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
*有不少真誠的學人認為傳統文化、國學、儒學是能夠濟人心救世界的良方，這種意見實際上是文化萬能論。傳統文化是自然經濟和宗法制度的產物，這種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統和價值觀念很難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
*中國正在建設的社會是工商社會、法治社會、契約社會。在這個社會里，“國學”雖散發著無窮的魅力，也將會被更多的人所鐘愛，甚至其它民族和國家的許多人也可能走入這個行列。然而它不能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學派，只能作為一種調節機制而存在，不管人們如何痛心疾首
又是一年“國學”熱
2005年5月中國人民大學國學研究院成立，6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成立了儒教研究中心。這兩則文化消息使得“國學”再度成為一個熱門話題，雖然其中不無媒體炒作的因素，但“國學”“儒學”的問題確是自改革開放以來就為人文知識分子所關注，曾有過多次討論。這已經是第三四輪了。
這次的“國學熱”可以說是去年“弘揚傳統”熱的繼續。年初我曾著文戲稱2004年是“保護傳統年”。因為“那一年中一個突出的文化現象，就是知識界中許多有著不同思想傾向的人們都發現了傳統的重要，從不同角度提出要保衛傳統。例如，以儒家自命的人們發出倡導少兒讀經的呼聲（這大約也是順應了無論倡導何事都要‘從娃娃抓起’的思維定式），并與一些時髦學者結合起來匯成一股‘儒道救國’的小小思潮；有的研究哲學的學者突破了歷來以‘進步’‘革新’為正面價值的藩籬，宣稱自己是文化保守主義者；還有一些非主流的學者也有感于近百年的‘心靈漂泊，精神虛無’呼吁‘再文明化’，重新建構‘中國精神’。而‘再文明化’獲得和重構的‘中國精神’要素自然也離不開古老傳統。甚至連帶有官方色彩的作家、藝術家與學者也在發表‘文化宣言’，向‘海內外同胞、向國際社會表達我們的文化主張’時，也津津樂道傳統文化的‘東方品格’；并期待它能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象’”。而現今這些研究機構的建立仿佛是這些想法的落實。而且大張其名—國學。
“國學”的排滿與幫閑
“國學”這個帶有點“民族主義”色彩的詞匯，始行于清末民初。說來可笑，它卻“是外來語，并非國產”貨（曹聚仁的《中國學術思想史隨筆》開篇就說到這一點）。它來自日本。江戶時期日本學者將受到清代樸學影響發展起來的日本文獻研究稱之為“國學”。明治維新后，西學在日本走紅的同時，這種學問再度興起，與西學爭輝，引起中國留學生和學人的關注（見桑兵《晚清民國時期的國學研究與西學》《歷史研究》1996年）。曹聚仁先生還說：“日本人原有‘支那學’‘漢學’這樣的名詞，因此十九世紀后期，留學日本歸來的學人，譯之為‘國學’，也就是‘中國學術’之意。日譯章師的《國學概論》，便是《支那學概論》。”因此“國學”這個詞很快就活躍在中國學人之口了。
最早使用“國學” 這個詞的，據桑兵考證是梁啟超在1902年在日本創辦《國學報》。與梁氏維新派相對立的革命派章太炎，1905年在東京辦的與其相類似的刊物叫《國粹學報》，似乎有意識地避開了“國學”這個詞，然而，章太炎在日本時期就以傳播國學為己任，開辦“國學講習會”，魯迅、周作人、錢玄同都是他的入室弟子。我們從魯迅文章中還可以見到作者在裁量人物、評騭史事時受老師影響的痕跡。辛亥革命之后，太炎先生在蘇州創辦了“章氏國學講習會”，開壇授課，廣收弟子，培養許多國學研究的人才。他的《國故論衡》很有影響，據授課的記錄稿出版的《國學概論》也風靡一時。在最初三年（1922—1025）就印了10版之多。可以想見當年受歡迎的情景，太炎先生被尊為“國學大師”是當之無愧的。
