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全世界的有識者都在考慮如何才能化解“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這一有可能將人類引向毀滅的沖突。西方已有學者提出必須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尋求另一種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共生”是各自保持并發揚自身的特點，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前提就是各民族對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覺。
近世以來，西方文化始終處于強勢，其文化自覺首先表現在審視自己發展的弱點和危機。有的學者不僅對以貪欲和聚斂為核心的文明進行了深入的反思，還進一步指出以物質為基礎的現代發展觀本身即將受到修正。指出新的可持續性的全球經濟之目標，通過將人類的生產和消費與自然界的能力聯系在一起，不斷再生產出高質量的生活。可以說這是西方更深入、更觸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覺。
中國文化近百年來，作為一種弱勢文化，不斷受到西方文化的輕視和壓抑，當代中國的文化自覺，首先與本民族文化復興的強烈愿望結合在一起。正如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費孝通所說，中國的文化自覺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種子，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的特點；其次，必須創造條件，對這些基本特點加以現代解讀，這種解讀融匯古今中外，讓原有的文化基因繼續發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來展開一個新的起點；另外，還要將中國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語境之中，研究它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使其成為正在進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構的一個組成部分。
許多西方知識分子提出人類需要的不是單極統治的帝國世界，而是多極均勢的“社會世界”，一個文明開化、多元發展的聯盟。要達到這個目的，人類精神需要發生一次“人類心靈內在性的巨大提升”，它這就是全球的多極均衡，多元共存，是“基于生活質量而非個人無限財富積累的可持續性的文明”。從這種認識出發，他們一方面回歸自身文化的源頭，尋求再出發；另一方面廣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積極因素，并以之作為“他者”，通過反思，更新對自己的認識。這些新發展構成了與過去的漢學很不相同的“新漢學”。
反觀中國，有關中西文化關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別是漢學研究更是蓬勃發展。新世紀以來，出現了《20世紀西方哲學東漸史》14卷、《跨文化溝通個案研究叢書》15卷等系統總結性的大型綜合叢書，引起了廣泛關注。但總的說來，研究西方對中國的影響的著作較多，從反方向研究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影響的專著卻相對較少，尤其缺少這方面的綜合系統研究。特別是對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國文化因素，更是幾乎付諸闕如！事實上，中國文化正是通過伏爾泰、萊布尼茲、榮格、白璧德、龐德等主流文化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的融會貫通，包括誤讀和改寫，才真正進入西方文化的。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國文化，也并不精通漢語，但卻從中國文化汲取了至關重要的靈感和啟迪。這種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漢學研究所能代替，這個過程的目的首先都是為了尋找一個外在的視角，以便更好地審視和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卻并不容易。人們對“異文化”的研究和吸取往往決定于其自身的處境和條件，當他們感到自身比較強大而自滿自足的時候，他們在異文化中尋求的往往是與自身相似的東西；反之，他們對現狀不滿時，又往往將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異文化，將異文化構建為自己的烏托邦。從意識形態到烏托邦構成一道光譜，顯示著西方文化主流學者對中國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層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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