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已經過去了，回想這一百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各種不同的遭遇，很多感觸。鐘書兄比我大兩歲，他的學識文章則比我高明得多，應該算是我的老師。他去世前，雖同在北京，但我從未到醫院看望過他；去世后也沒有寫過什么悼念文字。最近有朋友知道我在國外讀書時就認識他，解放后也曾見過好幾次，因此要我寫篇文章紀念他。現在隨便想到哪里就寫幾句。

??? 我最早認識鐘書兄是在1936或1937年。我是1934年去英國讀書的。當時因為喜愛希臘羅馬文學，就決定去牛津大學。當時在牛津大學讀學士學位，可以先讀古希臘文和拉丁文學一年半，再學一門選科，如哲學、歷史、東西方語言文學等，一共是四年，得榮譽學士學位；畢業后，考上一二三四等，還要在每年的英國泰晤士報上公布。此外就是普通班，不必考和讀希臘拉丁文，學期是三年，畢業成績也不登報。我當時選的是四年課程。1934年秋，我到了英國倫敦，先找一位老師，教我古希臘文和拉丁文。這樣補習了五個月。次年春天，就去考過入學考試。考上了，因當時學院里沒有亞非學生名額，又在倫敦等了一年多才進了大學。所以我到牛津是在1936年。鐘書兄在國內已經讀完大學，他作為庚款留學生，入學不需要考試。只要寫一篇論文，便可得到文學士（B.Litt.）學位，一般通過研究論文是兩年左右，也有用了三四年的。鐘書兄因為底子好，大概只用了一年左右，就通過論文畢業了。所以他在英國牛津時間不太長，大概只有兩年左右。離英后，他又去法國巴黎，得了什么學位，我就不清楚了。他回國大概是在1938或1939年左右，比我早一些。

??? 當時在牛津大學的中國人并不多，最初只有十來個人。其中也有不讀學位，只住在那里，利用當地較好的圖書設備和較廉的房租的，如歷史學家向達（向覺明）教授，我在英國的最好朋友，他就是到倫敦的大英博物館收集抄寫敦煌資料的。他有時去倫敦，有時住在牛津。他同錢鐘書兄也是一見如故，作了很好的朋友。鐘書兄到牛津是同他夫人楊絳同來的，季康嫂（楊絳）我當時也認識，初次見面大概是在他們兩位家里。鐘書當時同牛津的中國朋友很少來往。大家都覺得他比較孤僻，見面也沒有多少話說。記得向覺明兄曾對我說過鐘書兄對他們都不感興趣，他說過除了向覺明兄外，只有“小楊”還可以談談。“小楊”就是指的我。當時中國人里有三個姓楊的。我年齡最小，所以大家都叫我“小楊”。我聽了這話，當然也很高興。

??? 記得只有一次，向覺明兄拉鐘書兄同一些中國同學見了面。在座談中，鐘書兄好像沒有什么話，他只拉我在一起，大談一位法國女作家的書札集如何機智有趣，這位女作家是17世紀的瑟維葉夫人，她在路易第十四時代同一位侯爵結婚，作了侯爵夫人。侯爵不久就與人決斗死了。她在守寡期間曾給親戚朋友寫了不少信，現在留下來的還有一千七百來封。信的內容大都是寫當時法國宮廷中的瑣事，從其中可以看到不少當時法國上層社會的風俗人情。我沒有讀過這部書，但記得當時鐘書兄只顧得同我大談瑟維葉夫人，而置大家不顧，回想當時情況很可笑，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那時我常去巴黎游玩。巴黎當時有一個很有名的歌舞劇院，叫作“紅磨坊”（Monlin Ruge）。在那時常聽到臺上唱的一個流行歌曲，頭一句唱詞就是Tous va tréi bien,madaml la manquise（一切都會很好，侯爵夫人）。我每次聽到這個唱詞，就想起鐘書兄在牛津那次高談闊論，大談瑟維葉侯爵夫人的情景。其實鐘書兄是個書呆子，整天沉醉于書堆里，置一切于不顧。當時并不完全是有意不理大家，拿外文書來唬人，實際是他從來不善應酬，除了談書本以外也無話可說。可是往往因此不少人就誤認為他愛擺架子，看不起別人。其實我知道他是個很真誠直率，很關心別人的知識分子。從這一件小事可以看出他一生常常被人背后批評指責的原因。

