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帝國”——21世紀夢想的魔障
人們曾經夢想21世紀將是比20世紀更美好的和平與發展的新世紀，然而，卻突然面臨了一個戰爭和暴力威脅著全人類的嚴重局面。2000年出版了《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Antonio Negri，michael hardt），提出帝國不再以民族國家的國界為區分，統治人類的重任落到超國家的帝國體制的肩上。緊接著，一系列美國右派著作出籠，強調的都是：任何一個國家都要尋求權力的最大化，因此，不可能有權利均衡的機制，最好的防御就是進攻。他們所追求的是一個“單極的21世紀”，因此必須“阻止新的大國競爭者出現”，“積極推動美國軍隊和戰爭的轉型”，“控制網絡空間和太空的主導權”等。他們認為“世界秩序必須建立在美國軍事力量的無可匹敵的超強地位的基礎上”，并在這個基礎上全面推行他們所謂的“自由民主”。他們的“新帝國大戰略”就是先發制人，提倡主權有限論，輕視和改寫國際準則，提倡所謂“后民族時代”的到來。
世界由是分為兩個陣營：一方面是實行或擁護單極統治、或由于懾于美國的強大而屈從的人們；另一方面則是反對單極統治、維護多極均衡、爭取文化多元發展而形成另一個全球化的陣營。在這樣的形勢下，許多問題都需要進行重新思考。
歐洲夢還是美國夢——重新發現西方和發現自己
過去，我們習慣于籠統地把西方看作一個統一的概念，其實并不如此。歐洲和美國就有很大的不同。仔細分析起來，歐洲幾個大國都經歷過帝國權力的頂峰，英、法、德、葡萄牙、西班牙等歐洲大國都曾是殖民大國，必然會從殖民制度瓦解、帝國滅亡的經歷中有所領悟；歐洲許多國家親身經歷過兩次世界大戰，對戰爭帶給人類的災難有較深體會；歐洲民眾更相信國家的組織能力和控制能力，而對市場的調節能力持有深刻的懷疑態度，對技術進步也不是那么盲目樂觀；歐洲人更傾向于從社會團結出發的制度規范，尊重個人人格的完整，并主張在控制與減少軍事暴力的基礎上加強聯合國的作用，建立一種有效的世界治理（governence）等。這些都和美國，特別是和美國極右派的想法很不相同，這種不同可能給歐洲政權一種保持反思距離的機會，正如哈伯馬斯與德里達聯合署名的文章《論歐洲的復興》所說的，以上客觀事實有利于拋棄歐洲中心論，承認全球化的多元文化，有可能加快實現康德對“世界治理”的美好期待。
最近出版的《歐洲夢》（全稱是《歐洲夢——歐洲對未來的憧憬如何悄然侵蝕了美國夢》，吉利米·雷夫金著，楊治宜譯）一書對歐洲和美國的不同追求作了相當精彩的評析。作者認為“美國夢”強調的是：每一個人都擁有不受限制的機遇來追求成功（此詞在美國方言里基本與“經濟成功”同義）�！懊绹鴫簟陛^多關注個人的物質獲取，而較少關注更廣闊的人類福祉，因此無法適應一個日益風險化、多樣化和互相依靠的世界�！皻W洲夢”則注重群體關系而非只是個體自治，注重文化多樣性而非同化為一，注重生活質量而不只是財富積累，追求可持續發展而非無限制的物質增長，強調深度游戲（deep play）而非單調的持續勞作，提倡普遍人權及自然界的權利而非只突出財產權，主張全球合作而非單邊主義的霸權實踐。
今天，很多美國人仍然相信歷史是穩定的、不可逆轉的；他們相信物質無限進步的線性發展過程，強調在民主統治的社會里，個人不受束縛地積累財富就是最高夢想；歐洲人則更多強調生活的質量及其可持續性、珍惜安定與和諧。他們認為在一個基于生活質量而非個人無限財富積累的可持續性文明里，重要的并非個人的物質積累，而是自我修養。歐洲人注重的主要不是聚斂財富，而是提升人類精神�！稓W洲夢》的作者滿懷激情地說：“歐洲夢尋求的是拓寬人類的同情（empathy，同時也是心理學術語，指一種能深入他人主觀世界，了解其境遇、情感和動機的能力，是一種發現他人之“自我”的方法。為了兼顧此詞在心理學上的通常譯法，下文或譯“移情”�！g者注）而非拓寬疆土。從18世紀早期開始，人性便被束縛在物質主義的囹圄中，而‘歐洲夢'將帶領人性走出囹圄，進入以理想主義為動力的嶄新未來之光輝中。”《歐洲夢》的作者是美國人，他的論述也可能帶有他自己的偏見，但他對于歐美之間差異的分析卻是中肯的。
在中國，很多人仍然沉醉于“在物質無限進步的線性發展”過程中，做著不受束縛地聚斂財富的美國夢。他們認為美國更年輕，更富裕，更有活力，更有高科技和經濟管理的能力。因此，雖有很多阻力，計劃去美國留學的青年遠遠超過申請去歐洲留學的人數。還有一部分人甚至認為美國統一世界是不可避免的趨勢，而且也未必不是一件好事！如秦始皇的統一中國帶來了巨大的社會進步，說不定美國所宣稱的對全世界實行“仁慈霸權”，也能起到同樣的作用。20世紀一百多年的歷史證明，要完全統一對“西方”的認識是不大可能的，但今天，當西方人都在經過反思，重新認識自己的時候，中國人顯然也應排除以往的迷霧與阻隔，重新去發現西方，發現自己。
安定和諧持續發展的世界——反思和溝通基礎上的全球化
