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宗皇祐三年（1051）初秋，王安石由鄞縣知縣調任舒州通判。宋代舒州的州治所在地，為今日的潛山縣縣城，是大別山間一座山城，但交通蔽塞但環境清幽、風光旖旎。方圓333平方公里以雄峰、奇石、名崖、異洞、澗瀑、云海而令人心醉神迷。且歷史悠久，文化積淀深厚：春秋時期，這里系皖國封地，安徽省簡稱皖，蓋源于此。我國最早的長篇敘事詩《孔雀東南飛》的故事就發生在潛山境內。城北即是全國重點風景名勝區天柱山。天柱山下即是禪宗三祖僧璨的修持地“三祖寺”。寺西即是有名的文化名勝地“谷口”，有山谷流泉、石牛古洞、涪翁亭、秋興亭以及唐宋以來的300多處摩崖石刻。西漢元封五年（公元前106），武帝劉徹南巡，曾到谷口，在鳳形山東側臺地上設壇祭拜，封天柱山為“南岳”。嗣后，漢宣帝劉洵、南朝宋孝武帝劉駿、明成祖朱棣等，均遣使列式，到這里來詔祭南岳天柱山，使得它名聞遐邇，聲播九州，故而歷代道徒、釋子都視此為“洞天福地”，爭相據為已有，建觀造剎，傳道布經。曾有詩云： “禪林誰第一，此地冠南州”。

　　從皇祐三年（1051）初秋到至和元年春，王安石在此任舒州通判整整三年。這在調動頻繁的宋代，尤其是對富有雄心壯志的王安石來說，是不多見的。三年舒州通判，不但是王安石任地方官時間最長的一次；也是他從政經歷中最喜愛、并經常回憶的一個地方。王安石在舒州通判任上三年任滿，朝廷調任他入京為集賢校理，他仍不愿離開舒州，四次上書力辭。從至和元年三月到九月，一直拖了半年，才在老師歐陽修的曉諭下離開舒州赴京任職。王安石愛舒州，留戀舒州，不僅是因為舒州民風樸厚，風景清幽，文化積淀深厚。更主要的是這段地方官的經歷，使這位關心民瘼、致力于改革的政治家深深體會到民生疾苦，體會到朝廷制度和施政之敝，萌動了革新意識，也提供了改革的初步實踐，奠定了他改革思想的初步藍圖。他在舒州寫下的，包括以后思念的詩文一共有七十多篇。從這些詩文中可以看出后來憫農、重農變法思想的輪廓，也可以看出“尊杜”、“通經致用”等詩學和經學思想的雛形。舒州三年對王安石的從政歷練，改革思想的形成、學術思想的進展，乃至對宋代政壇即將產生的震撼，都至關重要。

　　王安石對到舒州履新，也有一個思想變化的過程。皇祐三年（1051）初秋，王安石由鄞縣知縣調任舒州通判。開始他還擔心這里偏僻閉塞、民風愚昧，無人交往，學問也得不到長進，他在給同行的弟弟安國的一首和詩中說：

