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的發展越來越趨向一體化。在這種趨勢下，作為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精神文化 (哲學、宗教、倫理、文學、藝術等)走向如何呢？是否也將和經濟、科技一樣逐漸一體化，也就是說逐漸“趨同”呢？這類文化有沒有可能，或者有沒有必要持續多元發展？
文化多元發展的重要意義
多元文化的發展是歷史的事實。三千余年來，以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斯多德為代表的希臘文化傳統、以孔、老為代表的中國文化傳統、以猶太教先知為代表的希伯萊文化傳統以及阿拉伯伊斯蘭文化傳統和非洲文化傳統等始終深深地影響著當今的人類社會。
從歷史來看，文化發展首先依賴于人類學習的能力以及將知識傳遞給下一代的能力。在這個漫長的過程中，每一代人都會為他們生活的時代增添一些新的內容，包括他們從那一時代社會所吸收的東西、他們自己的創造，當然也包括他們接觸到的外來文化的影響。這個傳遞的過程有縱向的繼承，也有橫向的開拓。前者是對主流文化的“趨同”，后者是對主流文化的“離異”；前者起整合作用，后者起開拓作用，對文化發展來說都是必不可少，橫向開拓尤其重要。對一門學科來說，橫向開拓意味著外來的影響、對其他學科知識的利用和對原來不受重視的邊緣文化的開發。這三種因素都是并時性地發生，同時改變著縱向發展的方向。
三種因素中，最值得重視、最復雜的是外來文化的影響。就拿今天的西方文化來說，無論是在歐洲還是美國，我們到處可以聽到或看到非洲的音樂和雕塑，日本的版畫和建筑以及古代中國園林裝飾的影響。至于本世紀20年代古埃及法老圖坦克海默(Tutankhamu1，343.1325BC.)墓葬的出土在西方電影、時裝、爵士樂、舞蹈包裝、珠寶設計等等多方面所引起的古埃及熱就更是不用說了。直到90年代，埃及金字塔還是美國最著名的游樂場所拉斯維加斯藝術設計思想最重要的靈感資源。恰如英國哲學家羅素1922年在《中西文化比較》一文中所說：
“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過去已被多次證明是人類文明發展的里程碑。希臘學習埃及，羅馬借鑒希臘，阿拉伯參照羅馬帝國，中世紀的歐洲又摹仿阿拉伯，文藝復興時期的歐洲則仿效拜占庭帝國”[1]。
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歐洲文化發展到今天之所以還有強大的生命力正是因為它能不斷吸收不同文化的因素，使自己不斷得到豐富和更新。同樣，中國文化也是不斷吸收外來文化而得到發展的。眾所周知，印度佛教傳入中國大大促進中國哲學、宗教、文學、藝術的發展。可以說中國文化受惠于印度佛教，同時，印度佛教又在中國得到發揚光大，其在中國的成就遠遠甚于印度本土。在印度佛教與中國本土文化結合的過程中，印度佛教中國化形成了新的佛教宗派，如天臺、華嚴、禪宗。這些新的佛教宗派不僅影響了宋明新儒學的發展，而且又傳入朝鮮和日本，給那里的文化帶來了巨大影響。顯然，正是不同文化的差異構成了一個文化的寶庫，經常誘發人們的靈感而導致某種文化的革新。沒有差異，沒有文化的多元發展，就不可能出現今天多姿多彩的人類文化。
全球化與多元化的關系
從現狀來看，雖然多元文化的現象從來就存在，但“多元化”的提出本身卻是全球化的結果。全球化一般是指經濟體制的一體化、科學技術的標準化，特別是電訊網絡的高度發達，三者不可避免地將世界各地連接成一個不可分割的有機整體，使龐大的地球變成了一個“地球村”。全球化使某些強勢文化遍及全世界，大有將其他文化全部“同化”和“吞并”之勢，似乎全球化與文化的多元發展很難兩全。其實，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如果沒有全球化，多元化的問題顯然也是不可能提出的。
首先是全球化促進了殖民體系的瓦解，造就了全球化的后殖民社會。原殖民地國家取得了合法的獨立地位后，最先面臨的就是從各方面確認自己的獨立身份，而自己民族的獨特文化，正是確認獨特身份最重要的因素。二戰以來，馬來西亞為強調其民族統一性堅持以馬來語為國語；以色列決定將長期以來僅僅用于宗教儀式的希伯萊文重新恢復為日常通用語言；一些東方領導人和學者為了強調自身文化的特殊性提出了“亞洲價值”觀念等。這些都說明當今文化并未因世界經濟和科技的一體化而“趨同”反而是向著多元的方向發展。后殖民主義顯然為多元文化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經濟全球化和后殖民狀態也在西方社會引起了階段性的大變動，這就是在文化方面以后現代性為標志的后工業社會。后現代性大大促進了各種“中心論”的解體。世界各個角落都成了聯成整體的地球的一個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每一部分都有自己存在的合法性，過去統帥一切的“普遍規律”和宰制各個地區的“大敘述”面臨挑戰。人們最關心的不再是沒有具體實質、沒有時間限制的“純粹的理想形式”，而首先是活生生地存在、行動，感受著痛苦和愉悅的“身體”。它周圍的一切都不固定，都是隨著這個身體的心情和視角的變化而變化的。這對于多元文化的發展實在是一個極大的解放。正是由于這一認識論和方法論的深刻轉變，對“他者”的尋求，對文化多元發展的關切等問題才被紛紛提了出來。人們認識到不僅需要吸收他種文化以豐富自己，而且需要在與他種文化的比照中更深入地認識自己以求發展，這就需要擴大視野，了解與自己的生活習慣、思維定勢全然不同的他種文化。法國學者于連·法朗索瓦在他的一篇新作《為什么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中有一段話說得很好。他認為：
