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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先秦兩漢文言小說
第一節 最初的小說觀念
在幾千年的中國文化發展演變之中，中國古小說的觀念也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是，無論其外延如何擴展，在古小說的初起階段──先秦兩漢時期就已確立下來的核心卻始終沒有移易過。這個核心，一言以蔽之，就是“小”。
在大哲學家莊周的宏文中，我們第一次讀到“小說”這個名詞：“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于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于世亦遠矣。”在這里，莊子把“小說”與“大達”相對而言，指的是淺薄而不中義理的學說，與另一位大哲學家荀況的所謂“小家珍說”是一個意思，而并非我們所慣于理解的文體上的“小說”概念。
但是，到了漢代，“小說”這個名詞被用來作為一類古代與當代典籍的總稱，為學者們所習用。東漢班固在那部彌足珍貴的書目《漢書·藝文志》的子部中，列出”小說家”一個門類，并說：
小說家者流，蓋出于稗官，街談巷語、道聽涂說者之所造也。孔子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弗為也。”然亦弗滅也。閭里小知者之所及，亦使綴而不忘。如或一言可采，此亦芻蕘狂夫之議也。
《漢書·藝文志》是班固根據劉歆的《七略》“刪其要”而成的，它反映的應該是劉歆、班固共同的觀念。在他們的腦子里，小說家所說的都是”閭里小知者”所談論的“小道”。小道是相對大道而言的。它應該是指帝王之道和政教得夫，是高士大人們熱衷的話題。而行止于里巷野途之中的民間父老們所關心的，只能是治身理家、衣食住行的小知小道了。
與劉歆同時的學者桓譚在其《新論》中這樣說：“若其小說家，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治身理家，有可觀之辭。”今人余嘉錫先生認為：“桓子之言，與《漢志》同條共貫，可以互相發明也。”的確，通過它，我們知道，小說均為“短書”。所以，小說的核心也就是內容和形式兩見其小。在簡短的篇幅中，演述平民百姓身邊發生的家長里短之事，這就是最初的小說觀念。從此以后，中國文言小說便沿著劉歆、桓譚、班固所確立的軌道向前發展。參與其事的作者越來越多，達到的水平越來越高，開拓的范圍越來越擴大，經魏晉到唐宋，發展成為內容至為龐雜，形式也趨多樣的一類典籍。今天，我們把這一類典籍稱文言小說”，也有稱作“古體小說”或“筆記小說”的。它確乎是從中國古代文化中生長出來的，兩千年來頑強地根植于文人頭腦中的本位的小說觀念。
第二節 小說的起源
以往學者談古小說的起源，往往籠統言之。由于各人的著眼點不同，所以看法也不一樣。中國古典小說研究的奠基人魯迅先生認為：
至于小說，我以為倒是起于休息的。人在勞動時，既用歌吟以自娛，藉它忘卻勞苦了，則到休息時，亦必要尋一種事以消遣閑暇。這種事情，就是彼此談論故事，正就是小說的起源。《漢志》乃云出于稗官，然稗官者，職惟采集而非創作，“街談巷語”自生于民間，固非一誰某之所獨造也。探其本根，則亦猶他民族然，在于神話與傳說。
