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朱元璋的生平和造反實踐

　　1、游民經歷與造反的目的

　　朱元璋出身一個佃農家庭，他的父親連個象樣的名字也沒有，叫朱五四。朱五四一生從盱眙到濠州，遷徙四次，他的上代就脫離了宗族所在句容（今屬江蘇）朱家巷。可見朱元璋的父祖輩就已經“脫序”了，然而尚未成為游民，因為他們只是在農村之間輾轉，租種土地，以農為生，沒有流入城市。至正四年（1344），天災流行，淮河流域一帶也遭到旱災、蝗災和瘟疫的禍害。朱元璋的父母和長兄皆病餓而死，一家陷入了沒吃沒喝、沒有錢埋葬逝去親人的困境。他在《皇陵碑》描寫了自己這段苦難的經歷：

　　俄而天災流行，眷屬罹殃。皇考終于六十有四，皇妣五十有九而亡。孟兄先死，合家守喪。田主德不我顧，呼叱昂昂，既不與地，鄰里惆悵。忽伊兄之慷慨，惠此黃壤。殯無棺槨，被體惡裳。浮掩三尺，奠何肴漿。既葬之后，家道惶惶。仲兄少弱，生計不張。孟嫂攜幼，東歸故鄉。值天無雨，遺蝗騰翔。里人缺食，草木為糧。予亦何有，心驚若狂。乃與兄計，如何是常。兄云此去，各度兇荒。兄為我哭，為我兄傷。皇天白日，泣斷兄腸。兄弟異路，哀動遙蒼。（《全明文》卷12）

　　我們從朱元璋的自述中可見他們生活在自己的宗族之外，遇到困難，很少有人伸出援助之手，從而養成了他們習慣于依靠自己的力量求生與發展。朱元璋自就小為地主放牛，受過各種艱難困苦的考驗，勇于任事，敢作敢當。另外，他的外祖父陳公也是個有過游民經歷的人，南宋末年當過南宋愛國將領張世杰的親兵，宋滅亡后，以作巫師、畫符念咒、看風水、合年庚八字為生。這種獨特經歷和思想意識直接或間接也會對朱元璋產生影響。因此，當生活把朱元璋推上游民（當游方和尚）生活路途時，他除了感到凄涼悲哀外，沒有表現出特別慌遽。這顯然是與他的個人經歷與家庭影響密切相關的。

　　居未兩月，寺主封倉。眾各為計，云水飄揚。我何作為，百無所長。依親自辱，仰天茫茫。既非可倚，侶影相將。突朝煙而急進，暮投古寺以趨蹌。仰穹崖崔嵬而倚碧，聽猿啼夜月而凄涼。魂悠悠而覓父母無有，志落魄而泱佯。西風鶴唳，俄淅瀝以飛霜。身如蓬逐風而不止，心滾滾乎沸湯。一浮云乎三載，年方二十而強。（《皇陵碑》）

　　當三載云游歸來、朱元璋已經有著豐富的游民經驗了。吳晗估計他在三年的流浪生活中，“接受了新的宗教，新的思想，新的政治教育，加入了秘密組織”（《朱元璋傳·游方僧》）。這個論斷雖然證據不是十分充足，但其與真實相距不遠。否則就無法解釋為什么湯和從被紅巾軍占據的濠州寄信來，勸他入伙為“盜”？正因為湯和知道他早已是“同志”，留在城外，時時可能發生危險，所以才會坦誠相勸。另外，我們從朱元璋所具備主動進擊精神來看，在民怨沸騰和造反運動此起彼伏的淮河兩岸，他決不會自甘寂寞的。當然，決定他邁出這關鍵一步的導火線有兩點，一是湯和的來信被人發覺，而且要去揭發，“旁有覺者，將欲聲揚”；另一點是他出家所居住的皇覺寺被元兵燒毀，沒法再住下去了，成為一個沒有收入、又沒有固定住所的游民。可見逼他走上造反道路的是實實在在的求生欲望和對前途發展的幻想。古代社會，游民和輾轉于天災人禍中的貧困農民是缺少文化的，在這種情況下，很難有理性的自覺。為了實現某種理念或某種社會理想、不顧身家性命、投入造反的行列是很難令人想象的。

　　中國人有可能為了宗教信仰而拿起武器，但宗教信仰首先是訴諸于感情的，特別鼓動造反的秘密宗教，是缺少理性的內容的。中國人是個注重實利的民族，造反者的中堅人物往往是游民，在我們這個重視實際利益、忽視信仰的民族里，游民則更是看重短淺的眼前實利。他們與老實巴交、沒有見過世面的農民在宗教信仰問題上容易上當受騙還不一樣，他們在重大的選擇面前會反復掂量的（朱元璋在《紀夢》一文對這一點有生動的描寫），什么有利于自己和自己所屬的集團，他們是能算得清清楚楚的。后來朱元璋多次談到最初參加反元的斗爭的目的：

