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俊同志在即將完成《敦煌詩集殘卷輯考》時，就囑我為此書寫一序言。去年九月初，我應臺灣清華大學之邀，赴該校中文系講學，我本想將已排出的校樣帶去，于教學之馀閱看并即撰序。但當時校樣未能出齊，徐俊又有一種執著過細的本性，還想在校樣中再作修改，就說等回來再看吧。我于今年二月初返京，徐俊就給我厚厚一疊已經排好但還有他不少改動字跡的校樣，我接過來，就好像接過一副重擔。

　　說實在話，我對撰寫此序，是感到很為難的。因為我雖然研究唐代文學已有二十馀年，但對敦煌遺書文獻，包括詩歌輯錄，雖有所接觸，但未曾多閱細看，沒有下過工夫。我有一個習慣，為友人作序，雖然不過一二千、二三千字，但總要翻閱全書，有時不止看一遍。接過本書的校樣，正值春節剛過，我用了整整一星期的時間，不做別的，數萬字的前言細讀了兩次，近一千頁的正文逐頁翻了一遍，剛剛經歷了半年教學，好像一下子又從課堂進入了專題研究的書房，眼界頓開，隨手即有所獲。

　　如我這幾年較留心于唐代翰林院與翰林學士，想從文化與政治的綜合考察入手對這一部分知識分子作些研討，其中就涉及李白于唐玄宗天寶初入長安為翰林供奉事。關于李白任翰林供奉，唐代的人就有種種說法，有的把李白即說成翰林學士，有的說他直接參與政事，制作詔書。我以為這些都是不確切的。這次我在此書上編法藏部分中，看到P.2567、P.2552所錄唐詩叢鈔，有李白《宮中三章》，即其《宮中行樂詞八首》之前三首，原卷題下所署作者為“皇帝侍文李白”，這對我忽似一大發現。據考此卷傳鈔時間為天寶十二載（753）以后，順宗李誦即位（805）之前?？梢娺@一距李白時間很近的鈔錄者，確把李白僅僅視為“皇帝侍文”，這是最為切合李白當時身份的。又如同卷頁78錄李白一詩題作《從駕溫泉宮醉后贈楊山人》，據徐俊?？?，宋本《李翰林集》卷8、清編《全唐詩》卷168，均題作《駕去溫泉后贈楊山人》。我認為從詩中所寫，及李白當時的身份，應是李白作為一個“皇帝侍文”，隨從玄宗游驪山，酒后作詩贈一友人。詹锳先生主編的《李白全集校注匯釋集評》也注意及此，謂當以敦煌本所題為是（卷8，頁1347。百花文藝出版社，1996年12月）。

　　以上所說只是我通閱全書所得的極小一點，也只是結合我目前所做的課題而言的。徐俊對敦煌詩集殘卷的輯考，我認為功績有二，一是總結已有的成果，輯錄至今為止所能得到的最多最全的敦煌詩歌，可以體現世紀性的成就；二是提供新的文獻整理的思路，既力求恢復原件鈔錄的準確面貌，又力圖運用多種科學研究手段，特別是強調敦煌寫本之間、敦煌寫本與傳世文獻之間的互證，開闊對敦煌文獻清理、研究的視野。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說的，在全面普查已經公布的敦煌文書的基礎上，經過對400多個敦煌詩歌寫本的整理、綴接和匯校，此書上編《敦煌詩集殘卷輯考》共厘定詩集詩鈔63種，詩1401首（包括重出互見詩71首），下編《敦煌遺書詩歌散錄》輯錄詩歌524首（句）。二者合計為1925首（句）。這一數字確實大大超過已有的各種輯本。而且所輯的詩，包括詩的作者，都通過大量的文獻輯比和嚴密考證，作了精細的?？?，有不少已經可以成為結論。人們今天拿到這部書，除了已輯集整理的王梵志詩以外，敦煌遺書中的詩歌，可以說這是既全而又可信的一個定本了。當然，這并不是徐俊一個人的功勞，他充分吸收了二十世紀幾代學人的學術成果。而且上一世紀自二三十年代起，中國學者連續到海外輯錄有關資料，特別是八九十年代，幾種大型的文獻（如英藏、法藏、俄藏，以及國內部分藏品）以集成方式影印出版，給敦煌詩的全面整理研究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學術和文化研究的突破，確是離不開文獻資料的。

　　至于書中體現的新的文獻整理思路，我想，這在前言和正文的校錄中隨處都能察覺，我的這一序言不是論文，不能作詳細的介紹和闡釋。我這里只能提出幾點。如徐俊是很注意敦煌詩歌寫本所顯示的地區、時代和民間文本的諸種特色的。對敦煌詩歌的時代分段，除了人們通常采用的按中原王朝的興替分為先唐、唐五代、宋初三個階段外，他又強調與敦煌歷史發展的一致，劃分為吐蕃占領以前的唐朝時期（即唐德宗貞元二年以前）、吐蕃占領時期（即吐蕃于貞元二年攻占沙州、敦煌以后的七十馀年）、沙州歸義軍時期（即唐宣宗大中二年張議潮率領沙州民眾起義、驅蕃歸唐，直到北宋仁宗景祐三年為西夏所滅）。這就不受中原王朝興替的傳統約束，更便于展開有關中原文化在敦煌地區傳播及敦煌本土文化自立發展的研究。