??? 我們離開英國后，就好多年沒有見過面。我在重慶、貴陽和成都教過幾年英語課，后來就到重慶北碚，在國立編譯館翻譯《資治通鑒》。聽說他回國后，先在昆明西南聯大教書，因同某些教授同事關系不太融洽，就改到湖南藍田師范學院教書，后來又去到上海。日本投降后，我也同編譯館去到南京，差不多就在這時，他從上海給我來過一封信。他當時好像是在上海圖書館工作，主編了一本圖書館內部的英文學刊，刊名是希臘文，意思是《愛好讀書》，大概同現在的《讀書》月刊差不多。他向我約稿時我正對中西交通史有興趣，寫過一些漢魏到唐宋時期中國與羅馬帝國和后來的東羅馬友好關系的讀書筆記。又曾應中央大學（今南京大學）賀昌群教授之約，在學校歷史系當過一年教授，教東羅馬史，后因學生罷課請愿，反對內戰，只教了幾堂課，沒教完一年而終止。由于上述原因我就給他寄過兩篇英文稿子，大概都是關于古代中國與東羅馬交往關系的。這兩篇英文稿子他的學刊也都登載了，他還寄來過那兩期學刊。不知道這個學刊到底出版過幾期，也許兩三期后也就停止了。我們后來見面從未提起過這件事，別人寫的關于他的文章好像也未提到解放前他在上海主編過一本英文學刊。總之，解放前他回國后的生活經歷也不是那么一帆風順，也經歷了不少不愉快的事。他后來寫了一本書《圍城》，雖是諷刺小說，并不都是真事，更不是自傳，但是書中主人公方鴻漸的經歷也或多或少反映了作者本人在那個時期的遭遇。

??? 解放后，聽說由于朋友的推薦，他被調來北京主持翻譯英文毛選的工作。我當時還在南京，正熱心處理民主黨派和政協事務。大概在1950年或1951年，南京統戰部通知我，說中央也想調我去北京，參加翻譯毛選的工作。我當時婉言拒絕了，說我只懂得翻譯文學作品，翻譯政治性文章我很外行，做不好。實際上是因為當時我同南京統戰部同事的關系很不錯，我又剛買了一所小房子，預備在南京定居，北方老親戚太多，也怕找麻煩，這樣我就失去了一個同鐘書兄共事的機會。1952年底我還是被調到北京，參加剛成立的外文出版社工作，但是那時候也沒有見到過鐘書兄，也不清楚他當時的情況。后來聽說他在完成了翻譯英文毛選工作后，被任命為社會科學院的副院長。又聽說他很怕開會或被人訪問。我自己情況也不太好，心情也不很愉快，因此也沒去看他。記得只是在他搬到三里河南沙溝宿舍后，去過一次，但也未久留。還記得有一次《中國文學》英文版忽然要我翻譯司空圖的《詩品》，我譯完了，說對于譯文沒有把握，他們就決定送去請鐘書兄審定一下。他看了送來的譯稿，只提了一點小意見，我也沒有去見他一面。1989年我曾寫過兩句打油詩，是“有煙有酒吾愿足，無官無黨一身輕”，他不知道在哪里看到了或聽人說起，忽然高起興來，給我寫了一封信，說他很欣賞我的句子，但覺得“吾愿足”和“一身輕”對的不夠工穩，建議改為“萬事足”和“一身輕”，問我如何。我看了信笑一笑，就放在一邊，也忘記了回他的信。在他沒有生病住院之前，記得也還見面過一兩次，時間都很短，而且有許多別的人在一起，沒有多談話，只記得當時他就感覺每年怕過冬天，有點氣喘病什么的，每到天冷就要犯病。當時對這話沒有多在意，不料他終于病倒了，而且一病不起。他雖然最后一二十年間被大家吹捧得紅得發紫，而且引起許多年輕人羨慕妒忌，但因此也遭到許多不公平的評論，好像他學問太大，是個怪物。最近他去世后，還有人編造各種離奇故事，不說他被人欺負，反而倒咬一口，說他行兇打人等等。一個好讀書作學問的知識分子，一生正直淡泊，與世無爭，像他給自己起的別號“默存”那樣，只求在沉默中生存，而且從來不說假話，也很關心別人，死后還要給人作為話柄，實在是很不公平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