前者狀小說的發生，后者涉小說的內容。魯迅認為，小說起源于人們閒暇休息時所講的神話傳說故事。這種看法影響很大，幾成定論。正是由于這種思維導向，所以，人們往往習慣于從保留大量遠古神話傳說的《山海經》、《穆天子傳》等書中去探求中國小說的源頭，卻對《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中著錄的十五家小說或表示不理解，或索性忽略、回避了。其實，《山海經》和《穆天子傳》是直到清朝修撰《四庫全書總目》時才被目為小說而置于小說家類的，在此之前，《山海經》一向是被看作地理學著作，而《穆天子傳》更是被當成起居注或實錄而倍加信從。人們并不把它們當作淺薄荒稽的小說。這兩部作品固然對后代志怪小說發展影響很大，但畢竟只是其來源之一支。中國的古史、宗教、藝術、文學都是從神話這片朦朧而豐厚的存在中發展出來，雖然民間父?街談巷語、道聽途說”的也必然有神話傳說的內容，但決不會僅限于此。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如：農桑草木、民物風俗、天文星象以及治身理家之言，也許會令他們覺得與自身更為切近一些吧！而且，魯迅先生所談的僅是小說的發生及其內容的起源，而并未涉及產生的過程和創作主體。我想，談小說之起源不談這些，大概算不得完滿。
古今也有不少學者認為，小說起源于漢武帝時的方士。這種說法的最早的表述見于漢代大學者張衡的《西京賦》：“匪惟玩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寶儲這篇文章收于梁代編的《昭明文選》之中。薛綜注曰：“小說，攻巫厭祝之術，凡九百四十三篇，言九百，舉大數也。”唐李善在注釋”虞初”時曰：“河南人也，武帝時以方士侍郎，乘馬，衣黃衣，號黃車使者。”《漢書·藝文志》小說家類中也確實著錄了《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清代大學者紀昀在《四庫全書總目·小說家類》中力主此說：“張衡《西京賦》曰：‘小說九百，本自虞初。'《漢書·藝文志》載《虞初周說》九百四十三篇，注稱武帝時方士，則小說興于武帝時矣。故《伊尹說》以下九家，班固多注依讬也。”漢武帝酷嗜方術，迷信鬼神，方士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與信任，風尚所及，“天下懷協道藝之士，莫不負策抵掌，順風而屆焉”。王瑤先生這樣闡釋道：
無論方士或道士，都是出身民間而以方術知名的人，他們為了想得到帝王貴族的信心，為了干祿，自然就會不擇手段地夸大自己方術的效異和價值。這些人是有較高的知識的，因此志向也就相對地提高了；于是利用了那些知識，藉著時間空間的隔膜和一些固有的傳說，援引荒漠之世，稱道絕域之外，以吉兇休咎來感召人；而且把這些來依讬古人的名字寫下來，算是獲得的奇書秘籍，這便是所謂小說家言。
這樣說來，中國小說的起源被延遲至西漢武帝時期。這與中國小說的實際發展并不相符，因為在先秦時期，確實已有小說作品如《伊尹說》等存在。就《漢書·藝文志》而言，班固在注中所說的“依托”也并非必為方士之所依托。否則，距武帝時未遠的劉歆、班固必會了然，而不必語意猶豫地稱“似依讬也”、“似因讬之”。其實，張衡在《西京賦》中所揭示的和王瑤先生所描述的實在是兩漢小說的實際狀況，方士小說實在是兩漢小說的主流。
有一個很有趣的現象，一些學者談小說的起源時總是有意無意地回避著《漢書·藝文志》，或懷疑《漢志》力倡的“小說家出于稗官說”，甚至有人還要“打破對《漢志》的迷信”。究其原因，無非是對稗官這一官職深表懷疑。”稗官”其名不見于先秦古籍，顏師古注也語焉不詳，荀悅在作《漢紀》時，敘諸子九家之所出，全抄《漢志》，而惟獨在”小說家者流”之后，刪去“稗官”二字，僅稱“蓋出于街談巷議所造”。《隋書·經籍志》也不再稱“稗官”，而徑言“小說者，街說巷語之說也。”我們今天雖不能明知《漢記》、《隋志》刪去“稗官”的原因，但這種現象已足以使后代學者疑竇從生了。
