見到任繼愈先生已經不知多少回了，多數是在國家圖書館舉行的重大活動上。作為館長，他都會欣然發表一番講話，而我只是默默地聽著，遠遠地注視著這位在眾人包圍之中的尊敬的長者。第一次與先生面對面地交流是4月14日，先生從國圖館長的任上退下已近1個月。
●哲學的性格在于尋根問底
1934年，中學畢業的任繼愈以優異成績考上了北京大學哲學系，這是他最想讀的一個學校和最理想的一個系。在當時社會環境下，讀哲學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職業。與先生同進哲學系的共有十幾個人，最后只剩下3個人，先生便是其中之一。
任繼愈緣何喜歡研究哲學？因為他遇事總愛打破砂鍋問到底，而哲學的性格恰恰在于尋根問底，探究“人活著為什么？”、“社會發展到哪里去？”等抽象的問題。
任繼愈以研究中國哲學史著稱，而當初他的興趣在于西方哲學史，大學三年級的一次長途跋涉奠定了他未來的人生和學術走向。那一年，也就是“七七事變”爆發后，北大決定南遷，任繼愈隨校南移湖南衡山腳下的北大文學院，半年后又遷往設立在云南蒙自縣的西南聯合大學。任繼愈參加了由學校組織的“湘黔滇旅行團”，走了將近兩個月，行程1300多公里。一路上風餐露宿，辛苦自不待言。“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了中國農村的貧困和敗落。”任繼愈后來這樣寫道，他開始思考自己的人生理想如何與眼前的農村現實發生關系。他決定窮極一生，去探究中國的傳統文化與傳統哲學。
“我現在經常回憶起在西南聯大的那段時光。”任繼愈說。當時學校條件雖差，但很溫馨，師生共處一棟三層樓的宿舍，天天見面，朝夕相處。西南聯大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等一批名校組成，位于大后方，聚集了中國一批知識精英，學術氣氛濃厚。課余經常舉辦一些學術講座，任繼愈有時間就去聽。比如馮友蘭的“禪宗思想方法”、賀麟的“知行合一新論”與陳國符的“道藏源流考”等。
濃厚的學術氛圍，為任繼愈以后的學術研究和知識結構的拓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礎。時光荏苒，當年的年輕人已進耄耋之年，任繼愈依舊對哲學寄予厚望：經濟越發展，人們看問題越深入，哲學的任務越重大。
●毛澤東啟發他研究宗教
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著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
1963年冬天，周恩來訪問亞非十四國后，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加強研究外國的工作，籌備建立包括以美國、蘇聯為對象的14個研究所。毛澤東1963年12月31日在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對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回教、佛教）的研究。因為有了這個批示，任繼愈于1964年受命組建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在世界大多數國家的思想界都公認中國無宗教時，任繼愈挺身而出，試圖駁倒這一觀點。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維系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他重新提出了“儒教即宗教”的觀點，并在他主持的世界宗教研究所專門成立了一個儒教室。
目前，在學界，公認任先生對中國哲學的最大貢獻是：他認為儒、釋、道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三大支柱，并深刻而又廣泛地影響著我國社會各階層。他力圖把中國佛教思想納入中國哲學發展的主流，并認為道教對中華民族的重要性絕不亞于佛教。在他的思想意識當中，始終認為思想文化的研究也要從國情出發，而“多民族統一大國”則永遠是中國的國情。當然，他仍然堅信人類走到某一天，有可能便會進入“大同社會”。國家組織消亡，而宗教與哲學依然存在。宗教的基礎是信仰，哲學的基礎是懷疑。宗教不如哲學那么徹底，宗教的壽命比國家長，哲學的壽命比宗教長。
●無名無利整理古籍
古籍整理是先生近年來投入精力最多的一件事。由他任主編的107冊的《中華大藏經》，歷經十余年才陸續出齊。
任繼愈認為，圖書不同古董，不是花瓶，而是供人閱讀的，現在有些書躺在圖書館里，不整理就不能發揮實際作用。像《中華大藏經》的底本《趙城金藏》，本來深藏在圖書館里，保存得很好，讀者看不到，現在把它整理出來，大家就能用了。
古籍整理是一件與名利無關的事，先生多年來孜孜以求，專注于這一項“造福后人”的事業，卻每每感嘆于事業后繼乏人。
“如今的大學畢業生比較現實，一個地方給1000元工資，另一個地方給1500元，他就去給1500元的地方，全然不考慮理想，不考慮有沒有興趣。”先生最后感慨道：“有的年輕人不愿意開荒，只愿意收獲。如果大家都這樣對于集體只講索取，不講回報，或者索取得多回報得少，集體就沒有發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