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本義》卷首列九圖，其中冠以“伏羲”之名者有四圖：《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并云：“伏羲四圖，其說皆出邵氏。”

　　言“其說皆出邵氏”，并不等于說“伏羲四圖”皆傳自邵雍。邵伯溫言其父學曰：“止有一圖，以寓其卦之生變與陰陽消長之數。”[1]據朱震《漢上易傳卦圖》所列，此“一圖”為《伏羲八卦圖》（方圓六十四卦合一之圖，即《先天圖》）。朱震所列《伏羲八卦圖》采自鄭夬之書，而鄭夬則是賄賂王豫仆人得此圖，王豫則于共城拜邵雍為師而受此圖。邵雍移居洛陽后對張岷講學時又改稱此圖為《先天圖》。

　　《先天圖》外六十四卦圓圖象天，內六十四卦方圖形地，以寓“天圓地方”、“天地相函”、“統體一太極”之義。方、圓六十四卦皆“一貞八悔”，圓圖之貞卦為“乾坤縱而六子橫”。在邵雍看來其八貞卦之方位與《說卦》“天地定位”一節之說有合，因而邵雍有“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之說[2]。正因有此說，亦是邵雍當初為方圓六十四卦合一之圖命名為《伏羲八卦圖》的理由。后來，邵雍的“先天易學”臻于成熟，遂將《伏羲八卦圖》更名作《先天圖》。

　　就冠以“伏羲”之名言，邵雍是止有“伏羲一圖”。就圖式而言，《周易本義》所列《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則與邵雍《伏羲八卦圖》相同。可見，所謂“伏羲四圖”，只有第四圖為邵雍所傳易圖（本名《伏羲八卦圖》或《先天圖》，朱熹更改作《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其余三圖皆非出自邵雍。

　　我們來考辨一下《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八卦方位》、《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三圖出自何人之手，并討論其說是否“皆出邵氏”的問題。

一、黑白塊《伏羲八卦次序》、《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圖乃朱熹作

　　朱熹言“伏羲畫卦自然次第”曰：“是從兩儀、四象加倍生來底。”[3《伏羲八卦次序》（小橫圖）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大橫圖）是以黑白方塊象一陰一陽替代原卦爻符號所作之圖。我們讀《文公易說·雜問答·答袁樞》可知，當袁樞看到這兩幅圖后，就提出了“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黑白之位尤不可曉”等問題。朱熹回信答辯：“乾則三位皆白，三陽之象也；兌則下二白而上一黑，下二陽而上一陰也；離則上下二白而中一黑，上下二陽而中一陰也；震則下一白而上二黑，下一陽而上二陰也，巽之下一黑而上二白、坎之上下二黑而中一白、艮之下二黑而上一白、坤之三黑，皆其三爻陰陽之象也。蓋乾、兌、離、震之初爻皆白，巽、坎、艮、坤之初爻皆黑，四卦相間兩儀之象也；乾、兌、巽、坎之中爻皆白，離、震、艮、坤之中爻皆黑，兩卦相間四象之象也；乾、離、巽、艮之上爻皆白，兌、震、坎、坤之上爻皆黑，一卦相間八卦之象也……一畫為儀，二畫為象，三畫則為卦，則八卦備矣。此上若旋次各加陰陽一畫，則積至三重再成八卦者，方有六十四卦之名。若徑以八卦遍就加乎一卦之上，則亦如其位而得名焉。方其四畫、五畫之時未成外卦，故不得而名之耳。”又就圖的出處答辯：“仆之前書固已自謂非是古有此圖，只是今日以意為之，寫出奇偶相生次第，令人易曉矣。其曰畫前之易，乃謂未畫之前已有此理，而特假手于聰明神武之人以發其秘，非謂畫前已有此圖，畫后方有八卦也。”（朱熹我在前一次寫給您的書信中就已經說明，古時并沒有這樣黑白之位的易圖，而是我特意創造的，為的是使人們易于理解八卦和六十四卦奇偶相生的次序。）

　　邵雍曰：“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后成，故陽以陰為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后見，故陰以陽為唱。”又曰：“陽得陰而立，陰得陽而成。”又曰：“獨陽不生，寡陰不成也。”邵雍既有此說，他還會以獨陽或獨陰的“一分為二”為“四象”嗎？