究竟何為稗官？《漢書》如淳注曰：“《九章》'細米為稗'。街談巷說，其細碎之言也。王者欲知閭巷風俗，故立稗官使稱說之。”如淳注雖點出語源，但割裂解釋，往往使人誤入歧途。倒是顏師古注最有啟發：“稗官，小官。《漢名臣奏》：‘唐林請省置吏，公卿大夫至都官稗官，各減什三'，是也。”這里，把都官、稗官與公卿大夫相對，都官為京官之通稱，稗官也正是小官的通稱或雅稱，并非有一專門的官職。那么，何為“小官”呢？《周禮》曰：“宰夫掌小官之戒令。”注云：“小官，士也。”在古代官制中，士是公卿大夫以下地位最低的官（也有上、中、下之分），故通稱小官或稗官。其職掌也很明確。《春秋·左傳·襄公十四年》：
史為書，瞽為詩，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庶人謗，商族于市，百工獻藝。 本自《左傳》的漢賈誼的《新書·保傅》篇說得更加詳細：
天子有過，史必書之，史之義不得書過則死，而宰收其膳，宰之義不得收膳則死。于是有進善之旌，有誹謗之木，有敢諫之鼓。瞽史誦詩，工誦箴諫，大夫進諫，士傳民語。習與智長，故切而不愧；化若心成，故中道若性。是殷周所以長有道也。
又《國語·晉語》曰：吾聞古之言，王者政德既成，又聽于民，于是乎使工誦諫于朝，在列者虞詩，使勿兜，風聽臚言于市，辨祆祥于謠，考百事于朝，問謗譽于路，有邪而正之，盡戒之術也。
韋昭注曰：“在列者，公卿至于列士也。風，采也。臚，傳也。”至此，我們已經很清楚，在古代政治制度中，君王聽諫是很重要的事，而士的專職，是采傳言于市，問謗譽于路，了解平民百姓的喜怒哀樂與愿望呼聲，這正是《漢志》所謂的“街談巷語，道聽涂說”，并把它傳達給上一級官吏，以作為君主決策的依據，這就是“士傳民語”。士所傳達的內容必然廣而雜，無所不包又往往淺薄瑣碎。士在記錄這些民語的過程中，必然有所選擇整理，他們最后交給上官、誦于朝廷的文本，應該就是小說最初的形態。士雖有文化，但畢竟有限，其鑒識能力和文字功夫亦參差不齊，他們的勞績在卿大夫手里可能也經過加工，從中擇出可觀可采之言，而其它大部分所謂荒誕不經、不中義理之言，應該都被刪簡殆盡。今天我們在《漢志》中見到的十五家小說，也許是從眾多的文本中擇出的較好的幾種吧！也正是由于小說產生的這個過程，才決定了小說篇幅短、內容小的特點。所以，我們認為，小說起源士傳民語，出于稗官或公卿大夫之手。《漢志》的說法并非穿鑿附會，而是于史有據的。班固把小說家剔除出了“可觀者”九家之列，不但是對小說本身，更是對小說的創作者“士”的輕視。而荀悅《漢紀》之不提“稗官”二字，大概是因為稗官與前九家所出自專門官職的情況不同，僅為泛稱，與體例不合，倒不如直街說巷語”來得明快干凈了。
第三節 先秦小說
一、《漢志》所載先秦小說
小說作為一種文體的名稱，雖說直到漢代才正式出現，但小說書在先秦就已存在了。可惜的是這些書早已亡佚，我們只能通過今存的幾條佚文和書目來了解它們的情況了。《漢書·藝文志》著錄小說十五家，”十五家之中，自《伊尹說》至《黃帝說》，凡九家，皆先秦以前書。”它們分別為：《伊尹說》、《鬻子說》、《周考》、《青史子》、《師曠》、《務成子》、《宋子》、《天乙》、《黃帝說》。下面試析幾例，以說明先秦小說之特色。
