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繼愈，中國著名哲學史家、宗教學家。曾用名任又之， 1916 年生，山東平原人。 1938 年畢業(yè)于北京大學哲學系，后就讀于西南聯(lián)大北京大學研究院文科研究所，畢業(yè)后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
任繼愈參與籌建了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原屬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1978年屬中國社會科學院），并于1964—1985年任職于此。中科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與北大聯(lián)合培養(yǎng)宗教學本科生，為新中國培養(yǎng)了一大批宗教學研究人才。
1987年至2005年1月，任繼愈擔任國家圖書館館長，現(xiàn)為國家圖書館名譽館長。他還兼任北京大學教授、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導師、中國社科基金宗教組召集人、中國哲學史學會會長等職務。曾當選為第四至八屆全國人大代表。長期從事中國哲學史、中國佛教史研究。
任繼愈多年來筆耕不輟，著作等身，由其主編的《中國哲學史》（四卷本），是全國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其他專著有《漢唐佛教思想論集》、《中國佛學論文集》（合著）、《中國哲學史論》，主編著作有《中國佛教史》、《中國道教史》、《宗教辭典》、《中華大藏經(jīng)》等。
當時文科的學者們都是提心吊膽的
在中國國家圖書館的辦公樓，每逢周一和周四，一位老人便會如期而至。在近20年的時間里，他坐鎮(zhèn)國家圖書館，領導了中國最大規(guī)模的傳統(tǒng)文化資料整理工作：107卷、總字數(shù)過億的《中華大藏經(jīng)》；鎮(zhèn)館之寶文津閣《四庫全書》影印出版；總計約7億多字的古籍文獻資料匯編《中華大典》也在同時進行。
這位忙碌的老人，就是90歲的哲學大家任繼愈。
記 者：上次采訪湯一介先生的時候，他說我們今天，尤其在哲學界或社會學界，已經(jīng)沒有了20世紀三四十年代真正的大家。
任繼愈：新中國這些年，文科始終處在一個發(fā)展不快的狀態(tài)。當年毛主席說，大學是要辦，主要是要辦理工科。
記 者：這種思路主要是出于建設的考慮吧？
任繼愈：理工科越辦越大，那是沒問題，而且是應該的。相對來說，文科就沒有擺在重要的地位上。當時文科處于什么地位呢？處于檢討的地位，檢討自己。文科的學者們都是提心吊膽的。
記 者：其實文科反而需要思維的活躍。
任繼愈：活躍不起來。你看，我們解放后馬克思主義是立國的根本，可是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哲學家卻不多。在歷史研究的領域，我們的成就很大，考古也是，發(fā)掘了不少東西。哲學就很薄弱，文學也不是太繁榮，沒有代表時代的作品。寫當時時代特色的，像茅盾《子夜》那樣的書也沒有。
中華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種看不見的傳統(tǒng)
1916年4月15日，任繼愈生于山東省平原縣一個四世同堂的大家族，是“那種像巴金筆下《家》的味道、北方傳統(tǒng)的封建主義大家庭”。任繼愈少小時便離開家，進入北平大學附屬高中讀書，18歲時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師從湯用彤、熊十力、賀麟、錢穆諸位教授。當年，與任繼愈一同考入北大哲學系的有十幾人，最后堅持下來、終身以哲學研究為事業(yè)的只有三個，任繼愈便是其中之一。