　　邵雍曰：“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邵雍既有此說，他還會有“四爻五爻者無所主名”的問題嗎？

　　邵雍曰：“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于陰，陰上交于陽，四象生矣。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后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也。十分為百，百分為千，千分為萬，猶根之有干，干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少，愈細則愈繁，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邵雍既于“八卦相錯，然后萬物生焉”之后言“一分為二”的“加一倍法”，是從“一為太極”開始的“一分為二”嗎？

　　邵雍曰：“乾為一，乾之五爻分而為大有，以當三百六十之數也；乾之四爻分而為小畜，以當十二萬九千六百之數也；乾之三爻分而為履，以當一百六十七億九千六百一十六萬之數也；乾之二爻分而為同人，以當二萬八千二百一十一兆九百九十萬七千四百五十六億之數也；乾之初爻分而為姤，以當（闕）是謂分數也。分大為小，皆自上而下，故以陽數當之。如一分為十二，十二分為三百六十也。天統乎體，姑八變而終于十六；地分乎用，故六變而終于十二。天起于一，而終于（闕）地起于十二，而終于二百四秭六千九百八十萬七千三百八十一垓五千四百九十三萬八千四百九十九兆七百二十萬億也。一生二為夬，當十二之數也；二生四為大壯，當四千三百之數也；四生八為泰，當五億五千九百八十七萬二千之數也；八生十六為臨，當九百四十兆三千六百九十九萬六千九百一十五億二千萬之數也。十六生三十二為復，當（闕）之數也；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當無極之數也。是謂長數也。長小為大，皆自下而上，故以陰數當之。”邵雍既有六十四卦易數的“加一倍法”，那么，他所言“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合之斯為一，衍之斯為萬”，如果不是指六十四卦的易數而言，此外還能有什么解釋呢？

　　朱熹自造黑白塊大小二橫圖，用的是“卦爻”（《周易》原本卦爻符號不能“一分為二”，只好以黑白塊替代之）一分為二的層累疊加。分一陽為二或分一陰為二，是“獨陽能生”、“寡陰能成”。這種分法與邵雍“獨陽不生，寡陰不成”說相悖，因而“其說皆出邵氏”于此不能成立。邵雍確有如同程顥所言要學得二十年工夫的易數“加一倍法”，然而卻不是自太極開始的“一分為二”，是朱熹將自太極開始的“一分為二”強加于邵雍頭上，因而“其說皆出邵氏”于此也不能成立。

二、《伏羲八卦方位》圖先見于王湜《易學》

　　至于《伏羲八卦方位》圖，邵雍只有“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和“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之說而無畫圖。乾上坤下，離東坎西，震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西北之八卦方位圖先見于王湜《易學》和楊甲《六經圖?大易象數鉤深圖》。朱熹言此圖之說“皆出邵氏”似有所本。然而，邵雍卻是以《伏羲八卦圖》（即《先天圖》）的貞卦而言“伏羲八卦方位”。以《先天圖》八貞卦方位看，自然是“乾坤縱而六子橫”。“止有《伏羲八卦圖》一圖”已能釋明“天地定位”一節之義，不必再畫蛇添足而畫出什么“伏羲八卦方位”之圖。

　　值得引起人們主意的是：朱震《漢上易傳卦圖》所列《伏羲八卦圖》和《文王八卦圖》，全是以六爻卦構成的易圖。邵雍既然把六爻卦構成之易圖稱之為《伏羲八卦圖》，他就不會再出以三爻卦構成的《伏羲八卦圖》（即朱熹所列《伏羲八卦方位》）。

