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兩種認知方式
二十世紀后半葉，人類正經歷著認識論和方法論的重大轉型。過去的邏輯學認知方式，是一種內容分析，通過“濃縮”，將具體內容抽空，概括為最簡約的共同形式，最后歸結為形而上的邏各斯或黑格爾的絕對精神。從這種范式出發，每一個概念都可以被簡約為一個沒有身體、沒有實質、沒有時間的純粹的理想形式，一切敘述都可以簡化為一個封閉的空間，在這個固定的空間里，一切過程都體現著一種根本的結構形式，所有內容都可以最后概括為這一形式；這一形式也可以適用于許多不同的內容。例如許多文學作品的敘述都可歸納為：從原有的“缺失”過渡到“缺失得以補救”或“缺失注定無法補救”，最后或成功或失敗這樣一個結構。如《紅樓夢》所寫的大荒山青埂峰下的一塊頑石，不滿足于未能“補天”的“缺失”，經歷了一番“花花世界”，最后落得個大地白茫茫一片真干凈；《西游記》所寫的孫悟空不滿足于花果山猴王生活的“缺失”，大鬧天宮，經歷了八十一難，終成正果。許多這樣的敘述結構結合成一個有著同樣結構的“大敘述”或“大文本”，體現著可以概括許多現象、許多偶然性的一定的規律、本質和必然性。
近世以來，除邏輯學認知方式外，另一種認知方式也很盛行。這種認知方式研究的對象不是形式，而首先是具體事物，比方說一個活生生地存在、行動，感受著痛苦和愉悅的身體，它周圍的一切都不是固定的，而是隨著這個身體的心情和視角的變化而變化。因此，這種認知方式研究的空間是一個不斷因主體的激情、欲望、意志的變動而變動的開放的拓撲學空間。從這種認知方式出發，人們習慣的深度模式被解構了：中心不再成其為中心，任何實體和虛體都可能成為一個中心；原先處于邊緣的、零碎的、隱在的、被中心所掩蓋的一切釋放出新的能量；現象后面不一定有一個固定的本質；偶然性后面不一定有一個必然性，“能指”后面也不一定有一個固定的“所指”（所謂能指漂浮）。例如歷史被解構為事件的歷史和敘述的歷史兩個層面，事件被“目睹”的范圍畢竟很小，我們多半只能通過敘述來了解歷史，而敘述的選擇、詳略、角度、視野都不能不受主體的制約，所以說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也就是當代人（包括過去那一時代的“當代人”）所詮釋的歷史。
原來相對固定的“大敘述”框架消解后，各個個體都力求發揮自身的特點和創造力，強調差別的要求大大超過了尋找共同點的興趣。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貝托·埃柯在1999年紀念波洛尼亞大學成立900周年大會的主題講演中提出，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就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他認為人們發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互相理解的氛圍之中。[1]其實，只是承認“差別”還遠遠不夠，我們所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個體，而是通過相互理解和尊重聯結起來的，同時又保存著原有差異的不同個體所組成的群體，這就是中國傳統所強調的“和”。孔夫子早就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重復相同的東西永遠不可能產生新物，惟有不同事物之間相互作用，也就是互動，才有可能有新的發展，所以《國語·鄭語》明確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
