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為樂黛云先生在第17屆國際比較文學年會上的發(fā)言
國際比較文學學會年會第一次在中國境內召開，我感到十分高興，我謹代表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向大家致以最熱烈的歡迎，并向大會組織者歐陽教授和他的工作團隊致以最誠摯的敬意和感謝。
我今天的發(fā)言包括以下三個問題：
一、“反本開新”與“參照他者”
1997年，當我們在荷蘭萊頓相聚時，我們都曾夢想即將到來的新世紀會是一個和平發(fā)展的美好世紀。然而，不幸的是我們在新世紀看到的卻是各種文化陷阱和文化沖突正在將人類引向不確定的，也許是毀滅的深淵。為了救助人類，全世界的有識之士都在進行深刻的反思，希望找到一條通向幸福和平的途徑。在尋找的過程中，一方面是回返自身的文化源頭以探索新的文化資源，如中國古訓所強調的“反本開新”；另一方面，是以他種文化為參照，重新發(fā)現(xiàn)自身文化發(fā)展的特點與可能。
從中國來看，近年來，關心世界、關心人類的知識分子十分重視對古老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進行現(xiàn)代詮釋，希望能從六千年的中國文明中發(fā)掘出對緩解世界文化危機有益的智慧。我只想舉一個例子：目前很多人在討論中國的思維方式。中國的思維方式是多種多樣的，有萬物相生相克，廣泛聯(lián)系，互相轉化的陰陽五行的思維方式（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生火，火生土，水生木等）；也有“極高明而道中庸”，“執(zhí)兩用中，一分為三”，的思維方式。（這個“中”并不是“折中”，而是從“兩端”中產(chǎn)生出來的那個新的“三”）。多種思維方式的基礎是中國哲學認為一切事物的意義并非一成不變，也不一定有預定的答案，而是形成于千變萬化的互動關系，在不確定的無窮可能性之中，由于種種機緣，其中的一種變成了現(xiàn)實。這就是老子說的“有物混成”，“有生于無”，最后又都將“復歸于無物”。既然事物的意義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形成于千變萬化的互動關系之中，那么，“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的“和而不同”的理想就成了中國文化所追求的最高價值之一。重視差別，認為“不同”是事物發(fā)展的根本，提倡“和實生物，同則不繼”也就成了中國傳統(tǒng)的行為準則。這種思想為文化多元共處提供了不盡的思想源泉。例如從這種思想出發(fā)，以不變立場為基礎的“世代復仇”就失去了依據(jù)，不是“仇必仇到底”，而應是千余年前的北宋學者張載所主張的“仇必和而解”。這種以西方文化和社會現(xiàn)實為參照的，對中國古代文化所作的現(xiàn)代的選擇和詮釋顯然對世界有益。
從西方來看，許多學者也都在重新叩問自己的文化源頭，他們更關注的是在他種文化的參照下，對自己熟知的文化，如何進行新的審視和發(fā)現(xiàn)。正如法國漢學家于連?法朗索瓦在《為什么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中所說的，“穿越中國”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是為了“創(chuàng)造一個遠景空間，切斷西方人對希臘思想原有的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他說：“為了再了解和再發(fā)現(xiàn)，不得不割斷原有的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即從“遠景思維的空間”，從“他者的外在的觀點”，構成對自己的新的認識。而中國正是一個十分重要的“他者”，因為“中國的語言外在于龐大的印歐語言體系，這種語言開拓的是書寫的另一種可能性；中國文明是在與歐洲沒有實際的借鑒或影響關系之下獨自發(fā)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是從外部正視我們的思想，并由此使之脫離傳統(tǒng)成見的理想形象”。這類以中國作為他者，反觀西方的著作與日俱增，如于連?法朗索瓦（Francois Jullien）的《迂回與進入》（Le Detour Et L' acces），美國漢學家安樂哲（Roger Ames）與哲學家郝大維（David Hall）合寫的《孔子思想發(fā)微》（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預期中國：通過中國和西方文化的敘述而思》（Anticipating China: Thinking through the narratives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顯克曼（Stephen Shankman）的《賽琳和圣賢：古代希臘與中國的知識與智慧》（The Siren and the Sage: knowledge and Wisdom in Ancient Greece and China）等等。總之，“反本開新”和“參照他者”的現(xiàn)實需要使在不同文化之間建立一種嶄新的關系成為可能。西方的漢學研究、理論研究和比較研究合為一體，正在成為一種新的趨勢，這無疑為跨文化的文學研究，也就是比較文學研究開創(chuàng)著前所未有的新的可能。
