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落在高粱河畔、綠樹掩映中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誕生于1909年。這座精神殿堂作為歷史變革的見證，它肩負著民族教育與文化傳播的神圣使命，承載著炎黃子孫繾綣的文化情結。在這里我拜訪了它曾經的掌門人，原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任繼愈先生。
任繼愈，我國著名的宗教學家、國學大師。1934年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1941年西南聯大碩士畢業。他是一個官銜很多、學問也很多的人：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國第一個宗教學系，培養了第一批宗教學本科生；他編纂、撰寫了許多至今仍影響甚廣的鴻篇巨著；他一生誠信不欺，最痛恨阿諛奉承、巧言令色之人；他在政界被重用、在學界被尊仰；他被毛澤東主席稱為“鳳毛麟角”之人；他桃李滿天下，許多著名學者都出自他的門下；1987年他又把脈國圖——出任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
哲學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抽象、深奧和難懂的，尤其是在舊社會那種社會環境下，學哲學似乎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職業。作為少年時代就夢想成為一名醫生的任繼愈，卻最終選擇了哲學
任繼愈1916年4月出生于一個世代書香的大家庭。他的父親是國民黨的軍官，盡管資格很老，但因人很正直，又不會吹吹拍拍，所以官也沒做太大，最后做參議員退了下來；他的母親本分、正直，常常教育孩子們不要有貪圖享樂的思想。母親的正直深深地影響了他。
回首童年往事，任繼愈說：“我對巴金的《家》很有同感，就是那個樣子。在封建大家庭里，財產是共同的，收入都交公，沒有私人財產，然后統一分配。這種平均分配很不公平，好的壞的、勤的懶的都一個樣！《紅樓夢》里的王熙鳳就是個例子，親近她的，待遇就好些，反之就差些，還要受歧視，這就不公平，就會有很多私弊的地方。封建家庭的突出特點就是封建家長制，子女要絕對服從家長，不能反駁，婚姻不能自主，等等。我的父親在這個封建大家庭里很受氣，于是就離開這個家，考上了保定軍官學校，這也是我們世代書香的任家出的第一個行伍之士，但父親仍然很喜歡讀書。”
走出封建大家庭的父親，不僅自己擺脫了束縛，同時也給他的小家帶來了自由，從此任繼愈便也遠離開了那種生活環境。再后來他考入了北京大學哲學系。
哲學通常被人們認為是抽象、深奧和難懂的，尤其是在舊社會那種社會環境下，學哲學似乎很難找到一份合適的職業。作為少年時代就夢想成為一名醫生的任繼愈，為什么會選擇學習哲學呢？“我在中學時代的理想是做一名醫生，后來入了哲學門就被它深深地吸引，就立志做一個哲學家。記得剛入北大時，湯用彤先生講‘哲學概論'，一下子就深深地吸引了我，使我覺得哲學很豐富，很值得鉆研。那時候轉系很容易，但我卻對學哲學從沒懷疑過、后悔過。我覺得它很重要，很值得學。當時考上北大哲學系的同學有十幾個人，到畢業時就只剩下了三個人，我是其中之一。我喜歡抽象性的思維，喜歡刨根問底，不滿足于一個簡單的答案。哲學就是要求你凡事都要問個為什么。朱熹小的時候，他的父親指著天告訴他說：‘這是天，'他馬上就問：‘天上還有什么？'這就是哲學家的思維方式，他不只想知道事物的表面，他還要知道事物的本質。我小時候看到螞蟻在磚上爬，我就把磚翻過來，看那個螞蟻它在背面為什么不掉下來，就尋思它是不是也會覺得頭暈。”