七七事變后，北大南遷，任繼愈隨校輾轉(zhuǎn)至湖南衡山腳下；半年后又遷往設立在云南蒙自縣的西南聯(lián)合大學。從湖南到云南的這段旅程，許多師生都選擇了“走”這種“經(jīng)濟”的方式，于是一個名為“湘黔滇旅行團”的“小長征”組織便成立了。這支由聞一多、李繼侗、袁復禮等教授帶領的民情考查團，行程達1300多公里，歷時兩個月。任繼愈便是隨著這支隊伍，一路“走”進了西南聯(lián)大。
“這次旅行，使我有機會看到中國農(nóng)村的貧困和敗落。”任繼愈后來寫道。這次浪漫而艱辛的文化之旅，使得他深深嘆服于中國這個偉大而苦難的民族所具有的韌性，并由此激發(fā)了他研究中國哲學的決心。
記 者：當時是什么給了您這么深的觸動？
任繼愈：當時，許多老百姓都沒念過書，文盲很多，而且很窮困。但當他意識到國家要亡，要當亡國奴了，他是受不了的。當時打仗的壯丁不都是自愿去的，但是去了以后懂得亡國就要做亡國奴的道理后，最勇敢的卻是他們。他們什么事兒都奮不顧身，出力、出錢，支持抗戰(zhàn)，成為主力軍，我很佩服。我覺得中華民族有一股力量，有一種看不見的傳統(tǒng)，這個很值得研究。
中華文化有一個特點，就是持續(xù)不斷地前進
任繼愈對中國傳統(tǒng)文化有著很深的癡迷，他將自己的書房命名為“潛齋”，意思是要以打持久戰(zhàn)的抗戰(zhàn)精神，潛下心來研究中國的傳統(tǒng)文化，因為他堅信，這其中一定有他要找尋的答案。
2004年，88歲高齡的任繼愈聯(lián)手季羨林、楊振寧、白先勇、呂厚民、王蒙、阿來、謝晉、王曉棠、寇世勛、焦晃、王石等70位杰出人士，聯(lián)合發(fā)表了著名的“甲申文化宣言”。
“宣言”呼吁：“我們應當與時俱進，反思自己的傳統(tǒng)文化，學習和吸收世界各國文化的優(yōu)長，以發(fā)展中國的文化。我們接受自由、民主、公正、人權、法治、種族平等、國家主權等價值觀。我們確信，中華文化注重人格、注重倫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諧的東方品格和釋放著和平信息的人文精神，對于思考和消解當今世界個人至上、物欲至上、惡性競爭、掠奪性開發(fā)以及種種令人憂慮的現(xiàn)象，對于追求人類的安寧與幸福，必將提供重要的思想啟示。”
任繼愈：中華文化，有一個特點，就是持續(xù)不斷地前進，與時俱進。這一點很特殊，只此一家。你看希臘，它持續(xù)了一個時期，然后羅馬人來了，希臘文明就中斷了。羅馬也沒搞到底，一分裂別的文化又代替了它。
記 者：只有中國，雖然有若干次倒退，但它總會再趕上來，再接著走。
任繼愈：對，中國有時候會出現(xiàn)暫時的左右徘徊，但總趨勢是前進的。比如說埃及文明，它也很早，它的歷史比我們還早，咱們五千年，它六千年。不過那六千年沒有文字記載。它也造紙，不過它的紙不能書寫，很粗糙。后來，埃及文明也中斷了，國家變成了殖民地。又比如古代的巴比倫，就是現(xiàn)在的伊拉克，殘破不全，舊的文明也毀了，也中斷了。唯有中國，它是亡過國，不過它是亡在自己兄弟之間的斗爭中。一會兒是老大當家，一會兒是老二當家，但傳統(tǒng)沒有變，文字沒有變，意識沒有變。不但沒變而且持續(xù)發(fā)展。你看甲骨文字，現(xiàn)在的馬、魚，基本還是那個字。現(xiàn)在年輕的希臘人已經(jīng)不認識柏拉圖時期的希臘文了。有一次在雅典，中國人去看古希臘時期柏拉圖的書，旁邊一個希臘人就很奇怪，他說你怎么還看這個書。印度古代用的是梵文，我就問季羨林，現(xiàn)在在印度懂梵文的人還有多少？他認真地想了想說，全國也就1000人吧。
記 者：全國才1000人？
