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說書緣，我和這本書的緣分確實不淺。
那是1948年的冬天，我從故鄉山城來到北京已近一學期，參加共產黨的外圍組織民主青年同盟也已兩個來月。當時，北大一年級新生都住在“四院”——宣武門城腳下的國會街。一天，與我單線聯系的我的革命領導人突然通知我，晚上有特殊秘密任務，要我夜１０點在操場上等他。這是我的第一次“任務”，我又興奮，又好奇，老早就頂著寒風在操場上徘徊。天空高而遠，月亮和星星都很明亮，與黑色的天空形成很大反差，仿佛是釘在黑的幕布上。我的領導突然出現在我身邊，沒有說話，只是示意讓我跟著他走。
我們一起來到“四院”旁邊的“五院”，這是北京大學的印刷廠。廠房里一點亮光也沒有，他徑直走到一扇小門邊，打開一只破紙盒，拿出一卷紙，急速揣在懷里就往回走。我們兩人匆匆來到操場邊的小樹林，坐在一塊大石頭上；他掏出手電，用大衣遮擋著，打開紙卷，開始校對。有時他讀我改，有時他改我讀，一直干到月落烏啼，東方泛白。
這是我讀到的第一本有關解放區生活的書，書名是《大江流日夜》，扉頁上觸目驚心地寫著：“大江流日夜，中國人民的血日夜在流”作者就是北京大學的學生，他冒著生命危險，歷盡千辛萬苦，潛入解放區，用充滿激情的筆調寫出了自己的所見所聞。這本書在解放前夕，對于讓普通人民特別是青年知識分子了解解放區，確實起了極大的作用。我能為這本書在尚未解放的北京出版，貢獻一點點微力，感到十分自豪。
記得當時一有機會，我就追著我的領導問：“什么時候才和大家見面啊？”有一次，我的領導詭秘地笑著說：“你沒有見到？就在你們宿舍得大書桌上”我拔腳就往回跑，在書桌上亂翻一陣，哪有《大江流日夜》的影兒，只有幾本新的周作人的《秉燭夜談》在桌上散放著。在那革命年月，周作人的書在我們當中頗不受歡迎，我正在心里納悶，“誰買了這么多本呢？”我的領導跟著進來，一句話也沒有說，只是做出一副毫不在意的樣子，隨手翻開了周作人著作的封面：“大江流日夜”五個鮮紅的大字在潔白的封面上閃閃發光一定是我那又驚又傻的樣子十分可笑罷，我那位一向不茍言笑的領導也笑了起來他說：“這叫偽裝，懂嗎？”
事隔50余年，如今，書的具體內容多已遺忘，但那歌頌“民主政府愛人民”的奔涌的激情，那對“山那邊呀好地方，窮人富人都一樣”的美好生活的向往卻始終深深留在我心底。《大江流日夜》的作者王孝庭同志勤勤懇懇在北京大學黨委會擔任了多年宣傳部長的職務后，已經離休。他的養老金大概也不會比我多多少，總在每月1500元上下罷。有一次，我在醫院取藥時和他一起排長隊，我們相對無言，只見他滿臉惆悵，我想這當然不會是因為收入微薄，那么，他想什么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