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文化發展有兩個高潮時期。第一個高潮在春秋戰國時期，持續時間約三百年，第二個高潮在隋唐時期，持續時間約二百年。
春秋戰國時期所以出現文化高潮，開展了豐富多彩的百家爭鳴的局面，主要原因是奴隸制解體，出現了新的生產關系。還有一個必要條件，即當時諸侯國之間交往頻繁。這些交往包括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軍事的（通過戰爭）。頻繁的交往，促進了文化的發展。古代交通閉塞，受自然地理條件限制較大。當時文化形成四個大的文化區域：鄒魯文化、燕齊文化、三晉文化、荊楚文化。鄒魯文化保持著周公以來的文化傳統，維護宗法制度，嚴格等級秩序，尊重傳統貴族的特權，以孔、孟儒家為代表。燕齊文化以山東半島及渤海沿岸為基地，流行神仙方士、陰陽五行學說，以管仲學派、稷下學派為代表，后來發展為陰陽家。三晉處四戰之地，社會環境迫使其注重耕戰，提倡法治，打擊舊貴族的特權，尚軍功，重爵祿。多年的民族戰爭與國家之間的戰爭攻伐，鍛煉出一批人才，如商鞅、申不害、吳起、韓非等法家是三晉文化思想的代表。荊楚文化在江淮一帶有深遠的傳統，歌頌自然而輕視世俗政治與法制，老莊、屈原思想是荊楚文化的代表。秦漢統一全國，四個地區的文化互相影響，發生了更多的交流，產生了漢代文化。
第二個文化高潮出現在隋唐時期（公元7—8世紀）。隋唐政權結束了近四百年長期南北分裂的局面，建立了強大有效的中央政府，經濟繁榮，政治穩定，對內執行各民族平等的政策，對外開放，保持陸地及海上的國際通道的暢通，從而給中外文化交流創造了必要條件。以中華文化為主體，吸收改造了外來文化，豐富了中國傳統文化的內容，使中國文化精華部分（哲學）提高到一個新的認識層次。禪宗的形成與發展，體現了中國文化發展的第二次高潮。（哲學作為文化的精華部分，禪宗哲學對后來的理學起了決定性的影響。）
一
佛教傳入中國以后，隨著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變化，也改變著它的說教形式和學說內容，以求適應中國的環境。這種變化，主要表現在兩方面，即政治上的適應和理論上的適應。
第一，政治上，佛教主動協助維護中國傳統的封建宗法制度，鞏固綱常名教體系。如沙門禮敬王者，沙門拜父母，僧人遵守世俗法律的管制等等。這些事實，都說明中國佛教已不同于印度佛教。（唐朝義凈在印度留學二十多年，深感中國佛教改變了印度佛教，對此很不滿意，表示遺憾和惋惜。）中國歷代反對佛教的人士指摘佛教違背了忠孝原則。佛教徒為自己辯護，一再申明，佛教的主張不但沒有背離“三綱”的原則，相反，出家修道，倒是大忠大孝，可補世俗教化所不及。
第二，在思想理論上，佛教哲學理論力圖與中國當時社會思潮相適應，按照中國哲學發展的道路前進。佛教義學（宗教理論）成為中國哲學的一部分。中國哲學的許多顯著的歷史特征，在佛教理論中也有所反映。
佛教傳入中國在兩漢之際，但取得較大發展則是在三國魏晉時期。魏晉時期中國哲學界討論的中心議題為本末、有無等思辨性很強的玄學。這一時期佛教理論界所討論的是般若空的概念，出現了“六家七宗”。“六家七宗”是用佛教術語來闡發玄學關心的本末、有無問題。六家七宗的思想體系是玄學化了的佛教哲學。當時哲學理論界與佛教理論界所討論的，都屬于哲學本體論范圍。
哲學思辨不斷發展，中國哲學界逐步由本體論進人心性論。佛教理論的重心已由般若學的本體論轉入涅般木學的心性論，開展佛性問題的探討。佛性論的實質即心性論，佛性問題即心性問題。南北朝時期的佛教理論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佛性論。
南北朝到隋唐，繼魏晉玄學之后，中國哲學發展史又上了一個臺階，由本體論進人心性論，佛性論由中國哲學史中一個支流上升為主流，在隋唐時期它已發展為完整的心性論，從而把中國哲學的發展向前推進了一大步。
二