二、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文學對話
比較文學是一種跨文化和跨學科的文學研究，對于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認識和對話有獨特的作用。事實上，在全球資訊時代，人類面臨的仍然是歷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問題：如生死愛欲問題，即個人身心內外的和諧生存問題；權力關系與身份認同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問題；人和外在環(huán)境的關系問題，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問題。追求這些方面的“和諧”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共同目標，但這種“普遍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環(huán)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現(xiàn)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說從古至今，各種不同的文化都在竭力探索這些有關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對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堅持進行持續(xù)的交流互動，也許可以把我們從目前單向度的、貧乏而偏頗的全球主義意識形態(tài)中解放出來，而形成以多元文化為基礎的另一種全球化。
在溝通普遍性與特殊性，發(fā)展文化多元化，保護文化生態(tài)等方面，文學藝術可以作出自己的特殊貢獻。任何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體現(xiàn)著人類經(jīng)驗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讀者產(chǎn)生共鳴，同時又是作者本人的個人經(jīng)驗、個人想象與個人言說。偉大作品在被創(chuàng)造時，不管作者是否愿意，總是從自身文化出發(fā)，很難避免自身原有的文化局限；在被解讀時，又因人們對共同經(jīng)驗的感知和理解而超越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隔閡。文學涉及人類的感情和心靈，較少功利打算，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中的共同話題總是十分豐富的，諸如關于“死亡意識”、“生態(tài)環(huán)境”、“人類末日”、“烏托邦想象”“遁世思想”等等。不同文化體系的人們都會根據(jù)他們不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這些回答回響著悠久的歷史傳統(tǒng)的回聲，又同時受到當代人和當代語境的取舍與詮釋。這就是多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文學的。“互識”是對不同文化間文學的認識、理解和欣賞，“互證”是在互相參證中找到共同問題，證實其共同性，或反證其不同性，以達到進一步的理解和溝通，“互補”則是以原來存在于一種文化中的思維方式去解讀另一種文化的文本，從而獲得對該文本全新的詮釋、理解和補充。通過多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文學的互識、互證、互補和多次往返對話，人類共同關切的問題就能得到我們這一時代的比較圓滿的解答，同時為這些問題開放更廣闊的討論的視野和前景，人們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溝通和理解。比較文學研究的價值就在于此。
以上所述，本來就是比較文學題中應有之義，目前強調提出，就因為它所處的背景——時間和空間全然不同了。全球化和信息化大大縮小了不同文化接觸的空間。如果說軸心時代形成的四大文化體系或八大文化體系過去只能處于相對獨自發(fā)展的隔離狀態(tài)，百年比較文學絕大部分也致能始終停留在同一文化體系內部；而今天的第二個軸心時代，各大文化體系間的文學不能不形成互識、互證、互補和多次往返對話的明顯態(tài)勢。特別是西方文化與中國文化之間的互動更是取得了很大成績。
