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20世紀的兩次世界大戰，人類曾夢想21世紀是一個和平發展的美好世紀；然而沒有想到，戰亂、暴動、屠殺依然遍及全世界。為什么會如此？原因當然多種多樣，然而，深刻的文化沖突不能不說是眾多原因中很重要的一個方面。
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尋求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
目前，“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的沖突無疑已給世界帶來了嚴重的災難。前者企圖以強大軍事力量為后盾，強行推廣他們的意識形態，以圖覆蓋甚至泯沒其他民族文化；后者則采取文化隔絕封閉的孤立政策，不惜以恐怖滅絕手段，維護其停滯與不變，并與一切和他們的看法相悖的力量拼死抗爭。
目前，全世界的有識者都在考慮如何才能化解這樣一場有可能將人類引向毀滅的沖突。法國前總理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曾指出：策劃和平要比策劃戰爭困難得多。同樣，實行引向戰爭的“對抗”，也比實行引向和平的“對話”困難得多。事實告訴我們，“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割據主義”的“死硬派”，恐怕是很難對話，也不大可能“化干戈為玉帛”的。但是，希望仍在于兩者之間的、極其廣大的、不同層次的反對戰爭、要求和平的人民。他們對文化沖突的遏制和對文化共存的自覺將決定世界的前程。
西方已有學者提出必須在經濟全球化和科技全球化之外，尋求另一種全球化，即文化多元共生的全球化�！肮采辈皇恰叭诤稀�，也不是簡單的和平共處，而是各自保持并發揚自身的特點，相互依存，互相得益。多元文化共生的全球化，反對以一種文化打壓或覆蓋另一種文化，主張多種文化保持“共生”互利的狀態，以收和平共處、相得益彰之效。多元文化共生的前提就是各民族對自身的文化有充分的自覺。
西方的文化自覺首先表現在審視自己文化發展中的弱點和危機方面
近世以來，西方文化始終處于強勢文化的地位，今天，西方的文化自覺首先表現在審視自己文化發展中的弱點和危機方面。早在20世紀初，奧斯瓦爾德·斯賓格勒在《西方的沒落——世界歷史的透視》一書中已相當全面地開始了對西方文化的反思和批判。到了21世紀，這種反思和批判達到了更加深刻的程度。例如，法國著名思想家、高等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埃德加·莫蘭（Edgar Morin）指出，西方文明的福祉正好包藏了它的禍根：它的個人主義包含了自我中心的閉鎖與孤獨；它的盲目的經濟發展給人類帶來了道德和心理的遲鈍，造成各領域的隔絕，限制了人們的智慧能力，使人們在復雜問題面前束手無策，對根本的和全局的問題視而不見；科學技術促進了社會進步，同時也帶來了對環境、文化的破壞，造成了新的不平等，以新式奴役取代了老式奴役，特別是城市的污染和科學的盲目，給人們帶來了緊張與危害，將人們引向核滅亡與生態死亡。波蘭社會學家齊格蒙特·鮑曼在《現代性與大屠殺》一書中更是強調在西方，高度文明與高度野蠻其實是相通的和難以區分的……現代性是現代文明的結果，而現代文明的高度發展超越了人所能調控的范圍，導向高度的野蠻。
有的學者不僅對上述以貪欲和聚斂為核心的文明進行了深入的反思，還進一步指出以物質為基礎的現代發展觀本身即將受到修正�？沙掷m性的全球經濟之目標應該是：通過將人類的生產和消費與自然界的能力聯系在一起，通過廢品利用和資源的重新補充，不斷再生產出高質量的生活。在這樣的生活中，重要的并非個人的物質積累，而是自我修養；并非聚斂財富，而是精神的提升；并非拓寬疆土，而是拓寬人類的同情（empathy）。可以說，這是西方更深入、更觸及精神方面的文化自覺。
如果說西方文化數百年來處于強勢地位，其文化自覺在文化多元發展的大趨勢下更多地傾向于審視自己文化的危機和弱點，那么，中國文化近百年來，作為一種弱勢文化，不斷受到西方文化的輕視和壓抑，當代中國的文化自覺，首先就是與本民族文化復興的強烈愿望結合在一起。正如我國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民族學家費孝通所說，中國的文化自覺首先是要了解自身文化的種子（基因），也就是民族繁衍生息的最基本特點；其次，必須創造條件，對這些基本特點加以現代解讀，這種解讀融會古今中外，讓原有的文化基因繼續發展，使其在今天的土壤上，向未來展開一個新的起點；另外，還要將中國文化置于全球化的語境之中，研究它與其他文化的關系，使其成為正在進行的全球文化多元建構的一個組成部分。這是我們過去從未遭遇，也全無經驗的一個嶄新的領域。
西方文化把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新的參照系，并從中吸收營養
