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容提要：蘇洵與王安石是同時代人，但二人關系并不密切，沒有相互交往的記錄，也談不上有何個人恩怨。為了攻擊王安石，有人刻意制造蘇王矛盾，并大談其思想沖突。本文旨在說明二人在思想和政治主張方面有很多共同之處，并無根本沖突。

　　關鍵詞：蘇洵；王安石；思想；沖突

　　蘇洵與王安石素無瓜葛，然而一篇偽造的《辨奸論》卻使他成為反王先鋒，洞察王安石之“奸”的第一人。為了說明《辨奸論》為真，某些人又曲意制造蘇王之間的矛盾，甚至大談二人的思想是如何沖突。對于所謂蘇王之間的糾葛不欲置辯，只想說明所謂二人思想沖突是根本站不住腳的，二人思想主張相同之處居多。

　　蘇洵的身世經歷與王安石相去甚遠，但二人出身都是社會中下層。蘇洵祖輩“三世不仕”，其祖父杲雖然“善治生，有余財”，但為人慷慨，“好施與”，故“終其身田不滿二頃，屋弊陋不葺”，最多算是一個中小地主，父序少孤，有乃父風，“敝衣惡食，處之不恥”，雖然“陸田不多”，卻好濟眾，“兇年嘗鬻以其田以濟饑者”，豐年時人欲償之，卻不肯受，因此家中生活算不上富裕。蘇洵自謂“有山田一頃，非兇歲可以無饑”，雖然不能說是赤貧，但也只能劃作富農或者上中農之類。他又屢屢稱貧，看來并非虛言，而且他至終“爵不過于九品”，可以說一直位居社會下層。

　　王安石的境遇表面上比蘇洵好一點，其父王益進士出身，官至江寧通判，算是中層官僚，但不幸早亡，其時王安石只有十七歲，更為不幸的是“無田園以托一日之命”，王家是一個完全的“工薪族”，因而其父一死，就等于沒了收入來源，且“家貧口眾”，孤兒寡母，生計極為艱難。王安石于逆境中奮起，一舉而中進士，但在他的前半生，家中貧困的局面一直沒能改變。王安石儉樸的習慣一則出于天性，更重要的是后天的生活環境造成的。難能可貴的是，王安石后來雖然官至宰相，但他儉樸的習慣和平民立場一直得以保持。

　　過于強調出身，大談“唯成份論”，當然是錯誤的，然而否定一個人的出身對他的立場的影響也是不對的。從二人實際情況來看，其政治立場一直站在平民一邊，為下層人民說話為其一貫的傳統。王安石的政治立場言之者眾，茲不贅述。蘇洵對于“貧民耕而不免于饑，富民坐而飽以嬉”、“上之人常幸，下之人雖死而常無告”的社會現實十分不滿，對于韓琦厚葬仁宗的奢侈行為十分不齒，乃至以華元不臣譏之，充分表明了他的基本立場。

　　出身影響人的立場，人的基本立場又是其思想主張的決定因素。正是由于蘇王二人都堅持平民立場，為社會中下層謀利益，因而其各方面的主張都是建立在這一立場的基礎之上的。一般來說，上層既得利益者往往會趨于保守，以維護其現有地位為原則，因循守舊，不思進取；下層往往對社會現實不滿，趨向于變革，改變不合理的現狀及自身的地位，故多傾向于銳意進取，奮發有為。蘇王二人恰恰明顯表現出后一特征。

　　為了攻擊王安石和變法運動，為了說明《辨奸論》為真，蘇洵總是被后人刻意打扮成保守派的代言人，這與真實的蘇洵相去甚遠。蘇洵對慶歷新政十分支持，對領導新政的范仲淹、富弼、尹洙、歐陽修、余靖、蔡襄六人“慕望愛悅”，為新政之失敗“仰天嘆息”，這與王安石完全一致，充分表明其政治立場是趨向于改革而非保守的。