《伊尹說》的佚文，《說文解字》曾引述過：“《伊尹》曰：果之美者，箕山之東，青鳧之所，有甘櫨焉，夏熟也。”“《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經之秏。”應劭《漢書音義》中注”果之美者”數句，也稱《伊尹書》。這些資料都過于簡略，難得其詳。但在更早的諸子書中，卻有更詳盡的記載，最完整者當推《呂氏春秋·本味篇》。此篇不但說明了“伊尹生空桑”的出生之謎，更詳盡歷敘了伊尹歸于湯之后，“說湯以至味”的經過。伊尹通過五味調和之理和肉、魚、菜、飯、果“之美者”等等天下至味，向湯闡明了“圣王之道”。所以，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中認為，《本味篇》當出自小說家《伊尹說》。翟灝《四書考異·條考三十一》更考證道?《呂覽》，考班固《藝文志》，有《伊尹》二十七篇，列于小說家，蓋呂氏聚斂群書為書，所謂《本味篇》，乃剟自《伊尹說》中，故漢人之及見原書者，猶標著其原目如此。此說極是。《漢志》道家類另著錄有《伊尹》五十一篇，注云“湯相”，而不稱“依讬”。所以，這類飲食烹調的淺薄之說，必非道家書，正是小說家言。伊尹為庖說湯事，戰國時已喧騰眾口，諸子多有引述。呂不韋《呂氏春秋》著于秦王政八年（公元前二三九），秦尚未統一全國，則《伊尹說》當是戰國時人合此類街談巷議、叢殘小語，讬之伊尹而成。
《鬻子說》十九篇，《漢書·藝文志》注曰：“后世所加。”道家類另有《鬻子》二十二篇，原注：“名熊，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今僅存一卷十四篇，收入《道藏》和《守山閣叢書》中。從文字來看，淺薄幼稚，不像道家書，所以《舊唐書·經籍志》和《宋史·藝文志》把它列入小說家類。
至于《周考》和《青史子》，清人章學誠說：“小說家之《周考》七十六篇，《青史子》五十七篇，其書雖不可知，然班固注《周考》云：‘考周事也。'注《青史子》云：‘古史官記事也。'則其書非《尚書》所部，即《春秋》所次矣。觀《大戴禮·保傅篇》引《青史氏之記》，則其書亦不儕于小說。”魯迅也說：“遺文今有三則，皆言禮，亦不知當時何以入小說。”章學誠和魯迅似乎都認為該書當入禮類或隸屬史部，因為青史子是古代的史官，盡管其地位較低。其實不然，三條佚文一言胎教之制，一言居行之禮，一言用雞之義，皆為古代禮法之小事，較之“三禮”之宏儀重典，自然顯得淺薄而非大義，正該列入小說家類。《周考》雖為史書，但記錄的大概是古代流傳于民間的有關周代的歷史傳說，劉歆、班固也許以為它荒誕而不可信，所以便也收入此列了。
《宋子》十八篇，班固注稱：“孫卿道宋子，其言黃老意?先秦確有宋子其人，在諸子著作中，稱作宋钘、宋榮、宋牼，其實都是一個人（見俞樾《莊子人名考》、《俞樓雜纂》二十九條）。從諸子記載來看，宋子的學說主張勞身克己以救世拯民，對內提倡清心寡欲，生活儉約，對外要求寢兵止斗，禁攻休戰。其寢兵與節儉，合于墨家之說而律己更嚴；其情欲寡澹，見侮不辱，合于道家之清虛以自守，卑弱以自持，所以，班固稱“其言黃老意”。但為什么不入道家類或墨家類呢？余嘉錫先生這樣推測道：“意者宋子‘率其群徒，辯其變說，明其譬稱'，不免如桓譚所謂‘合叢殘小語，近取譬論，以作短書'歟。蓋宋子之說，強聒而不舍，使人易厭，故不得不于談說之際，多為譬喻，就耳目之所及，摭拾道聽涂說以曲達其情，庶幾上說下教之時，使聽者為之解頤，而其書遂不能如九家之閎深，流而入于小說矣我們認為這種推測是有可能的。
通過《漢志》所載的先秦小說，我們可以明確，我國最初的小說不但形制簡短，而且內容在當時被認為是淺薄的小道，具言之，于史則為民間流傳的不可盡信的傳說，如《伊尹》、《黃帝》、《周考》；于禮則為流行于平民口中或生活中的禮法風俗；于子則為偏于耳目所及的譬喻雜談，與治國安邦的大道自然無涉。
