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文化沒有兩岸

一

　　去過臺北的人都該會被那些別致的街道名稱所吸引，市區幾條東西向的主干道，從北往南依次以忠孝、仁愛、信義、和平為名，此外還有四維、八德之類典自四書五經的路名，此乃蔣介石敗退臺灣后的杰作。他在臺灣除了將傳統文化平鋪在了城市的路面上，還煞費苦心地把原來的“草山”以其偶像王守仁之字改曰“陽明山”，而這里的公園便順理成章成了陽明山公園。

　　同時蔣介石用大陸各地命名臺北的街巷，方位基本按照中國版圖位置排列，恍如一張縮微的中國地圖。比方說，走到青海路，你就知道，這是在臺北的西北，假如是廈門街，那就是在東南方。倘若碰到一個生僻的地名，像康定路，估計外地人就要找不到北了。蔣介石在臺北復制了一個具體而微的失地，用此獨特命名方式承載了中國傳統文化。

　　蔣家王朝在1949年倉惶敗逃時，帶走了故宮的古董字畫，國庫的金條珠寶，帶走了“光復大陸”的幻想，但是最寶貴的是，“搶救”走了胡適、傅斯年、羅家倫……這些當時中國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正是這些知識分子在風云飄搖之際，在偏安一隅的孤島上，讓中國文化一脈相傳。

　　而對于生逢鼎革的知識分子來說，1949年則是短暫而漫長的一年，這一年在政治軍事大幕背后，有悲歡離合的社會生活，有人生十字路口的彷徨躑躅。在這個改朝換代的易轍之時，他們注定要進行一次地震般的分化與聚合。因為在整個20世紀上半葉，知識分子的命運不可避免地與云譎波詭的政治粘合在一起了，國共兩黨的歷史和紛爭無情地影響了他們的選擇，透顯出時代是如何擺布個人命運的。當時整個知識界都得面臨著何去何從的問題：是留在大陸，還是東渡臺灣？

　　胡適、傅斯年、錢穆、方東美、徐復觀、牟宗三……他們原本就不理解人民革命，或曾堅持過“反共”立場，他們或是直接擔任過國民黨軍政要職，或是思想文化立場不認同新政權。在緊張的政治氣氛中，已隱隱預感到將是新時代中被改造拋棄的對象，反復權衡種種利弊之后，帶著生命個體的彷徨與恐懼，無奈地背井離鄉。其實無論是留下還是離去，都有各自所遵循和捍衛的人生宗旨，也許這是無可厚非的。

　　最終或走或留成了中國知識分子的分水嶺，他們的選擇亦成了新中國初建時一道搶眼的風景線。所謂最終，是因為對于想走的人來說，這是最后的機會；而對決定留下的人來說，無疑亦是新生活的開始。無論是走是留，個人命運都將由此而大不相同，或漂泊孤寂，或坎坷磨難……

　　從此以后兩岸長達半個世紀的暌違阻隔，這些去往臺灣的知識分子們只能做苦海望鄉人，在滿腹鄉愁下度過了余生。幾十年生死兩茫茫，他們逐漸被記憶和歷史所塵封，消失在大陸人的視野中，很多人的名字甚至都被遺忘了，這不能說不是一種遺憾。他們在臺灣還好嗎？他們在臺灣究竟在想什么做什么？作為大陸的人們不得而知，但可以肯定的是那揮之不去的鄉愁是他們共同的標簽。

　　歷史進入上世紀80年代初，兩岸關系逐漸解凍緩和，一些大陸去臺的外省籍文化名人，在兩岸關系的舞臺上扮演了特殊的角色，他們的文化作品、處世風范被大舉引進。作為通俗文學的代表瓊瑤、三毛作品，伴隨著鄧麗君歌曲和校園民謠在大陸風靡一時，影響了整整一代大陸人，許多大陸人也因此對臺灣印象由白色恐怖轉向情意綿綿。其后流亡臺灣的胡適、張大千、梁實秋、白先勇等，開始陸續在大陸各領風騷。

　　本世紀初連戰、宋楚瑜和李敖相繼“登陸”，大陸的“臺灣熱”常興不衰，關注臺灣事務的大陸民眾也日益增多，但兩岸長期形成的對峙和生疏絕非短期內就可以消除，大陸人對臺灣的了解仍然少得可憐。在“臺灣熱”的喧囂中，這些研究國學的精英知識分子除了其中個別像胡適、林語堂、錢穆等，多數卻不被大陸人所知曉，使得他們身與名俱被歷史的塵埃所遮蔽。

　　在這里我選取了9個頗具代表性的人物，只想拂去歷史的偏見和誤讀，呈現出這些去往臺灣的精英知識分子的別樣人生。他們深厚的學養固然讓人高山仰止，我也不想在文字里去深入探究，只想展現出他們從1949年開始的不為人所熟知的人生和生活。

