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簾輕垂，柔光彌漫，一如主人和雅溫文；幾案廖廓，唯學所需，仿佛主人素樸簡約；書香盈架，翰墨寸心，流露主人博學睿智；斗室無華，經年未飾，足見主人并不以外物縈懷。
國家圖書館。一間三十多平方米的辦公室被隔成內外兩間，內室為學、外屋會客，每逢周一、周四，他的主人，那個腰板挺直、徐徐而行的老人總會如期而至。一晃19年了，“我剛來圖書館的時候，這里就是這個樣子”，望著熟悉的房間，年滿九旬的任繼愈先生感到自在。
考慮到老人年事已高，國家圖書館曾經向老人提議在辦公室內加設一個獨立的衛生間，但被老人謝絕了：“我每周只有兩天在這里，沒有這個必要。”其實，老人是怕麻煩他人。
“少想想自己，多為別人考慮”是老人一貫的處世原則。至今，老人每次到館，從不讓司機把車開到辦公樓門前，“那樣會妨礙別人出入”。
2005年，任先生卸任國家圖書館館長，改任名譽館長。他在任18年，見證了國家圖書館日新月異的發展，為此老人傾注了大量的心血。然而，在離任之際，作為國家圖書館任職時間最長的館長，他卻只把一件“功勞”記在了自己名下：曾在一塊經常被員工無意中打破的玻璃門上，釘上一條木板，提醒人們留意，這塊玻璃從此無恙。如此而已。
不居功、不自傲，淡然中顯出從容，這是老人的大家氣度。
以沉重之心探究哲學
琵琶起舞換新聲，
總是關山舊別情。
撩亂邊愁聽不盡，
高高秋月照長城。——王昌齡
聽老人講他當年如何走上中國哲學研究之路，不由自主地想起王昌齡這首《從軍行》，與老人一同回到那個“撩亂邊愁聽不盡”的烽火年代，仿佛跟隨老人回到1938年。當時，21歲的任繼愈還是北京大學哲學系三年級的學生，“七七事變”爆發，北大被迫南遷長沙，成立“臨時大學”，后又遷往昆明。從長沙到昆明，聞一多先生與李繼侗、袁復禮等幾位教授和240多名師生選擇了徒步前往，稱為“湘黔滇旅行團”，任繼愈也身在其中。這次“旅行”行程1300多公里，歷時兩個月。
這是自幼生長于小康之家的任繼愈第一次近距離接觸當時社會最底層的普通民眾。農民的貧困、農村的破敗，讓這個年輕人深受震撼；國難當頭，生活于困頓之中的民眾卻能舍生取義，拼死抗敵，中華民族在危難中的不屈精神，令他感動，也讓他深思。“不了解中國的農民，不懂得他們的思想感情，就不能理解中國的社會；不懂得中國的農民、中國的農村，就不可能懂得中國的歷史。人生的歸宿，最后的真理，如何與當前廣大貧困的農民和破敗的農村發生聯系，對我來說一直是個問題，無法解決”，在帶有自傳性質的《我的追求》一文中，他回憶道，“我深信探究高深的學問，不能離開哺育我的這塊災難深重的中國土地。從此，我帶著一種沉重的心情來探究中國傳統文化和傳統哲學。”
把爬著螞蟻的磚頭翻過來，心里會想“螞蟻會不會頭暈呢？”孩童時代，任繼愈就是這樣一個凡事都要問“為什么”的孩子；在北平大學附中讀高中，在老師的影響下開始讀梁啟超、胡適、馮友蘭他們關于老子生年辯論的文章，引發了研究哲學的念頭，最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這個他最想就讀的學校和專業。然而，這次“湘黔滇旅行團”的經歷，讓他的思想完成了一次嬗變，從此，他確立了學術研究的方向，并將一生托付給這項事業。
當年，同任繼愈一同考入北大哲學系的有十幾人，最后堅持下來、終身以哲學研究為事業的只有三個，任繼愈便是其中之一。至今，老人仍常常回憶起在西南聯大的日子，條件雖然艱苦，但特殊的情勢卻令師生有機會朝夕相處，任繼愈從中受益匪淺。這一時期的學習，奠定了他豐厚的學養基礎。
1938年大學畢業后，任繼愈考入北京大學文科研究所，師從湯用彤、賀麟先生，從1942年起，他任教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了22年的教學生涯。任繼愈將自己的一間書房命名為“潛齋”，“那是要以打持久戰的抗戰精神潛下心來讀書、研究學問”。其間，在1961年，他主編出版了四卷本《中國哲學史》，這本教科書中的經典，至今已經再版十余次，全國各大學大多采用了這部教材。
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找任繼愈談話，詢問有關北京大學哲學系宗教研究的情況。毛澤東表示，北大應加強宗教研究。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我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1978年屬中國社會科學院）。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任繼愈提出了“儒教是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這一觀點，打破了國內外思想界普遍認為的“中國古代無宗教”的固有觀念。這是一個觸及如何認識中國古代傳統文化的根本問題，可謂一石激起千層浪。時至今日，有關“儒教”問題的爭論仍在持續著。
