霸權主義與原教旨主義的激烈沖突成為我們這一世紀最難解決的死結，也是對世界和平發展的最大威脅。解決這一僵局的途徑恐怕只能是建設世界的多極均勢，相互制衡，維護多種文化的相互理解和溝通。
《世界文明大系》正是在這種形勢下出現的一個很有意義的文化建樹。過去，我曾參加過杜蘭編著的11卷本《世界文明史》中譯本出版座談會，當時普遍的感覺是號稱“世界”，而所談東方與中國甚少。對“軸心時代”即已形成的八大文化系統之一的中國文化，作如此處理是很不恰當的。我當時還特別感到不僅是要在各種《世界文明史》中增強中國文化的分量，而且還應突出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看法，也就是要在中國文化視野中來研究世界文明。《世界文明大系》的出現正是在某種程度上實現了這一愿望，盡管它可能還有各種各樣的不足，但它的劃時代的意義是不容忽視的。
我認為它的成就主要有三：第一，在中國文化框架下，對如此廣泛的世界文明歷史，系統地發表中國人的看法，這還是第一次。通過這套書，世界可初步了解中國人對世界文明的看法，這是“讓世界了解中國”的一個重要方面。第二，這套書相當全面地介紹了世界文化的發展狀況，讓某些中國人更好地突破惟我獨尊的大國心態，認識到世界文化的發展本來就是多元的，只有不斷發展這一多元文化生態，既反對西方中心論，又反對自閉的文化部落主義，才有可能真正創造出一個和平發展的文化環境。第三，這套書初步奠定了一個在中國視角下研究世界文明的構架，以后還可以不斷補充發展。
當前正在蓬勃開展的西方知識分子對西方文化的反思和對非西方文化的興趣使這部《世界文明大系》具有特殊的現實意義。9?11和伊拉克戰爭之后，西方有識之士都在考慮如何解除戰爭和人類毀滅的威脅。他們展開了對西方文化的全面反思。如法國著名思想家，埃德加?莫蘭認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禍根：它的個人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它的盲目的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道德和心理的遲鈍，造成各領域的隔絕，限制了人們的智慧能力，使人們在復雜問題面前束手無策，對根本的和全局的問題視而不見；科學技術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別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學的盲目，給人們帶來了緊張與危害，將人們引向核滅亡與生態死亡。哈伯馬斯與德里達聯合署名的文章《論歐洲的復興》強調歐洲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幾個大國都經歷過帝國權力的頂峰，必然會從帝國滅亡的經歷中有所領悟，這些經驗有利于反對帝國霸權，拋棄歐洲中心論，加快世界多極均勢的實現。美國著名學者理查?羅蒂也說：“無論在歐洲還是在美國，許多人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美國現政府追求霸權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顧所作所為對于人類自由的影響”。齊格蒙特?鮑曼則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指出：現代性是現代文明的結果，而現代文明的高度發展超越了人所能調控的范圍，導向高度的野蠻”。
西方的文化反思推動人們更多地探索和研究非西方文化，特別是掀起了重新認識東方的熱潮。這一趨勢首先關聯著從二元對立思維方式向互動認知思維方式的轉變。互動認知思維方式強調擺脫主體原有立場，試圖從他者的角度重新認識自己。在這樣的情況下，中國文化勢必成為一個十分重要的“他者”。正如法國學者于連.法朗索瓦所說：“中國是從外部正視我們的思想，由此使之脫離傳統成見的理想形象”。他曾寫了一篇題為“為什么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的著名文章。互動認知的思維方式使西方漢學不再是單純地以中國為對象的學問，而是一種文化間的互動研究。如美國漢學家安樂哲（Roger Ames）與并不懂中文的的哲學家郝大維（David Hall）合作，一連寫了《通過孔子而思》、《預期中國：通過中國和西方文化的敘述而思》、《從漢而思：中國與西方文化中的自我，真理與超越》三本書。斯蒂芬?顯克曼（Steven Shankman）的《賽琳和圣賢：古代希臘與中國的知識與智慧》和《古代中國與希臘：通過比較而思》，讓?弗郎索瓦?勒維爾的《和尚與哲學家：佛教與西方思想的對話》，英國學者舒馬赫的《小的是美好的》等。
《世界文明大系》為文化間的互動研究提供了相當全面的資料基礎，是第一部中國人寫的，不以西方思想為主軸的世界文明大系。它充分顯示了中國多元共存，“和而不同”的理念。當然，全書十余卷，質量參差，在所難免，有些地方也還有沿用西方不當觀點的痕跡，有待于進一步提高。
20004.1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