章太炎主張的“國學”是其所主張“排滿”革命的一部分，可以說是政治國學。1906年章太炎出獄后流亡日本、在歡迎大會的演說中就強調用“國粹來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他所說的“國粹”就是“我們漢種的歷史”。包括語言文字，典章制度和歷史人物的嘉言懿行等。太炎在經學上屬于“古文學派”，主張“六經皆史說”。他的“國學”是告訴國人當以自己的歷史為自豪。與其對立的今文學派則是把孔子視為“素王”（沒有王位的圣王），把經學看作能夠解決一切社會問題的政治學（以《春秋》決獄，以《三百篇》為諫書之類）。章太炎在《癸卯獄中自記》中指出“國學不振”有三個原因，除了“以一切舊記為不足觀”“新學”（即西學）外，還有“常州學派”（清代中葉復活的經“今文學派”）和康有為的把“今文學派”推到極端的“公羊說”。所以我們說，章太炎的“政治國學”只是鼓舞國民政治熱忱的，并非是把經學運用到現實政治操作中的“國學”。而康有為就不同了。他按照“公羊學”中“據亂、升平、太平”“三世說”和根據《禮記?禮運》篇中對原始族群生活（大同）的記憶而設計了中國改革道路，都是要把兩千多年前的社會文明搬入現實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這是非常有害的。因此章太炎與康有為論戰，不僅是革命與改良之爭，也包含了究竟如何對待中國傳統學術文化的問題，雖然太炎先生未必對這一點有清醒的認識。
清亡之后，這兩種“政治國學”基本上偃旗息鼓，太炎先生雖然仍是著作講學不輟，這些活動主要是學術的，曾經一度反對過白話文，但影響不大，最多也就是使得主張白話文的魯迅不敢上門拜望了�？涤袨殡m然屢有“尊孔”“讀經”的呼吁，但調門很大、回響極小，常常流為笑柄。而他的高足梁啟超先生早已隨著時代前進了，與乃師分道揚鑣了。
民國的建立，思想控制的解體，各種新異的思潮涌入。而統治者認為“治理中國之永久之政策，舍專制必無適宜之政體”（《尚賢堂紀事》第六期），雖是美國人李佳白的話，卻頗合乎當時統治者的口味，說出了他們的心里話。這些死把住權力不放統治者面對許多新說，但還是覺得老思想熟悉而且可靠。因此“國學”、特別是其中的儒學就被這些“闊人”所選中，成為敲開“幸福之門”的敲門磚。一些依附“闊人”的“學人”自然也就起勁地展示其“二丑藝術”。魯迅小說《肥皂》中的四銘，《高老夫子》中的高爾礎就是此類，他們或明或暗地向當局貢獻條陳，于是《論中華國民皆有整理國史之義務》《恭擬全國人民合詞吁請貴大總統特頒明令專重圣經崇祀孟母以挽頹風而存國粹文》一類的東西出籠了，令人啼笑皆非�！伴熑恕钡膸烷e在魯迅的筆下有點漫畫化，但是像現實中遺老孫雄（師鄭）寫《讀經救國論》，巴結新貴教育總長章士釗；康圣人為“辮帥”張勛草擬治國方案；以及章士釗先生本人的表演，其肉麻程度與魯迅筆下的人物相去有多遠？他們或許都有過光榮的歷史，但他們不珍重自己的過去，外人如何給他們涂脂抹粉？然而時代畢竟變了，“闊人”不僅沒有成功，而且他們的演出在當時來看也是一場喜劇或鬧劇。這使得幫閑者的處境更為尷尬。
“新國學’要找出個五千年來文明進化的總端與分緒來