二、今見先秦小說
在今人眼里，《山海經》和《穆天子傳》都被看作小說作品，但這是在明清時期才逐步得以確立的觀念。在此之前，它們都被認為是歷史著作。
《山海經》今存十八卷，晉人郭璞注。關于它的作者與成書，歷來多有爭論。漢劉秀《上山海經表》認為是伯益所和，《顏氏家訓》則提出為“夏禹及益所記”。明楊慎又創新說，稱古有九鼎，鼎上有圖有文，圖謂《山海圖》，文即《山海經》。其實，這些說法或為依托之辭，或為臆度之說，并不可信。從該書的內容來看，它應當是戰國中后期巫祝方士之流采擷古代神話和地理博物傳說而成，至秦漢時被定為一書，名曰《山海經》。
《山海經》包括《五藏山經》、《海外經》、《海內經》、《大荒經》等幾部分。其中有關于羿、燭龍、啟以及西王母的神話故事，又有許多山川地理、動物植物、礦產醫藥之類的記載，而且大都被巫術化或方術化了。《漢書·藝文志》收入數術略形法類，所以魯迅稱之為“古之巫書”；而其地理博物性質又使古人相信它是可靠的地理書。清畢沅認為它是“古者土地之圖”。《隋志》、兩《唐志》均人史部地理類。不過，從小說史發展的觀點看，它實在是具備了古小說的特點：篇幅簡短、寥寥數語，內容則“宏誕迂夸，多奇怪俶儻之言”。而且，其極為豐富的神話傳說和山川博物事跡形成“偏好語怪”的風格，正是中國志怪小說的鼻祖，即所謂”古今語怪之祖”。至于《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則說得更是直率；“侈談神怪，百無一真，是直小說之祖耳。”古人尊崇古書，不敢置疑，也只有到了明清時才敢正視，說出”百無一真”的話，才能點明其真正的性質。
同樣，《穆天子傳》也是如此。《隋志》收入史部起居注類，《新唐志》收入實錄類，均以信史目之。但清人紀昀認為，該書”徒以編年紀月，敘述西游之事，體近于起居注耳，實則恍惚無征，又非《逸周書》之比，以為古書而存之可也，以為信史而錄之，則史體雜、史例破矣。”所以把它降而歸入小說類。《穆天子傳》是晉咸寧五年（二七九）汲郡人不準從魏襄王墓中盜發出來的，用戰國文字書于竹簡之上。晉太康二年（二八一）由荀勖、和嶠等整理寫定，是戰國時人所作無疑。今存者六卷，前五卷記周穆王駕八駿而行、會西王母事，后一卷述盛姬卒于道途中及歸葬之事。
另外，今本《逸周書》中存有《克殷》、《世俘》、《王會》、《太子吾》四篇，魯迅稱其“記述頗多夸飾，類于傳說”，在今天則應當被看作小說作品。
第四節
漢代小說
一、《漢志》所載漢代小說
《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早已亡佚的十五家小說中，為漢人所作的有六家：《封禪方說》、《待詔臣饒心術》、《待詔臣安成未央術》、《臣壽周紀》、《虞初周說》、《百家》。從中，我們可以大致了解漢人心目中的小說的內容。
《封禪方說》，十八篇，班固注曰：“武帝時。”據《史記·封禪書》記載，漢武帝聽信方士之言，以為封禪可以不死，與仙人交接，便與公卿諸生議論封禪儀禮。群儒不能辨明封禪之事，又對方士所擬的儀禮祀器大加批評，以為不合詩書所載之古制，“上念諸儒及方士言封禪人人殊，不經，難施行”，便罷而不用。所以，我們推測《封禪方說》是當時諸生與方士辨論封禪的言論集。書名中的“方”，當是方術之意。由于當時漢武“盡罷諸儒而不用”，所以此書所載可能都是方士之言；而群儒之論，應該不在這十八篇之列。