　　書名取做《在臺灣——國學大師的1949》，其實不是很妥貼，因為文字里1949年只是很小一部分，而大部分筆墨的觸角是深入他們在臺灣的生活，這兒的1949更恰當解釋是為一個時代的象征。后來想想黃仁宇先生《萬歷十五年》也不單單是1587這一年的那些事兒，東施效顰后也就心安理得。

　　不過給這些偉大的知識分子統一冠以“國學大師”的頭銜，想必讀者總會以各種理由質疑。在如今這個浮華的年代，“國學大師”這頂帽子被濫用得滿天飛，連季羨林先生都要請辭，所以稱他們為國學大師總覺得是一個尷尬的媚俗稱呼。他們流亡在孤島，卻始終保持對中國文化的溫情和敬意，使得國學一脈得以綿延不斷生生不息，我始終無法找到一個更好的稱謂去概括這些偉大的知識分子。

二

　　“國學”之謂乃上世紀初為區別“西學”而誕生，從它出世那天起就面臨著被邊緣化的危機。19世紀中葉，西方列強的堅船利炮轟開了中國的大門，打破了中國維持了兩千多年的經濟和政治秩序，洶涌而進的西學新知沖決了國人內心的堤岸，知識階層開始比較東西方發展的差異。為了抵御外敵、富國強兵，出現了一股“西學東漸”、“中體西用”的熱潮，“國學”一詞也就是在這種歷史背景下提出來的。國學兩字包括著泱泱中華的一切傳統學術文化，維系著幾千年的華夏禮儀文明，但自上個世紀以來，國學的命運可謂起伏跌宕。

　　1895年甲午海戰中國的失敗，不得不割地賠償來委曲求和，臺灣自此成為日本殖民地達50年之久。人窮則變，艱難的生存現實迫使人們思考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國的貧窮落后，任由帝國主義瓜分豆剖的局面的？戊戌維新運動雖然失敗了，但思想的禁地一經打破，疆域總在不斷地擴展之中。李鴻章曾形容這個歷史轉折的經驗是兩千年來未曾有之大變局。

　　到“五四”時期達到了一個巔峰，新文化運動把國學批得體無完膚。國家主義、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新村主義……異彩紛呈、互相激蕩。激進的知識分子深挖造成中國兩千多年緩慢甚至停滯發展的根源，他們在歷史的記憶中翻箱倒柜，責問傳統的體制與文化。他們高喊著“打倒”、“打倒”，“拿來”、“拿來”，把國學無情地拋棄在一邊，為新知識和新思想騰出空間。

　　1949年治亂興替，新中國成立后人們披荊斬棘奔向前，“文化大革文”期間“破四舊”和批孔斗爭，國學成了舊思想、舊文化、舊風俗、舊習慣的代名詞，被當做“歷史尾巴”予以割棄，孔孟被從歷史的記憶中發掘出來“鞭尸”，以斬草除根的方式對國學進行堅決的揚棄。

　　讓我們回過頭看看海峽的另一邊——臺灣。雖然兩岸長年對峙分割，但臺灣卻在文化上清除了日本殖民文化的影響，全面恢復了傳統的中國文化。時至今日臺灣的國學依然發達，傳統文化的香火依舊鼎盛。

　　臺灣學校里一直沿襲了“國文”的稱謂，中小學校著重國學教育，小學教育中國文、歷史等與中國文化相關的課程至少占了一半，重視學生的古文訓練和中國傳統思想的熏陶，當年國民黨當局定下的共同校訓幾乎都是“禮、義、廉、恥”，讓國學點點滴滴深入人們的生活。

　　而高中國文教科書包含三種：《高中國文》、《國學基本教材》和《國學概要》。前者與大陸的《高中語文》課本相似，后者《國學概要》內容是關于國學的一些基本知識，如經史子集的概要性介紹；而《國學基本教材》的全部內容就是“四書”。

　　最近大陸把臺灣中學國學教材引進，一些學者提出了“大陸的語文教育當效仿臺灣”的看法，甚至建議可以用該書取代大陸的語文課本，引發了社會的震動和反思，為什么臺灣的國學教育做的這么好呢？

　　這些要得益于國民黨執政期間對國學教育的高度重視，1967年7月，蔣介石鑒于大陸發起“文化大革命”等緣故，他倡導成立“中華文化復興運動推行委員會”，并親自擔任總會長坐鎮指揮，全力推動文化復興。他這一做法雖是打政治牌作文化秀，但無論如何在復興國學上確實做了不少善事。

　　其實臺灣國學得以傳承的得益最深不僅僅是政治的提倡，這些在孤島“為中國文化披麻戴孝最后孝子們”是功不可沒，他們懷著花果飄零的精神，在孤島上保住了中華傳統文化的一脈，帶出一批批國學的衣缽傳人。

　　如今錢穆的弟子余英時成了大陸無人能及的學界翹楚，徐復觀、牟宗三的弟子杜維明是享譽世界的新儒家第三代，方東美的弟子傅佩榮作品在大陸影響甚巨，牟宗三的弟子王財貴在兩岸推行“讀經運動”，靠學習陳鼓應書的于丹掀起一股“莊子熱”……

