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想討論的問題是：在當前世界經濟一體化，科技標準化，媒體傳播全球化的大趨勢下，人類幾千年來創造的文化的多樣性和豐富性是否有可能得以幸存并得到發展？多元的文化生態是否可以得到保護和保存？在這樣一個全人類面臨的重大問題面前，我們所從事的文學研究或比較文學究竟有什么意義？能作出什么貢獻？每當歷史轉折關頭，人們總習慣于回歸自己的文化源頭，去尋找新的途徑。這就是老子說的“反者道之動”，道的萌動，總是從回歸開始，正如西方文化的發展也往往要回顧和重新參照古希臘和希伯萊一樣。
中國傳統文化一向重視差別。很早就認為“不同”是事物發展的根本。西周末年（約公元前七世紀），伯陽父（史伯）同鄭桓公談論西周末年政局時，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指出西周將滅，就是因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進諫的正人，而信與自己茍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區別了“和”與“同”的概念，他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 “以他平他”，是以相異和相關為前提的，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并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則是以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是窒息生機。
齊國的大臣晏嬰（卒于公元前 500 年）進一步解釋了伯陽父的思想。有一次他拜見齊侯時，齊侯對他說：“唯據與我和”。“據”指的是齊侯侍臣，姓梁，名丘據。晏嬰說：“梁丘據不過是求‘同'而已，哪里談得上‘和'呢”？齊侯問：“‘和'與‘同'難道還有什么不一樣嗎”？這引出晏嬰的一大篇議論。他認為“不同”是事物組成和發展的最根本的條件。例如做菜，油鹽醬醋必須“不同”，才能成其為菜肴；音樂，必須有“短長疾徐”、“哀樂剛柔”等等“不同”，才能“相濟相成”。晏嬰說，像梁丘據那樣的人，你說對，他也說對，你說不對，他也說不對，有什么用呢？此后，“和而不同”成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之一。因此，孔子（ BC.551 —— BC.479 ）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 “不同”是作為做人的根本原則而提出的。
但這里提出的“不同”，并不是互不相關，各種“不同”因素之間，必須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間和諧有益的相互關系。“和”在中國是一個古字，見于金文和簡文。“和”在古漢語中，作為動詞，表示協調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并非融合為一）。如《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幫”（這里強調的是“萬幫”，而不是融為“一幫”）。古“和”字還有“順其道而行之”，不過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如《廣韻》：“和，順也，諧也，不堅不柔也”《新書·道術》：“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都是和諧適度的意思。
“和而不同” 原則認為事物雖各有不同，但決不可能脫離相互的關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義就是要探討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關系網絡中如何共處。在中國，儒家立論的基礎是人和人的關系，道家立論的基礎是人和自然的關系，都是在不同的領域內探討如何和諧共處的問題。“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協調“不同”，達到新的和諧統一，使各個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發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則是“和”。莊子的最高理想是 “太和萬物”，使世界達到最完滿的和諧。作為儒家核心的道德倫常觀念，強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義臣忠”等雙方面的行為規范，力圖找到兩者之間關系的和諧和適度。所以說：“禮之用，和為貴”“禮”是共同遵守的原則和規范，它必須在和諧、適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實現。這種在“適度”的基礎上，不斷開放，不斷追求新的和諧和發展的精神，為多元文化共處提供了不盡的思想源泉。
（二）
目前，尊重差別，已成為相當多人的共識。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貝托·埃柯 （ Umberto Eco ） 在 1999 年紀念波洛尼亞大學成立 900 周年大會的主題講演中提出，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就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他認為“人們發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互相理解的氛圍之中”。