　　朕遭時喪亂，初起鄉土，本圖自全。及渡江以來，觀群雄所為，徒為生民之患，而張士誠、陳友亮尤為巨蠹。士誠恃富，友亮恃強，朕獨無所恃。惟不嗜殺人，布信義，行節儉，與卿等同心共濟。（《明史·太祖本紀第三》）

　　可見那些把朱元璋的投入反元斗爭說成是因為信仰彌勒教（實際上，他即使參加了彌勒教也是利用彌勒教），并進一步把這種本來不存在的信仰說成是朱元璋從事反元斗爭的思想基礎，這只是一廂情愿之詞。

　　2、秘密宗教信仰與游民的武裝斗爭

　　神道設教本來是封建社會統治階級進行統治的操作手段，我們在后面還要談到。這一招不僅統治者會使，造反者也同樣會使，而且，使用得決不會比統治者遜色。被歷史學家們定為第一次“農民起義”的秦末陳涉、吳廣的反秦斗爭之前就使用“篝火狐鳴”和在魚腹中放入“大楚興，陳勝王”的布條。當然，這還只是運用帶有神秘色彩的異兆與讖語，它起的只是鼓動作用。在封建社會里，面對強大的專制統治，居住分散的小農（按：宗法農民很難以個人形式卷入造反活動）和游民是散漫的無組織力量，他們要想對抗強大的封建統治者、或者僅是為了求生而拂逆了統治者的意志都是要付出極大的代價的，即使反抗也是極其無力的。因此，在他們產生了造反的要求的同時，必然也要求形成有組織的力量。游民組織的最高形式——秘密會社是較晚出現的，而以秘密宗教的形式把分散農民組織起來的方法是在漢末就出現了的，著名的黃巾起義就是利用太平道進行組織和動員的。

　　宋代下層社會的武裝反抗十分頻繁，其中不少是利用秘密宗教進行組織和動員的。其中最重要的是摩尼教（又稱明教）和彌勒教。這些教派除了具有組織能力之外，更重要的是它們有都有一套與主流思想所強調的“天不變道亦不變”大相徑庭的理論。它們都主張變，否定現實存在，追求未來。明教把世界分為明、暗二宗、并強調光明一定能戰勝黑暗，并鼓勵信徒去追求光明。明教不設偶像，不崇拜鬼神，禁止殺生，食素，外人稱之為“食菜事魔”。宋代造反者多次藉摩尼教徒起事（著名的方臘起義就是一例），導致朝廷的嚴厲鎮壓，因而，摩尼教徒們的活動就更加詭秘。

　　顧名思義，彌勒教是崇拜彌勒的，彌勒是佛教中的未來佛，正統佛學認為他的出現將使世界改觀，能把眾生從苦難中解脫出來。《佛生彌勒下生經》中說：“彌勒出現，國土豐樂……土地豐熟，人民熾盛，街巷成行……夜雨香澤，晝則清和……時氣和適，四時順節。”這是多么美麗的景象，它激動過千千萬萬掙扎在生死線上的人們。它比明教宣揚的明暗二宗更通俗、更易于被廣大群眾所接受。民間宗教是為了滿足人們的眼前現實需求而出現的，當大多數的平民百姓處于苦難之中的時候，活躍于民間的秘密教派把對彌勒佛出現的信仰作為自己的旗幟是為了招徠更多的信眾，給他們以更大的鼓舞。北宋中葉貝州的王則曾以彌勒佛為號召殺官吏、據城池起事，但只堅持了五十余天。這次暴動使得統治階級對于民間的彌勒崇拜警惕起來，對這種以崇拜彌勒為主旨的秘密教派更加防范。

　　秘密宗教與后來以游民為主體的秘密會社不同，它的基本群眾是農民。但是它的中堅與職業傳教者多是游民。他們四處游蕩、一個村莊、一個村莊地傳播教義，拉人入教，他們大多會些“法術”，為農民治病、并為他們演示一些“奇跡”，爭取他們的信奉。傳教者也多是脫離于宗法網絡、在士農工商之外的。這種職業傳教人員多是世代相傳、幾輩子都靠傳教吃飯的。元末起事的明教領袖韓山童就是一例。秘密宗教的首領和職業傳教者中有不少是思變思亂之士，他們多是勇敢分子，敢于鬧事、敢于反抗現存的社會秩序。這是有許多原因的。他們是游民，具有主動進擊精神；他們游方傳教，沒有固定居止，即使起事不成，也可一走了之；另外，他們對于所傳的教義也有較為虔誠的信仰，有一種神秘主義的使命感。至于一般信徒，除了要在秘密宗教中獲得精神上安慰或解脫外，更多的是物質上的滿足。例如信徒之間的物質上的互相幫助，以及教主們用符水治病之類。這些對大多數農民信徒更有吸引力。農民如果不是破了產、不是成為走投無路的游民不會輕易地走上造反的行列的。連朱元璋這樣的人走上造反道路都是那樣地再三權衡，猶豫不決，何況有家有地、生活在宗法網絡中的農民呢？