西方對自己的考問和思索早在19世紀末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寫《西方的沒落——世界歷史的透視》時就已經相當全面地開始了。到了21世紀，這種反思達到了相當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國著名思想家，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禍根：它的個人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它的盲目的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道德和心理的遲鈍，造成各領域的隔絕，限制了人們的智慧能力，使人們在復雜問題面前束手無策，對根本的和全局的問題視而不見；科學技術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別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學的盲目，給人們帶來了緊張與危害，將人們引向核滅亡與生態死亡。美國著名學者理查·羅蒂也在《南德意志報》上發表了《侮辱還是團結》一文，他說：“歐洲掀起重新定位自我的熱潮，而且充滿了理想主義，這將在全世界范圍內引起強烈反響，不管是在美國和中國，還是在巴西和俄羅斯，都會是這樣。……許多人都已經清楚地認識到美國人追求霸權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而且全然不顧所作所為對于人類自由的影響。這是一個可怕的錯誤。”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中更是強調：“在西方，高度文明與高度野蠻其實是相通的和難以區分的……現代性是現代文明的結果，而現代文明的高度發展超越了人所能調控的范圍，導向高度的野蠻�！�
更值得一提的是西方的普通人民也都有了新的覺悟。2002年以來，在巴西的阿爾格萊德港每年一次，連續三次召開了“世界社會論壇”，他們提出的口號是：“世界不是商品”，“另一個世界是可能的”！他們提出人類需要的是一個多極均勢的“社會世界”，是一個文明開化、多元發展的聯盟。要達到這個目的，人類精神需要發生一次“人類心靈內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達的是對另一個全球化的期待，這就是全球的多極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上述《歐洲夢》的作者吉利米·雷夫金所夢想的一個“基于生活質量而非個人無限財富積累的可持續性文明”。
中國的情況與此不同，雖然孔夫子早就提倡“吾日三省吾身”，但百余年來，我們無論對西方對中國都還缺少系統的、全面深刻的反思。
中國長期以來向蘇聯學習，所謂“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上世紀80年代以來，又把美國看作自由民主、發達富裕的榜樣。中國知識界有時把西方看得過于完美，有時又把他們看作低于中國的“異類”，例如19世紀初，著名學者梁啟超游歷歐洲回來寫了一本《歐游心影錄》，就認為歐洲有很大危機，必須以中國的“精神文明”來“拯救西方的物質疲憊”�，F在也還能看到這種想法的各樣變種。
其實，我們所追求的并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拯救”，更不是一種文化對另一種文化的覆蓋或征服，而是堅持文化的多元共存，保護文化生態的自然發展。所謂多元共存也就是中國傳統文化中重要的精神之一——“和而不同”。“不同”是指不同事物的并存，但這并不是在各自孤立的狀態下靜態地并存，而是在不斷的對話和交往中互相認識、互相吸取補充，并以自身的特殊性證實人類共同的普遍性的存在，這是一種在相互關系中不斷變化的、動態的并存，這就是“和”。因此“和”的意義并不是英語的“Harmony”（“和而不同”一般譯作“Harmony in Diversity”）所能完全翻譯的。
百余年來，東西文化在中國并存。西方文化對中國的影響是巨大的，有些方面甚至是覆蓋性的；而今，國外研究和譯介中國文化的外國學者也空前增長，他們之中不少人認為中國文化作為一個陌生的“他者”，不僅可以提供全新的視角來幫助西方人更好地認識自己，而且作為完全不同于西方的另一種文化，還可以提出與西方全然不同的思想和方法來救助這個混亂的世界。
看來，世界文化即將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這個階段的核心任務將是在反思和溝通的基礎上，建設一個多極均衡互利，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只有這樣的全球化才能保證人類生活質量的不斷提高，保證世界得以安定和諧地持續發展。
原刊《中國教育報》2005年11月1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