近年來，西方文化顯示了對他種文化的強烈興趣，特別是對中國文化的興趣。他們首先把中國文化作為一個新的參照系，即新的“他者”，以之作為參照，重新反觀自己的文化，找到新的認識角度和新的詮釋。法國學者法朗索瓦·于連（Francois Jullien）寫了一篇題為《為什么我們西方人研究哲學不能繞過中國？》的著名文章，在他看來，“穿越中國也是為了更好地閱讀希臘”，他認為，“我們對希臘思想已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為了了解它，也為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暫時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而中國正是構成這種“外在觀點”的最好參照系，因為“中國文明是在與歐洲沒有實際的借鑒或影響關系之下獨自發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是從外部正視我們的思想——由此使之脫離傳統成見——的理想形象”。他強調指出，“我選擇從一個如此遙遠的視點出發，并不是為異國情調所驅使，也不是為所謂比較之樂所誘惑，而只是想尋回一點兒理論迂回的余地，借一個新的起點，把自己從種種因為身在其中而無從辨析的理論紛爭之中解放出來”。
其次，不但是作為參照，還要從非西方文化中吸收新的內容。2004年里查·羅蒂訪問復旦大學哲學系時說：“我隔了20年再次來到上海，中國的變化簡直可以用奇跡來形容。這個奇跡不是改變了我的思考，而是進一步印證和強化了我已有的看法，那就是中國是未來世界的希望。”在北京大學比較文學與比較文化研究所舉辦的“多元之美”國際學術討論會上，法國比較文學大師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教授特別提出，“弗朗索瓦·于連對于希臘文化與中國文化的研究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它正好印證了我已經講過的經由他者的‘迂回'所體現出來的好處”。他還強調說，“從這次研討會的提綱中，我看到“和諧”（“和實生物，同則不繼”）概念的重要性……中國的‘和而不同'原則定將成為重要的倫理資源，使我們能在第三個千年實現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币恍┟绹鴿h學家的著作也體現了這種認識論的改變，如安樂哲（Roger Ames）和大衛·霍爾（David Hall）合作的《通過孔子而思》（Thinking Through Confucius）、斯蒂芬·顯克曼編撰的《早期中國與古代希臘——通過比較而思》等，類似觀點的著作還很多。
另外，改變殖民心態，自省過去的西方中心論，理順自己對非西方文化排斥、輕視的心理，這一點也很重要。意大利羅馬大學的尼茲教授認為，克服西方中心論的過程是一種困難的“苦修”過程。在《作為非殖民化學科的比較文學》一文中，他說：“如果對于擺脫了西方殖民的國家來說，比較文學學科代表一種理解、研究和實現非殖民化的方式；那么，對于我們所有歐洲學者來說，它卻代表著一種思考、一種自我批評及學習的形式，或者說是從我們自身的殖民意識中解脫的方式。……它關系到一種自我批評以及對自己和他人的教育、改造。這是一種苦修（askesis）！”沒有這種自省的“苦修”，總是以殖民心態傲視他人，多元文化的共存也是不可能的。
總之，許多先進的西方知識分子提出人類需要的不是一個單極統治的帝國世界，而是一個多極均勢的“社會世界”，一個文明開化、多元發展的聯盟。要達到這個目的，人類精神需要發生一次“人類心靈內在性的巨大提升”，它表達的是對另一個全球化的期待，這就是全球的多極均衡，多元共存，也就是一個“基于生活質量而非個人無限財富積累的可持續性的文明”。從這種認識出發，他們一方面回歸自身文化的源頭，尋求重新再出發的途徑；另一方面廣泛吸收非西方文化的積極因素，并以之作為“他者”，通過反思，從不同視角更新對自己的認識。這些新發展構成了與過去的漢學（中國學）很不相同的“新漢學”。
從意識形態到烏托邦，顯示西方文化主流學者對中國文化的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層面
反觀中國，有關中西文化關系研究的著作日益增多，特別是漢學（或中國學）研究更是蓬勃發展。但總的說來，顯然研究西方對中國的影響的著作較多，從反方向研究中國文化對西方文化影響的專著卻相對較少，尤其缺少這方面的綜合性系統研究。特別是對于西方主流文化中的中國文化因素，更是幾乎付諸闕如！
事實上，中國文化正是通過伏爾泰、萊布尼茲、榮格、白璧德、龐德、奧尼爾、色加楞、米肖等主流文化的哲學家、思想家、文學家的融會貫通，包括誤讀和改寫，才真正進入西方文化的。這些西方主流文化的大家并不全面熟悉中國文化，也并不精通漢語，但卻從中國文化中汲取了至關重要的靈感和啟迪。這是一個十分復雜的過程，包括誤讀、改寫、吸收和重建，這種研究不是一般通行的漢學研究所能代替的。這個過程的目的首先都是為了尋找一個外在的視角，以便更好地審視和更深刻地了解自己。但要真正“外在于自己”卻并不容易。人，幾乎不可能脫離自身的處境和文化框架，他們對“異文化”的研究和吸取也就往往決定于其自身的處境和條件。當他們感到自身比較強大而自滿自足的時候，他們在異文化中尋求的往往是與自身相似的東西，以證實自己所認同的事物或原則的正確性和普適性，也就不免將異文化納入本文化的意識形態而忽略異文化的真正特色；反之，當他們感到本文化暴露出諸多矛盾，而對現狀不滿時，他們又往往將自己的理想寄托于異文化，將異文化構建為自己的烏托邦。從意識形態到烏托邦構成一道光譜，顯示著西方文化主流學者對中國文化理解和吸收的不同層面。 《中國民族報》2007年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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