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后，北京淪陷。當時的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南開大學三校在湖南長沙成立了聯合組成的“臨時大學”，半年后，“臨大”又被迫從長沙遷往昆明。當時在聞一多先生的率領下，任繼愈等人步行從長沙遷往昆明，行程一千三百多公里。任繼愈說：“沿途，我看到底層的老百姓在那么貧困、艱苦的條件下還在默默無聞地支持抗戰，我就覺得這是中華民族的力量所在、精神所在、希望所在。我就決定要研究中國傳統文化，要以此為終生的事業”。“我看到農民是那么的貧困，但卻承載著這么大的一個貧窮的國家，那些被繩子捆著拉走的壯丁，一旦懂了愛國主義這個道理時就拼死抗擊日寇。中華民族的不可戰勝就在于此，很了不起。外來壓力不屈服，一定要反抗，這根本就是中國文化在起作用。”任繼愈說抗日戰爭是他一生中最難忘的一件事，他自始至終就堅信抗戰一定能夠勝利，相信中華民族一定會打敗日本帝國主義。
祖系世代書香的任繼愈，幼秉庭訓、家學甚嚴，在家庭及師長的影響下，他逐漸形成了做人、做事、做學問都要求真、求實的價值觀和世界觀。他一生誠信不欺，最痛恨阿諛奉承、巧言令色之人。熊十力先生曾這樣評價他的學生任繼愈：“誠信不欺，有古人風”。因為有一次任繼愈很誠實地對他說“您講的儒家、佛教那套哲學我不信了，我相信馬克思主義學說是真理。”而任繼愈之所以一定要當面對熊先生說出來，是因為他覺得不應該騙老師，應該實話實說。正如柏拉圖所說“吾愛吾師，吾更愛真理。”他說“我從小就形成了這種世界觀、價值觀，覺得這樣做心里踏實。”難怪當年他和馮友蘭先生的侄女馮鐘蕓談戀愛時，馮友蘭先生說：“這個人怎么不會獻殷勤，直來直去的。”
任繼愈的學問多、官銜也很多，他是老一代知識分子中極少的幸運者。他在政界被重用、在學界受敬仰；1987年他被中央任命為中國國家圖書館館長，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的第四任館長，也是國圖任期最長的館長。
作為一個讀書人能夠有今天的地位和成就，任繼愈是讓人非常羨慕的。有的人認為他命好，有的人說他運氣佳，但任繼愈卻把它歸結為首先是時代造就了“英雄”。他把“命”解釋為機會、機遇，而“運”則解釋為大機會、大機遇。他說一個國家、一個民族、一個時代的機會是運，不是命；命是小機遇，個人的遭遇是命。總的大命運決定小命運，在總的大命運下，小的命運不可改變。“比如同一個戰爭，如果作戰雙方實力相差懸殊，弱勢一方注定是要失敗的，這是大趨勢、大‘運'，但如果指揮員好一些，損失就可能小一點。總是先有一個大趨勢，個人調度在那個大趨勢下，會有些小的變化，這都有些偶然性。時代的潮流就是‘運'，不可避免，不可逆轉；小的一些曲折則因人而異，有偶然。以我個人的經歷來說，小時候，一歲時得過天花，我是死里逃生；三歲時得過白喉，臉都憋青了，但最后也挺過來了；八歲時又得了猩紅熱，還是大難不死；在昆明西南聯大時，一次騎自行車過橋，連人帶車摔到橋下，橋高約一丈，幸虧河中無水，要不也就淹死了，更幸運的是當時河底還半濕，所以也沒摔傷。這些偶然的遭遇有一回過不了關，也就沒我這人了。
當初編《中國哲學史》、《中華大藏經》時，是領導把任務交給了我，如果交給別人也能編出來，最多也就是細枝末節的不同。因此首先是因為那時國家有財力了，才有可能把這件事做成，如果是放在多少年前就根本不可能做成，舊社會就更搞不成了，這是大氣候決定的。又如唐玄奘翻譯經，大機遇是國家支持，要人有人、要錢有錢，人力、財力、物力都由國家支持，唐玄奘只管一心一意翻譯就行了，他就很順利，那一千多卷很自然地就出來了。總之個人能夠做出點成績，主要是在大環境、大氣候、大趨勢決定了事物的成敗，個人的作用微乎其微，根本的還是大環境所提供的機會。當然，機遇總是給有準備之人的，個人努力也是必須的。”
任繼愈畢生致力于研究中國的傳統文化。他創建了中國第一個宗教研究機構——世界宗教研究所和中國第一個宗教學系，培養了第一批宗教學本科生；編纂、撰寫了許多至今仍影響甚廣的鴻篇巨著——《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中華大藏經》、《宗教大詞典》等。這些偉大的文化工程給后人留下了彌足珍貴的精神、文化財富。回憶起當年為什么會有這么大的氣魄敢于設想編纂一部《中華大藏經》(共107卷)時，任繼愈說“中國文化有三個支撐點，即三個系統：儒教、道教和佛教。儒教的影響面很廣，佛教次一點，道教就更少一些。但它們都對人們的生活，甚至是家庭有著很深的影響。