　　蘇洵本來對曾參與慶歷新政后又復為宰相的富弼寄予厚望，希望他定能奮發有為，以副仁宗“與天下更始”之望，期待他有所改作，“下令而異于他日”，而富弼卻變成了一個因循保守的“老成”之人，“自為相，一無施為”，這使蘇洵十分失望，上書直言其失，并為其出謀劃策，欲助其成功，不料富弼不僅不為之改過，反以蘇洵為輕躁，“亦不樂之”，因而使其志不得伸，“無成而歸”。

　　對于蘇洵的力主改革，力倡蘇王矛盾說的曾棗莊先生也是承認的，并于《蘇洵評傳》中以專章述之。而曾先生卻偏偏認為蘇洵的政治主張“同王安石的變法主張有很大不同”，以為“政治上，王安石強調變法，蘇洵強調改革吏治；經濟上，王安石強調‘生財’，蘇洵強調節流”，（1）軍事上，蘇洵主張“寓兵于民，兵民合一，以所謂新軍來逐漸代替現有的軍隊。在這個問題上，蘇洵與王安石也是有分歧的”。（2）今就這些問題逐一辨析。

　　曾先生認為，王安石將“天下久不安”的原因歸結為“不知法度”，因而要求“變更天下之弊法”，可見王安石是主張法治的；蘇洵在《議法》中稱“政之失，非法之罪”，又于《上皇帝書》中說“法不足以制天下”，可見蘇洵是主張人治的。將法治與人治完全分開，本身就是一個錯誤。王安石于《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亦引孟子之言曰“徒法不能自行”，以為人才不足，皇帝雖欲改易變更天下之勢，其勢必不能也，那么是否由此得出王安石也主張“人治”的結論呢？王安石還說過：“在位非其人，而恃法以為治，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即使在位皆得其人矣，而一一以法束縛之，不使之得行其意，亦自古及今，未有能治者也。”是不是由此可以得出王安石反對法治的結論呢？

　　蘇洵是否反對法治，不主張變法呢？曾先生指出蘇洵主張“應修改一些弊法”（3），看來也不是完全不主張變法的。曾先生還指出（4），蘇洵力主“一賞罰，一號令，一舉動，無不一切出于威。嚴用刑罰而不赦有罪，力行果斷而不牽眾人之是非，用不測之刑，用不測之賞，而使天下之人視之如風雨雷霆”，強調以“尚威”、“強政”（《審勢》），那么“嚴用刑罰而不赦有罪”是不是主張法治呢？曾先生又指出（5），蘇洵以為宋朝“常病于弱”的根本原因是賞罰不循于法，“賞數而加于無功”，“刑馳而兵不振”，賞及無功，刑不加罪，刑法松弛，法同虛設，這不是說蘇洵同樣強調法治，力主變法嗎？

　　再為曾先生補充一個證據。蘇洵在《審勢》中對所謂王者任德不任刑、任刑便是霸道的說法進行了有力地批駁，指出“用刑不必霸，用德不必王，各觀其勢之何所宜用而已”，“今之勢，何為不可用刑，用刑何為不曰王道”，以用刑為王道，這樣的話王安石都不敢公開講，而蘇洵卻毫不顧忌。可見蘇洵認為德治與刑治（法治）都是治國的手段，并無高下王霸之分，在當時天下之民“淫惰不事法度”的形勢下，就應當強調法治，用刑就是王道。這不是主張法治是什么？

　　那么蘇洵為何于《議法》中稱“政之失，非法之罪”呢？蘇洵的本意是說宋朝所襲用的唐之《刑統》“毫厘輕重，明辨別白”，法律條文十分清楚，本身并無太大問題，問題在于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使得法律只停留在條文上。法治并非只是制訂法律條文，關鍵還在于如何推行。蘇洵對于在用法方面存在的弊端進行了批評，指出當時有法令不一、民風奢靡、上下無制、胥吏侵民、官商為害五大弊端，因而有法等于無法，“法明禁之，而人明犯之，是不有天子之法也”（《用法》），明明是執行法律方面存在嚴重問題，“而議者皆以為今之弊，不過吏胥骫法以為奸”，將法治問題歸結為吏治問題，這其實是本末倒置，因為“吾以為吏胥之奸由此五者始”，正是因為在執法方面存在漏洞，胥吏才有為奸的機會，而不是因為吏胥之奸，才導致執法不嚴，因而“必先治此五者，而后詰吏胥之奸，可也”。蘇洵指出當時最嚴重的問題在于用法（執法），這一見解是非常深刻的，他主張先解決法律本身的問題，再治理吏胥之奸，先治本，后治標，以法治促吏治，比起那些只看到吏胥骫法、只強調整飭吏治的“議者”高明多了。