于是，與過去主體觀察一切，決定一切的原則相對，突出了“他者原則”；與過去強調確定性、“普適原則”相對，突出了不確定的“互動原則”。總之是強調對主體和客體的深入認識必須依靠從“他者”視角的觀察和反思；宋代著名詩人蘇東坡有一首詩寫道：“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也就是說由于觀察者所處的地位和立場不同，他的主觀世界和他所認識的客觀世界也就發生了變化。因此，要真正認識世界（包括認識主體），就要有這種“外在觀點”，要參照他人和他種文化從不同角度對事物的看法。有時候，自己長期并不覺察的東西經“他人”提醒，往往會得到意想不到的發展。這種由外在的觀點所構成的“遠景思維空間”，為認識的發展提供了廣闊的可能性。
既然一切隨空間、時間、地位、視角的變化而不同，那么，一切事物的意義也就并非一成不變的了。事實上，世界萬物都在千變萬化的互動關系中，在不確定的無窮可能性中，因種種機緣，而凝聚成一種現實。老莊哲學將這種蘊藏著眾多可能性、不斷變化的混沌狀態稱為“混成之物”，也就是“道”。《道德經》21章說：“道之為物，惟恍惟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這里說的“象”和“物”就是尚不存在而又確實已有的某種可能，這種可能將隨各種因素的互動，隨主觀和客觀的動態演化而成為一種現實，也就是說，對事物的認識不可能是一成不變的，它必然根據“個體”（主體）的不同理解而呈現出不同的樣態，因此，理解的過程也就是互動的、重新建構的過程。
二、自然科學與人文
一般來說，自然科學以研究自然物為對象。自然物是自然生成的，直到如今，科學再發達，人也不可能創造自然物，即使是最先進的克隆技術也不能憑空制造一個生物，而必須要依靠先在的、某種生物的干細胞。以大自然為研究對象的自然科學和以人所創造的社會和人文為對象的社會科學與人文學科在思維方式上也就有很大的不同。首先，大自然的變化在一定范圍內多有規律可循，這種規律可以多次重復。例如水加溫到100度，即可沸騰而氣化；降溫到零度，即可凝固而成冰。這一過程可無限重復，多次檢驗；社會和人文現象雖可模擬，卻不可能完全重復，因而也就無法多次檢驗；例如對一次戰爭成敗的分析，任何理論都不可能用重演這次戰爭的辦法來得到檢驗；其次，自然規律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只要條件相同，過程相同，就會產生同樣的結果；社會和人文現象的發展及其結果卻常常因“天時、地利、人和”而異，并受到諸多偶然因素的制約。
因此，在自然科學領域，人們主要依靠的是形式邏輯方法、數學描述和具體實驗，也就是用上面所說的以分類、概括、歸納、演繹為主的第一種認知方式來思考。正如馬克思所歸納的，人腦掌握世界有四種方式，除自然科學外，還有“藝術的”、“宗教的”、“實踐－精神的”，它們可以互相闡發，但卻不可互相代替。[2]
但上述自然科學的認識論和方法論也只是在一定范圍內，一旦超出這個范圍，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如上所述，水在一百度沸騰，零度結冰；但在極大的壓力下，或在絕對零度（攝氏負270度）的情況下，這個規律就不再起作用。而在牛頓力學范圍內適用的各種規律，在量子力學的條件下，也都會有所變異。再進一步看，人類已知之物實在有限，而未知之物卻無窮無盡。從“未知”變為“已知”首先要依靠人類所設計的實驗構架，通過實驗使未知之物得到驗證，成為已知。那么，未經驗證，或甚至尚未設計出實驗構架的廣袤的未知領域呢？人不可能用已知的規律來概括未知的領域。自然科學知識首先要依靠人所構想出來的實驗的構想，經過實驗驗證，才能成立。由此可見，自然科學的知識和規律也還不是絕對的，也還不能離開自然物與自然物之間、自然物與人之間的互動；何況自然科學本身的目的就是以人為本，造福于人類！