回首任繼愈先生數十年的學術歷程，佛學研究和儒教研究是他用力最勤的領域，而這兩大研究的基礎，都離不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深刻理解。從這個意義上說，“他不僅是研治中國哲學的專門家，而且是一位全方位的研治中國傳統文化的學者”，任繼愈先生的弟子、著名學者李申對老人的評價可謂中肯。
然而，采訪任繼愈先生，讓他談談自己，是一件十分困難的事情。每到“關鍵處”，老人總是輕巧地把話題岔開，他強調得最多的是，與他人相比，自己并非最出類拔萃者，都是機遇，“如果沒有社會的培養，就沒有個人的成才。我從不覺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不能把功勞記在我自己的名下。我四十多歲的時候編《中國哲學史》，當時恰好找到我，如果找到別人，也一樣能編出來。如果我就此忘乎所以，以為我就是了不起的哲學家了，這和我的實際情況不符。”
以利他之心整理典籍
獨坐幽篁里,
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
明月來相照。——王維
自古以來，竹與中國文人便有不解之緣。而當年王摩詰獨坐竹林深處，不求外人知音，但愿怡然自得的心境，在今天的學術界已不多見。
二十多年前，任先生從北大遷居北京三里河，北大舊窗前的那一叢竹子也一并被主人攜來新居。竹子生命力旺盛，越冬不枯，既可以為深受眼疾困擾的老人遮蔽日光曝曬，滿眼綠色又似一付專供主人明目提神的清涼劑。任先生曾有一部隨筆自選集以“竹影”名之，恰與妻子馮鐘蕓的《蕓葉集》相伴相和。
竹影掩映中的家，在老人看來，是一個“單純”的地方：讀書、閱稿、吃飯、睡覺而已。由于一般訪客從不被安排在這里見面，這為老人拓展出一片自我的空間。每天，老人凌晨4點多就起身，工作到早上8點前后。“怠為萬惡之源，對我們讀書人來說，更是關鍵。”老人曾經這樣教育自己的子女。由于視網膜脫落，老人的右眼已經完全失明，“光靠一只眼睛看東西，很累”，饒是如此，老人每天仍要工作六七個小時。近年來老人主編的許多大部頭著作都是在這里完成定稿的。
1987年，任先生從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調任當時稱為“北京圖書館”的國家圖書館館長。“我是一個受圖書館惠澤極多的人，對圖書館、讀者，我應該有所回報”，老人把這次履新看作是一次“報答”的機會。2005年，老人離任時，曾坦言心中最大的遺憾：沒能將國家圖書館的“家底”全部摸清。“圖書不同于古瓷器，它們不僅有文物價值，還要發揮作用。只有讓人們能閱讀、能利用，它們的價值才能真正發揮出來。”
為了讓塵封已久的古代文獻煥發出新的神采，老人不遺余力。
以國家圖書館鎮館之寶《趙城金藏》為底本、總字數過億的《中華大藏經》在他的主持下，歷經十余年完成了107卷，其2億字規模的《續編》也啟動在即；另一件鎮館之寶文津閣《四庫全書》在他的推動下已經影印出版；4年前依托國家圖書館館藏啟動的“中華再造善本”工程目前已經令200多種珍稀善本舊貌換新顏；皇皇7億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中華大典》也進行了10年，作為編纂委員會主任委員，任先生還承擔了《哲學典》的主編，已經進入收尾階段；近日，他又出任點校本《二十四史》和《清史稿》修訂工作的總編纂……
古籍文獻整理，任先生近年投入精力最多。熟悉任先生的人都知道，任先生從不作“掛名主編”。大到選題框架、寫作提綱，小到部分篇章的審讀，任先生總是親力親為。古籍整理，下的是苦功。在很多人看來，以任先生這樣“國寶級大師”的身份，加之如此高齡，本不必如此辛苦：不要說將自己多年來的研究成果梳理貫通、著書立說，留名學界，即便只是寫寫回憶文章、隨筆感言，他人也求之不得。然而，老人卻認定了古籍整理這項遠離名利的“苦差使”。