事實上，當前許多優(yōu)秀的比較文學著作都充分體現(xiàn)了上述不同文化之間的互識、互證和互補的內容，如厄爾?邁納（Earl Miner）教授的《比較詩學：文學理論的跨文化研究札記》，宇文所安（Steven Owen）教授的《中國文論讀本》、歐陽禎教授的《透明之眼》（Transparent Eye），還有葉維廉關于道家美學的研究，李歐梵關于現(xiàn)代性的討論都是明證。更值得一提的是：由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編的多卷本《用歐洲語言撰寫的比較文學史》不僅加進了《東亞比較文學史》一卷，而且在伯頓斯和佛克馬主編的《后現(xiàn)代主義》分卷中也加進了中國和其他非西方地區(qū)的現(xiàn)、當代文學內容。另外，還有許多漢學家的新著，也出現(xiàn)了新的開拓。在中國，這類著作的新成就更是有目共睹。另外，西方與非洲、西方與印度的跨文化文學研究也都在蓬勃發(fā)展。
顯而易見，西方過去曾經(jīng)是獨立發(fā)展的三股力量——文學理論、比較研究和漢學研究正在逐漸結合成一股不可忽視的學術潮流，這是前所未有的。這就不可避免地使比較文學研究進入了一個嶄新的階段。如果說第一階段是以法國的影響研究為核心，第二階段是以美國的平行研究為核心；那么，現(xiàn)在就應是世界性的、以跨異質文化與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為核心的比較文學發(fā)展的第三階段。
跨學科文學研究是比較文學的又一個支柱。由于自然科學對人類生活越來越深刻的影響，二十一世紀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可能會更多地集中于人類如何面對科學的發(fā)展和科學的挑戰(zhàn)。科學的發(fā)展曾為文學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觀念。十九世紀，進化論曾全面刷新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創(chuàng)作的各個領域，二十世紀，系統(tǒng)論，信息論，控制論，熱力學第二定律以及熵的觀念對文學的影響也決不亞于進化論之于十九世紀文學。二十一世紀人類將經(jīng)歷一個過去連想也不敢想的生物學世紀。人類遺傳密碼將被破譯，人類即可開始探究生命的藍圖。這將深刻地改變現(xiàn)有的哲學、倫理、法律等觀念。對于基因的排列和變異的研究，克隆技術的實現(xiàn)，以及人類在宇宙空間存在的心態(tài)所引起的種種道德倫理問題，這一切都對人文科學提出了新的挑戰(zhàn)。人類已經(jīng)不由自主地被分裂為“懂科技”和“不懂科技”的兩類，其間的鴻溝越來越深，而“懂科技”也無非是只懂自然科學和技術中的一個極小部分，如果沒有人文精神的指引，科學家只是為利潤而工作，那么，這種分裂所帶來的災難將是無可估量的。以上這些問題無一不首先顯示在文學中。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說、科幻電影預先描寫了科學脫離人文目標，異化為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時人所面臨的悲慘前景。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特別是自然科學與文學研究之間的整合和互動必將為比較文學的發(fā)展翻開全新的一頁。
三、中國比較文學的本土性和國際性
中國比較文學是在中國本地破土而出的、20世紀中國文學研究的一個分支，它既不是舶來之物，也不是古已有之，它的產(chǎn)生是與中國人振興國家民族的愿望，更新和發(fā)展本民族文學的志向分不開的。它始于推介外國文學，特別是翻譯外國小說，并在世界文學的語境下重新認識自己，以尋求發(fā)展新路，它的根基始終是根深葉茂的中國文學傳統(tǒng)。20世紀第一個十年，林紓、王國維、魯迅的著作都足以說明這一點。
中國比較文學自存在以來，就是和關切人類生活的人文精神聯(lián)系在一起的。1985年，由36所大學和研究機構共同發(fā)起的中國比較文學學會在深圳成立，國際比較文學學會主席佛克瑪（Douwe Fokkema），美國比較文學學會前會長艾德禮（Owen Aldridge），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比較文學系主任厄爾?邁納，法國巴黎第四大學比較文學教授雪弗列（Yves Chevrel），美國杜克大學教授詹明信（Frederic Jemeson）等14名外國著名學者和多名港臺著名學者都參加了大會，與此同時，我們還舉辦了由他們擔任主講、并有200余名國內年青教師參加的比較文學講習班，為中國比較文學的全面復興和發(fā)展奠定了基礎。學術討論會按當年季羨林、楊周翰、李賦寧等老教授所商訂的七個專題進行，即“比較文學方法論”、“比較文學與中國現(xiàn)代文學”、“比較詩學與美學”、“東方比較文學”、“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比較研究”、“中西神話比較研究”、“總體文學與科際整合”等，大會按照錢鐘書先生提出的“討論者大可以和而不同，不必同聲一致”的原則進行，這個原則一直貫徹到如今。
中國比較文學20年來一直沿著以上7個專題的方向發(fā)展，近年來又有新的開拓與創(chuàng)獲，特別值得推介的有以下幾方面：
1）對比較文學觀念的推進