《漢志》所載小說中，篇幅最大的是《虞初周說》，達九百四十三篇。班固注曰：“河南人，武帝時以方士侍郎，號黃車使者。”又據《漢書·封禪書》說：“（武帝）予方士傳車，及間使求仙人，以千數。”又說：“太初元年，西伐大宛，蝗大起，丁夫人、洛陽虞初等，以方祠詛匈奴大宛焉。”據此可知虞初是河南洛陽人，漢武帝時以方士得登高官，曾經乘著傳車為武帝訪求仙人，并善于禁咒。兩漢時期，陰陽五行之學，讖緯迷信、神仙方術之道盛行。漢武帝為求延年長生，不死成仙，對神仙方術尤為熱衷，所以，他信從方士，一生干過不少封禪、廣祠、求仙之事。方士也因此得升高官，為皇帝近臣，隨時為皇帝服務。張衡《西京賦》有：“匪惟玩好，乃有秘書，小說九百，本自虞初，從容之求，實俟實儲。”薛綜注云：“小說醫巫厭祝之術，……持此秘術，儲以自隨，待上所求問，皆常具也。”據此，我們可以知道，《虞初周說》是方士的“秘書”，內容都是“醫巫厭祝之術”，是用來隨時應付皇帝提問的，它的作者應該就是虞初。
《待詔臣饒心術》，二十五篇，顏師古注云：“劉向《別錄》云：‘饒，齊人，不知其姓。武帝時待詔，作書，名曰《心術》。'“《待詔臣安成未央術》，一篇。饒和安成身份一樣，都是方士。未央術講的可能是長生不死之術，心術不知其意。兩書的性質與《虞初周說》一樣，都是為“待上所求問”所作的。又有《臣壽周紀》，七篇。班固注云：“項國圉人，宣帝時。”不知此書所云為何，可能也是方士所為。
這些以封禪、養生、醫巫、厭祝之術為內容的方士所作的作品，在漢代被學者當作小說來看待，正是因為其品流雜亂，所述皆機祥小術，往往荒誕無稽，與閭巷傳聞、道聽途說并無不同，所以，被列為小說家。我們可以把這類作品稱作“方士小說”。《漢書·藝文志》所載六家小說，五家為“方士小說”，惟《百家》一種為學者所作。可以肯定，方士小說必非僅此五種，還有大量作品未被著錄。所以，我們認為，方士小說是漢代文言小說的主流。
《百家》，一百三十九卷，今存佚文兩則。《藝文類聚》卷七十四錄《風俗通義》所引，言公輸般見蠡事；《太平御覽》卷九百三十三錄《風俗通義》所引，言城門失火，禍及池魚事，都是比較典型的“近取譬論”的“叢殘小語”。關于《百家》的作者，班固未注，但一般認為是劉向。宋本《說苑》卷首有劉向所作的一篇《說苑序奏》云：“除去與《新序》復重者，其余者淺薄不中義理，別集以為《百家》。”可知，此書是劉向在校理群書時，對那些“章句相溷、或上下謬亂、難分別次序”的殘簡斷章進行整理，把其中“淺薄不中義理”的部分摘出而編就的，與劉向另外編成的《新序》、《說苑》體例相同。這種作法，正與先秦以來的小說觀念相符合。所不同的是，先秦小說多直接采自民間，而《百家》則是雜取周秦漢初人的典籍，來源雖有不同，其實一也。
二、今見漢代小說
漢代小說能夠流傳下來的極少。由于幾千年來，中國作偽之風盛行，所以，今見的一些題為漢人所撰的作品，往往受到人們的懷疑。同時，又因為漢代距今遼遠，典籍散佚嚴重，真偽混雜，不易鑒別，所以，今見的漢人小說的真偽問題一時難以弄清，我們只能簡略介紹幾種有比較確實的證據證明是漢人的作品。
《神異經》，一卷，《隋書·經籍志》地理類著錄，題東方朔撰；《新唐書·藝文志》列入道家類，到《直齋書錄解題》始入小說家類。自漢末至唐，人們一般都認為此書是東方朔所著，直到南宋時，陳振孫才開始懷疑它。明胡應麟、清紀昀都因為其詞藻縟麗而認為是六朝文士假托的。其實，這也不正確。《神異經》固然非東方朔所作，卻仍是漢人作品。《左傳·文公·十八年》孔穎達疏中有服虔按，引《神異經》，而服虔為東漢末年人。所以，《神異經》是漢代書無疑，而且很可能產生于西漢。
此書是在《山海經》影響下產生的，共九篇，分別記東、東南、南、西南、西、西北、北、東北等八荒及中荒的山川地理、神靈異人和禽獸草木，其中”略于山川道里而詳于異物”，在形象和表現方法乃至筆法上都模仿《山海經》，但有些地方已加以變化、豐富，幻想也新鮮奇特。在書中，作者還時時表現出神仙方術的觀念和儒家思想。所以，譚獻稱它“亦有風議之遺意”。可以看出，此書的作者當非方士巫師之流，而應該是個熟讀《山海經》的儒生。