任繼愈：對。可見，它的古代文化中斷了，只有我們中國沒有中斷。我們的意識形態(tài)也是持續(xù)不斷地在發(fā)展，團結(jié)一致、不受屈辱，一致抵抗外國侵略，形成了一個堅強的傳統(tǒng)。比如“漢奸”這個詞罵人最重，中國人被罵做漢奸比罵他祖宗三代還重，就是這個傳統(tǒng)留下的。我常說，秦檜他考上了狀元，做官做到了宰相，而且書法也寫得很好，可是就沒有留下一幅秦檜的字，就是因為他這個人不成，字就不保存了。20世紀80年代有一次華裔回來“尋根”，姓王的找姓王的，姓李的找姓李的，一個姓秦的就找他的祖籍。他是無錫人，秦檜不是在南宋做宰相嘛，他的后裔家族很大。錢鐘書說他就是秦檜的后裔。這個姓秦的華裔回來找，找到以后，他不愿意認，他說自己是秦少游的后裔。
我們現(xiàn)在這個時代該做什么呢？積累資料，為文化的高潮做準備，就是這么個任務
在任繼愈看來，中華文化不僅積累豐厚，還是有生命力的、活著的文化。而正是這種文化，支撐著中華民族在幾千年的歷史中一直屹立不倒。也因此，他把整理和積累古代文獻資料，作為自己一生中重大的責任和應盡的義務。
盡管他的右眼20多年前就幾近失明，左眼視力也只有0.6左右，但依然習慣每天早晨4點起床，一直工作到8點，孜孜不倦地從事著兩部鴻篇巨制的總編纂工作：《中華大藏經(jīng)》歷經(jīng)十幾年的嘔心瀝血，已經(jīng)完成了106卷、1.2億字，續(xù)編恐怕還有三四倍的字數(shù)；皇皇7億字的《中華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最大的跨世紀出版工程。
任繼愈：孔子有句話叫“吾十有五而志于學，三十而立”。古代的立就是位子的位，“三十而立”就是說，孔子說他30歲時要找到自己的崗位，他要做什么呢？他要搞文化、搞教育，他一輩子主要做了兩件事，一是文獻整理，一是教育。在我們這個時代，我也要考慮自己的位置。從我們國家來說，經(jīng)濟走在前面，文化是后來跟上去的，不會太超前。你看漢朝的漢武帝時期國力最盛，武功文治都很好。但漢武帝是第四代皇帝，此前幾代皇帝做下準備才會有這樣的高潮。我們現(xiàn)在這個時代該做什么呢？積累資料，為文化的高潮做準備，就是這么個任務。
記 者：您覺得文化繁榮的高潮還在后面？
任繼愈：還在幾十年以后吧，至少20年左右。為什么呢？因為現(xiàn)在我們對外國的東西還不十分了解。留學出去的人，他看見的是流行的東西，并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
記 者：以往的歷史經(jīng)驗也給您判斷未來提供了一個信心。
任繼愈：要不是走那一趟的話，認識沒那么清楚，也沒那么堅定。蘇聯(lián)垮臺以后，多米諾骨牌一個一個就倒了，最后輪到我們的時候，我就堅信，中國跟他們不一樣，肯定不會是多米諾骨牌的最后一個。
培養(yǎng)愛國思想的最好途徑是閱讀歷史
“愛國”與“歷史”是任繼愈經(jīng)常向年輕人談起的兩個話題。
“無論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還是作為一名學者，第一位的是要愛國。”這句話時常掛在任繼愈的嘴邊。
他回憶說，抗戰(zhàn)時期，愛國主義對于中國知識分子來說是一種力量和心愿。那個年代若要對某個人作評價，抗戰(zhàn)與否是一個分水嶺或評判標準。任繼愈常津津樂道地把馮友蘭堅決不愿將那張美國永久性居留證帶回國的故事講給別人聽。
培養(yǎng)愛國思想的最好途徑是閱讀歷史。任繼愈常引用美國南北戰(zhàn)爭名將羅伯特·李將軍的名言奉勸時下的年輕人：
“人短暫的一生里，所見到的大多數(shù)是悲慘和苦難，是卑劣和失望，為了對人性，對人類的前途保持信心，所以必須讀史。年輕人一定要讀史，讀懂歷史，才能感覺自己活在今天的幸運！”
任繼愈：當時我的幾位老師都是一些憂國憂民的人，蔣介石飛機來接都不愿意去，因為覺得國家指望不上他。
