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4日，中國比較文學學會會長、全國外國文學學會理事樂黛云在“創造的多樣性：奧林匹克精神與東方文化——北京2008奧運國際論壇2004大會”上發表了題為《東方和諧文化對當代“文明沖突”的啟示》的演講，以下為演講摘要：
一、“文明沖突論”與帝國一元論
“文明沖突論”最早的提出是在1993年。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主要論點如下：第一，文明是人的最高文化歸屬，是人必不可少的文化認同的最大層面，是人區別于其他物種的根本。第二，文明之間的權力均勢正在變更。亞洲文明正在壯大其經濟、軍事、政治力量；伊斯蘭文明人口激增。第三、亨廷頓認為，由意識形態和超級大國關系界定的聯盟正讓位于由文明界定的聯盟。第四、由文明沖突而導致的戰爭，其特點是：相對持久、時斷時續、暴力水平高、意識形態混亂、難以通過協商解決等。第五、西方的生存有賴于西方人把他們的文明看作是獨特的而非普世的并團結一致對付來自非西方的社會的挑戰。
《帝國——全球化的政治秩序》一書于2000年出版。這本書由內格利和哈特合寫。其基本觀點是：全球化政治新秩序——一種新的主權形式：帝國正在生長、成形。新的全球的主權形式就是“帝國”。這是一個中心消解的、無邊界的龐大體系，文化與經濟始終處于暢通的流動貫通狀態。民族國家的概念被弱化，統治人類的重任落到超國家的帝國體制的肩上。這個新世界結構的政治主體形式就是“帝國”！它沒有內外的區隔，在無所不在的虛擬空間操作，不再以民族國家的國界為區分。
是為美國單邊統治服務的霸權理論。持這種論調的人認為世界正在進入一個“分叉和無序”的轉型時代，這是一個具有高度不確定性的時代。國際當權者不應再力圖維護現存體系而應立足于現存體制正在解體，力圖從中得到最大利益。“世界秩序必須建立在美國軍事力量的無可匹敵的超強地位的基礎上”。他們的新帝國大戰略就是先發制人，以假想敵為攻擊對象，重新確定“主權”的含義，主權有限論，輕視和改寫國際準則，提倡所謂“后民族時代”的到來。
從“文明沖突論”到“帝國”再到“新帝國論”，體現出一條明確的線索，就是世界正面臨文明的間的緊張對抗與權力間的激烈沖突。當前的文化沖突中，中國文化究竟能開發出何種資源，作出何種貢獻？同時，中國文化如何在與“他者”的對話中對自己進行重新再認識？
二、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的現代性維度
西方文化長期以來習慣于“主客二分”的思維方式，重視以主體為一方的對客體的切割、分類而加以認識。人們總是相信自己從客體抽象出來的“規律”，并將之崇奉為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適性，他們崇尚抽象的規律性遠遠超過于關心事物的特殊性和具體性。由此出發，現存集中的權力系統只能通過普適化、均一化、互相隔離的分類方法來管理世界，這就損壞了事物廣泛聯系的復雜性，也就損壞了真正有創意的自由發展。不可改變的規律性、普適性發展到極端，就是文化霸權的理論基礎。中國的思維方式卻是多種多樣的。例如：
1）“執兩用中，一分為三”
《易經·系辭傳》明確提出：“易之為書，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史記·律書》也曾提出：“數始于一，終于十，成于三”可見中國傳統文化有開始就提出了“一分為三”的原則。作為中國文化支柱之一的八卦就是由三畫組成的，由三而演化至于無窮。所以說“太極元氣，函三而一”當兩種原不相干的事物相遇，而構成“場域”，就產生了新的、不同于原來二者的第三個東西，這就是“系統論”所強調的1+1不等于2，中國文化的表述則是“一分為三”。老子說：“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二生三”也就是萬物沖搖而和，也就是混沌之中“有物混成”，它是萬物存在的邏輯，所謂三生萬物正是這一邏輯的現象存在。《禮記·中庸》強調：“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中庸》的真精神就在于“過猶不及”，“執兩用中”。這個“中”并不是“折中”，而是從“兩端”中產生出來的那個新的“三”。
因此，人們在認識事物時，首先要“執其兩端”也就是老子所說的“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盈，音聲相和，前后相隨，恒也。”然后，“求其中道”而為我所用。這種“中道”并非一成不變，而是在千變萬化之中。
2）五行相生相克
意謂世界萬物皆由此五種因素及其所構成的關系所組成。如：
木 火 土 金 水
青 赤 黃 白 黑
肝 心 脾 肺 腎
東 南 中 西 北
春 夏 長夏 秋 冬
相克：水克火 火克金 金克木 木克土 土克水
相生：水生木 火生土 金生水 木生火 土生金