然而，近世以來，“科學的”和“人文的”似乎已分化為兩個壁壘森嚴的世界，人們不能不看到20世紀科學成就的誤用給人類社會造成的危害，而對未來科學發展的預見又給人類帶來揮之不去的陰影和威脅，如基因的破譯，生物的克隆所帶來的一系列社會倫理學問題等等。無庸諱言，科學的發達已經給人體本身造成了一定的危害，且不說空氣污染、生態失衡、原子武器、貧鈾彈之類；就拿人類通過文字，經由想象而成象的能力來說，也已受到了相當大的損害。過去，孩子們看一本童話書，就會在頭腦里自然浮現出一個童話世界。現在，由于過分依賴電視、電腦、游戲機提供的視覺形象，孩子們通過文字自由成象的能力已經被大大削弱，他們的想象世界被各種各樣別人創造的、通過傳媒而鋪天蓋地的漫畫、卡通形象所充塞，正在逐漸失去創造力。因此，西方出現一股反樸歸真、逃離現代文明的反智思潮是不足為怪的。
然而，危害人類的顯然不是科學本身，而是掌握和使用科學的權力。問題在于如何控制這種權力，并使廣大人群參與其事。全球性的環保運動就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又如2001年1月25-31日，2000位世界政要和頂級財閥在地球北邊的瑞士達沃斯舉行“世界經濟論壇”，討論如何維持世界經濟發展，推動經濟全球化；同時，在地球南邊的巴西阿雷格里港，也有來自全世界120個國家的數千名普通學者、政治家和工會領袖舉行“世界社會論壇”，討論如何制止“經濟全球化”所帶來的越來越擴大、越來越危險的貧富鴻溝，他們并通過衛星電話和“世界經濟論壇”的紹羅斯等金融巨頭展開了直接的激烈論辯。這些都顯示人類正在努力尋求一種有更廣大的人群參與的權力機制。這也許也可以規范掌握和使用科學的權力，避免科學可能造成的危害。
科學和人文雖有不同的認知方式和思維方式，但遠非絕對對立，而是可以互通、互識、互相為用的。這是因為作為自然一部分的“人”與自然本身原來就有一致性，例如科學家們稱為“數學的和諧”的現象：科學家們認為這種“數學的和諧”在各門學科中都是相通的。例如畫家們公認為最佳比例的“黃金分割”是１比1.618，這不僅是畫家創造出來的構圖原則，也是自然生物的最優選擇。植物葉脈的分布，動物身上的色彩和圖案，舞蹈演員的肩寬和腰寬、腰部以上和以下的比例，以至數學家為工農業生產制定的優選法，提出配料的最佳比例等等，大體也都符合黃金分割的比例。我們還可以舉出無數實例來證明這種人與自然的多樣性與共性的統一。事實上，由于現代科學的深入發展，人們不斷發現過去不曾注意到的、不同領域所具有的共同屬性，而且現代科學提供了手段（如電腦），使得對這些共同屬性和相互關系的研究成為可能。馬克思早就預言：“自然科學將來會統括人的科學，正如人的科學也會統攝自然科學，二者將來會成為一種科學。”[3]二十世紀后半葉已經出現大量學科交叉研究的現象：人們開始把孤立、割裂的門類重新聯結在一起，把事物的各部分、各方面、各種因素綜合起來考察，力求從中找出其共同性、規律性及其相互聯系的結構、功能和方式，從而得出宏觀的結論。另一方面，世界各種事物，各種運動過程已不僅不再被認為是偶然孤立的現象，而且也不被認為是某些現象或過程機械相加的總和。人們發現某些性質和特點在孤立的個體中并不能找到，它們只存在于其特定的總體的相互聯系之中，也就是上面談到的互動關系之中。因此，不能把互動的、有機的整體僅僅分割為靜止的、已死的部分來進行研究，必須在整體各部分的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動態的過程中來揭示事物的特征。以下就用貌似相去甚遠的文學與自然科學的互動來做一個例證。
三、文學與自然科學
早在五十年代，在討論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時，美國學者雷·馬克（Henry Remak）就已經提出：“我們必須進行綜合，除非我們要讓文學研究永遠處于支離破碎和孤立隔絕的狀態。要是我們有志于加入世界的精神生活和情感生活，我們就應該時時把文學研究中獲得的見解和成果匯集起來，并把有意義的結論呈獻給其它學科，整個民族和整個世界。”[4]比較文學不僅應該是聯系各地區文學的紐帶，而且是“連接人類創造事業中實質上有機聯系著，而形體上分離的各個領域的橋梁。”比較文學被定義為：“超越一國范圍的文學，并研究文學跟其它知識和信仰領域，諸如藝術（繪畫、雕塑、建筑、音樂），哲學，歷史，社會科學（如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其它科學、宗教等之間的關系，簡而言之，它把一國文學同另一國或幾國文學進行比較，把文學和人類所表達的其它領域相比較。”[5]