　　行問嗇夫多不記，坐論公瑾少能談。只愁地僻無賓客，舊學從誰得指南。

　　　　　　　　　　　　　　　　　　　　　　　　　　　　　　　　　——《到舒州次韻答平甫》

　　西漢朱邑任過桐鄉嗇夫，為政“廉平不苛，以愛吏為行”，死后所部吏民“為邑起冢立祠，歲時祠祭”。蘇轍在赴績溪令時就表示要學習受到人民愛戴朱邑。周瑜是舒城人，在三十多歲時指揮赤壁一戰而勝強曹，建立不世功勛。王安石這一年三十一歲，自然會想到舒州這兩位鄉賢，但途中與鄉人攀談，卻很少有人知道這兩人，這不能不使他感到意外和寂寞，從而產生上述擔心。赴任途中經過青陽，震懾于九華山之壯美，給他的弟弟安國寫了兩首長詩感嘆“楚越千萬山，雄奇此山兼”，“此山廣以深，包畜萬物兼”。甚至想要終老其間：“當留老吾身，少駐誰云饜”（《和平甫舟中望九華山二首》）。但到了舒州附近，看見橫亙天際青郁郁的皖山，覺得它更是無與倫比：“亙天青郁郁，千峰互崷崒”，“遠疑嵩華低，近豈潛衡匹”。驚絕之中，更為它的不為世人所知而感嘆：“惜哉危絕山，歲久沈汨沒。誰將除茀涂，萬里游人出”（《望皖山馬上作》）。等到他三年任滿赴闕時，對舒州已是依依難舍了：

　　鄉壘新恩借舊朱，欲辭潛皖更躊躇。攢峰列岫應譏我，飽食窮年報禮虛。（《別潛皖二山》）

　　一溪清瀉百山重，風物能留邴曼容。后夜肯思幽興極，月明孤影伴寒松。（《別潛閣》）

　　上一首說自己來舒時提到嗇夫朱邑，在舒三年受其影響為鄉民做了點事，這是值得告慰的。但來時嘆息如此絕美山川來人稀少，不為世人所知，現在自己也要離開了，皖山群峰大概會列隊嘲笑來自己吧！下一首是表態：自己就像漢末邴曼容，并不追求高官厚祿。舒州秀麗風物日夜吸引著我，說不定那一天像邴曼容一樣，掛冠回到舒州來過悠閑的生活。在《別皖口》中，他又再次訴說老歸舒州的意向：“異日不知來照影，更添華發幾千莖。”此時想要終老其間的，已不是九華而是皖山了。而且這種愿望在以后歲月中還不止一次表達，如：“野性堪如此，潛山歸去來”（《送真靖大師歸靈仙觀》）；“他日卜居何處好，溪山還要與君同”（《送裴太傅監仙靈觀》）“莫厭皖山窮絕處，不妨云水助風騷”（《別雷國輔之皖山》）；“相看發禿無歸計，一夢東南即自羞”（《懷舒州山水呈昌敘》）。王安石稱羨舒州山水之美的詩作還有《壬辰寒食》、《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太湖恬亭》、《九日隨家人游東山》、《懷舒州山水呈昌叔》、《九日登東山寄昌叔》等。正像王安石在《九日登東山寄昌叔》中所描繪的：“落木云連秋水渡，亂山煙入夕陽橋”，舒州山水確實太美了。

　　讓皖山醉心的不僅是舒州美的山水，更有淳美的人情、樸厚的民風。詩人在京任參知政事時，他的同鄉好友曾鞏的弟弟曾宰（子翊）被派到舒州作掾吏，行前向王安石了解舒州的風俗人情，安石此時雖身居高位，回憶起舒州作倅時仍滿懷深情:

