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光緒原刻單行本，竹紙線裝1冊

　　“先圣”是孔夫子的封號。孔夫子是我國乃至世界的文化名人，因而需要時常紀念；而對名人的紀念活動往往是安排在其誕生或逝世的年月，這樣對名人的生卒年月就需要進行考訂。像孔子身后有規模無與倫比的家廟，其家祭也是國祭，所以在過去舉行祭祀活動也需要有一個明確可靠的時間。然而由于年代過于久遠，關于孔夫子的生卒年月，竟沒有一個統一的記載。為此，歷代學者做過許多考證，結果也是言人人殊，難以形成共識。今年社會各界舉行各種活動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不知是否重新做過研究？不過這些紀念活動使我想到了一本專門研究這一問題的著作，這就是孔廣牧的《先圣生卒年月日考》。

　　孔廣牧是孔子第七十世孫，從學于寶應名儒成蓉鏡，博覽強記，于天文歷算、輿地形聲、名物訓詁，靡不通貫，唯惜其享年不永。遺著除本書外，尚有《禮記天算釋》三卷、《漢石經殘字證異》二卷、《勿二三齋詩集》一卷、《飲冰子詞》一卷及《禮記鄭讀考》、《詹岱閣省疚錄》各若干卷，見劉恭冕為《先圣生卒年月日考》所撰序言及諸書刻本。其中《禮記天算釋》有《咫進齋叢書》等叢書本，但已改三卷為一卷；《勿二三齋詩集》和《飲冰子詞》有《求恕齋叢書》本，詞集也改名為《飲冰子詞存》；《漢石經殘字證異》則《販書偶記》著錄有傳抄本流傳，與其余兩種俱未見有刻本著錄，而除本書外其余已刻諸書亦均無單刻行世。

　　此《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乃光緒五年由蒯光典等出資刊行，寶應劉岳云任校刊，旌陽刻工湯明林寫刻，卷末附有儀徵劉貴曾跋。因書中多涉及天文歷算，故劉岳云署曰“算校”，在古籍校對署名上也是別具一格。書分上、下兩卷，上卷考生年，下卷考卒年。版刻精雅整飭，初印，墨色清晰。然而不知什么原因，年代雖近，印本卻流傳甚稀，《販書偶記》正、續編俱未見著錄，讀者一般是從《廣雅書局叢書》或《皇清經解續編》中才能看到此書，然已均屬重刻。我得到此書是在揚州古籍書店，同時所得還有劉恭冕《廣經室文抄》之原刻批注本和劉師培《左庵集》之宣統原刻本，俱罕見。案劉恭冕為劉岳云族兄，劉貴曾乃劉師培之父，與孔廣牧同從學于成蓉鏡。劉恭冕與劉貴徵兩家是否同族，未做過考究，但從《先圣生卒年月日考》這部書的刊刻過程中可以看出，兩家之間肯定有一定交往。寶應和儀徵在清代均隸屬于揚州府，疑上述劉氏諸書均屬劉家自藏，后因地利之便，為揚州古籍書店收得。據云僅北京每年南下揚州購書者即有十幾批人，好版本早已被人爬梳殆盡，但藏書家們對于此等學術書卻大多不甚留意，所以才會留待我輩掇拾（清末揚州的藏書家測海樓主人吳引孫亦曾藏有《先圣生卒年月日考》一書，大概也是挾地利之便才會收得）。

　　閱讀此書，我們可以看到，僅孔子的生年問題就非常復雜。早期的記載主要有魯襄公二十一年說和魯襄公二十二年說兩種不同說法。魯襄公二十一年說出自《公羊傳》和《谷梁傳》；魯襄公二十二年說出自《世本》和《史記》。此后從東漢時起，人們或主《公羊》、《谷梁》，或主《世本》、《史記》，一直聚訟紛紜，莫衷一是。即以清代學者而論，如崔述、江永、錢大昕、李惇、孫志祖等均從前者；而黃宗羲、閻若璩、梁玉繩等則從后者。孔廣牧遵從后者，定孔子生年為魯襄公二十一年，亦即公元前552年。現在紀念孔子誕辰2550周年，實際上也是采用了他的結論。但孔廣牧主襄公二十一年說并沒有特別強硬的證據，只不過謂《世本》早出而已。今案《公羊》、《谷梁》二傳雖遲至西漢初年方才寫定，但其自有師說遞相傳承，淵源也可以一直追溯到戰國以前，未必是西漢才產生的說法。孔廣牧最后的結論是：“先圣之生年從《史記》，月從《谷梁》，日從《公羊》。”可見他也認為《公羊傳》和《谷梁傳》的說法自是有所依據（報紙上說把孔子的誕辰日定在9月27日，似乎也是采用孔廣牧的結論）。所以關于孔子的生年，在上述兩說當中究竟何所適從，似乎還需要進一步研究。在近代以來與此相關的重要著述中，錢穆的名著《先秦諸子系年》，面對上述兩說也是無法斷定孰是孰非，最后只好以此事無關大局為由，隨意擇取司馬遷一說。由此愈可見確定孔夫子的生身年代，確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現在所定的2550周年，恐怕也只能是姑且言之、姑且聽之，不能過分當真。

　　即使孔廣牧在此書中對孔子生卒年的論述還不夠完備，本書也還是具有很高學術價值。僅僅是他廣泛搜羅前人各種成說一項，就功不可沒，為我們進一步研究提供了良好的基礎。問題是對于像孔子生年這樣在現實中具有很大影響的事件，在舉行大規模紀念活動的時候，最好還是重新做一番深入細致的研究為妥，并且應當把論證的過程和依據向世人做出必要的說明。不然很可能會熱熱鬧鬧地過錯生日。1987年西安紀念碑林建成900周年，搞得聲勢浩大，煞是熱鬧，可實際上這一年碑林在今址建成僅884年，到2003年才是碑林建成900周年。這一事例就是一個應當引以為戒的重要教訓。

　　后刻的叢書本與這部原刻本究竟有無異同，我沒有做過比勘，尚不得而知。但姑且不論其內容有無獨特價值及此原刻本甚是稀見難得，僅僅是其寫刻之精雅，也不是叢書本所能比擬的。一般來說，《廣雅書局叢書》校刊比較認真，在文字上倒不會有太大差訛；只是由于書局中校刊諸公水平太高，倒是常常按照自己的主張，有意改動原書，在使用廣雅書局所刊書籍時需要注意。如劉恭冕《廣經室文抄》，《廣雅書局叢書》本即有意刪去原刻本中《婦人裹足當嚴禁說》一篇文章；又如洪頤煊《漢志水道考證》，嘉慶原刻本書名如此，可《廣雅書局叢書》本卻妄自更改書名為《漢志水道疏證》，民國時編印《二十五史補編》，收錄此書竟亦一如《廣雅書局叢書》，想必是未能依據原刻，且亦不知其妄改書名之事。由此可見，藏書注重原刻，往往并不只是藏書者個人的收藏嗜好問題。

1999年9月8日記于京西未亥書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