記 者：是熊十力、湯用彤，還有馮友蘭吧？
任繼愈：還有鄭天挺，好多，都是不走的。
記 者：他們商量過了嗎？
任繼愈：也沒有商量過。自己考慮，反正都是不走。
記 者：您覺得我們這一代年輕人，危機意識強嗎？
任繼愈：現(xiàn)在最缺的是歷史教育，我們在罵日本人的時候說不要忘記歷史，可我們自己卻在忘，我很擔心。南京的學生就不知道南京大屠殺的地點在哪里，也不知道“九·一八”事變發(fā)生在什么地方。
我們的歷史非常值得講。有些國家一講就講到外國去了，美國講他們的歷史，講200年以前就講到歐洲去了，或者講印第安人去了，沒它的事兒。只有我們能一直講我們自己的歷史，成功的、失敗的、犯過錯誤的，多得很；英雄人物、克服困難的、年輕有為的、創(chuàng)造發(fā)明的，太多，太豐富了。學習歷史非常要緊。
我們可以考慮“恢復”科舉，不考科舉的內(nèi)容，但是那種形式值得借鑒
新中國成立后，任繼愈用馬克思主義方法總結(jié)中國古代哲學的工作。1961年，他主編出版了四卷本的《中國哲學史》，這是全國許多大學哲學系的基本教材。四五十年來，這部教材培養(yǎng)了一代又一代哲學工作者，成為新中國教科書中的經(jīng)典，至今已經(jīng)再版十余次。
記 者：我們對中國古代哲學史的了解，多源于您那一套《中國哲學史》。那套書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來研究和分析中國古代哲學史的第一部著作。
任繼愈：不過馬克思主義是發(fā)展的，有它看不到的地方，也就是局限性。那時候普遍認為資產(chǎn)階級的墳墓掘得快差不多了，列寧信心更大，他認為就要掘成埋葬資本主義了，這就把共產(chǎn)主義看得太容易了。我們的領導人也有這種想法。我記得在人民大會堂一個會議上，周恩來拍著榮毅仁的肩膀說，你還年輕，能看到共產(chǎn)主義，我們都不行了。當時領導層認為共產(chǎn)主義來得很快，后來的“大躍進”跟這個認識就有關系。
記 者：現(xiàn)在我們的社會問題很多，您認為最根本的問題是什么？
任繼愈：現(xiàn)在的潮流是走現(xiàn)代化，這個沒錯。我現(xiàn)在擔心教育問題，我們的教育抓什么呢？我覺得應該抓普通教育，抓九年以前這一段，這樣以后才有希望。
這個問題我是怎么看出來的呢？我就看現(xiàn)在博士生的論文，我覺得論文的質(zhì)量正在往下滑坡。馮友蘭說，我一個人只能帶一個學生，帶兩個就很費勁。因為在那個特定時候，你自己要先捋一遍看看，指出重點是什么。我最多的時候帶了四個博士，方向是一樣的，而且是把他們送走以后再招新的，不能太多。如果四個學生的方向不一樣，教起來就費時費力，這是手工業(yè)的方式。可是現(xiàn)在我們需要大量的人才，讓這手工業(yè)一下出產(chǎn)大量的產(chǎn)品，非有廢品不可。
記 者：您覺得應該是繼續(xù)用手工業(yè)的方式帶博士呢，還是找一個新的工業(yè)化的方式？
任繼愈：可以采用自學的方式。自學的話就沒有人限制你，天才也可以出來。現(xiàn)在學校的考試靠記憶，政治課就是背，這怎么行？我覺得辦大學也可以由多方面來辦，不一定靠國家。我還有一個想法，可以考慮“恢復”科舉，我們不考科舉的內(nèi)容，但是那種形式值得借鑒。
毛澤東說，你回去找個助手幫你一起研究宗教吧
1942年至1964年，任繼愈任教于北京大學哲學系，開始用馬克思主義方法對佛教思想進行研究，他連續(xù)發(fā)表了多篇文章，這些文章成了以馬克思主義研究宗教問題的奠基之作。
1959年10月13日，毛澤東忽然把任繼愈找去，見面第一句話就是，你的書我都看過。接著說，我們過去都是搞無神論，搞革命的，沒有顧得上宗教這個問題，宗教問題很重要，要開展研究。
任繼愈：我為什么研究宗教呢？我是研究中國哲學史的，研究到漢魏以后就研究下不去了，遇到了障礙，這個障礙就是佛教。佛教我沒接觸過，知道得少。可是宋明理學家都是搞佛教的，所以我決定要開始研究佛教。