我們選擇出發，也就是選擇離開，以創造遠景思維的空間。在一切異國情調的最遠處，這樣的迂回有條不紊。人們這樣穿越中國也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盡管有認識上的斷層，但由于遺傳，我們與希臘思想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所以為了解它，也為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2]。
其實，這個道理早就被中國哲人所認知。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有一首詩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上下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要造成一種“遠景思維的空間”，“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要真正認識自己，除了自己作為主體，要有這種“外在觀點”而外，還要參照其他主體(他人)從不同角度，不同文化環境對自己的看法。有時候，自己長期并不覺察的東西經“他人”提醒，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發展。還有一種情況是參照者和被參照者并不直接發生關系，但兩者同時存在于某一范圍之內，就會構成一個“文化場”，而產生可以互相說明的對照，這種對照使兩者都顯示出新的特點。這種對照不管是否顯示出來，兩者之間都會發生一種潛在的關系。正如中國古代哲人所說的：我們所以會提出“龜無毛”，“兔無角”這樣的說法，就因為存在著未曾論述的、潛在的、可以用作比照的“有毛”、“有角”的東西，否則就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會期望龜變成“有毛”、兔變為“有角”，而是希望在與潛在的參照物的比照中更加認識和發現“無毛”、“無角”之物的特點。這些古老的中國睿智雖然早已存在，但也只有在“后現代”、后殖民狀態的今天才能古為今用、系統化，得到新的發展。
當然，最后，還應提到全球化所帶來的物質和文化的極大豐富也為原來貧困地區的人們創造了在發展物質文化的同時也發展自身精神文化的條件。正是受賜于經濟和科技的發達，人類的相互交往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頻繁，旅游事業的開發遍及世界各個角落。一些偏僻地區、不為人知的少數民族文化正是由于旅游和傳媒的開發才廣為人知和得到發展。盡管在這一過程中，不免會有形式化(儀式化)的弊病，但總會吸引更多人關注某種文化的特色和未來。
保持純粹與互相影響的悖論
一方面是全球化(趨同)，一方面是多元化(離異)，兩者同時并存，就存在一個悖論：要保存文化的多樣性，那當然是各種文化越純粹、越“地道”越好，但不同文化之間又不可避免地互相滲透、吸取，這種互相吸收和補充，“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是否有悖于保存原來文化的特點和差異？這種滲透交流的結果是不是會使世界文化的差異逐漸縮小，乃至因混同而消失呢？
首先，從歷史發展來看，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吸收總是通過自己的文化眼光和文化框架來進行的，很少會全盤照搬而多半是取其所需。例如佛教傳入中國，得到很大發展，但在印度曾頗為發達的佛教唯識宗由于其與中國傳統思維方式抵觸過大，很快就已絕跡；又如陳寅恪所指出的：由于與中國傳統倫理觀念不能相容，佛藏中“涉及男女性交諸要義”的部分，“縱篤信之教徒，亦復不能奉受”，“大抵靜默不置一語”。[3]法國象征派詩歌對30年代中國詩歌的影響亦復如是。當時，蘭波、凡爾侖的詩歌被大量譯介，而作為法國象征主義詩歌杰出代表的馬拉梅在中國的影響卻絕無僅有。這些都說明了文化接觸中的一種最初的選擇。
其次，一種文化對他種文化的接受也不大可能原封不動地移植。一種文化被引進后，往往不會再按原來軌道發展，而是與當地文化相結合產生出新的，甚至更加輝煌的結果。希臘文化首先是傳入阿拉伯，在那里得到豐富和發展，然后再到西歐，成為歐洲文化的基石。印度佛教傳入中國，與中國原有的文化相結合產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天臺、華嚴、禪宗等。這些中國化的佛教宗派又成為中國宋明新儒學發展的重要契機。這種文化異地發展的現象，歷史上屢屢發生。可見兩種文化的相互影響和吸收不是一個“同化”、“合一”的過程，而是一個在不同環境中轉化為新物的過程。正如中國古話所說：“和則生物，同則不繼”，也就是說，只有在不同中互相促進，才能創造新物，如果全然相同，就不可能繼續發展。如此在不同選擇、不同條件下創造出來的新物，不再有舊物原來的“純粹”，但它仍然是從舊物的基因中脫穎而出，仍然具有不同于他物的獨特之處，因此全球化和多元化的相互作用，其結果并不是“趨同”乃至“混一”如熱學第二定律所規定的，冷熱水混同的程度不斷加大，終于成為溫水而完全停滯不動，而是在新的基礎上產生新的不同。當然，這并不排斥在漫長的社會發展進程中，人們(特別是非政治的普通老百姓)會逐漸形成共同的價值標準，如和平發展、環境保護以及某些普世倫理等，這些共同的認知對于人類和平共處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但即使是這些為數不多的共同認知在不同的地區和民族也還有其不同的標準、理解和不同的表現形式。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0年01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