　　蘇洵固然在《上皇帝書》中說過“法不足以制天下”，但對此不能斷章取義，其本意是說“徒法不足以制天下”，法律本身有局限性，除了法治，還應有德治，根本沒有反對法治的意思。王安石也從來沒說過單靠法治就能解決一切問題，他又何必“反駁蘇洵的觀點”？而且蘇洵此言是有特指的，他反對的是宋室猜忌大臣、上下不接的弊法，認為“人君御其大臣，不可以用法”，而應當“濟之以至誠”，具體來說這種弊法就是兩府與兩制不可相往來，害怕他們相互交通，朋比為奸。宋室對大臣不信任，慣用“異論相攪”，以法束縛之，不使其有所作為，這種弊法不僅不足以制天下，甚至足以亂天下，王安石變法的不能成功就與這種弊法有關，在這方面蘇洵與王安石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由此根本不能得出二人思想矛盾的結論。

　　蘇王二人的政治主張不僅沒有根本沖突，還有許多相同之處。二人都曾向仁宗上書，把這兩封上皇帝書作一番比較是頗有趣的，可以發現二人的主張基本上是一致的。蘇洵的政治主張主要表現于《審勢》、《衡論》和《上皇帝書》中。蘇洵于《審勢》中強調治天下者應先定所尚，即基本制度，古代圣人皆是如此，制度一立，所尚一定，則可“使民之耳目純于一，而子孫有所守，易以為治”，三代傳國久遠，主要是由于“子孫得其祖宗之法而為據依，可以永久”，而宋朝的最大的問題就是制度未定，號令不一，因而內憂外患，積貧積弱，故先當尚威用刑，建立法度，使民不茍簡，俗無怠惰。蘇洵還在《上皇帝書》中指出，天下初定、民厭勞役之時，可以務為因循之政，與民休息，但不能長期如此，“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漢之元、成兩代，不知此理，一味因循，以至于亂。其時天下已經“少惰”，必須“破其茍且之心，作其怠惰之氣”，立法度，“變其俗”。

　　王安石受知神宗，皇帝問治國所先，安石答以擇術為先，要神宗法堯舜，擇術就是定所尚。王安石在仁宗時便力主變法，指出當時內憂社稷，外懼夷狄，財力日困，風俗日衰，必須法先王之道，變革天下之弊法。二人在必須變法方面意見是完全一致的。

　　蘇王二人的政治主張都是以人才為中心。蘇洵于《衡論》中主張任賢相、用才將，“廣士”而“養才”。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疏》通篇都是以人才為中心，主張對人才要教之、養之、取之、任之。以人才為政事之本，充分體現二人的見識，印證了英雄所見略同之說。

　　蘇洵在如何教育培養人才方面論述不多，他重視有用之學，反對只是強調聲律記問等無補之學，歐陽修于《薦表》中稱其“文章不為空言而期于有用”，贊其著作“博于古而宜于今，實有用之言”。以有用之學培養有用之人，強調古為今用，培育符合現實需要的人才，實為蘇洵人才教育的要義。王安石在這方面的見解更加系統，更加富于創造性。他強調教之以道，興辦各級學校，嚴格選擇教師，教學的主旨即“先王之法言德行治天下之意”，朝廷的禮樂刑政都是學習的內容，凡是“可以為天下國家之用者”，無不在于學，無用則不教也。看來強調有用，著重“宜于今”，是蘇王二人共同的看法。