　　皖城終歲靜如山，府掾應從到日閑。一水碧羅裁繚繞，萬峰蒼玉刻孱顏。舊游筆墨苔今老，浪走塵沙鬢已斑。攬轡羨君橋北路，春風枝上鳥關關。（《和曾子翊授舒掾之作》）

　　他告訴曾宰，舒州這地方，靜謐得如同皖山一樣，民風淳樸又山清水秀，官員們終年無事，從到職那天起，就開始過上清閑的好日子。我當年在那里題寫了許多詠歌詩篇，你現在能到那里去任職，真是令人羨慕啊！王安石在舒州寫的許多交誼吟詠詩作，如《招同官游東園》、《到郡與同官飲》、《既別羊、王二君與同官會飲于城南因成一篇追記》等，說明他的這些話并非是出于應酬的虛比浮詞。在這些詩作中，他和同僚們“荒歌野舞同醉醒，水果山肴互酬酢”（《到郡與同官飲》），甚至跑到很遠的地方去飲酒，從黃昏一直游玩到深夜，回到城里已經雞叫：“酒肉從容追路遠。臨流黃昏席未卷，玉壺倒盡黃金盞…….送車陸續隨子返，坐聽城雞腸宛轉”。他甚至還主動邀請同僚們一道采菊、釣魚：“幽菊尚可泛，取魚系榆條”（《招同官游東園》），從中感到從未過有過的愉悅和快樂：“毋為百年憂，一日以逍遙”，“自嫌多病少歡顏，獨負嘉賓此時樂”。王安石為人清簡迂執，并不喜歡燕飲，更不愛呼朋引類。也不追求口腹之樂。《邵氏聞見錄》記他吃飯也是敷衍了事，只吃眼前的鹿脯，都不愿把筷子伸得遠一點揀菜，以致同桌者誤認他最愛吃鹿脯，第二天送一大塊到他家中來。況且，他還認識到“官身有吏責，觴事遇嫌猜”（《送真靖大師歸靈仙觀》），燕飲之事為官者是應忌諱的。因此，上述行為只能說明他在舒州官場確實很遂心，很愜意。特別是他到中央主政推行改革后，面對高層殘酷的傾軋和改革遇到的強大阻力，更是每每懷念起舒州度過的美好歲月。正如上面所征引的，他多次向朋友表露希望遠離渾濁的官場，回到舒州的愿望。元豐元年（1078）年正月，王安石被晉封為舒國公。此時他已第二次罷相，在內外交攻中已心力交瘁，接到這個褒獎，又使他回憶起舒州歲月，他在謝表中感慨說：“唯茲邦土之名，乃昔宦游之壤。久陶圣化，非復魯僖之所懲；積習仁風，乃嘗朱邑之見愛。鴻私所被，朽質更榮”。意謂舒州長期以來受到先圣的教化和陶冶，養成寬厚淳樸的民風，頗受漢代廉吏朱邑的垂愛，已不是魯僖公當年討伐過的蠻夷之地了。我曾在舒州作過地方官。在垂老之年，又被封為舒國公，這讓我感到無上榮耀。同時，他還寫了三首絕句，在濃郁的懷舊意識中不斷抒發對舒州的懷念之情：其中第二首寫道：“桐鄉山遠復川長，紫翠連城碧滿隍。今日桐鄉誰愛我，當時我自愛桐鄉”。“山遠復川長”說的是交通蔽塞之狀，但“紫翠連城碧滿隍”就是滿心喜愛其幽靜青碧了。“當時我自愛桐鄉”是詩人的坦誠和自白。但桐鄉人也是愛王安石的：今日的潛山人在王安石當年的讀書臺建舒王亭，并刻石記事；王安石在“谷口流泉“的題詩處歷代均精心保護，至今游人如織。潛山百姓已用實際行動回答了詩人的詢問：“今日桐鄉誰愛我”。元豐七年，詩人的生命之舟已即將沉沒，衰病之中他在送一位故人返回舒州時還在深情地回憶：“山川相對一悲翁，往事紛紛夢寐中。邂逅故人恩意在，低徊今日笑言同。看吹陌上楊花滿，忽憶巖前蕙帳空。亦見桐鄉諸父老，為傳衰颯病春風”（《送遜師歸舒州》）。詩人兩年后即去世，這也是詩人對舒州最后的回憶和寄言。

　　詩人在來舒州前還擔心這里偏僻閉塞，無人交往，學問也得不到長進。到了舒州后，才發現這里是個讀書的好地方。他在給自己二妹婿朱明之的一首唱和詩中，回憶兩人在舒州時的讀書之樂，題為《次韻昌叔懷潛樓讀書之樂》：