此后，探討和研究文學與其它學科的關系一直是比較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文學與自然科學的互動關系方面，近年來有了較大發展。
二十世紀前半葉，進化論和弗羅伊德的心理學曾經全面刷新了文學理論、文學批評、文學史，以至文學創作和文學觀念的各個領域。二十世紀后半葉，系統論、信息論、控制論以及熱力學第二定律中熵的觀念對于文學的影響也絕不亞于進化論和弗羅伊德學說之于二十世紀前半葉的文學。關于“三論”，論者已經很多，這里著重討論一下熵的觀念對文學的影響。從熱力學第二定律所引出的耗散結構和熵的觀念，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逐漸滲透到社會科學和文學研究領域之中。熱力學第二定律告訴我們在一個封閉的體系中，層次較高的、有秩序的能作功耗散，產生層次較低的、較無秩序的能。例如在一個容器中同時注入熱水和冷水，熱水和冷水不可能分別存在于這一容器中而是很快混為溫水，而且溫水不可能再復原為原來的熱水和冷水。這是一個不可逆的、能量愈來愈小終至衰竭的過程，也是測量混亂程度的“熵”愈來愈大的過程。“熵”是測量混亂程度的標準，“熵”的增大打破了一切秩序，也就是淹沒了一切事物的區別和特點而使一切趨于單調、統一和混沌。著名科學家羅伯特．維納在他的《人的人類使用法》一書序言中曾經描述說：“當熵增加時，宇宙以及宇宙中所有封閉的體系都自然地趨向退化，并且失去它們的特性，從最小可能性的狀態移向最大可能性的狀態，從差異與形式存在的組織與可區分的狀態到混沌與相同的狀態。在吉伯斯（Gibbs）的宇宙里，秩序的可能性最小，而混沌則具有最大的可能性。”[6]這就是說從整個世界發展趨勢來看，由于能量的耗散，全世界可以作功的總能量越來越減少，在這個過程中一切都會變得陳舊、已知、無序；新鮮的、未知的、偶然的、有特質即按特殊秩序排列的事物越來越罕見，這就是維納所說的“從最小可能性的狀態移向最大可能性的狀態，從差異與形式存在的組織與可區分的狀態到混沌與相同的狀態”。也就是不可抗拒的“熵”越來越大的狀態。例如一個人，如果他把自己變成一個“隔離體系”，既不攝取食物，又不通過感覺器官來吸收外界的信息，與外界進行交換并有所反應，真象莊子所說的那個沒有七竅（兩耳、兩鼻、兩眼、一口），因而也就不能“視聽食息”的“渾沌”一樣，他的“熵”就會越來越大，最后，在一片無秩序的混沌中，無動無為，終至靜止、平衡、永遠衰竭、死寂。
“熵”的觀念在美國文學中中引起很大反響，特別是在小說界。最著名的美國作家如索爾．貝婁（Saul Bellow）、厄普代克（John Updike）、梅勒（Norman Mailer）等都曾在他們的作品中多次談到“熵”的問題，著名的美國后現代主義作家品欽（Thomas Pynchon）的第一個短篇小說題目就是《熵》，實際上《熵》正像是他后來的許多作品的一個序言。他的作品，如后來的《萬有引力之虹》等無不籠罩著“熵”的陰影。女作家蘇珊．松塔（Susan Sontag）在她的名作《死箱》中所描寫的一切事物都在瓦解、衰竭，趨向于最后的同質與死寂，這種擔憂與恐懼在當代美國作家的許多作品里都能找到。特別是他們精心描畫的那種某件事物或某個人從有生命的充滿活力和創造性的運動發展成逐漸走向無力與死亡的無意義重復動作的過程確實令人怵目驚心。因此，在美國，作家被視為有可能阻止這種傾向的“反熵”英雄。由于社會運作日趨于統一化，結果必然是對社會賴以前進的創造性思維、突破性思維和發展性思維的被絕滅。文化大革命時期四人幫首創的“五個統一”：統一思想、統一意志、統一行動、統一語言、統一生活方式等所造成的思想麻木、社會停滯，就是一個極端的例子。藝術家是掙扎反抗這種“統一化運作”的英雄，因為藝術家將這種“統一化運作”視為生命最后的麻痹。麻痹就是事物的衰竭狀態。藝術家的作品只要不是陳辭濫調，就會帶來一定的信息，信息就是“負熵”，信息打破舊的統一和沉寂，減低了混沌的程度也就是減低了“熵量”，所以說，藝術家可以起“反熵”的作用。正是藝術家刻意創新，不斷降低熟悉度，追求“陌生化”的傾向使他們成為“反熵的英雄”。