　　朱元璋造反的最初的目的只是求得“自存”，后來看到與他爭奪天下者，也不過是些沒有什么遠謀深慮、“志驕”“器小”的庸庸碌碌之徒，在謀士的勸導下，才確定了奪取天下的“遠略”。至于為了實現自己的目的采用什么“理論”作為宣傳的工具，這要看當時的需要。早年朱元璋信奉彌勒教，是在走投無路的情況下的一種選擇。元璋年輕時作過和尚，這更不是由于信仰，用他的話來說只是“托身緇流”（《皇陵碑》），是用以解決吃飯問題的臨時措施（一般說來游民很難有堅定的信仰，他們傾向把一切都工具化）。當朱元璋參與紅巾軍的造反活動時，他還是個游方和尚，這時以明教為旗幟的造反活動已經有了相當的規模，此時要生存和發展，投靠紅巾軍是一個較好的選擇，所謂“背靠大樹好乘涼”。在幾年的軍旅生涯中，朱元璋充分表現出其軍事天才與臨時應變的機謀，他逐漸從對郭子興的依附下走了出來。力量壯大了，并且有了足以和割據天下的“群雄”一較高低的力量，朱元璋在有了逐鹿中原的資本之時是否還會遵循明教的規則呢？這主要看這些規則是否符合他的需要？明教、包括其它一些秘密宗教有鼓勵不得志者造反鬧事的一面，但是事情做大了以后怎么辦，這在它們的經典中很少提到。用現在的話說，就是它們只是講“造反合理”或者說“造反有理”，很少講如何通過造反取得政權和爭奪最后的勝利。教徒們信奉了彌勒佛出現和光明即將來臨的這種美好的理想，他們也起來了，“不平人殺不平者”，但是“殺完”了又怎么辦呢？是否那些充滿光明和美麗的景象就會自然而然出現了呢？秘密宗教沒有就這些問題給出答案，何況能不能“殺完”“不平者”，如果沒有具體的操作規劃也是個問題。這時朱元璋不取天下便罷，如想取天下，必需另找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學說為他服務。

　　3、奪取天下的武器——傳統的中國政治學

　　奪取天下與一般造反活動是不一樣的。封建社會中迫使人們武裝反抗的原因很多，然而，由于封建社會實行嚴刑峻法，敢于拉起大旗造當朝反的，絕大多數還是因為走投無路，才鋌而走險的。這個時候，只要造反主體有膽量、富于冒險精神，就可能豎起義旗。可是，當壯大起來的造反者進一步要取得和建立政權時，問題就不那么簡單了。漢代陸賈曾對劉邦說：“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也就是說，建立政權、治理天下都是需要學問的。的確，它也是一門極復雜的學問，它不僅有軍事上的戰略戰術問題，也包括政治藝術和政治技巧的運用的問題，這里有一整套政治、軍事文化。這些在鼓勵人們造反的彌勒教、明教中都是沒有的。在其它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軍事學說（例如西洋政治學）還沒有傳入中國時，以儒家學說為主體的傳統的政治軍事文化還是志在奪取天下人們的唯一的選擇。不管是誰、也不管他代表哪個階層的利益，只要他想建立政權和一統天下就得使用這一套。當然，這時的儒家學說已經從法家、兵家、縱橫家那里吸取了很多東西，不是純粹的原始儒家學說了，它是宗法文化的一部分。這種學說不僅具有理想性、還有具體的可操作性。

　　早在至正十三年（1353）李善長投靠朱元璋時，就為朱講了一套儒法雜揉的奪取天下和治理天下之術，并鼓勵他以漢代的劉邦為榜樣。朱元璋自然而然接受了儒家的治國理念。特別是儒生陶安、李習、唐仲實、朱升、孫炎、宋濂、劉基、葉琛、章溢等人加入了朱元璋的隊伍以后，把儒家所主張的一套“革命”造反的“順天應人”之理和奪取天下后的治國安邦之術灌輸給了朱元璋，使他從只知道造反求生的山大王變成立志一同天下的“群雄”之一。這些道理和謀略大體說來不過四條。一是，打起儒家“尊王攘夷”的大旗，所謂“內諸夏而外狄夷”。長江南北的漢族人民已經被蒙人和色目人統治了近百年，吃盡了民族壓迫的苦頭，朱元璋打起民族的大旗是上應天理，下合人心的。他在北伐元王朝的檄文中說：