　　志食長年不得休，一巢無地拙于鳩。聊為薄宦容身者，能免高人笑我不？道德文章吾事落，塵埃波浪此生浮。看君別后行藏意，回顧潛樓祗自羞。

　　詩中回憶兩人一起游覽舒州明山秀水，一起在潛樓中讀書，一起討論過士大夫的行藏出處，并且有約，一起歸老舒州，優游林泉。詩中對自己“薄宦容身”，沒能履踐諾言，感到羞愧。《舒州志》載有“潛陽十景”，其中的“舒臺夜月”位于潛山縣城內東南隅，高出四周10米左右，面積近5畝，是城里唯一的一座小高地，從這里可以俯瞰美麗的南湖，相傳是王安石當年的讀書處。因王安石封為舒王，因此稱之為舒王臺，也即是詩中所說的潛樓。據《舒州志》：北宋慶歷年間，始在此高臺上建天寧寺；明末史可法于此建天寧營，聚兩淮義士抗清，后人稱之為為天寧寨。王安石任舒州通判期間，在此臺上建起一閣樓。每夜都在閣樓內就著燭燈讀書、寫作，常常通宵達旦。夜深人靜，高臺秉燭，渾如月掛中天，后人們便把王安石在燈下讀書的情景稱為“舒臺夜月”。

　　明監察御史李匡留有詩作云：“舒王臺榭高百尺，舒王事業人不識。至今忽見明月來，臺上猶疑照顏色”；清代潛山知縣李載陽亦有詩贊道：“荊公讀書處，夜月生輝光。臺高月皎潔，清影照回廊。至今留勝跡，千古有余香。”后人詩云：“荊公讀書處，夜月生輝光。臺高月皎潔，清影照回廊。至今留勝跡，千古有余香”。當地還由此附會出一個民間傳說：說是一個夏日的傍晚，王安石跟往常一樣在讀書臺上讀書，他陶醉在詩情畫意之中，不知不覺已到深夜，突然從窗外吹來一陣涼風，將燭燈吹滅了，他連忙找出火石，可是怎么也點燃不了蠟燭。正當他著急的時候，從天上飄來一位仙女，取下自己發飾上的一顆寶珠投向空中。只見那寶珠在空中劃了一道漂亮的彩虹后，便高懸在讀書臺中間的畫梁上，把讀書臺照得如同白晝。原來是王安石夜夜勤奮讀書，感動了這位仙女，才送來寶珠，以助他讀書。讀書臺今為中共潛山縣委所在地，閣樓今已不存，遺址上唯留一石碑，上鐫“王安石讀書臺遺址”八字。

潛山縣城內“王安石讀書臺遺址”

　　或許是這高聳的潛山，明凈的潛水，寧靜的山林，啟迪了王安石的聰慧，也讓王安石更加沉潛，更深入地思考，從而產生學術上的飛躍。王安石在潛樓，利用政務之余輯錄一部杜甫詩集，并寫有《老杜詩后集序》和長詩《杜甫畫像》，詩中贊頌杜甫“寧令吾廬獨破受凍死，不忍四海寒颼颼”舍己為民的偉大人格，在“序”中聲稱自己“尤愛杜甫氏作”，“每一篇出，自然人知非人之所能為，而為之者惟其杜甫也”。在這首長詩中，表達“愿起公死從之游”的仰慕之情，也寄托了他“吟哦當此時，不廢朝廷憂”的政治抱負和批判精神。“尊杜”乃至“抑李揚杜”之風始自宋代，與王安石關系極大，為這篇序和古風則為發軔之作。

　　舒州三年，也是他任地方官時間較長并深入基層的一次，也是他為解除農民困苦、破解當時經濟困局思考最多的時期之一，可以說，后來變法的一些政治設計，在舒州任上已具雛形。這種思考，自然首先出于一個正直的士大夫對民生的哀憫和自責：他體察民生之艱：“賤子昔在野，心哀此黔首。豐年不飽食，水旱尚何有”（《感事》）；既為農民無種下地而慚愧：“火耕又見無遺種，肉食何妨有厚顏”（《舒州七月十一日雨行》）；更為自己為政三年，舒州依然貧困而自責：“三年佐荒州，市有棄餓嬰。駕言發富藏，云以救鰥煢。崎嶇山谷間，百室無一盈。”（《發廩》）。在《慎縣修路者》中，為自己沒能兌現諾言、實現夙志而充滿負疚感：“十年空志食，因汝起予羞”。

