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文獻數量龐大，但從形態上看，絕大部分是卷子本，除此之外，還有摺本、旋風裝、蝴蝶裝、冊子本、梵莢本等形式。另外還可以見到木簡、絹本、木排等形式的文獻。
從制造技術的角度看，絕大部分敦煌文獻是手抄本，只有少量的拓本和印本。
新的書籍形式
做成卷子形式的書 籍使用起來極為不便。然而，只要對其略加改進，就可以產生 更便于使用的形式。但盡管如此，在幾百年的時間里，卻沒有 一點進行這種改進的嘗試。 根據現在所能見到的例證，一直 到8世紀末，三種新的形式出現了。
這三種形式，第一是折 本，其次是冊子本，再其次是少量的印度風格的貝葉形寫本。
折本和貝葉： 把一個卷子每四行或五行交錯折疊就產生了折本。寺院 的經文就是這種形式。這種形式產生之后，在需要只看一卷 中某一處時，就能夠很方便地翻到這個地方，用過之后也沒有
再卷回去的麻煩，直接合上就行了。所謂跳讀《大般若經》就 是這種形式的書本的效用之一。這部經有600卷，通讀一遍 都很困難，但似乎每一冊用左右手執其兩端，中間在空中翻動
一遍，就表明已把一卷讀完了。自10世紀印刷佛典開始，到17世紀末，萬歷版的一切經 印行以前的700年間，佛典都是作成折本形的。有人甚至認 為這種形式是佛典特有的。
敦煌寫本中，折本形寫本即使在佛典中也非常之少�？� 以說，全部敦煌寫本中，折本充其量有十幾件，假使這個數字 不夠準確的話，至多不會超過50件。在吐魯番也發現過若干
件，但書體的時代都相當晚，可以認為是抄自印刷本的。如此 普遍的折本為什么在敦煌寫本中不多見呢？這確實是令人費 解的事實。 更奇怪的是，這種為數極少的折本形寫本幾乎都不是通
常的折本，其每頁正中或正中稍靠上面一點都開有一個小孔 。梵文、吐蕃文的寫本被稱為貝葉。
貝葉的每一頁都
寫得稀稀落落，各頁的中間也開有這樣的小孔，孔中穿繩，以 保證前后順序不致發生顛倒。在印度，貝葉原是指寫在某種 樹葉上的東西，但在敦煌及吐蕃，則用紙作成與印度的貝葉同
樣形式的“貝葉”。真正的貝葉，一頁頁都是分開的，但敦煌的 折本則形成了這種貝葉相連的形式。 真正的貝葉形漢文佛經寫本在敦煌、吐魯番也發現了幾
件。其中現存在柏林的《大般涅槃經》的一葉斷片筆 跡為7世紀前后，以我看來，這是最早的漢文貝葉形佛經寫本。然而也可以認為，只有最高級的佛典，才可部分使用貝葉
形寫經。今天雖然在邊境的敦煌、吐魯番發現了這種寫經的 遺物，然而長安一帶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制作貝葉形寫本呢？ 這還是很大的疑問。 盡管如此，這一事實還是證明了敦煌的折子本不是從卷
子發展而來，而是從貝葉演變而成的。
冊子本
書籍的另一個新形式是冊子，即帳簿形的書。將 30厘米×45厘米的紙載成四份之后，再加對折，就制成了長 15厘米、寬11厘米的小冊子。也有把長40厘米、寬25厘米
的麻紙裁成兩半后，再對折而制成長25厘米、寬10厘米的細 長條狀的冊子。由于中國的紙很薄，所以往往是兩張粘合在 一起使用，而且不用線綴連，只是以漿糊沿中間的折痕，粘連
3～5毫米寬。糊的痕跡若以放大鏡觀看，還可以清楚地看見 其中的麥麩，表明使用的是小麥面粉做的漿糊。這種形式的 寫本僅在敦煌就有幾百件，年代全屬9～10世紀。
冊子優于其他寫本形式之處在于，它不像卷子那樣正規， 型制較小、便于攜帶。正因為如此，所寫內容也多適合于個人 使用，最多的是《金剛般若經》、《般若心經》、《觀音經》（《法華
經》的普門品），以及混有民間迷信內容的偽經類�？傊�，都是 一些普通的經典。另外，也有匯集拜廟歌一類內容的書，這種 拜廟歌又被稱為贊文、佛曲等。這類書可能是居士或出家者
學習時使用的。其他還有文書及書信的書式集、用語集等也 很引人注意。 總的看來，可以說冊子本的內容顯示著某種方 向。它們具有與圖書館保管的卷子不同的功用。
這種形式的寫本見于敦煌寫本中的，是年代都在9世紀 以后的。但在中國內地，肯定從更早的時候起就已經出現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