　　當此之時，天運循環，中原氣盛，億兆之中，當降生圣人。驅逐韃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明太祖實錄》轉引自《朱元璋傳》）

　　檄文中還對北方的廣大老百姓說：“蓋我中國之民，天必命我中國之人以安之，夷狄何得而治哉！予恐中土，久污膻腥，生民擾擾，故率群雄，奮力擴清，志在逐韃虜，除暴亂，使民皆得其所，雪中國之恥，爾民其體之。”無疑這種主張對于處在第三、第四等級的漢人、南人是極有號召力和煽動力的。有的學者用今天流行的階級斗爭理論，指責檄文是利用民族斗爭掩蓋階級斗爭，這是極可笑的。實際上，對朱元璋來說他關心的是把全國老百姓都動員起來，站在自己一邊，把元朝統治者趕走，一統天下。此時還沒有別的政治斗爭理論來動員人民，他和他智囊人物不可能創造一套新的理論，即使創造出來老百姓也不懂，不會接受。

　　其次是“仁者無敵”的理論。本書《緒論》（按本文是《游民文化與中國社會》一書的一部分）部分曾指出中國古代封建專制統治下“暴君專制”與“暴民亂治”的輪回給老百姓帶來的苦難。元朝末期，以貧苦農民為主體的武裝反抗斗爭特別激烈，燒殺也十分嚴重。陶宗儀《輟耕錄》中的“天遣魔軍殺不平，不平人殺不平人。不平人殺不平者，殺盡不平享太平”，正是亂世之中這種報復情緒的一種反映。這種殺戮不會象一些歷史學家想象的那樣只殺統治階級和地主階級、不殺普通農民的。可以想見廣大人民的痛苦和對不搞濫殺的“仁政”的渴望。朱元璋參加反元斗爭第二年，在他初步擺脫對郭子興依附的時候，便確定以漢高祖劉邦為效法的榜樣，不亂殺人。后來他行軍打仗都注意軍紀，為自己樹立一個仁者之師的形象。這種作法也為自己最大限度地爭取各個階層的人物。

　　其三，朱元璋出身貧寒，懂得“國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的道理，在爭奪天下的斗爭中，非常注重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努力實現儒者朱升關于“廣積糧”的告誡。龍鳳四年（1358）朱元璋任命康茂才都水營田使，命令他負責興修水利，并分巡各地，在其占領區內修復和建設農田水利設施，為恢復和發展農業生產提供了物質條件。朱元璋還推行屯田軍墾，開放無主田地，后來還一度實行土地誰種誰有，這些不僅為其軍隊提供了大量的軍糧，而且提高了其所統治地區的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廣大人民的擁護，為實現國家統一奠定了基礎。

　　其四，在政治軍事活動中朱元璋禮賢下士，網羅大批的儒生才士；對于老百姓則貫徹孔子所說的“民無信不立”的原則，改變“山大王”作風，建立可以取信于民的政策和法制，這是有利于“挽頹風立紀綱”的，克服元末政治窳惰腐敗、政風疲軟的亡國氣象。

　　上述四項是基本點，我們在戰術和策略上還可以舉出一些，但只是枝節之處。這些都是一些常理常情，沒有什么特別神奇的地方。然而它就是傳統政治軍事文化的最緊要之處，所謂“王道本乎人情”也就是這個意思。一些歷史學家把它稱為是地主階級的政治主張，實際上，在中國古代宗法社會里它是政治學原理與政治操作的思考所能達到的最高水平。無論哪一個階層的人，只要他參與爭奪國家權力的斗爭，并要在斗爭中取得勝利，就不能不運用它，或者公開以之為號召，或者暗地使用。否則，就很難取得預期的結果。太平天國已經占領大半個中國，其勢力強大的時候遠過于朱元璋在金陵登基之時，但卻最終以失敗告終。其原因很多，其中很重要的一點就是他們不尊奉傳統政治文化（至少在口頭上如此），而且，還對被絕大多數國人所崇奉的孔子大張撻伐。雖然當時已經有異質的政治文化傳入，但是它還沒有發展到為廣大人民群眾能夠理解和接受的程度。

　　朱元璋確實是當時“逐鹿”群雄之中的佼佼者，他領悟力強，又勇于實行，并在不斷的實踐中隨時總結經驗教訓，最終登上了龍庭，建立延續二百七十六年的明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