　　正是出于對農民命運的關切和強烈的責任感，他開始思考導致農民貧困化的原因和如何拯救。這些變法的前期思考集中在《寓言九首之四》、《感事》、《發廩》、《兼并》等詩作中。而這些詩作均作于皇佑五年舒州任滿前，是作者三年任期內深入民間調查思考的結果。例如他探索造成民生凋敝的一個重要原因便是“兼并”，而造成兼并橫行的原因又在于先王法度受到破壞：

　　三代子百姓，公私無異財。人主擅操柄，如天持斗魁。賦予皆自我，兼并乃奸回。奸回法有誅，勢亦無自來。后世始倒持，黔首遂難裁。秦王不知此，更筑懷清臺。”（《兼并》）

　　先王有經制，頒賚上所行。后世不復古，貧窮主兼并。非民獨如此，為國賴以成。筑臺尊寡婦，入粟至公卿。我嘗不忍此，愿見井地平。（《發廩》）

　　婚喪孰不供，貸錢免爾縈。耕收孰不給，傾粟助之生。物贏我收之，物窘出使營。后世不務此，區區挫兼并。（《寓言九首之四》）

　　先王法度受到破壞，人主不操權柄誅戮兼并者，從而給“兼并乃奸回”有可乘之機，以至國家、民間皆是如此。在這方面，秦始皇筑懷清臺，獎勵靠掠奪資源起家的巴地寡婦清開了個壞頭。拯救的辦法就是恢復先王法度，頒賚由上所行，嚴懲兼并。嘉祐四年，王詹叔奉命來江東察訪罷榷事宜，王安石寫了一首很長的五言詩和他。詩中痛陳榷茶之弊，結尾說到“孔稱均無貧，此語今可取”（《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利害見寄》），將其摧抑兼并之心，進一步袒露。同年作者提點江東刑獄任滿回朝復命時，給仁宗皇帝有份奏章，其中再次提到國家日益貧困、風氣日衰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法度不明：“天下之財力日以窮困，而風俗日以衰壞，四方有志之士，諰諰然常恐天下之久不安。此其故何也？患在不知法度故也。”（《上仁宗皇帝言事書》）這皆是他在舒州任上探索思考的結果，也成為變法中“青苗法”、“均輸法” 和“市易法”的思想基礎。《寓言九首之四》更是他秉政后“挫兼并”、推行“青苗法”前的一次嘗試。

　　第二是抨擊庸官俗吏，揭露借以催逼逞能，更惡劣者借機敲詐勒索，借以自肥：

　　州家閉倉庾，縣吏鞭租負。鄉鄰銖兩征，坐逮空南畝。取貲官一毫，奸桀已云富。彼昏方怡然，自謂民父母。（《感事》）

　　大意苦未就，小官茍營營。（《發廩》）

　　俗吏不知方，掊克乃為材……有司與之爭，民愈可憐哉。（《兼并》）

　　他在《酬王詹叔奉使江東訪茶利害見寄》中，痛陳榷茶之弊的同時，也直接指責了那些保官保爵、不顧百姓死活的官僚，及那些矯揉造作的王公大臣、庸官俗吏：“公卿患才難，州縣固多茍。詔令雖數下，紛紛誰與守。位以聲勢受，戮力思矯揉”。在繼后的三司度支判官任上，曾寫有一篇《度支副使廳壁題名記》，一向被認為是研究王安石變法思想的重要資料。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守天下之法者吏也。吏不良，則有法而莫守；法不善，則有財而莫理”，“然則善吾法而擇吏以守之，以理天下之財，雖上古堯舜猶不能毋以此為先急，而況于后世之紛紛乎”，亦是《感事》、《發廩》、《兼并》諸詩中思想的進一步發揮。這也成為他后來在變法中調整中央機構，另設三司制置條例司，裁減冗員的思想根底。