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結合中國比較文學實踐，積極探索跨越東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較文學新觀念和新理論，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出版了許多比較文學理論探索的著作，如北京大學、四川大學、北京師范大學、首都師范大學的比較文學理論專著，以及一大批青年學者的比較文學理論新作，在比較文學理論方面前進了一步，主要的推進有如下幾點：一、倡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共存與互補觀念，強調差異、互識互補、和諧相處并通過文學，促進世界文化的多元共存。二、提出跨文化的比較文學觀念，建立了異質文化之間文學交流的基本理論。三、探索了東西方文學對話的機制與方法，通過東西方對共同話題的討論，建設能夠相互理解的新的話語。今年8月在山東召開的比較文學全國教學研討會將在23種教材的基礎上對此進行總結。
近年來，中國比較文學學者結合中國比較文學實踐，積極探索跨越東西方文化研究的比較文學新觀念和新理論，取得了可喜的進展；出版了許多比較文學理論探索性著作，如樂黛云、陳躍紅、張輝等著《比較文學原理新編》（北京大學，1998），曹順慶等著《比較文學學科理論研究》（巴蜀書社，2001）、《比較文學論》（四川教育出版社，2002），陳惇、劉象愚《比較文學概論》（北師大，2000），張鐵夫主編《新編比較文學教程》（湖南人民出版社，1997），陳惇、孫景堯、謝天振主編《比較文學》以及楊乃喬、方漢文、王向遠等中、青年比較文學學者的新著，在原有比較文學原理的基礎上，大大地前進了一步，為世界比較文學觀念的推進做出了貢獻。主要的推進有如下幾點：
一、倡導“和而不同”的多元文化互存與互補觀念。中國學者首倡以中國古代智慧“和而不同”來指導中國比較文學研究，主張東方與西方文學求同存異、互識互補、和諧相待，促進世界比較文學攜手共進。這一獨特的比較文學觀念，既引導了中國比較文學健康發(fā)展，又推進了世界比較文學觀念的進步。
二、提出了跨文化、跨文明的比較文學觀念。面對全球化語境，中國學者提出了以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為基礎理論的跨文化比較文學研究理論，提出了全世界比較文學觀念發(fā)展的三個階段，即：（1）以影響研究為基礎理論特征的歐洲階段；（2）以平行研究和跨學科研究為基本理論特征的北美階段；（3）以跨越東西方異質文化或文明為基本理論特征的新階段。在這第三階段，重點“求異”，即東西方文學中的異及其文化或文明的異質性，從異質的探求中發(fā)現(xiàn)東西方互補的巨大價值，從“不同”中求差異互補中的“和”，即真正做到尊重差異，才能真正互識互補，才能真正做到東西方彼此尊重的多元并存。
三、提出了東西方文化與詩學平等對話的觀念，并探索了對話的機制與方法。許多學者皆較深入地探討了東西方文學與詩學對話的問題，力圖建立能夠與西方文論對話的平臺，從深層學術規(guī)則中探索東西方不同的學術規(guī)則及話語模式，并沿著“不同話語，共同話題”的基本對話路徑，參照巴赫金的對話理論，總結出一套適合中西對話的基本觀念。這種對話研究，將中國比較文學觀念推進和深化了一大步。
2）文學人類學和對中國古代經(jīng)典的現(xiàn)代詮釋
文學人類學是近20年來中國比較文學跨學科研究催生出的最具活力的一個新領域。自1991年至今，“中國文化的人類學破譯”系列共800余萬字相繼出版，包括對詩經(jīng)、楚辭、老子、莊子、史記、說文解字、中庸等上古經(jīng)典的人類學現(xiàn)代詮釋，特別是最近出版的第八種——《山海經(jīng)的文化尋蹤》，在世界文化語境的參照下，對這部最神奇難解的上古經(jīng)典作了極有創(chuàng)見的解讀，作者認為《山海經(jīng)》是一種“神話政治地理學”的想象原型標本，也是中華文明一源四方的同心方世界觀的文本出處，其中充滿了既有妖魔化，也有烏托邦化的“文化他者”的瑰奇想象。2003年出版的《文學與人類學——知識全球化時代的文學研究》（葉舒憲）一書，立足本土文化，為中國文學研究的知識創(chuàng)新提供了具有前瞻性的見解與可操作的方略。如強調本土話語與域外話語的互動、文獻文本與田野文本的互動、中心話語與邊緣話語的互動等。
3）關于翻譯文學的研究
中國是一個翻譯大國，不僅有著二千多年的翻譯歷史，而且從事翻譯工作的人數(shù)和翻譯作品的數(shù)量在全世界都遙遙領先。據(jù)統(tǒng)計，20世紀的最初10年，文學翻譯作品占我國全部文學出版物的五分之四。今天，各類翻譯作品也占到了我國全部出版物的將近二分之一。文學翻譯與一般文字翻譯不同，不只是文字符號的轉換，而且是文化觀念的傳遞與重塑，翻譯文學不可能脫離譯者的文學再創(chuàng)造而存在，翻譯家的責任不僅是有創(chuàng)造性地再現(xiàn)原意，而且還要在“無法交流處，創(chuàng)造交流的可能”，也就是在兩種語言相切的地方，發(fā)展本土的語言。因此，譯成中文的翻譯作品應是中國文學的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國率先出版了《中國現(xiàn)代翻譯文學史》（謝天振、查明建著）和《中國譯學理論史稿》（陳福康著）最近又出版了《翻譯論》（許鈞著），都是開風氣之先的力作。
4）海外華文文學與流散文學研究