　　《周易本義》釋《說卦》“天地定位”一章曰：“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今人點校此句作：邵子曰：“此伏羲八卦之位，乾南，坤北，離東，坎西，兌居東南，震居東北，巽居西南，艮居西北。”）前《伏羲八卦方位》圖說：“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今人點校此句作：邵子曰：“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自震至乾為順，自巽至坤為逆。后六十四卦放此。”）邵雍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坎離列左右之門”，從無“乾南坤北”之說。邵雍曰：“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逆若逆知四時之謂也。”《先天圖》圓圖象天，有卦氣的四季流行。“圖皆自中起”，以乾、姤之分界為中，以貞卦言，起乾向左行歷兌離、震、坤、艮坎、以至于巽為順（乾至震，父先子后；坤至巽，母先女后，故有“皆已生之卦”說）；起姤向右行歷坎艮、坤、震、離兌、以至于乾為逆（巽至坤，女先母后；震至乾，子先父后，故有“皆未生之卦”說）。以春夏秋冬之序，則“逆知四時”之積數就是“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震一陽爻、離兌各二陽爻、乾三陽爻、巽一陰爻、坎艮各二陰爻、坤三陰爻）。顯然，邵雍《先天圖》六十四卦圓圖的易數，是陽長陰消的六數，而且是一○型“循環無端”的模式，所以他有“朔易之陽氣自北方而生，至北方而盡，謂變易循環也”與“生則未來而逆推，象則既成而順觀”之說。邵雍曰：“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先天圖》象天圓圖乾卦為陽在南當夏至，坤卦為陰在北當冬至；形地方圖貞乾在北為陽，貞坤在南為陰。邵雍說“時可逆知，物必順成”，圓圖起震一至坤六就是“時可逆知”；方圖一貞八悔之貞卦（內卦）自下而上為乾、兌、離、震、巽、坎、艮、坤，就是萬物自下而上的“物必順成”。圓圖的積數是“逆數之”的震一至坤六；方圖的積數是“順數之”的乾一至坤八。顯然，朱熹《伏羲八卦方位》將乾一至坤八之數標圖上，這并非邵雍的本意。總之，以此圖及圖說又及八數“皆出邵氏”，非是。

三、邵、朱易學思想有所不同，因而對易圖之解釋亦各不同

　　邵雍曰：“老子知《易》之體者也。”而朱熹卻說“康節嘗言老氏得《易》之體，非也”。顯然，二人對《易》之體有不同看法。在強調“觀物”的邵雍眼中，“太極既分，兩儀立矣”，是“一氣分而天地判”（一生二），天有日月星辰、地有水火土石，是為“天之四象”和“地之四象”（二生三）。“道為太極”、“太極一也”，天地為兩儀，八卦為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六十四卦象萬物。如此在邵雍看來，《系辭》“易有太極”一節所述乃《易》之體，與《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說有合，因而有是說。而朱熹卻以太極為“一理”，一陰一陽為“兩儀”，陰陽二畫排列為“四象”，陰陽三畫排列為八卦，陰陽四畫排列為“十六卦”，陰陽五畫排列為“三十二卦”，陰陽六畫排列為六十四卦。其說“《易》之體”是個陰陽“加一倍法”模式。“老氏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又更都無道理”、“有是理即有是氣，氣則無不兩者，故《易》曰太極生兩儀。而老子乃謂道先生一，而后一乃生二，則其察理亦不精矣”、“一便生二，二便生四，老子卻說二生三，便是不理會得”，由朱熹如此評介，即見其“唯理”與邵雍“唯物”之不同。

　　朱熹每每對人說，邵雍“一分為二”之說是自“太極”說到六十四卦。然而，《觀物外篇》“是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故曰分陰分陽，迭用剛柔，《易》六位而成章也”這段語錄，是繼“陽交于陰陰交于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于柔柔交于剛而生地之四象，于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后萬物生焉”之后而立言，是以“卦之生變”述說以《乾》為祖的六十四卦（萬物）衍化過程，因而有“乾為一”、“一生二為夬”、“二生四為大壯”、“四生八為泰”、“八生十六為臨”、“十六生三十二為復”、“三十二生六十四為坤”之說，此即“《易》六位而成章”，并非說爻畫累加成卦。邵雍既然主張“八卦相錯者，相交錯而成六十四卦也”之說，則必不以四爻排列為“十六卦”、五爻排列為“三十二卦”；既然主張“天之四象”與“地之四象”為“二生三”之八卦，則必不以不成物象之二畫排列為四象。