特別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人類思維方式有了很大變化：過去，傳統的邏輯學范式是以主觀和客觀的分離為觀察世界的出發點、承認不變的規律、強調事物的本質和必然性；新起的現象學范式則以不確定性為核心、強調主客合一，認為一切事物都會因主體的激情、欲望、意志和觀察事物的立場和角度的變動而變動。最近盛行的互動認知（ reciprocal cognition ）方式，則著重從“他者”的視角來重新認識和發現自我。例如法國的于連（ Francois Jullien ） 教授認為西方人需要穿越中國才能更好地閱讀希臘，“因為我們對希臘思想已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為了了解它，也為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暫時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而中國正是構成這種“外在觀點”的最好參照系，因為“中國的語言外在于龐大的印歐語言體系，這種語言開拓的是書寫的另一種可能性；中國文明是在與歐洲沒有實際的借鑒或影響關系之下獨自發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是從外部正視我們的思想——由此使之脫離傳統成見——的理想形象” [1] 。在 2000 年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多元之美” 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巴柔（ Daniel-Henri Pageaux, 巴黎新索邦大學）特別提出：“弗郎索瓦·于連對于希臘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證了我已經講過的經由他者的‘迂回'所體現出來的好處。他還強調說：“從這次研討會的提綱中，我看到“和諧”（“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概念的重要性……中國的“和而不同”原則定將成為重要的倫理資源，使我們能在第三個千年實現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一些美國漢學家的著作也體現了這種認識論的改變，如安樂哲（ Roger Ames ）和大衛·霍爾（ David Hall ）合作的《通過孔子而思》（ 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 ）、斯蒂芬·顯克曼編撰的《早期中國與古代希臘——通過比較而思》等。
由此可見，無論是為了維護一個多元文化的和諧社會，還是為了認知方式本身發展的需要，重視“差異”，堅持“和而不同”原則都是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要真正作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主要障礙來自當前盛行的兩種思潮：第一種思潮是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包括普遍主義、新雅各賓主義、新保守主義等；第二種思潮屬于后現代主義，包括文化孤立主義、文化相對主義等。
隨著經濟和科技一體化程度和傳媒的普及程度在全球迅速增長，世界各地都很難避免每時每刻都受到某種強勢文化的沖擊。“普遍主義”的意識形態也因而膨脹起來。“普遍主義”認為，無論主觀或客觀，一切國家和民族都要遵守某種特定的、他們認為是最好的社會、政治、文化范式。猶如法國革命時期的雅各賓黨人，他們不惜采取一切政治，甚至軍事手段“代全人類立言”，將他們的道德信條強加于人，最后轉變為道德暴政，以犧牲千百萬人的意志和生命為代價，以貫徹他們自以為是的主觀信念。新保守主義與此略有不同，他們強調千百年來，人類共同創造的美好事物和道德信念不會隨歷史的發展而被湮沒，它們在不同歷史階段重復顯現，這就是理應被各時代、各民族所尊重的“普遍性”。從理論上來說，這沒有什么不對，他們的問題在于認為這種脫離了具體時空的“普遍價值”與“德行”不僅亙萬古而不變，甚且放之四海而皆準。他們極力崇拜抽象的同一性，而對歷史和地域形成的特殊性一概加以貶斥，更重要的是他們所崇尚的“普遍價值”又多半局限于西方的價值標準，很難將其他方面的價值觀念包容在內，當他們企圖將一己的價值標準強加于人而受到抵抗時，他們就會逐漸演變為新的雅各賓黨，訴諸暴力，而形成新的文化霸權，結果就是中國傳統所屏棄的“以同裨同”。
作為“全球意識形態”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后現代主義思潮，認為普遍主義者指為“普遍”的東西多是獨斷的、僵化的，并有強加于人的暴力傾向；他們反對任何結構的制約，認為不存在中心，也沒有所謂普遍性，只有互不關聯的特殊性。他們特別強調的“無深度概念”消解了一切現象與本質，必然性與偶然性、普遍與特殊、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系（所謂能指的漂浮），使一切事物成為既無時間連續性，又無空間相關性的孤立個體，他們都只強調差別而忽視聯系。文化孤立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都是為保持既有差異而反對相互影響交流和壓制更新的。其實，只承認“差別”遠遠不夠，重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個體，而是通過相互理解和尊重聯結起來的，同時又保存著原有差異的不同個體所組成的群體。中國古訓中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強調的就是各種因素雖各有不同，但決不可能脫離相互的關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義就是要探討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關系網絡中如何共處，也就是如何協調各種“不同”，達到新的和諧統一，使各個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發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全球化意識形態和后現代主義的對峙也是西方文化傳統長期討論的“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命題的現代表現。早在希臘時代，亞里士多德在他的《形而上學》中就已經深入討論過這個命題，并指出個別和一般不可分割；黑格爾更是對此作了精辟的論證和發展。然而在當前的特殊情況下，兩者卻發生了深刻的斷裂。重新溝通和彌合這種斷裂是發展多元文化，保護文化生態，緩解文化沖突的重要環節。中國的“和而不同”原則與“普遍與特殊”的命題雖然并不相同，它所探討的是各有特殊性的“不同”事物如何相依相存，協調并進而達到“和”的境界。但也許這也可以從另一個角度有益于解決“一般與個別”，“普遍與特殊”的斷裂。