“文化建設，首先要有文化的積累。現在的青年人讀古書已經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作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們花費更多功夫。在這方面，我們這一輩人還有一些優勢。我們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在老人看來，在未來二三十年，中國將迎來有史以來的又一輪新的文化高潮，“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承前啟后，是我們這代人的任務。”
在整理古籍的同時，任繼愈先生還先后主編了《宗教大辭典》、《佛教大辭典》、《道藏提要》等一系列工具書，同樣，老人也把它們看得很重。在卷帙浩繁的學術大河中，“給他人以方便”，是老人最大的滿足。
以律己之心對待人生
沙灘銀閘憶舊游，
揮斥古今負壯猷，
履霜堅冰人未老，
天風海浪自悠悠。——任繼愈
這首詩是任繼愈先生與大學同窗胡繩先生共懷昔日往事時的唱和之作，磅礴之氣躍然紙上。至今，任先生仍然在為少年時所負“壯猷”的實現而孜孜不倦地努力著。
本月，老人將迎來九十整壽。然而，只要有人稍稍提及老人生日的事情，老人便會馬上“祭出”多年來一直堅守的三個規矩：“不過生日、不赴宴請、不出全集”。
“不過生日，是因為既耽誤我的時間，也耽誤別人的時間”，老人解釋道，“我七十歲那年，很多天南地北的學生要趕來給我過生日，我說，你們來，我就躲出去！”
“不赴宴請，是有些倚老賣老啦，有時國家圖書館一些必要的應酬，我就請其他館長代勞。怕耽誤時間，再說，那些場面上的客套話我也說不全。”
“不出全集，是因為我自己從來不看別人的全集。即便是大家之作，除了少數專門的研究者，其他人哪能都看遍？所以，我想，我的全集也不會有人看。不出全集，免得浪費財力、物力，耽誤人家的時間。”
的確，時間寶貴，老人要做的工作實在太多。由于古籍整理工作幾乎占去了老人的全部時間，他只得把自己的寫作計劃暫時放下，但是，在老人的心里，卻一直有所惦記：“以前編的那套《中國哲學史》，因為是教科書，所以很多未定之說不能寫進去。我一直在思考，再寫一本《中國哲學史》，只談我自己的研究心得，不想太長，30萬字吧。”
要把幾十年對中國哲學史的理解濃縮在30萬字的篇幅中，難度不言而喻。在不少學者以“著作等身”為榮耀的時候，老人卻反其道而行之。對此，老人的思量更為久遠：“歷史上有很多書，號稱學術著作，卻沒有學術性；號稱科學著作，卻沒有科學性。因緣時會，也曾行時過一陣子。時過境遷，便被人遺忘得干干凈凈。主持這個淘汰選擇的就是廣大讀者。天地間之大公無過于是者。我自己寫書，希望它的‘壽命'能長一點。”
“天風海浪自悠悠”，在給女兒任遠的信中，老人曾寫道：“讀點歷史，使人懂得‘風物長宜放眼量'，不能用一時的行時或冷落來評量學術上的是非。有了這樣的認識，心胸可以放得開一些，不至于追逐時尚，陷于庸俗。”
在老人看來，“究天人之際”是哲學的永恒主題。從天到人，任繼愈的哲學研究，始終是關注人的學問。“學術不是書齋里的文字游戲”，老人說。
與他談天，不會有年齡的隔閡，因為，他的心，始終在和時代的脈搏一起跳動。
談啟蒙，他能從當年自己聽小學老師曹景黃講《論語》“脅肩諂笑，病于夏畦”從而造就了他鄙視趨炎附勢的人生觀說起，講影響孩子一生的價值觀、榮辱觀教育的重要；談教育，他能從研究生發表論文的量化評定標準說起，講研究生培養機制改革的迫切性；談文化，他能從傳統小農意識對中國人的影響說起，講現代化進程中文化革新任重道遠；談國學，他能從古人重“孝”，而在今天獨生子女日多的情況下除了講“孝”外還應健全社會保障體系說起，講國學對今日中國的意義……“世間沒有純學術的社會科學，不關注人、不關注社會的學問是假學問”，誠信斯言。
“您人生的目標是什么？”在結束采訪前，記者提出了最后一個問題。沉吟片刻，老人緩緩地答道：“只講自己弄明白了的話。”
孔子說：“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從心所欲，不逾矩。”老人在八十歲時，卻請人治了一枚印章，只六個字：“不敢從心所欲”。
律己為人，是老人一生的寫照。
回聲
鳳毛麟角，人才難得。
——毛澤東
誠信不欺，有古人風。
——熊十力（任繼愈 老師，著名哲學家）
任繼愈先生是圖書館界的一面旗幟，作為一名德高望重的資深學者，這面旗幟和國家圖書館的地位是相稱的，把許多專家學者、知識界以及社會上關心圖書館事業的人們吸引、聚集到這面旗幟下，大大提高了國家圖書館崇高的學術地位、文化形象。
——孫家正（文化部部長）
我每次回國，別的地方可以不去，但一定要去看望任繼愈先生。我上大學時是個窮學生，身體也不大好，任先生每個月都資助我一些錢。
——李澤厚（著名學者）
《光明日報》2006年4月9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