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北京大學成立中國傳統文化研究中心的時候，就聲稱要“在條件成熟的時候，籌建北大國學研究院”。現在，十幾年過去不見什么動靜，這邊廂“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今年秋天就要正式招生的校長宣示在各路媒體上高亢而響亮。這叫人自然而然地聯想起八十年前的清華國學研究院，聯想起清華國學研究院那風格獨具影響深遠的學生和導師、成果和思想。
“國學”這個詞在清季民初曾經是知識界的熱門話題，反映著傳統文化在與西方思想相遇時的尷尬境遇。大致說來，清季以褒為主，作為“中學為體，西學為用”模式里“中學”的同義語，“國學”被視為“國魂”之所系（排滿的章太炎寄望“以國粹激動種性”）；五四新文化運動后則以貶為主，被視為阻礙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的“國渣”，激進人士（如錢玄同等）要將它們扔進茅廁——平和一點的（如胡適等）則將它視為“國故學”的省略語，屬于知識研究的對象和材料。后來，隨著新式學堂的建立，西方學科分類在中國現代教育體系中生根發展，經、史、子、集的中國文化體系分別被劃歸哲學、歷史學和文學諸學科。如此這般是否絲絲入扣若合符節？問題并不是習慣以為的那么簡單那么理所當然。
作為工具性存在的文化，其整體上乃是一個集應物、治事、立命安身諸功能為一體的復合系統，如西方文化就是自然科學、人文學科和宗教神學三足鼎立支撐。經史子集之經，即儒學，是不是宗教另說，但千百年來主要是由它作為民族生命之意義提供者、作為文化認同之標志則毋庸置疑。將經學化約為哲學、文字學或者歷史學、人類學，結果是造成方法的錯亂、意義的遮蔽。方法錯亂就是將兼具工具理性和價值理性的文化徹底對象化知識化；意義遮蔽就是無視儒學作為民族性格之塑造者、國家理想之設計者的正面意義，反而據此要求其為我們在近代世界性的殖民運動中遭受的失敗承擔主要責任。新文化運動當然不容否定，但政治生病卻給文化下藥的做法顯然也是大可商榷的。著名的科學玄學大論戰，深層原因就是那些意識到生命意義問題之獨特性的人們對科學主義覆蓋一切之時勢的質疑與不滿。當然，在那種潮流下，他們被罵作“玄學鬼”落荒而逃也是不難想像的。
清華國學院是另一種風氣。
四大導師除了語言學家趙元任，梁啟超、王國維和陳寅恪都屬于“中體西用”主義者。主張以歷史激發愛國心的梁啟超對國學教育的理解是讓學生懂得“中國歷史的大概”和“中國的人生哲學”。王國維昆明湖自沉后，陳寅恪反對“一人之恩怨、一姓之興亡”的洶洶之論，而高標其“承續先哲將墜之業，為其托命人”的人格，其“關系于民族盛衰、學術興廢”的事業。這其實也是陳本人的夫子自道。他主張吸收輸入外來學說，但更強調“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他在清華時這樣論述史學于民族之意義、大學于學術之責任：國可亡而史不可滅。今日國雖幸存，而國史已失其正統……學術之現狀若此，全國大學皆有責焉，而清華為全國所最屬望，故其職責尤重。此實系吾民族精神上生死一大事者！清季國學與民族的內在關系在這里被自覺不自覺地得到重構。正是有這種“道之將廢也，文不在茲乎”的理念和擔待，短短數年，清華國學院“幾個導師培養出了很多人，開出了一個輝煌的歷史階段”；“他們的治學精神影響了中國人近百年的學術走向。”
現代性深入、全球化推進和意識形態調整等使社會對文化產生了新的自覺和需要，人大國學院的存在時間超過清華國學院不成問題。錢穆撰《國學概論》，前8章專言經與子，不及文史。那位校長對國學的理解應該說也大致到位：國學可以理解為是參照西方學術對以儒學為主體的中華傳統文化與學術進行研究和闡釋的一門學問；狹義的國學，則主要指意識形態層面的傳統思想文化，它是國學的核心內涵，是國學本質屬性的集中體現，也是我們今天所要認識并抽象繼承、積極弘揚的重點之所在。但怎么也叫人看不懂的是，這樣一個極具象征意義的事件一種興廢繼絕踵事前賢的文化訴求又怎么可能寄望由一位八十多歲的紅學家去引領實現呢？
剛升起的期待又被疑慮替代。
（《新京報》約稿，卻又嫌太理論化，而要我就選馮當院長發“譏評”。正所謂“不賢者識其小”也。）
（ 作者系《原道》主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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