禪宗，不同于佛教的禪法。禪法是佛教的基本訓練的一門學問，從小乘“安般守意”到大乘禪法，有它的體系。本文所講的“禪宗”，特指隋唐時期佛教的一個宗派。禪宗在中國佛教史上獨樹一幟，具有明顯的中國特色。
禪宗的興盛，是佛教其他宗派衰落后的產物。隋唐盛世，佛教經學（佛教經學與儒教經學、道教經學，三教鼎立）曾協和王化，是維護中央政權，傳播封建綱常名教的思想工具之一。唐中期以后，中央政府失去控制全國的絕對權力，地方勢力日趨獨立，分散割據的形勢越來越發展，直到唐王朝滅亡。佛教寺院經濟遭到破壞，國家財政支絀，收入減少，推行兩稅法以后，寺院也要納租稅，出家人不再享有免役逃稅的特權。僧眾人口大大減少。（北朝時，北魏僧尼二百萬，北齊三百萬，北周也達二百萬。唐武宗滅佛，僧尼還俗為二十六萬。唐代戶口比北魏多，而僧人少，原因之一是推行寺院納稅政策的結果。參見《魏書·釋老志》及《佛祖統紀》卷三十八。）唐中期以后，寺院經濟衰落，其他宗派，講章句之學的都衰落了，只有禪宗得到發展。據記載，禪宗為了自身的發展，制定了自給自足的僧規，不再依靠寺院莊園剝削收入，爭取到生存的主動權。禪宗名僧懷海（749—814）制定《百丈清規》，改制詳情已不能完全考見，從北宋楊億為重修《百丈清規》（《古清規》）作的《序》中還可以略窺禪宗改革寺院制度的一些措施。禪宗僧徒靠勞作過日，“一日不作，一日不食”。它把中國古代小農經濟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緊密地結合到僧眾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上來。這一變革與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結構得到進一步的協調，從而獲得生命力。
中國封建宗法社會，是以一家一戶為生產單位，它又是一個消費單位。這種自然經濟保持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產品只是為了自足，而不是為了交換。與此相適應，自然產生家長制統治。禪宗在唐中期以后，把世俗社會的生產方式和生活方式搬到佛教內部，除了不娶妻生子以外，幾乎完全過著小農經濟一家一戶的生活，寺主是家長，僧眾是“子弟”，僧眾之間也維持著封建宗法制的叔伯、祖孫的社會關系。因為禪宗的世俗化，比其他宗派更徹底，同時又維持著自食其力的規則，所以可以不受經濟來源斷絕的威脅，一代一代傳下去。禪宗思想中國化，首先在于它從生活方式和生產方式上中國化。它與在寺院中運用小農經濟是相適應的。禪宗在經濟體制上與中國封建社會融洽一致，不勞而食的習慣有所改變，減少了被攻擊的口實。其他宗派的寺院經濟來源是靠別人的勞動，與世俗地主和政府有利益矛盾，其發展和生存受到較多的限制，在生存競爭中，顯然禪宗占優勢。
三
思想是現實生活的反映。有什么樣的生活，就有什么樣的思想。這是研究社會歷史的根本原則。
有了自給自足的經濟地位，過著自給自足的生活，才會產生自給自足的哲學思想體系。禪宗的流派很多，照唐人的記述有大小十幾家，細分起來應當不止這么多（主要參見宗密的《禪源諸詮集都序》及南北宗的禪宗記載）。不論他們的教義有多少分歧（有的主張無念，有的任自然，有的主自悟，有的主頓悟，有的主漸悟，等等），但禪宗的共同的信念是“自我解脫”。這種自我解脫，雖有時借外緣的啟發，所謂禪機、機鋒，但關鍵的一步全靠自修自悟。自修自悟，如人飲水，冷暖自知，聽別人說千萬遍不如自己親身感受的親切、深刻。這種親切、深刻的感受成為禪宗追求的精神境界。我國禪宗所宣傳的自覺、自足、自悟的精神境界完全是他們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的反映。日常生活不靠外力，靠自己，求得精神解脫，擺脫精神枷鎖。所謂治病、解縛，要靠自己。禪宗認為經典上的話可供參考，但不能依賴。 小農經濟的思想意識，表現在中國佛教思想中的不止禪宗一家。如凈土宗也反映了小農經濟下的佛教思想，它反映的是小農經濟脆弱，要仰仗皇帝的恩賜，借上邊的“陽光雨露”的蔭庇。因此，他們更多地強調對佛祖信仰的虔誠，不甚強調個人的自覺、自己的解脫。