　　王安石主張對人才養之以道，即饒之以財，約之以禮，裁之以法，蘇洵的主張與此相近。蘇洵主張尊重人才，“任之以權，尊之以爵，厚之以祿，重之以恩”，除了饒之以財、厚之以祿之外，更強調“接之以禮”，“重之以恩”。蘇洵強調責任與權利、待遇的統一，先“接之以禮”，后“重之以責”，禮輕而責重，則彼必怨；禮重而責輕，則其必怠。王安石主張以財祿為待遇，以禮法為約束；蘇洵則主張以禮祿為待遇，以責任為約束，表面上有所差別，其實質是相同的，都強調責任與權利的統一，反對偏重一邊。當時宋朝的現狀是兩失，一方面制祿太薄，接禮過輕，一方面權力太小，責任不明。這種狀況蘇王二人都看到了，王安石變法的一個重要方面就是增吏祿、清吏治，在某種程度上改變了這一狀況。

　　在如何取才方面，蘇王二人有更多的共同點。蘇洵在《上皇帝書》中指出：“今之用人最無謂者，其所謂任子乎？”他堅決反對不經選拔，直接使用官僚子弟，主張徹底廢除這一制度，因為任子是不學而得，不勞而獲，得之既易，失之不惜，“以不學之人，而居不甚惜之官，其視民如草芥也固宜”，這樣的人一方面不學無能，缺乏官才，一方面又不勞而獲，不惜官職，必然草菅人命。王安石亦于《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堅決反對“恩澤子弟”，指出武王數紂之罪，其一便是“官人以世”，因而“恩澤子弟”“乃紂之所以亂亡之道，而治世之所無也”，用語較蘇洵更直切，更大膽。

　　蘇洵主張廣泛吸納人才，唯才是舉而“無擇于勢”，不論出身地位，即使盜賊、夷狄之賢者亦舉而用之。他指出，當時布衣寒士、公卿子弟、武夫健卒、巫醫方技等都有進取之階，而胥史賤吏“獨棄而不錄”，其“賢與功者不獲一施”而“老死于敲榜趨走”，不僅十分不公，而且使大批賢才無由進用，無益于治。他以漢之趙廣漢、尹翁歸、張敞、王尊為例，以為能為國立不世之功、“卓絕雋偉震耀四海”、“出之可以為將，而內之可以為相者”皆是胥吏中之賢者。胥吏“少而習法律，長而習訴訟”，都是熟知下情的專業人才，任其賢者為公卿，必不敗事。漢時對胥吏很重視，故“士君子皆優為之”，吏士之間并無流品之別。而今胥吏地位低下，長官一怒則袒而苔之，根本不管他們有罪無罪，如此平民尚不肯為之，何況士大夫呢？

　　王安石對于胥吏問題也很關注，他在鄞縣任上便舉薦下層小吏，對于“今世胥史，士大夫之論議常恥及之”的狀況表示不滿，又于《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反對將胥吏置于“流外”的“流品之別”，還以孔子為例，說明古代雖為吏，亦不害為公卿。王安石后來主張改革吏治，以期“自此善士或肯為吏，善士肯為吏，則吏、士可復如古，合而為一。吏與士、兵與農合為一，此王政之先務也。”（6）王安石試圖恢復古代吏士合一的制度，這一設想是否受到蘇洵的啟發不得而知，但二人觀點相同是毫無疑問的。

　　宋代取士主要是靠科舉制度，科場困頓的蘇洵對于這一制度的弊端深有感觸，以為此輩“書聲病剽竊之文，而至享萬鐘之祿”，“以其一日之長，而擅終身之富貴”，是很不合理的。他主張對此進行改革，對于高中進士前三名者也不能升遷太快，館閣臺省之類的清要之職，非舉不入。同時他還主張恢復并改革武舉，減少數量，提高質量，于貢士之歲，由兩制薦舉，有司初試，最后由皇帝親自策問，既試弓馬，又考權略，務求有勇有謀，文武雙全，且最后只錄取一二人，“待以不次之位，試以守邊之責”，以示榮寵。

