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以《學人》的出版為標志，“學術史”研究漸成顯學。近幾年來，隨著“國學熱”的興起，被現當代中國歷史湮沒已久的不少著名學者，由于學術史研究探根溯源之功，紛紛從人們的記憶深處泛起，重新引起學術界、出版界乃至傳媒的注意。國人與傳統文化隔絕過久，加之民族自豪感、自信心日益發煌，于是，一般被視作“國粹”之精粹的國學地位日高，自然不難理解。在此大背景之下，上述這些“出土”學者的精神取向、學術師承、專業分野、治學方法等等方面，卻未及得以仔細考辨，而被世人競相一律冠以“國學大師”的稱號了。
“國學大師”其逝矣，后來傳承衣缽的托命之人何在？這就不能不成為人們極度關心的問題。近來，國內不少大學熱衷于開辦“文科基地班”、“國學班”甚至“大師班”，正是這種迫切心情的反映。這些“班”舉辦亦有年矣，其成效如何，實在難說。但我總相信，預其役者的心里應該是明白的。在我看來，即使不能說這類“班”都是失敗的，那么，起碼也是與開設這些“班”的初衷和理想值相距甚遠。這個判斷當然只是我個人的管見，若要反駁卻也并不見得那么容易。
最近的說法似乎又有所改變。據一所名校的“國學院”主事者說，之所以要開設“國學班”，乃是為了滿足一些大公司的急切需要。據說，很多大公司對“國學班”畢業生極感興趣，熱烈歡迎他們日后前往就職工云云。對這些不知所云、不明所謂的妙語，我真不知道應該如何回應。所以，我只能這樣回答屈尊前來采訪我的記者：
國學的寬泛化，的確體現了現在的人們對歷史、對祖先的關切，希望能領悟感受自己所屬民族的文化之根和血脈。但對于“普及國學”、培養“國學大師”這些做法，我的看法是“其心可佩，其志可嘉；想法可笑，效果可疑”。——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國學”，雖然也會面臨傳統和現代的沖突，但至少是連續的，而我們斷裂得特別厲害。現在要說什么國學的“承前啟后”、“發揚光大”是不可能的，我看只能“守先待后”。
這些話委實既不豪又不壯，必定會有不少“有志之士”不以為然。然而，我這么說，卻也有我的理由。最要緊的還是應該真正地弄明白“國學大師”究竟是怎樣培養出來的吧。這當然是個極大的課題，絕不是一篇短短的隨筆就可以說清楚的。還是來看看兩個例子吧。
一個例子是一個人，且并不是離我們非常遙遠的古人——周一良先生（1913/1/19 —2001/10/23）。他的國學根底在學界無人不佩服。周先生在哈佛大學取得博士學位，但其深厚的國學功底主要是得自8歲起在名師執教的家塾就學十年的這段經歷。當年的“一良日課”是這樣的：
讀生書：禮記、左傳
溫熟書：孝經、詩經、論語、孟子
講 書：禮（每星期二次）
看 書：資治通鑒（每星期二四六點十頁）；朱子小學（每星期一三五點五頁）（同用紅筆點句讀如有不懂解處可問先生）
寫 字：漢碑額十字（每日寫）；說文五十字（每星期一三五）須請先生略為講音訓；黃庭經（每星期二四六）先用油紙景寫二月
請問，今天還有多少人真切地了解“讀、溫、講、看”的區別？當時在周家執教的古文字學大家唐蘭先生盛贊少年周先生“其人少年，學有根柢”。“根柢”實不同于今天泛泛而談的“基礎”，蓋前者重縱深，后者重平面，正是中國傳統世家式精英教育與現代普及式大眾教育分野之所在。這種教育的功過是另外一個問題，但是對于培養國學大師是切實有效的。著名歷史學家田余慶先生在《周一良先生周年祭》里非常平實地提到：“周先生還送過我幾種古籍，其中《封氏聞見記》二冊是他親手校勘過的，從書尾所記干支看，是他二十出頭所讀。這樣的讀書方法跟今天的‘短平快’的讀書相比，可以看出不同年輩的人其國學根底的差異。”就是明證之一。劉成禹《世載堂雜憶》將教育模式分為“俗學”、“崛起”、“世家”三類，自有其深意。雖說也不是沒有例外，雖說國學大師不必盡是世家出身，但是，世家的教育模式、文化氛圍，更有益于培養真正的國學大師，卻也是不爭的事實。時至今日，世家或者世家式的教育早已灰飛煙滅。正可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
再一個例子是機構，就是鼎鼎大名的清華國學研究院，離我們也并不太遠。在中國現代教育史上，成功地在很短的時間里，“批量”培養出符合或者接近“國學大師”標準的人才的機構，這是惟一的一家。研究院本身已是一個熱門的學術課題了，孫敦恒先生編著的《清華國學研究院史話》堪稱標準著作，有心人自可參看。別的不必說，從由吳宓、王國維等先生起草的《研究院章程》來看，它的宗旨簡單明了：“研究高深學術，造成專門人才”；目的樸實明確：“目的專在養成左列兩項人才：（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
《研究院章程》之六“研究方法”更是精義畢現：“本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系異常密切”；“教授所擔任指導之學科范圍，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學之心得，就所最專精之科目，自由劃分，不嫌重復；同一科目。盡可有教授數位并任指導，各為主張。”“教授學員當隨時切磋問難，砥礪觀摩，俾養成敦厚善良之學風，而收浸潤熏陶之效。”而擔任專任教授的“宏博精深、學有專長之學者”正是梁啟超、王國維、陳寅恪、趙元任！這已是久播于學人之口的了。
有斯院，有斯師，而有斯才，正此之謂。
發愿培養“國學大師”的主事者，是否也可以參考一下上面的兩個例子呢？只要稍微熟悉一點現代學術史的人都知道，這樣的例子是不在少數的。今天，大概在經費的充裕方面，或許和過去尚有可比，敢問其他呢？還有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