佛教雖然占的分量不很大，但它卻是我國古代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缺少這部分，我們的新文化建設就少了一條腿。多年來，由于種種原因，我們一直沒有一部完整的、有權威性的佛教全集，迄今世界上還以日本《大正大藏經》為權威版本，我國學者每當在使用《大正大藏經》時，心中總有說不出的沉重。因此，為了維護民族的榮譽，更好地利用我們的文化遺產，有必要編纂一部完善的漢文大藏經。當時我主持編纂《中華大藏經》這部書，并不是想馬上就能用，我認為將來建設新文化離不了它，趁著我現在還能做，也有這個條件做，就想把它做出來。《中華大藏經》成書后我們也沒有特別地做宣傳，能對讀者有幫助這是最重要的。做學問也要有這種態度才好，不要怕坐冷板凳。”
作為新中國成立后國家圖書館任期最長的館長，任繼愈有遺憾，也有幾多期許：“如果說任期內有什么遺憾，那就是過去受經濟條件限制，很多事想做做不了；現在有錢了，能夠更新硬件設備了，我們的人才又跟不上了。國圖和其他圖書館不同，人們對它的要求很高，提意見的多，國際交往也多。圖書館是一個服務性的行業，它跟理發、餐飲的性質是一樣的，只不過它是文化服務，而服務行業就要講究一個服務質量的問題。比如說讀者來借書，哦，這本書沒有。那沒有就沒有吧，這也沒什么錯。但是如果你能告訴他，這本書雖然沒有，那本書也能夠代替，這兩種服務就不一樣了。讀者的收獲也就不一樣了。類似的事情還有很多，還需要慢慢解決……”
我們用十年浩劫來形容“文革”給我們國家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帶來的災難性破壞，但愿它已成為歷史，但愿這樣的噩夢不再重現。
“十年浩劫”給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等領域帶來了災難性的破壞，任繼愈也像當時所有的知識分子一樣厄運難逃，其代價之一就是搭上了一只眼睛(右眼失明)。他說：“‘文革'是不可避免的，這就好像發一次高燒對病人是難以避免的一樣，遲早要發，早發作可以早治愈，早治好不就可以早前進了嗎！為什么說是不可避免呢——因為有些混進革命隊伍中的人，他們的招牌上寫的是馬克思主義，可是想的做的卻和馬克思主義毫不相干，小農意識中落后的東西絕不是馬克思主義。復古、狹隘、圖近利、報復，個人的恩怨能記一輩子，這就是小農意識，這是一種斗爭。因為馬克思主義和小農意識不可能并存，非有矛盾斗爭不可，不可能和平共處，最后就是誰戰勝誰的問題。‘文革'十年，小農意識占了上風，馬克思主義被打壓下去；現在馬克思主義又取得了領導地位，就是在這樣不斷的斗爭中，新的戰勝舊的，社會不斷向前發展。”對于將來是否還會有政治發燒，任繼愈認為矛盾、斗爭總還會有，但像“文革”這么大的斗爭不會再有了。他指出社會中的病態、不正常現象是不可避免的，只有先發現病情，才會有針對性的藥產生，這就好比先有走私，后有反走私；先有“黃”，再掃“黃”是一樣的道理。
至于中國何時能出一個影響世界的哲學家？任繼愈的看法是：“一個世界范圍的哲學家，應該說他要能夠涵蓋世界上的根本問題，要有說服力、有征服力，能使人信服。現在沒有這樣的人，也沒有這個條件。哪一個宗教也做不到這一點，更不用說哲學家了。中國難出哲學家，與中國傳統文化的影響也有關系。比如《國際歌》里唱‘從來就沒有救世主，也沒有神仙皇帝，要創造人類幸福，全靠我們自己'，而《東方紅》卻唱大救星，這是一種狹隘思想的反映。什么救世主啊、真命天子啊，這都是因為封建時代太長了、小農經濟時間太長了，它跟現代化是格格不入的，差了一個社會發展的階段。除此以外，在這個復雜的世界里，還有很多因素制約哲學家的出現及對哲學思想的認同。像蘇格拉底、柏拉圖他們也是后來才影響世界的，當時他們也影響不了，后人才拿他們做個旗幟，馬克思也如是。文化是一種積累，思想有超前性和滯后性，不是亦步亦趨，于中國更是如此，需要一個過程，相信以后中國一定會有人成為影響世界的哲學家。”
如今已逾九十高齡的任繼愈先生仍在關注著中國傳統文化的建設問題，“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人生理想和社會使命，任繼愈先生卓越的學術貢獻和不倦的治學精神是對這兩句話最好的詮釋。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