要防止熵量的增加，就必須突破隔離封閉的體系，不斷增加信息量，不斷與外界交換能量，不斷改變主體的結構以適應新的情況。比利時物理學家、諾貝爾獎金獲得者普利高津把時間的不可逆觀念引入物理、化學研究，對不平衡態進行了考察，提出了耗散結構的新概念。過去的經典力學把所有的物理規律與時間都視為可逆的，不區分過去與未來，沒有時間的因素，任何時候都可以得到相同的結果。例如氫二氧一任何時候，只要有一定的條件，都可化合為水；同樣，水也可以再分解為氫二氧一。這是可逆的平衡態。普利高津指出在自然界中大量存在的不是這種平衡態，而是參有時間因素的不可逆的不平衡態。例如一滴墨水在水中擴散，冷水已和熱水混合成溫水，鴨蛋已制造成“松花”，要想再回復原樣，幾乎不可能。前一種情況即氫氧化合成水和水分解成氫氧的情況是客觀上不隨時間變化的定態，這種狀態就是一種穩定性平衡結構；后一種情況即墨水在水中擴散等則是宏觀上隨時間變化的動態，一旦有了變化的時間過程，怎樣也無法恢復原來的狀態，這是一種開放性的不平衡結構。后一種結構與外界交換物質和能量的潛力很大，體系將越來越偏離原來的狀態而獲取新質。如下圖：
P0—P1是一個平衡結構，當“λ0”作為一個參數作用于P0時，P0就向P1移動，當“λ0”衰減或消失，P1又向P0回歸而回復原狀。這是一個隔離的封閉體系，是可逆的“平衡態”。A→b1→c1→d1……則是不可逆的“不平衡態”。當外力“λ1”作用于A時，A就變為b1，b2，b3。這些新的狀態都在不同程度上保存著A的特點，但也有不同程度的、或上或下的偏離。當“λ2”作用于b1，b2，b3時，又各演進為新的狀態，如c1，c2，c3……這是一個開放的、不斷接受新的信息而改變的不可逆的不平衡態。無論從b1，c1，d1，要再返回A，都是不可能的，因為它們已包含了不可分割的新的質素。這樣的結構任何時候都可以結合新機，釋放能量，構成新質。
比較文學的研究對象不是Ａ—Ｂ—Ｃ的線性演化史，而是把文學作為一個有生命力的開放性體系來進行研究。它不僅研究不同文化間文學的相互滲透，而且也研究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其他藝術乃至環境和時代的影響所造成的文學的“平衡態”。這種新的“不平衡態”既繼承著原來的舊質，又獲得了新質，開始了新的發展階段。因此，無論是創作主體還是審美主體都要力求突破自身的封閉性，成為一個善于結合新機、釋放能量、變成新質的新穎、獨創的開放性體系。自然科學與文學研究本身都是人類思維的一種形式，其中本來就有共通之處。因此，研究自然科學的新成就、新方法，并將其應用到文學領域中來，肯定會為文學研究與文學創作打開新的局面，作出新的貢獻。
注釋：
[1]參見恩貝托·艾柯：《尋求溝通的語言》，《跨文化對話》，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年，第1頁。
[2]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103－104頁。
[3]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見朱光潛譯文，載《美學》第二期，第12頁。
[4]雷邁克（Henry Remak）：《比較文學的定義和功能》，見《比較文學研究譯文集》，上海譯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208--214頁。
[5]同上。
[6]轉引自臺灣大學外文系編《中外文學》第12卷第8期。
摘自《中國文化書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