　　第三是批判官員因循守舊，不知通達變化，表示自己要為民請命，變革現狀：

　　俗儒不知變，兼并可無摧。（《兼并》）

　　豳詩出周公，根本詎宜輕。愿書七月篇，一寤上聰明（《發廩》）

　　王安石后來果然將《發廩》中表白付諸實踐，在熙寧元年給神宗皇帝上了著名的《論本朝百年無事札子》，企圖一寤上聰明。奏章直接將因循守舊之風根源歸咎于皇帝：“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無親友群臣之議。人君朝夕與處，不過宦官女子；出而視事，又不過有司之細故。未嘗如古大有力之君，與學士大夫討論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繼后同樣著名的《答司馬諫議書》中更加犀利地批判了士大夫的保守因循：“人習于茍且非一日，士大夫多以不恤國事、同俗自媚于眾為善”。如此種種，皆是萌生于《兼并》、《發廩》，都是其中思想的進一步深化和具化。舒州的這些詩作，可以說，已經勾畫出王安石變法思想的輪廓。

　　至和元年三月，王安石舒州通判任滿，朝廷任命為集賢校理，王安石則以“家貧口重”、生活艱難為理由，四次辭讓不愿作京官。集賢校理在宋代士大夫眼中是清要之職，百計謀求而不可得，地方官則是濁吏，王安石卻不顧流俗，不求虛名：“戴盆難與望天兼，自笑虛名亦自嫌。槁壤太牢俱有味，可能蚯蚓獨清廉？”（《舒州被召試不赴偶書》）以家貧這個士大夫不愿入口的理由請求外任，愿做一個被清流看不起的地方官，而且是副職，這不僅表現了王安石關心民瘼，力圖變革現實的政治家勇氣和識見，也表現了王安石不圖虛榮、務求有補于世的務實作風。王安石到舒州不久，則與弟弟安國一道夜游石牛洞，寫有一首六言絕句《題舒州山谷寺石牛洞泉穴》：

　　水泠泠而北出，山靡靡而旁圍，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

　　石牛洞在上面提到的谷“山谷流泉”人文景區內。山谷流泉，實為天柱山流于山溝谷中的一道溪水，溪谷全長近1.5公里。石牛洞在山谷流泉的中段。一般來說，在石牛洞以上為上游，稱為潺潺溪，石牛洞一段為中游，稱為石牛溪；下游為主泉區，稱為“山谷流泉”。“山谷流泉”為宋代大詩人和書法家黃庭堅所命名。《宋史·黃庭堅傳》說黃庭堅“樂此地林泉之勝”,曾在此筑亭讀書，并自號“山谷”、“山谷道人”。今“山谷讀書亭”和手書摩崖“山谷流泉”為谷口一大景觀。石牛溪之名，相傳為唐代名人李翱所取。溪谷中，有一巨石酷似臥牛，所以才有石牛溪、石牛洞之名。王安石在任舒州通判期間，常來此游覽，并對此十分流連，以致與弟王安國擁火夜游。如今，在石牛溪東岸石壁上，還可看到當初游歷后的題記：“皇祐三年九月十六日，自州之太湖過寺宿，與道人文銑、弟安國，擁火游，見李翱習之書，坐石聽泉久之，明日復游乃刻習之后。臨川王安石。”距此不遠處，即是王安石的的游石牛洞絕句：“水無心而宛轉，山有色而環圍；窮幽深而不盡，坐石上以忘歸”。此為宋代罕見的六言絕句，而且比后來在京時寫的《題西太乙宮》要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價值自不待言。更重要的是它不僅形象地描繪出石牛溪一帶清幽的環境，而且體現了一種“欲窮源”探求精神，一種進取意識，這與他此后不久寫的《游褒禪山記》中所說的：“世上奇偉、瑰怪、非常之觀，常在于險遠，故非有志者，不能至矣”在精神內涵上是完全一致。這也許就是他后來力排眾議、愈挫愈勇推動改革的精神支撐，也是他獨辟蹊徑刊布“荊公新學”的學術淵源。當然，詩中還有更深一層含義：鑒于世道人心，即是自己無怨無悔、愈挫愈勇，欲力排眾議推行改革，恐怕也難畢其役，難竟其功，這就是“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的深層內涵。作者在此后不久寫了篇著名的《游褒禪山記》，近日被選入高中語文課本。人們多注意到此文表現的探求精神，以及由“花山”誤讀為“華山”，所發出的“學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的議論。實際上，該文還有層內涵：作者游華陽洞，亦未能“窮其源”。因為“有怠而欲出者曰：‘不出，火且盡。’遂與之俱出”。所以作者道：僅僅有“志與力”，加上“不隨以怠”，但如果“幽暗昏惑而無物以相（相助）之，亦不能至也”，還是要“悵望以空歸”。