　　朱熹不知邵雍所謂“乾坤縱而六子橫”圖是由“卦之生變”而來，而教人曰“須先將卦作一橫圖”，用《伏羲八次序》與《伏羲六十四卦次序》二橫圖中分拗轉而圍成二圓圖。正是朱熹以所作橫圖起《乾》至《坤》為“逆數”，所以將橫圖中分拗轉圍成圓圖之后，左方起《復》至《乾》為“順”，右方起《姤》至《坤》為“逆”，因而《易學啟蒙》曰：“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此“圓圖又只一半逆”，實因橫圖起《乾》至《坤》為“逆數”所致。

　　邵雍曰：“先天之學，心也；后天之學，跡也。”又有詩曰：“若問先天一字無，后天方要著功夫。”準此，凡有文字卦畫之跡者，皆當屬后天之學范疇。《說卦》“天地定位”一節與“起震終艮”一節，皆有文字之跡，皆是“今之周易”內容，必屬后天之學無疑。準此二節之義所出之《伏羲八卦方位》圖與《文王八卦方位》圖亦是后天之學圖。邵雍所創《先天圖》本身有卦畫之跡，其圖本是后天之圖，只是因其可用來反映“有物先天地生”的道——心《易》，所以有是名。朱熹謂“先天者，伏羲所畫之《易》也，后天者，文王所演之《易》也……文王之《易》，即今之《周易》，而孔子所為作傳者是也”，分別以《說卦》兩節文字為“先天之學”與“后天之學”，顯然不是邵雍本意。邵雍分《說卦》兩節內容為“《易》之體”與“《易》之用”，皆是指《周易》體用而言，并無將“伏羲八卦”界定為“先天八卦”。

　　邵雍主渾天說，以“天圓地方”相函之圖為“太極”全體，而朱熹則主張“母生子”說，以一○為太極。正因如此，方要將《先天圖》內方圖“取出放外”。正是出于這一主張，方改稱六十四卦方圓合一之圖為《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清代學者王懋竑亦指明：邵子只有先天一圖，六橫圖乃朱子作。[4]朱熹謂“伏羲之《易》，初無文字，只有一圖以寓其象數”，則是指此圖而言。在朱熹看來，《先天圖》是從六十四卦橫圖中分拗轉而成，并謂圓圖有些子造作模樣。正是因為他有此偏見，方會有如此困惑：“《易》逆數也，似康節說方可通。但方圖則一向皆逆，若以圓圖看，又只一半逆。不知如何？”

　　邵雍曰：“圓者數之，起一而積六”、“逆數之，震一，離兌二，乾三，巽四，坎艮五，坤六”；“方者數之，起一而積八”、“順數之，乾一，兌二，離三，震四，巽五，坎六，艮七，坤八”。這是邵雍就《先天圖》六十四卦圓、方之圖說順逆之數。圓圖象天之運行，以“一貞八悔”之貞卦“逆數之”，起震歷離兌、乾、巽、坎艮以至于坤的陰陽消長之數為六，是一“○”型模式，因而有“逆知四時”之說。方圖形地之生化，以“一貞八悔”之貞卦“順數之”，起乾歷兌、離、震、巽、坎、艮以至于坤的自下而上順生之數為八，因而有“天之陽在北，地之陰在南”之說。朱熹則本橫圖乾一至坤八之數為“逆數”，待中分拗轉而成圓圖時，自然是“又只一半逆”了。邵雍以象天之圓圖說四時流轉，豈能既順知二時又逆知二時？顯然，朱熹的“∽”型模式與邵雍本意相悖。

　　朱熹有關“先天圖”的主張，對后世的負面影響頗大。如學本朱熹的俞琰于《易外別傳》中用黑白方塊替代卦爻符號作六十四卦圓圖，以中間虛處為“太極”，下標“天根”，上標“月窟”，堂而皇之命曰“先天圖”。自章潢將“黑白魚”形圖改稱為“古太極圖”[5]后，又有把俞琰“先天圖”中“太極”二字替以“黑白魚”形圖者[6]。邵雍創為“天圓地方”之《先天圖》，意在表述先天地生之道。以方圓六十四卦七百六十八爻為“太極全體”，天地為兩儀。朱熹單以六十四卦圓圖為“先天圖”，則是有天無地，以“太極”分生象天之六十四卦，又以六十四卦初之三十二陽爻與三十二陰爻為“兩儀”，顯然與邵雍不同。二人“先天之學”的根本區別恰在于此。其本源有“觀物”與“唯理”之不同。