　　正是這些國學大師不遺余力地提倡和教育，為臺灣幾代人打下了良好的國學基礎，在島上培植出豐富的文化土壤。在臺灣不但每逢孔子誕辰島內孔廟要舉行慶典，其他一些節日社會名流均要舉辦詩歌雅集，普通百姓酒酣耳熱時還常常吟詩唱和。也因為有這樣的氛圍，才培養出林懷民和“云門舞集”，演繹出《薪傳》、《九歌》、《水月》這樣現代和古典的完美結合；才孕育出李安這樣藝術大師，拍攝出《臥虎藏龍》、《色戒》這樣意蘊悠長的電影；才滋養出方文山等著名詞曲作者，創作出《東風破》、《菊花臺》、《青花瓷》這樣宋詞小令般典雅凄艷的歌曲，引領華語樂壇的中國風。

三

　　20世紀80年代后，中國的改革逐漸觸及到經濟和政治制度的深層，人們接受了社會變革所必須經歷的陣痛，世俗化大潮鋪天蓋地，物欲主義裹挾著全球之風滲入中國人的思想和日常生活之中，文化臣服于市場的資本和技術的邏輯極權，金錢被抬高到至高無上的地位。物欲精神化、消費審美化，后現代主義的包裝術和整容術恰好遮蔽了人類世界的終極關懷、價值源頭和生活意義，于是信仰世界出現了真空、人們內心世界的秩序和外在的社會倫理規范失控，民族的文化認同、個人的自我認知發生嚴重危機。在社會結構急遽變革的總體情勢下，科學主義和自由主義并不足以整合實然世界和應然世界的價值觀，意義的失落使得社會秩序的清整變得困難重重。一些人開始重拾歷史的碎片，尋找能夠救贖世俗社會的工具。

　　人們跨過風云變幻的20世紀走到新世紀的今天，才發現我們原來并沒有走出孔子所代表的文化傳統的圈子，開始意識到需要重新認識傳統文化。終于歷史發生了一個驚人的輪回，被摒棄的國學以新文化保守主義的面孔出現在世人面前。

　　一時之間，國學又成了香餑餑，重振國學的聲音高漲。2005年中國人民大學正式宣布成立“國學研究院”，接著武漢大學、復旦大學各個大學紛紛開設國學班。還有推出“國學短信”的。手機用戶每月交10元學費，還可以每天來上一段“子曰詩云”的“國學”短信課。以圣人孔子為名、傳播中華文化“孔子學院”，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筍出現。

　　“百家講壇”易中天、于丹的走紅，國學博客圈的建立都在昭示著新文化保守主義借尸還魂的思想運動趨向。在政府的支持下，祭孔活動重新登上了歷史劇臺，并且規模空前、輿論攻勢強大。早在幾年前鼓勵少兒讀經的運動就聲勢浩大，蘇州兩家私塾“菊齋私塾”和“復興私塾”相繼開館，宣稱傳播中國文字和儒家文化的“童學館”落戶于武漢。2008年斥資300億的“中華文化標志城”在孔孟故里開始修建，把這場“國學熱”推向了高潮。

　　歷史似乎習慣跟世人開玩笑，當大陸開始“國學熱”時，臺灣島內卻開始“去中國化”。以陳水扁為代表的“臺獨”勢力逢“中”必反，“中華郵政”改為“臺灣郵政”，將“中”頭公司一律改為“臺”字頭，歷史教科書中“國父”孫中山先生變成了“外國人”……以致于有人諷刺陳水扁能否把兒子陳致中也改叫“陳致臺”？

　　臺灣推行“去中國化”，目前還只是傷及皮毛，沒有動其筋骨，國學教育體系沒有被完全破壞，依然保留著良好的傳統。馬英九上臺后，開始有“撥亂反正”的新氣象。臺灣一些有識之士如余光中、許倬云等人紛紛發起成立了“搶救國文教育聯盟”，要求恢復過去的“國學強勢競爭力”。而相形之下，大陸雖然產生了聲勢浩大的國學熱，但在對傳統文化教育上一直沒有積極的措施。

　　一個沒有傳統文化的民族，是一個不完美的民族；而有了傳統文化卻不知道珍惜的民族，則是一個可悲的民族。南懷瑾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亡國都不怕，最可怕的是一個國家和民族自己的根本文化亡掉了，這就會淪為萬劫不復，永遠不會翻身。”

　　人類社會的進步發展不是空中樓閣，精神家園也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國家認同的前提是文化認同，只有通過共享一個世代更迭的共同文化，我們才分明感覺到血濃于水。一個人可以通過整容把自己變得與同胞大不相同，卻無法剔除血脈中的文化DNA鏈條。

　　度盡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臺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去往臺灣的這些國學大師，是我們共同的財富和瑰寶，緬懷他們生命歷程是對我們民族最好的禮敬。

周為筠于杭州
2008年4月4日清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