萬物相生相克，廣泛聯系。因此，中國傳統文化一向重視差別，提倡“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很早就認為“不同”是事物發展的根本。所謂“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以他平他”，是以相異和相關為前提的，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并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則是以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是窒息生機。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則是“和”。這種思想為多元文化共處提供了不盡的思想源泉。
3）“反者道之動”
數百年來無論是西方還是在西方影響下的東方，不管是人文科學還是社會科學，進化論的影響都十分深遠。人們竭盡全力往前飛奔，對自然資源榨干了還要再榨，人的生活享受了還要再享受，人類趨向未來的速度快了還要再快……這已經成為許多人的思維方式和生活模式。至于未來是什么，“新”是不是一定比“舊”好？萬眾所趨的目的地何在？人們究竟奔向何方？除了作為個體的人必然趨向的墳墓而外，沒有任何真正具有確定性的回答可以被提供出來！
中國古訓所強調的卻與此不同，從老子的《道德經》開始，就強調“反者道之動”，道的萌動，總是從回歸開始，萬物的運動都有一種復歸的傾向，都要回到運動的原點，在新的認識和新的經驗的基礎上，重新再出發，從而上升到更高的境界。中國哲學不重視以時間為主體的線性發展，而更重視向原點的復歸，也就是“反本開新”。既然萬物都在不斷回歸和再出發，而不是向某個方向“飛奔”，也就沒有匆忙的必要，中國文化強調“聽其自然”，強調“萬物靜觀皆自得”，強調“無為”，強調協同發展，但同時它又反對停滯不變，作為中國文化古遠根源的《易》的核心就是發展變易。這對于“可持續發展”，對于制止當今社會的盲目狂奔難道不是很好的參照和緩沖嗎？
4）“太乙生水，水反輔太乙”
中國哲學所講的回歸又不是單純的回歸，而是有互相輔助、補充的作用。1993年，湖北荊門郭店戰國墓出土：“太乙生水，水反輔太乙，是以成地，天地復相輔也，是以成神明。神明復相輔也，是以成陰陽。陰陽復相輔也，所以成四時。四時復相輔也所以成冷熱。冷熱復相輔也所以成濕燥，濕燥復相輔也，成歲而后止。”歲指農業收成。這就是相輔相成的宇宙模式和思維模式。這對于以現代思想反輔傳統思想，以傳統思想輔助現代思想，在新的基礎上，找到方向再出發有深刻的意義。
5）“和而不同”，尊重差別
中國傳統文化一向重視差別。很早就認為“不同”是事物發展的根本。西周末年（約公元前七世紀），伯陽父（史伯）同鄭桓公談論西周末年政局時，提出“和實生物，同則不繼”的思想。指出西周將滅，就是因為周王“去和而取同”，去直言進諫的正人，而信與自己茍同的小人。他第一次區別了“和”與“同”的概念，他說：“以他平他謂之和，故能豐長而物歸之。若以同裨同，盡乃棄矣。”“以他平他”，是以相異和相關為前提的，相異的事物相互協調并進，就能發展；“以同裨同”則是以相同的事物疊加，其結果只能是窒息生機。
“和而不同”是中國傳統文化的核心觀念之一。因此，孔子（BC.551—BC.479）說“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不同”是作為做人的根本原則而提出的。
但這里提出的“不同”，并不是互不相關，各種“不同”因素之間，必須有“和”，“和”就是事物之間和諧有益的相互關系。“和”在中國是一個古字，見于金文和簡文。“和”在古漢語中，作為動詞，表示協調不同的人和事并使之均衡（并非融合為一）。如《尚書·堯典》：“百姓昭明，協和萬幫”（這里強調的是“萬幫”，而不是融為“一幫”）。古“和”字還有“順其道而行之”，不過分，得其中道的意思。如《廣韻》：“和，順也，諧也，不堅不柔也”《新書·道術》：“剛柔得適謂之和，反和為乖”，都是和諧適度的意思。
“和而不同”原則認為事物雖各有不同，但決不可能脫離相互的關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義就是要探討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關系網絡中如何共處。在中國，儒家立論的基礎是人和人的關系，道家立論的基礎是人和自然的關系，都是在不同的領域內探討如何和諧共處的問題。“和”的主要精神就是要協調“不同”，達到新的和諧統一，使各個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發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中國傳統文化的最高理想是“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萬物并育”和“道并行”是“不同”；“不相害”，“不相悖”則是“和”。莊子的最高理想是“太和萬物”，使世界達到最完滿的和諧。作為儒家核心的道德倫常觀念，強調“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君義臣忠”等雙方面的行為規范，力圖找到兩者之間關系的和諧和適度。所以說：“禮之用，和為貴”“禮”是共同遵守的原則和規范，它必須在和諧、適度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實現。這種在“適度”的基礎上，不斷開放，不斷追求新的和諧和發展的精神，為多元文化共處提供了不盡的思想源泉。