　　王安石作為一個有責任心的政治家，早些年，在作鄞縣知縣時，曾作過改革弊政的局部嘗試。當時為了抑制豪強兼并，他力排眾議，發放青苗錢，獲得了成功，但也招致許多非議。其中的甘苦和改革的艱難，王安石是了然于心的。“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正是這種心境的表露。這使我們看到一個改革者背后的孤獨，一個成功者背后的辛酸，一個剛強者背后的軟弱，一個志士的無奈和嘆息。

　　這首詩的影響也很大：后來的蘇軾見此詩曾生發感慨，現存于溪泉巖壁之上：“先生仙去幾經年，流水青山不改遷，拂拭懸崖觀古字，塵心病眼兩醒然。”黃庭堅，明人張應治，近人養旦皆有仿作的六言題詩。他的政治上反對派晁補之亦將這首詩收入了他編纂的《續楚辭》，并在按語中稱贊：“世以謂具六藝群書之遺味，故與其經學典策之文俱傳焉”。南宋朱熹，對王安石的學術、政事頗多微詞，但對這首詩卻十分贊賞，不僅收入了他編纂的《楚辭后語》，還在按語中說：“蓋非學楚言者，而亦非今人之語也，是以談者尚之。”其中以黃庭堅的和詩影響最大。元豐三年（1080），黃庭堅由河北大名府國子監教授改任江西吉州太和(今江西泰和)令，繞道舒州來探望時任淮南西路提點刑獄,駐節舒州的舅舅李常。在舒期間，表弟李秉彝陪同他游覽了擢秀閣、靈龜泉、谷口一帶名勝。在石牛古洞，他見到王安石這首題壁詩，便和了一首六言絕句（見任淵集注的《山谷詩集注》卷一）：

　　司命無心播物，祖師有記傳衣，白云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

　　此詩亦在山谷流泉摩崖之上，收在潛山縣政協文史委員會編《天柱山摩崖石刻集注》之中。雖說是步韻，但題旨卻各不相同：王詩中的“欲窮源而不得，竟悵望以空歸”表現的是一種探求精神，一種儒家的進取意識。黃詩“白云橫而不度，高鳥倦而猶飛”卻是否定“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進取精神，表現一種“無為無不為”的道家情思。

　　總之，三年舒州通判，為王安石從政積累了更為豐富的基層經驗，也奠定了后來變法思想的基本框架。熙寧以后，王安石在中央執掌樞要，不顧流俗大力推行改革，被列寧稱為“中國十一世紀改革家”。從某種意義上說，王安石是從舒州走向中國十一世紀政治舞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