（三）
事實上，在全球資訊時代，人類面臨的仍然是歷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問題：如生死愛欲問題，即個人身心內外的和諧生存問題；權力關系與身份認同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問題；人和外在環境的關系問題，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問題。追求這些方面的“和諧”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共同目標，但這種“普遍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環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現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說從古至今，各種不同文化都在竭力探索這些有關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對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堅持進行持續的交流互動，也許可以把我們從目前單向度的、貧乏而偏頗的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
在溝通普遍性與特殊性，發展文化多元化，保護文化生態等方面，文學藝術可以作出自己的特殊貢獻。任何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體現著人類經驗的某些共同方面而使欣賞者產生共鳴，同時又是作者本人的個人經驗、個人想象與個人言說。偉大作品在被創造時，總是從自身文化出發，筑起自身的文化壁壘，在被欣賞時，又因人們對共同經驗的感知而撤除了不同文化之間的隔閡。要削弱以至消解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孤立主義，最根本的關鍵就是普通人們之間的寬容、溝通和理解。文學涉及人類的感情和心靈，較少功利打算，不同文化體系的文學中的共同話題總是十分豐富的，如關于“死亡意識”、“生態環境”、“人類末日”、“烏托邦現象”“遁世思想”等等。不同文化體系的人們都會根據他們不同的生活和思維方式對這些問題作出自己的回答。這些回答回響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回聲，又同時受到當代人和當代語境的的取舍與詮釋。通過多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多次往返對話，這些問題就能得到我們這一時代的最圓滿的解答，同時為這些問題開放更廣闊的視野和前景，人們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溝通與理解。文學理論就是要在這一過程中建構出新的理論，總結不同文化體系中文學創作長期積累的豐富經驗。印度、希臘、阿拉伯、非洲、中國對文學問題都有自己獨到的見解。文學理論要尋求文學問題的深入解決就不能在一個封閉的文化體系中來尋求答案，而要在各種文化體系的對話中尋求新的解釋；在這種新的解釋中，各種文化體系都將作出自己獨特的貢獻。文學理論的未來很可能是建構在異質文化之間文學互識、互證、互補的過程中。這樣的文學理論將對人類不同文化的溝通作出重要貢獻。
跨學科文學研究是未來文學理論的另一個支柱。由于自然科學對人類生活越來越深刻的影響，二十一世紀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可能會更多地集中于人類如何面對科學的發展和科學的挑戰。科學的發展為文學提供了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觀念。十九世紀，進化論曾全面刷新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以及文學創作的各個領域，二十世紀，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熱學第二定律以及熵的觀念對文學的影響也決不亞于進化論之于十九世紀文學。如果說十九世紀是機械學的世紀，二十世紀是物理學的世紀，那么，二十一世紀將向人類展開一個過去人類連想也不敢想的生物學世紀。由世界六國科學家聯手合作的“人類基因組計劃”已經完成定序，人類遺傳密碼將被破譯，人類即可開始探究、分析生命的藍圖。這將深刻地改變現有的哲學、倫理、法律等觀念，并將對社會、經濟產生極其重大的影響。對于基因的排列和變異的研究，對于克隆技術關于生物甚至人的“復制”技術的實現，體外受精、“精子銀行”對于傳統家庭關系的沖擊，以及人類在宇宙空間存在的心態所引起的種種道德倫理問題等等，這一切都對人文科學提出了新的挑戰，而這些問題無一不首先顯示在文學中。千奇百怪的科幻小說、科幻電影預先描寫了科學脫離人文目標，異化為人所不能控制的力量時人所面臨的悲慘前景……這些都還有待于未來的專文論述。跨學科的文學研究，特別是自然科學與文學研究之間的整合必將為文學理論的發展翻開全新的一頁。在新世紀，文學理論和人文學科的其他一切領域一樣，都將會經歷難以想象的顛覆和重建。現在不少年輕人都在談論文學理論的無用和即將消亡。我們之所以仍抱有一線希望，是因為我們心目中的文學理論將是建立在全新的跨文化與跨學科的基礎上，它將有益于人類的相互溝通與相互理解。
無庸諱言，人類正在經歷一個前所未有、也很難預測其前景的新時期。在全球“一體化”的陰影下，促進文化的多元發展，加強人與人之間的理解與寬容，開通和拓寬各種溝通的途徑，也許是拯救人類文明的唯一希望。我相信基于中國文化傳統的中國比較文學，作為世界跨文化與跨學科文學研究的一個組成部分，將在消減全球主義意識形態，改善后現代主義造成的離散、孤立、絕緣狀態方面起到獨特的作用。
原刊《解放軍藝術學院學報》2003年04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