四、“伏羲四圖”的辯證具有現實意義

　　清初而起的考據之學，對周敦頤、邵雍、朱熹的“道學”多有辯證。王夫之、黃宗羲、黃宗炎、毛奇齡、胡渭、李塨等人對《易》象數學（包括各類易圖）均有所論述，而辯證源流訂正訛誤是其主要任務。這無疑于相傳五六百年的宋明理學的濃厚氣氛中開一天窗。這些人對《周易本義》、《易學啟蒙》之圖的辯證，如《河圖》、《洛書》，辨其原委指明舛誤，可謂達到無須再辨的地步。然而對“伏羲四圖”之辨，則多有未明，幾乎全是“朱冠邵戴”，以朱熹發展演變了的“先天之學”作邵雍原本之學而批駁之。黃百家纂輯《宋元學案·百源學案》，竟將朱熹所作“黑白之位”二橫圖采入，又將張行成所作《氣候圖》當作邵雍“先天卦氣圖”采入，又采入其父準牛無邪《易鈐寶局》所推之《掛一圖》和《既濟圖》。凡此數端，一直影響著后人有關的著述。

　　閱民國以來名家所著有關中國哲學史和宋明理學史一類大作，多是本《百源學案》而談邵雍理學，亦幾乎全準朱熹的解釋而轉述邵雍的“先天之學”。分而見其精，方能合而見其大。之所以論述有涉“先天之學”而不精，一是對邵雍原本之學研究不夠，一是過于相信朱熹對“先天之學”的詮釋。畢竟邵雍與朱熹生活在不同的歷史時代，畢竟各是各的“先天之學”。北宋時期的邵雍和周敦頤似乎并不諱言《老子》，而南宋時期則多有門戶之見。南宋偏安于一隅，其時道教空前發展，朱熹為著倡明儒學，對邵雍的“老子知《易》之體”和周敦頤“自無極而為太極”等說加以改造和重新詮釋，應該說有其歷史原由。以朱熹的學問，他當然明白所謂“老子知《易》之體者也”之所指，亦明白“無極”是老莊的概念。其高明之處恰在于能將《先天圖》、《太極圖》及其內涵改造得天衣無縫，能為理學所用。周敦頤原本并不出名，是朱熹將其抬為理學之祖，邵雍之學原本亦不為人所重，是朱熹將其“先天之學”重新詮釋而寫入《易學啟蒙》。今天，我們從史學的角度來闡述邵雍、周敦頤和朱熹的哲學、理學思想，就需要注重區分其各自的特點，而不能含糊其詞或“朱冠邵戴”。如此，方是分而見其精。近年來余敦康先生所著《內圣外王的貫通——北宋易學的現代闡釋》和唐明邦先生所著《邵雍評傳》，的確于諸大家之中獨樹一幟。之所以有此分而見其精之成就，則得益于對北宋五子之學有專門而深入的研究。

　　筆者因研究《易》圖學而參考宋明理學史與中國哲學史，讀諸大家之作多有裨益。然而又每見凡涉及《易》圖原委而論述其思想者，往往因不遑于基礎研究而失實。任繼愈先生說：“從中國哲學史研究工作來看，幾十年前能用歷史唯物主義觀點、方法說明一兩個實際問題的文章、著作就是成就。把重大問題、主要學術流派介紹得比較準確，就受到稱贊。幾十年間，中國哲學史研究者不斷進行新的探索，比如：對范疇發展的研究；專題、專門學科的比較研究；專人、專書的研究；斷代的研究；中外哲學的比較研究；等等。有了大量分科、專題研究作為基礎，再寫中國哲學史，會比過去有更多進步和提高。”[7]我們以分科、專門的基礎研究成果來充實中國哲學史或宋明理學史，應該是時代發展賦予的責任。我想，《周易本義》卷首“伏羲四圖”考辨的現實意義即在于此。

注釋：

[1]見《易學辨惑》

[2]見《觀物外篇》，下同。

[3]見《朱子語類》及《文公易說》，下同。

[4]見《白田雜集》

[5]見《圖書編》

[6]見《翼元》

[7]任繼愈：《把周易研究的方法問題提到日程上來》1991年12月8日《周易》問題學術討論會上的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