便用此法將二人斬首、抄家。

　　針對文人士大夫的鎮壓自然就少不了“文字獄”。自從秦代焚書坑儒之后每代的文人士大夫都有因為思想文字而遭受迫害的，但以明代的洪武、清代的雍正、乾隆三朝最為嚴酷。如果就此三朝而言，清代的“文字獄”中的有些個案從清政府的立場來說不完全是冤案，而洪武時的案子個個是冤案，因為這些“文字獄”絕大部分是地方官吏在年節或某個喜慶的日子向皇帝敬上祝賀的表章里的文字觸犯忌諱所導致的。這些地方官吏的初衷都是要歌頌皇帝的，其所用的文字也都是要歌頌的，但是他們不懂得皇帝的忌諱（朱元璋的忌諱也太多，使臣民沒法弄明白），才自蹈死地。朱元璋仿佛是魯迅筆下的阿Q，因為出身、經歷多有為當時社會輿論輕視之處，于是這便成為他的忌諱。趙翼曾說：“明祖通文義，固屬天縱。然其初，學問未深，往往以文字疑誤殺人，亦已不少。”（《廿二史札記》）《廿二史札記》的“明初文字之禍”條所舉的例子中，大多看來很可笑、實際上是很可悲的。例如“則”音近于“賊”，于是，各種給皇帝的賀表中的“垂子孫而作則”“建中作則”“儀則天下”中的“則”都是譏笑皇帝作過賊（朱元璋參加過“紅巾軍”，在當時輿論看來是“賊”），這些作表的都被殺掉。又如朱元璋作過和尚，他忌諱“僧”，于是“生”（音近于僧）也忌了，連“法坤”（音同“發髡”，意為光頭）也忌了，那些在“賀表”中涉及到這些字眼時就保不住腦袋了。這種荒謬而殘酷的“文字獄”，其原因固然與朱元璋文化程度低、個性多疑有關，但是更重要的還是他要藉此樹威，使其臣下感到“天威莫測”，使他們有所畏懼。他確實也做到了這一點，有個可笑而又令人心酸的故事說：

　　新淦有詩人鄧伯言，宋潛溪（濂）……以詩人薦之。廷試“鍾山曉寒詩”，太祖愛其中二句曰“鰲足立四極，鍾山蟠一龍”，不覺御手拍案誦之。伯言俯伏墀下，誤疑觸天怒遂驚死。扶出東華門，始蘇。次日，遂授翰林。（《明朝小史》）

　　在這種氛圍下，鄧伯言（雅）一類的文人士大夫是被嚇倒了。這些整天以保命為第一要務的文人士大夫們如何能對朝政不滿、并向皇帝的絕對權力提出挑戰呢？這是加強封建專制統治的心理基礎。

　　C、封建專制主義制度的加強：

　　封建專制的加強最終還要依賴制度變更。《皇明祖訓》說：“自古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并不曾設立丞相。秦置丞相，不旋踵而亡。隋、唐、宋因之，雖有賢相，然其間多有小人，專權亂政。”（轉引自《國史舊聞》第三分卷）這就是朱元璋廢除丞相的理由。秦漢時的丞相的職責“掌丞天子，助理萬機”，丞相幫助皇帝治理天下，并負責處理日常事務。其主要的權力是選用官吏、案劾百官、與執行誅罰、主管地方官吏的考核與升降，對皇帝則有封駁（不同意和拒絕執行皇帝的旨意）與諍諫的權力。這時中央集權制的核心是君權與相權，丞相掌握了很大的權力，特別是皇帝比較幼小的時候。可見封建社會早期的“相權”對于“君權”有一定的制約與監督作用。自隋唐以來相權不斷下降，國家權力越來越向皇帝一人手中集中，表現出封建專制的加強，但是隋唐時期的三省（門下、中書、尚書）制度，把“擬旨”“取旨”和執行分開，仍然對皇帝的為所欲為有些限制作用。到了明代則廢除了丞相一職，朱元璋的目的在于裁撤掌管天下行政中樞的中書省，實現了大權獨攬。從此，皇帝即是國家象征，又是政府首腦，成為最高的、絕對的不可分割的權力，把封建獨裁制度推上了最高峰。朱元璋之所以能夠推行一些極端主義的政策，皇帝權力的絕對化是個保障。

　　明代的律令夠嚴酷了，然而，朱元璋還覺得“其奸頑之徒，未嘗肯格心向善，良民君子，每被擾害，終無一歲優閑。朕才疏德薄，控馭之道竭矣”（《大誥三編序》）。當然，“控御之道竭矣”，不等于不“控御”，朱元璋的加強“控御”之道就是建立為皇帝提供情報、只對皇帝負責的特務制度。雖然遠自周厲王時，就曾用“衛巫”監視國人，以達到“弭謗”的目的，不過這只是臨時措施；而明朝統治建立的是常設性質的特務機構，而且，越來越擴大。明太祖一朝特務人員主要由檢校和錦衣衛組成，“檢校”，義為查考。負責中央保衛的文武官員中都有任“檢校”的，他們專主“察聽在京大小衙門官吏不公不法，及風聞之事，無不奏聞”。這些人什么全打聽，連文武大臣的隱私和細事末節都在偵訊的范圍之內。朱元璋知道了這些之后，有時當面問一問當事人，以測驗他們的忠誠，其意在威赫。這也是一種“控御”之道。“檢校”發現的問題往往由錦衣衛抓捕、關押和審訊，錦衣衛和檢校構成明代特務網絡。這種法外的手段對于嚴刑峻法是個補充。朱元璋在治理國家的獨特性方面還有許多值得介紹的，如軍隊組織的“衛所”制度和與之相伴的“軍屯”制度，完備細密的監察制度和分封與府州縣并行的制度，以考察八股文為主考試制度和秀才、舉人、進士三級科考制度都是與小農經濟、專制體制相適應的政治文化制度，因此盡管有明一代合乎封建社會正統標準的皇帝很少，大多皇帝不是殘暴、就是昏憒，有的還兼有之，但是這個朝代也延續了二百七十余年，這是與明太祖創立的政治制度是密切相關的。

　　我們應該看到朱元璋為明代建立的經濟制度、政治制度對于明朝政權的建立與穩固起了決定性作用。如果從社會、文化角度來看，這些相對元朝末年的多元化傾向是個退步。然而，這個問題比較復雜、且與本專題關系不大。這里不作更多的論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