　　又如上世紀初敦煌遺書的發現、流布，是有其特殊的歷史環境的，這就是因為經過幾次劫掠，分藏于不同地區，這樣，有些原是一個卷子的鈔件，卻被割裂為兩種或數種不同的文獻。而過去對敦煌詩歌的整理，又往往只就《全唐詩》的補輯著眼，不作整體考慮。如最早有計劃地從事敦煌唐詩寫本輯錄的王重民先生，他在《補全唐詩·序言》中就明確地說，敦煌詩在《全唐詩》中已十存八九，他的計劃是，凡見《全唐詩》者校其異文，凡不見《全唐詩》者另輯為一集，以補《全唐詩》之逸。王先生在這方面是作了不少貢獻的，但他的工作有兩大遺憾，一是受客觀條件的限制，并未作全，特別是數字統計不確（如說《全唐詩》已十存八九），二是這樣做便把敦煌寫本原件隔開，以致造成種種缺失。如P.2492、Дx.3865唐詩文叢鈔共21首詩，原是一個寫卷，但因一為法藏，一為俄藏，王重民先生只看到法藏所錄的白居易詩，定名為《白香山詩集》，而且又主張這是當時單行的《白氏諷諫》原本?，F在徐俊把法藏與俄藏綴接，恢復原來寫本的原貌，人們就可以看清楚，這一寫本所錄不止是白居易的《新樂府》詩，還有元、白唱和詩，岑參《招北客詞》，以及德宗時女冠詩人李季蘭詩。這樣，既正確否定原來單據法藏所作的結論，還進一步考知李季蘭佚詩的寫作時代背景（見本書頁21～27所考）。書中類似的情況不少，如頁171綴合P.2762、S.6973、S.6161、S.3329、S.11564等五個殘卷，考出唐佚名詩18首原為一卷，從而推斷詩作的時間，均極為精采。徐俊在前言中明確提出，“敦煌文學寫本的整理應該以最大限度地保留其原有的可供研究的信息為目標”，這應該說是既符合傳統的文獻觀念，更具有開拓新的學術發展的科學思路。

　　在述及整理、考錄時，徐俊提出“廣泛與傳世文獻相結合的原則”。“傳世文獻”一詞我最初覺得不太好理解，我想，這當是指中原地區尚存于世的各類典籍。當然我是贊成這一提法的。陳寅恪先生在論及王國維的治學貢獻時也曾提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證”（《王靜安先生遺書序》，見《金明館叢稿二編》，頁219）。敦煌詩歌相當一部分是中原地區流傳過去的，有一部分則是本土作品，但總的都是中華文化。我們今天作考證、研究，確應作綜合的考察。如果不具備傳統文化的素養，是很難作出真確的、高層次的考釋的。本書在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既博且精，時出新見。如頁276考P.3597所錄的《白侍郎蒲桃架詩》，今人多認為即是白居易詩，有的學者雖提到一作姚合詩，但認為不可靠。徐俊考出宋代史繩祖《學齋占畢》卷4記有當時所傳姚合詩集即有《洞庭蒲桃架》詩，這一發現即可斷定此詩的確切作者。又如P.2567、P.2552唐詩叢鈔拼合卷中所錄孟浩然《寄是正字》詩，過去的孟集及某些總集對“是正字”所載有異，今人也往往沿誤傳誤，徐俊則依據《新唐書·藝文志》予以訂正。這些都可見出，我們作古籍整理，推而廣之，作古代文化研究，確需要有博厚的根基，而這又是不可能一蹴而就的，需要長期的積累。

　　我不可能再多舉例子，雖然我在筆記中還寫有不少。我在這里想再說一點，那就是，徐俊在校輯、考錄時，真是參閱了二十世紀中外學者不少著作，這從書后所附“征引及主要參考文獻”有28頁之多，可以想見。對有些有爭議的記載和說法，根據徐俊所提供的論據，有的我認為可以下斷語的，但他還是表示維持原說，不遽加改變（如頁461關于“荀鶴”二字的校釋），這種慎重的做法使人感到一種謙和之氣。不過徐俊還是有硬脾氣的，他認為是就是，認為非就非，即使是有很大名氣的前輩或當今學者，他一方面很尊重，但另一方面碰到實在難以成立的具體論點，他還是明白表示“誤”、“不確”。我認為這是治學的一種正氣，一種與虛假、作偽絕然對立的正派作風。

　　徐俊在“后記”中說，他編撰這部書，如果從普查寫卷算起，已有十三個春秋，而開始動筆寫作至去年，也已整整十年。他感慨地說：“人生有幾個十年呢，這本書竟耗費了我十多年全部的業馀時間！”我說，這不是耗費，這是值得的，也是必須的，沒有這十多年，能有如此厚實的成果而為當代及后世所引用嗎？人生確應珍視每一個十年，徐俊能夠在中華書局編輯部的學術氛圍中充實自己，并已立足于難得的敦煌學術行列。這樣的十年，應是為人企羨的。是為序。

2000年2月末，于北京六里橋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