是不是“五四”以后就是割斷歷史，棄“國學”于不講呢？我看不是。像魯迅曾激憤地說過“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然而他不是也寫作了《中國小說史略》和《漢文學史綱》嗎（有人認為“國學”只是指與意識形態有關的儒學、諸子學、史學，不應包括文學。其實國學的經典著作章太炎的《國故論衡》的中卷就是《文學總論》�！秶鴮W概論》的第四章是“文學之派別”）？胡適也倡導整理國故。這些“五四”時期反傳統的驍將都是把中國傳統文化作為一門學問來研究的。然而他們不是以古人的價值觀為自己的價值觀，更不是把它當作“應帝王術”去推銷。而是用新方法、新的眼光和科學精神去重新研究。在這種風氣影響下，許多高等院校成立了國學系，清華、廈門、燕京、齊魯和東南等大學還相繼建立了國學研究院或國學研究所。此時的國學不僅不與新學或西學對立，而且借助了西方傳入的新方法。許多國學家還是飽學的歐美留學生，陳寅恪先生就是一個典型。
這時的國學可以說是一種全新的國學了。劉半農說：“我們只須一看北大研究所國學門中所做的工，就可以斷定此后中國國學界，必定能另辟一新天地，即使是一時還不能希望得到多大的成績，總至少能開出許許多多古人所夢想不到的好法門。我們研究文學，決然不再作古人的應聲蟲；研究文字，決然不再向四目倉圣前去跪倒；研究語言，決然不再在古人非科學的圈子里去瞎摸亂撞；研究歌謠民俗，決然不再說五行志里的鬼話；研究歷史或考古決然不再去替已死的帝王做起居注，更決然不至于因此而迷信帝王、而拖大辮子、而鬧復辟！總而言之，我們‘新國學’的目的，乃是要依據了事實，就中國全民族各方面加以精詳的觀察與推斷，而找出個五千年來文明進化的總端與分緒來。”（《敦煌掇瑣敘目?敘》）這樣的“新國學”可以分散到文學研究、歷史研究、考古學、哲學、社會學、人類學、金石學、語言文字學、法學、政治學等等許許多多的科目之中去，不必非要以“國學”相標榜或自炫。
“國學”散發著無窮的魅力，但它不能成為現代的主流學派
上面簡單地說了一下清末民初國學研究的背景及演變。自五十年代以來，在極“左”思潮的支配下和蘇聯的影響下的我們確有“輕視古董，迷信未來”的傾向，到了文革這種傾向被推到極致。那時解釋《論語》的“有朋自遠方來”竟能說成是“拉攏來自遠方的反革命黨羽，擴大反革命組織”（見《〈論語〉批注》）。這種傾向使有良知的人們普遍厭惡，并產生了對傳統文化的殷殷向慕之心，改革開放以后這種向慕逐漸形成一股熱潮。那些乘此機會起哄炒作的求名爭利之徒以及那些像高爾礎、四銘一類炫世自售實際上另有所圖者這里不說，真是有不少真誠的學人認為傳統文化、國學、儒學是能夠濟人心救世界的良方呢！
這種意見實際上是文化萬能論。如果我們承認存在決定意識的話，應該看待我們的傳統文化是自然經濟和宗法制度的產物。這種經濟和制度背景下生成的思想系統和價值觀念很難適應現代社會的需要。我們正處在社會轉型期間，我們努力目標從經濟形態上來說是工商社會，從制度建構上說是法治社會，從人與人關系上來說是契約社會。從自然經濟和宗法社會的生發的許多觀念是不能適應這個轉變前途的。儒家為什么強調“義利之辨”，譴責人們談利，因為自然經濟，自給自足，不必考慮效率，有飯吃即可，而效率是工商社會第一要講求的；又如宗法制度下差序格局，愛有等差，排斥異類，全家、全族以大家長為核心，傳統上又是家國同構，國內權力集中一人手中，一切都是皇帝說了算。這如何與現代的法治社會、民主制度接軌？而契約關系要求交易雙方平等，這在傳統社會中就很難實現。我們有悠久的文明歷史，世界上所有的農業文明中中華民族的文明是發展的最為詳密與完善的，地球上很難再找到第二份了。然而就根本價值上來說，它不能促進和適應當前的社會轉型。
由于農業是第一產業，可能它比工商文明更貼近人性和生活，它的緩慢的周而復始的節奏更能給人們的生理與精神上帶來更多的放松，這些都使它散發著無窮的魅力。在日益多元的社會中它將會被更多的人所鐘愛，甚至其它民族和國家的許多人也可能走入這個行列。然而它不能成為現代社會的主流，只能作為一種調節機制而存在，不管人們如何痛心疾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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