　　蘇洵本人科場失意，頗有大罵酸葡萄之嫌。而少年高科、春風得意的王安石同樣對科舉制表示不滿，以為諸科所試皆是章句聲律記誦之類的無補之學，不肖者亦能由此“雕蟲篆刻之學”而進至公卿，而有真才實學可以為公卿者，卻“困于無補之學，而以此絀死于巖野，蓋十八九”（此語能使蘇洵為之感泣）。王安石后來改革科舉，對此類弊端進行了大膽的整治，還接納蘇洵的意見恢復武舉，崇尚法律，卻受到蘇軾的冷嘲熱諷，看來有其父未必有其子。

　　在任用人才方面，王安石主張使之以當，處之以久，任之以專。以人的專業特長任其職事，知農者以為后稷，知工者以為共工。任職必須相對持久，不能調動太快，否則不能熟知民情職事，賢者不見其功，不肖者不顯其過。對人才還要信任有加，使之有任事之權，不可“一一以法束縛之”，捆住他們的手腳。任人才德高者在上，低者在下，不重資歷出身。還要加強考績，進賢退不肖。這些主張與蘇洵完全一致。蘇洵以為奉使有專才，需要“專對捷給勇敢”的“奇才辯士”，不能輪流均攤，其他方面的人才也是一樣。蘇洵認為“法不足以制天下”，“今者法令太密”，動輒得疚，因而賢俊之士不敢越雷池半步，只知道“奉法供職無過而已”，而不肯于繩墨之外有所建明。對于大臣應當“任之以權”，甚至“尊之如父師，愛之如兄弟”，對之信任，不能一味防范。蘇洵還強調考績，一方面“使朝臣議定職司考課之法”，一方面“于御史臺別立考課之司”，既要有專門的法律條例，又要有專門的執行機關，這一思想看來是十分先進的。

　　有趣的是，二人在書中都自稱被譏為“迂闊”。蘇洵謂“臣每每狂言，以迂闊為世笑，然臣以為必將有時不迂闊也”，王安石稱“然臣之所講，流俗之所不講，而今之議者以謂迂闊而熟爛者也”，“群聚而笑之以為迂闊”。二人又皆引漢武帝引用主父偃之策（蘇洵強調此乃賈誼之余論）以定天下之事。二人雖同年上書，卻不可能相互商量和參照，其中有如此之多的共同點，只能以不謀而合解釋。

　　二人的不謀而合并非巧合，共同的主張源于共同的思想，共同的思想又源于共同的立場，他們如此之多的共同點就是因為都站在下層立場上，站在大多數人一邊，事實上也是從國家和整體的角度考慮問題。

　　蘇洵每每為貧民說話，為下層胥吏鳴不平，反對官商，反對兼并，其主旨都是提高社會下層的地位，尊重普通百姓的人權，從而實現社會公正，以公平帶動效率，使整個國家和社會和諧穩定，繁榮富強。在這一方面，王安石和蘇洵是一致的，王安石后來的改革就是將這些思想主張付諸實踐。

　　說蘇洵強調節流，而王安石強調“生財”，因而二人經濟思想不同，這一看法也大有問題。王安石強調“生財”沒錯，這是他的獨到之處，當時之人都沒這份見識，但他同樣強調節流。因為王安石強調開源，后世俗儒特別是邵伯溫之流便一味誣蔑，甚至編造出他勸神宗“以天下自奉可也”之類的謊言，這類人根本不懂辯證法，以為一講開源，就是反對節流，一說生財，就是啟人主奢侈之心，就是主張縱欲。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書》中一方面盛贊仁宗的“躬行儉約”，一方面又批評他只會獨善其身，而不能以法令制度改變當時天下“以奢為榮，以儉為恥”的歪風惡俗，對于奢靡無節者不能有所放絀，以正天下之風。他甚至主張以嚴刑峻法革此歪風，移風易俗，怎么能說他不重視節流呢？歷神宗一朝，朝廷何曾奢靡無度？從王安石的個人生活作風上也看不出任何他主張奢侈的跡象，相反，他卻由于儉樸得厲害而被視為不近人情，被譏為奸慝。