記 者：當年毛澤東找您談話，是怎么談到這個問題的？
任繼愈：他問我做這方面研究的學者有幾個？我說佛教就我研究，別人都不研究這個，都研究馬克思主義。他說這個東西得研究，又問我研究福音書的有沒有？福音書是基督教的，我說還沒有。那研究道教的呢？我說，也不是很多。他還問，北大哲學系當時有多少人啊？我說師生有500人吧。這么大個系怎么沒有人研究宗教呢？他說，你回去找個助手幫你一起研究宗教吧。我回去跟總支書記說這事兒，書記就批評說，咱們這么多老教授都沒有找助手，你找什么助手？不能破這個例。其實我是覺得如果有好多工作要做的話，有個助手會做得快一點。后來我就自己出錢找助手。那個助手一直陪我好多年，成立宗教所以后，這個人還在幫我。后來胡喬木當了社科院院長，隨便問起我的助手怎么樣？我說是我自己找的。他說那怎么可以呢，公家給你派一個助手。
記 者：到那個時候，都是您自己掏錢請助手？
任繼愈：是啊。我感覺現(xiàn)在一個不夠了，家里又請一個，還是自己出錢。
我們過去學馬列學到什么程度，簡直是亦步亦趨
和毛澤東主席談話后的1963年冬天，周恩來總理在訪問非洲前，給中央寫了一個報告，建議加強研究外國的工作，籌備建立包括以美國、蘇聯(lián)為對象的14個研究所。毛澤東1963年12月31日在這個報告作了批示，要求增加對世界三大宗教（基督教、伊斯蘭教、佛教）的研究。
1964年，任繼愈受命組建中國第一所宗教研究機構——中國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先是搬西方資產(chǎn)階級的，后來又生搬蘇聯(lián)的，實踐證明，這種方法無助于弄清哲學史的本來面目，反而增加了混亂。”
這是任繼愈在世界宗教研究所成立之后，十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前，針對當時一些學者在中國哲學和文化研究方面的誤區(qū)，率直地提出的批評意見。在當時能提出這樣的觀點，真稱得上鳳毛麟角了。
記 者：我記得您說過解決中國的問題，如果在馬克思主義中找現(xiàn)成答案，那是沒有的。
任繼愈：是的。現(xiàn)成的答案是沒有的。我們過去學到什么程度，簡直是亦步亦趨。鄉(xiāng)村里頭，我聽紅軍老干部說，那時管村政府叫村蘇維埃。
記 者：連名字都要照搬。
任繼愈：那個老鄉(xiāng)也不知道蘇維埃，就認為蘇維埃是個人。還貼個標語，歡迎蘇維埃蘇先生什么的。這事情發(fā)生在江西農(nóng)村，是郭沫若給我講的一個事情，說歡迎蘇先生，歡迎蘇維埃先生。
中國有沒有宗教呢？有，就是“敬天法祖”這個宗教
1978年底，在中國大陸無神論學會成立大會上，任繼愈首先提出儒教是宗教的論點。1979年他去日本訪問中，寫了一篇學術報告《儒學與儒教》。他認為：“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沒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不然不可能維系一個有著五千年文明史的國家和民族。”
任繼愈認為，中國的儒教就是宗教，而教主就是孔子。他在《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一文中寫道：“儒教作為完整形態(tài)的宗教，應當從北宋算起，朱熹把它完善化。多年來人們習慣地稱為理學或道學的這種體系，我稱之為儒教。”
為了從各個方面論證這一觀點，任繼愈撰寫了大量研究專著，從1980年的《從儒家到儒教》、1982年的《中國哲學與中國宗教》、《儒教的特點及其發(fā)展階段》、《儒家個性與宗教共性》、《儒教是人倫日用的神學》，到1984年的《佛教向儒教靠攏》、1986年的《重視儒教的研究》，再到1988年的《具有中國民族形式的宗教——儒教》等等，其想法打破了五四以來“中國無宗教”這一流行觀點，觸及到了中國古代文化基本面貌的根本問題，成為轟動一時的學術熱點。