三、中國傳統文化對化解“文明沖突”可能作出的貢獻
目前，尊重差別，已成為相當多人的共識。意大利著名思想家和作家恩貝托·埃柯（UmbertoEco）在1999年紀念波洛尼亞大學成立900周年大會的主題講演中提出，歐洲大陸第三個千年的目標就是“差別共存與相互尊重”。他認為“人們發現的差別越多，能夠承認和尊重的差別越多，就越能更好地相聚在一種互相理解的氛圍之中”。
特別是二十世紀后半葉以來，人類思維方式有了很大變化：過去，傳統的邏輯學范式是以主觀和客觀的分離為觀察世界的出發點、承認不變的規律、強調事物的本質和必然性；新起的現象學范式則以不確定性為核心、強調主客合一，認為一切事物都會因主體的激情、欲望、意志和觀察事物的立場和角度的變動而變動。最近盛行的互動認知(reciprocal cognition)方式，則著重從“他者”的視角來重新認識和發現自我。例如法國的于連（Francois Jullien）教授認為西方人需要穿越中國才能更好地閱讀希臘，“因為我們對希臘思想已有某種與生俱來的熟悉，為了了解它，也為了發現它，我們不得不暫時割斷這種熟悉，構成一種外在的觀點”，而中國正是構成這種“外在觀點”的最好參照系，因為“中國的語言外在于龐大的印歐語言體系，這種語言開拓的是書寫的另一種可能性；中國文明是在與歐洲沒有實際的借鑒或影響關系之下獨自發展的、時間最長的文明……中國是從外部正視我們的思想——由此使之脫離傳統成見——的理想形象”。
由此可見，無論是為了維護一個多元文化的和諧社會，還是為了認知方式本身發展的需要，重視“差異”，堅持“和而不同”原則都是當前一個十分重要的問題。但要真正作到這一點卻并不容易，主要障礙來自當前盛行的兩種思潮：第一種思潮是全球主義意識形態，包括普遍主義、新雅各賓主義、新保守主義等；第二種思潮屬于后殖民時代的絕對民族主義、文化相對主義，文化孤立主義等。
作為“全球意識形態”的對立面而存在的后殖民時代的民族主義思潮，認為普遍主義者指為“普遍”的東西多是獨斷的、僵化的，并有強加于人的暴力傾向；他們反對任何結構的制約，認為不存在中心，也沒有所謂普遍性，只有互不關聯的特殊性。他們強調的后現代主義的“無深度概念”消解了一切現象與本質，必然性與偶然性、普遍與特殊、能指與所指之間的聯系（所謂能指的漂浮），使一切事物成為既無時間連續性，又無空間相關性的孤立個體，他們都只強調差別而忽視聯系。文化孤立主義與文化相對主義都是為保持既有差異而反對相互影響交流和壓制更新的。其實，只承認“差別”遠遠不夠，重要的不是各自孤立的、不同的個體，而是通過相互理解和尊重聯結起來的，同時又保存著原有差異的不同個體所組成的群體。中國古訓中的“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強調的就是各種因素雖各有不同，但決不可能脫離相互的關系而孤立存在，“和”的本義就是要探討諸多不同因素在不同的關系網絡中如何共處，也就是如何協調各種“不同”，達到新的和諧統一，使各個不同事物都能得到新的發展，形成不同的新事物。
事實上，在全球資訊時代，人類面臨的仍然是歷史上多次遭遇的共同問題：如生死愛欲問題，即個人身心內外的和諧生存問題；權力關系與身份認同問題，即人與人之間的和諧共處問題；人和外在環境的關系問題，即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共存問題。追求這些方面的“和諧”是古今中外人類文化的共同目標，但這種“普遍性”在不同歷史時期和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環境中有完全不同的表現而形成不同的文化特殊性。可以說從古至今，各種不同文化都在竭力探索這些有關生存之道的共同困惑，深入了解不同文化對這些共同困惑的探索，堅持進行持續的交流互動，也許可以把我們從目前單向度的、貧乏而偏頗的全球主義意識形態中解放出來。
要削弱以至消解文化霸權主義和文化孤立主義，最根本的關鍵就是普通人們之間的寬容、溝通和理解。在溝通普遍性與特殊性，發展文化多元化，保護文化生態等方面，中國傳統文化可以作出自己的特殊貢獻。回響著悠久的歷史傳統的回聲，又同時受到當代人和當代語境的的取舍與詮釋。通過多種不同文化體系之間的多次往返對話，這些問題就能得到我們這一時代的最圓滿的解答，同時為這些問題開放更廣闊的視野和前景，人們的思想感情也就由此得到了溝通與理解。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