《漢武故事》，晉葛洪《西京雜記題辭》首次提及，為二卷。《隋書·經籍志》史部舊事類著錄，《四庫全書》列入小說家類異聞之屬。《崇文總目》題班固撰，《郡齋讀書志》題王儉造，皆誤。今本《漢武故事》有曰：“長陵徐氏號儀君，善傳朔術，至今上元延中已百三十七歲，視之如童女。”元延為漢成帝年號，即稱“今上”，則作者當為漢成帝時人。
此書記漢武帝一生遺聞，以敘述他求仙之事尤詳。書中提到不少漢武帝時方士神仙家的事跡，如劉安能隱形升行，李少翁“年二百歲，色如童子”，鉤弋夫人死后得道，東方朔為木帝精等等，其中寫西王母會武帝的傳說，最為著名，也比較優美。《漢琥故事》把歷史與幻想相融合，文筆簡雅，已成為比較典型的志怪小說了。
還有一種述漢武帝神仙異事的小說，叫《洞冥記》，又稱《漢武洞冥記》、《漢武帝別國洞冥記》。《隋書·經籍志》雜傳類著錄一卷，題郭氏撰；兩《唐志》著錄四卷，題郭憲撰。它被列入小說家類，是在宋陳振孫的《直齋書錄解題》。郭憲，字子橫，汝南宋（今安徽太和）人。新莽朝不仕，隱于海濱；漢光武拜為博士，后遷光祿勛。為人剛直，好方術。明代以來，有不少學者都懷疑《洞冥記》是六朝時的作品，非東漢郭憲作，但都證據不足。而唐宋時人普遍認為《隋志》所說的“郭子”，正是指郭憲，今天也沒有充分理由否定掉，故從之。
郭憲本好方術，所以，對漢武帝的求仙活動十分贊賞。他廣采武帝時的傳說，“集舊史之所不載者，聊以聞見，撰《洞冥記》四卷”，以補今籍之闕，洞達神仙冥跡之奧妙。此書的內容都是與漢武帝有關的神仙怪異傳說，包括求仙異聞、神山仙境、仙丹靈藥、奇花異草、珍禽怪獸等等。其中關于武帝與東方朔的故事為他書所不載，比較重要，而其對遠國遐方的珍奇異物和風俗人情的記載，很明顯是受《山海經》之類的影響。但它文字靡麗，有較多鋪飾，不似《山海經》之簡古。
今見漢代小說中，小說意味最濃的，要數《燕丹子》。該書最早見于《隋書·經籍志》小說家類，一卷，不題撰人姓名，注曰：“丹，燕王喜太子。”《舊唐書·經籍志》著錄三卷，題“燕太子丹撰”，實望文生義而誤。今見傳本是《四庫全書》從《永樂大典》中輯出來的。
關于它的成書年代，說法很多。《文獻通考·經籍考》引《周代涉筆》，認為《燕丹子》“似是《史記》事本也”，自然承認它是秦漢之間的古書。清人孫星衍則徑直說它”審是先秦古書”。但明胡應麟則以為當漢末文士所為，《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承襲胡應麟的說法，進一步說出于應劭、王充之后。根據現有的資料看，荊軻刺秦王的故事在漢代已基本定型，雖然在文字上，后人可能有所增飾或刪改，但作為漢代小說，應該是肯定的。
戰國時期燕王喜二十八年（前二二七），燕太子丹派刺客軻刺殺秦王贏政，史有其書，其傳奇性的情節和悲壯的結局極富感染力，所以，整個秦漢時期在民間流傳極廣。在這個“道聽涂說”的過程中，又增加了不少內容和細節，情節更加曲折生動，使之離史實越來越遠，距小說越來越近了。《燕丹子》正是在這些民間傳說的基礎上寫成的。至于作者是誰，已經無從得知了。此書文字亦佳，“長于敘事，嫻于詞令”，筆致典雅，有史傳文之風。所以，胡應麟對它很看重，當作“古今小說雜傳之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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