中國比較文學界對海外華文文學的研究有很大進展，這種研究從理論上將海外華文文學視為不同文化相遇、碰撞和融合的文學想象，進一步展開了異國文化的對話和不同文化的相互詮釋。近幾年來，這種海外華文文學研究迅速擴展為全球規(guī)模的、用不同語言寫作的海外華人文學的研究，匯入世界性的流散（Diaspora）文學的研究。這方面的學者不僅致力于引進西方的流散寫作理論，而且還通過總結中國流散寫作的理論和實踐，直接與國際學術界進行了有效的對話。中國在全世界的移民為數(shù)眾多，歷史悠久，這種研究必將為未來的世界文學史的重寫做出不可替代的貢獻。最近出版的兩卷本《美國華裔文學研究》（程愛民編）和《本土以外——論邊緣的現(xiàn)代漢語文學》（饒芃子、費勇著）顯示了這方面的實績。目前，南京師范大學、廣東暨南大學和北京清華大學已成為這方面研究的重鎮(zhèn)。
5）關于文學形象學研究的新進展
對中國比較文學來說，文學形象學也是一個新興的領域。在多次國際學術會議中，北京大學都主持了有關中西文學形象互看互識的討論。2000年由北京大學主辦的“多元之美”世紀比較文學大會特別突出了文學形象學的主題；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剛出版的8卷本《中國形象：西方的學說與傳說》（周寧編著）。這部巨著相當全面地匯集了有史以來，西方人對中國的看法以及他們所塑造的各色中國形象，為形象學的進一步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6）關于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
這方面最大的進展是將20世紀中國文學和世界文學作為一個整體來進行探討。復旦大學的研究項目，《二十世紀中外文學關系》、《外來思潮流派理論在中國現(xiàn)代文學史上的影響》就是以此為指導的；北京大學的《中國現(xiàn)代作家在古今中外文化坐標上》也是全面討論20世紀中國作家所體現(xiàn)的中國傳統(tǒng)文化繼承與西方文化影響的互動。至于“中國文學在國外”的研究，80年代已出版了中國文學在法國、英國、德國、日本等8種，最近兩年又以更大規(guī)模出版了10卷本《外國作家與中國文化》（錢林森主編），進一步研究了阿拉伯、俄羅斯、印度等不同文化的作家與中國文化的關系。
7）關于東方地區(qū)文學的研究
我國著名學者季羨林教授早就指出，由于中國、印度、波斯、日本、朝鮮和其他阿拉伯國家歷史悠久的積累，形成了與西方不同的龐大而深邃的、獨立的文學理論體系，可惜從事文學理論研究的人往往“知西而不知東”，這是很大的遺憾。近年來，這方面有了新的可喜成績。1996、1998年相繼出版的《東方文論選》（曹順慶編）、《中外比較文論史?上古卷》（曹順慶著）涵蓋了上述各個東方民族的重要文學理論；《東方文學交流史》（孟昭毅著）分章論述了中國和東北亞、東南亞、西亞和南亞各地區(qū)的文學關系；北京大學嚴紹璗教授以中日韓三國文學為基礎，開辟了文學發(fā)生學的新視野，取得了重要成績。剛剛出版的《東亞文學導論》從中日韓文學復雜的多邊關系出發(fā)，整體地研究了東亞文學所隱含的多樣性和相似性，是引導學生關注東方文學的一部好教材。此外，比較詩學、跨文化生態(tài)文學研究，以及中國少數(shù)民族文學比較研究等也都創(chuàng)造了可觀的成績。當然，以上所說都只能是掛一漏萬，難以概括全局。至于在教學方面，目前中國絕大部分大學都已開設了比較文學課程，設有博士點或碩士點的大學已達50余所，比較文學在許多師范大學特別受到關注，全國第一個比較文學系已在首都師范大學創(chuàng)立，他們的畢業(yè)生逐年把比較文學所貫穿的人文精神和國際精神帶到了中學。全國中外文的比較文學刊物已出版8種，北京大學和上海師大還建立了大型國際性比較文學網(wǎng)站和數(shù)據(jù)庫。目前，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員已達900余人，各地的省級比較文學學會都有自己的活動，最紅火的是四川、上海、江蘇、廣東和山東，另外，陜西、貴州、湖南、吉林等地方學會也都承辦過全國的比較文學年會。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所屬的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文學人類學學會、傳記文學研究會、后現(xiàn)代研究中心等也都在積極開展工作。中國比較文學教學研究會主辦的全國比較文學教學研討會即將在今年8月15日召開。
無庸諱言，人類正在經(jīng)歷一個前所未有、也很難預測其前景的新時期。在全球“一體化”的陰影下，促進文化的多元發(fā)展，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寬容，開通和拓寬各種溝通的途徑，也許是拯救人類文明的唯一希望。我相信奠基于中國文化傳統(tǒng)的中國比較文學，作為世界跨文化與跨學科文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將在消減全球主義意識形態(tài)，改善后現(xiàn)代主義造成的離散、孤立、絕緣狀態(tài)等方面起到獨特的作用。
《中國比較文學》2005年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