任繼愈：中國的神話就是祖先崇拜。比如希臘也講神話，說有人偷了神火以后，受到上帝處罰，他們的火是偷來的。在中國，和火有關的是燧人氏，燧人氏沒有姓名，但他發(fā)現(xiàn)了火。伏羲也沒有姓名，他是畜牧時代的人，打獵回來后，幼小的獵物吃了也沒有多少肉，所以要養(yǎng)大了才吃，畜牧業(yè)開始了。這些都是對民族有貢獻的祖先，我們紀念他們，崇拜他們。這是中國式的神話，它跟現(xiàn)實生活很密切。
所以，我們最早的信仰就是“敬天法祖”。在秦漢統(tǒng)一以后，具體化就是“忠”、“孝”這兩個字。所以中國有沒有宗教呢？有，就是“敬天法祖”這個宗教。
記 者：這就是您說的，儒教是宗教。
任繼愈：外國的政教合一，是教皇給國王加冕，拿破侖還被加冕呢。中國的皇帝就是教皇。你看天壇不就是宗廟嘛，那是祭天的地方，別人沒有資格。
光靠儒教是救不了國的，可中國沒有儒教傳統(tǒng)也不行
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現(xiàn)代化”是近年來任繼愈非常關心的一個話題。
1999年6月24日，任繼愈在《人民日報》撰文說，我們不僅要脫貧，而且要脫愚；這些年來，一些人在弘揚傳統(tǒng)文化的幌子下塑神像、看風水、招亡魂、濫修小廟、向神靈求雨、求藥，種種沉寂多年的封建迷信活動又猖獗起來，而在這些封建迷信活動中，最引人注意的現(xiàn)象，是在研究《周易》的名義下，進行占卜、算命，并且把這些腐朽的算命術叫做預測科學。
同樣，在中國曾起過無可替代的積極作用的儒教，也需要注入現(xiàn)代意識。
任繼愈：一個比較突出的問題是家族觀念。華人王安創(chuàng)辦電腦公司，跟IBM同時起家，都是新興的品牌，也站得住，結(jié)果傳給他兒子就毀了。
美國的小布什，爸爸當過總統(tǒng)，他自己卻很少提這些。這在中國完全不一樣，中國有的子女以這個自豪，常掛在嘴邊，覺得很光榮。這就說明，有些舊的傳統(tǒng)還在起作用，這對現(xiàn)代化不利的。
記 者：任何東西都是有兩面性的。
任繼愈：所以我說光靠儒教是救不了國的，可中國沒有儒教傳統(tǒng)也不行。要吸收中國文化好的方面來發(fā)展它，這是我們的任務。
記 者：我今天領教了一個哲學大家的思維，這種開拓性的思維是我們年輕人要學習的地方。
任繼愈：呵呵，我也是海闊天空地亂說。
20多年前，任繼愈從北大遷居北京三里河，北大舊窗前的那一叢竹子也被主人一并帶到新居。竹子生命力旺盛，越冬不枯，既可以為深受眼疾困擾的老人遮蔽日光曝曬，滿眼綠色又似一副專供主人明目提神的清涼劑。任繼愈曾有一部隨筆自選集名為《竹影》，恰與妻子馮鐘蕓的《蕓葉集》相伴相和。
現(xiàn)在，任老每星期只坐班兩天，最大的業(yè)余愛好就是做頓飯，給遠在加拿大的女兒寫寫信，聊聊天。關于養(yǎng)生，他的觀點是“少考慮身體，順其自然最好”。年輕時他喜歡運動，初中時喜歡打籃球，高中時喜歡打網(wǎng)球，大學時喜歡打乒乓球，對此，他幽默地說：“我的球越打越小。”
雖然已經(jīng)從工作第一線退下來，任繼愈還是一心牽掛學術事業(yè)。他一直在計劃著寫一套《中國哲學發(fā)展史》，寫自己研究心得的總結(jié)，預期字數(shù)共約280萬。
究竟是一種怎樣的力量支撐著輝煌璀璨的中華文明走過了幾千年的漫長歲月，使其成為世界上唯一古老而仍然生機勃勃的文化奇跡，這是任繼愈終其一生所追尋的。
摘自《百年潮》2006年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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