　　蘇洵同樣力主節流，崇尚儉樸，這與其下層立場有關。經歷過貧困的大多不主張奢侈，何況蘇洵這樣基本上都是在貧困中度過一生的人呢？蘇洵冒著風險力斥韓琦之厚葬仁宗，還多次攻擊富豪官僚們的奢靡無度。以蘇洵的出身、立場及為人，他只會攻擊奢侈，而根本不會嘲笑儉樸，讓他充當反對王安石的馬前卒，讓他嘲笑王安石的節儉，實在是偽作《辨奸論》者的一大失誤。

　　反對土地兼并、主張改革田制，這是蘇洵與王安石共同的立場。蘇洵原則上并不反對復井田，只是主張“依仿古制，漸而圖之”，他在《田制》中還大談復井田的好處，以為“貧民耕而不免于饑，富民坐而飽以嬉，又不免于怨，其弊皆起于廢井田。井田復，則貧民皆有田以耕，谷食粟米不分于富民，可以無饑。富民不得多占田以錮貧民，其勢不耕則無所得食，以地之全力供縣官于稅，又可以無怨。”他不主張復井田，只是因為這樣做難度和代價太大，一時半時無法完成，何況富民肯定會強烈反對。但他又開出了限田的藥方，以為如此“不用井田之制，而獲井田之利”。王安石確實在《發廩》一詩中說過“愿見井地平”，其實是說希望抑制兼并，并不一定主張完全恢復井田制，王安石只是強調法先王之意，從未準備完全照搬古人的制度。王安石后來亦是強調使富民“不敢保過限之田”，與蘇洵的主張完全一樣，看不出二人的意見有何矛盾。

　　王安石以為“吏與士、兵與農合為一，此王政之先務也”，他后來推行保甲制，就是以寓兵于農、兵民合一為指導思想，說這方面蘇洵同王安石有分歧，真是不知從何說起。

　　韓琦在熙寧八年《答詔問北邊事宜疏》中言道：

　　臣嘗竊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自祖宗以來，綱紀法度率多因循茍簡，非變之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有富強之術，聚財積谷，寓兵于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后制作禮樂，以文太平。”

　　這段話當然是說王安石，然又何嘗不是在點蘇洵。言法度綱紀“因循茍簡”，“久安而無變，則必有不振之禍”，又主張“寓兵于民”，這些不都是蘇洵之意么？韓琦、富弼不用蘇洵，與后來反對任用王安石，其根本原因是完全一致的，是因為他們這些“老成”之人、保守之士無法容忍蘇王二人的變法改新主張，雖愛其才而不用，雖知其賢而不舉，其有由矣。

　　在韓琦等人看來，蘇洵與王安石的富國強兵的政治主張是根本行不通的，只是躁進致禍的敗亡之道，誰是誰非暫且不論，雙方立場的截然不同則是顯而易見的。蘇洵科場失意，不遇英主，才不得施，志不及伸，真正是一個“不曾得君行道的王安石”。王安石則得遇神宗，得以推行其政治主張，變法圖治，建功立業。二人立場相近，時代相連，卻又擦肩而過，并未發生直接的關系。蘇洵于變法前夕含恨而逝，未能與王安石一起將其主張付諸實踐，“惜乎其嗇于命也”。然而不曾得君行道的蘇洵卻大受稱賞，成就偉業的王安石反每遭唾罵，幸與不幸，孰可論之？

　　綜上所述，蘇洵與王安石的基本立場和政治主張是非常接近的，假造蘇王思想沖突以說明《辯奸論》成立的根據是不能成立的。

注釋：

（1）曾棗莊《蘇洵評傳》104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5月。

（2）同上書98至99頁。

（3）同上書38頁。

（4）同上書32頁。

（5）同上書31頁。

（6）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卷二百三十七，2215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2月。

原刊《清華大學學報》2002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