禪宗的思想體系與凈土宗這兩大系統，幾乎統治了中國佛教界，特別是唐宋以后，這兩者又有合流的趨勢。但在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來看，禪宗影響在思想方面為多，而凈土宗影響，則在信仰方面為多。從民族文化的特點來看，禪宗更能體現中國佛教的獨特面貌和精神，它把哲學發展史上的心性論更向前推進一步。
四
中國哲學的發展，繼本體論之后，推進到心性論，開創了中國哲學發展史的新階段。心性論的提出，是從南北朝開始的。南北朝中后期，心性論醞釀趨于成熟，南北雙方對佛性問題都作了大量的研究。這一研究引起朝野上下的關注。它講的是成佛問題，但問題實質是，生活中人們如何避苦求樂的實際問題。南方攝論學派，北方的地論學派都對大乘有宗的“阿賴耶識”的性質做了深入的研究。“阿賴耶識”是染是凈，是染中有凈還是凈中有染，當時有不同的理解。佛性是否人人皆有，人性是善是惡？如果是善，惡從何來？如果是惡，善何由起？人性善惡問題雖然先秦時已經提出過，但沒有深入到心理活動、社會環境的影響（“熏習”）諸領域給以徹底討論。
由此派生的人性、人心的受容能力和反映能力有無限度，人的認識有無局限性，有局限性又如何打破（或超脫）；人心與人性有什么關系，人心與客觀真理有什么關系；人的感情、意志，對人的認識活動有什么關系；如果它們能影響對真理的認識，又如何消除它。
哲學是認識世界改造世界的學問（哲學就是認識論的說法，未必為人普遍接受，但認識論歷來是哲學的主要組成部分，則為多數哲學家所接受）。所謂世界，既包括客觀世界，也包括主觀世界；包括山河大地，也包括人類自身。古代哲學家一開始就注意觀察客觀世界的構成，推測構成世界的材料成分。中外哲學家都是從關心天地萬物構成開始其哲學探索的。這是宇宙論階段。在這個基礎上再前進，不滿足探求世界的構成，還要進一步探求其所以構成的理論根據，即玄學家所說的“所以跡”。這是中國哲學史發展的本體論階段。
人類認識不斷深入，轉而觀察、研究人類自身、主觀世界，考察人的認識能力、認識的可能性和局限性，這就由本體論進入人性論的階段。對于人性論的研究，佛教有它獨到的地方。印度佛教有很多關于心理活動、心理摹述的記載，但論證的是如何純潔心靈，杜絕雜念，完全是為宗教修養的目的。這一套學說傳到了中國。中國哲學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利用佛教的思想資料完成了自己的進程，從而從本體論進人心性論。這是佛教傳播者們所未料到的結果。
南北朝時期佛教心性論還帶有外來文化的某些生硬痕跡，如“阿賴耶識”即屬于引進的概念，與中國哲學傳統觀念不甚銜接，雖然在理論發展的道路上是銜接的。禪宗在這一條道路上使它中國化，明確提出“明心見性”的新范疇，正式建立了心性之學，已經發表的各種版本的《壇經》以及《南宗定是非論》、《壇語》等禪宗文獻以及其他已有的大量禪宗資料，有不少關于“心性”、“本心”、“識心見性”以及“頓悟”和自修自悟的生動論述。心性論的建立，是隋唐佛教在理論上的貢獻，而貢獻最大的應推禪宗。
心性之學建立之后，得到中國哲學界的普遍認可，禪宗成了中國哲學發展史上的一個關鍵性的環節。宋明理學可以說是接著禪宗的心性之學繼續開拓的新領域，形成儒教。儒教還吸收道教和佛教其他宗派的佛教思想，但主要脈絡來自禪宗。
禪宗，不是外來的宗教。禪宗的出現不是從中國思想的主流之外橫插進來的一股思潮。它是中唐以后，小農經濟社會的產物。它提出的心性論，是中國哲學史上重要環節，是嫡系正宗而不是旁支別派。禪宗對佛教其他宗派自稱“教外別傳”，它在中國哲學史的地位比它在正統佛教中的地位重要得多，是中國文化的一個重要組成方面，對其他文化領域產生過廣泛影響，非本文范圍，姑不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