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 年冬，湖南長沙馬王堆第三號漢墓出土的眾多帛書中，有一本被名為《五行》篇。整整20年後，1993年冬，湖北荊門郭店村第一號楚墓出土的眾多竹書中，有一本自名為《五行》篇。
兩篇《五行》的最大不同是：帛書有《經》有《說》，竹書有《經》無《說》。《經》的部份，除幾個章節次序互換外，內容方面基本相同。
20年前的研究已經證明，這個《五行》篇，正是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為子思孟軻學派代表作來批判的那個“五行”；20年後它與子思其他著作相伴再次出土，并且自名曰《五行》，遂使此前的斷案永毋庸議。
但是，新的出土也帶來了新的困惑。那就是：何以竹書沒有解說部份？帛書的解說是否後綴上去的？以及，竹帛二經的次序不同，有無實質性的意義。
（一）
讓我們從容易開始的地方開始，首先來比較一下二者的章節次序差異。
為了敘述上的簡便，我將沿用20年前對帛書《五行》篇的處理法，將全書分為28章[1]；相應地，竹書《五行》也分成同樣的章節，以便對照。
對照一下將會發現，在章節上，兩書有兩處不同。一處靠近末尾，談認識論的那幾章，帛書的順序是：目而知之，譬而知之，喻而知之，幾而知之；竹書的順序是：目而知之，喻而知之，譬而知之，幾而知之。
這里談的是四種認識方法，其中的“譬”和“喻”，都屬于類推法，只是用語上的不同，沒有什么實質上的差異。兩書在敘述上顛倒了一下，即使不是傳抄之誤或筆誤，也很難說有優劣之分。所以似乎可以忽略不計。
另一處章節上的不同較大，涉及到第10章至第20章間的所有次序，而且關系到思想內容方面，值得認真注意。
帛書的第10章、11章、12章、13章，分別談仁、義、禮、圣智之所以；第14章、15章、16章、17章，對仁、義、禮、圣智的所以，再做進一步的論述。第18章，總說仁義禮智圣五行，19章，總說仁義禮智四行。
竹書第10章以前的章序，與帛書同。惟第10章，先談圣智（文同帛書第13章）；11章、12章、13章，分談仁、義、禮（文同帛書第10、11、12章）。相應地，第14章再談圣智（文同帛書第17章）；15、16章遂接著圣智談五行、四行（文同帛書第18、19章）。第17、18、19章，則再談仁、義、禮（文同帛書第14、15、16章）。到第20章，兩書章節又合流為一。
可以看出，兩書在這一處的次序差異，不是錯簡所致，不是手民之誤，也不像出自兩個來源，而是理解上的不同。帛書按仁義禮智圣的次序談，循序而進；竹書則先談圣智，把最重要的放在最前面。根據這種理解，竹書或帛書的主人，乃有意識地對原書次序做了一下調動。
從文理和邏輯來分析，帛書本的次序，較為合理，因而可能是本來的面目。竹書本先仁義禮而談圣智，於文理於邏輯，未嘗不可；但它接著圣智連帶談了五行四行，把一個總結性的論斷提到了不前不後的中間位置，便未免進退失據，露出馬腳了。
（二）
竹帛兩《五行》的最大不同，在無《說》和有《說》。
帛書本《五行》篇於《經》文之後，自第6章開始，逐句都有解說，直至結束。查第6章并非一個特殊起點；因此估計，前五章本來也曾有《說》，帛書中漏抄了。
文章分為“經、說”、“經、解”或者“經、傳”，本是古人立言的一種體裁。《春秋》及其三傳，墨經的《經上、下》和《經說上、下》，便是最有名的例子；此外在《管子》、《呂氏春秋》、《韓非子》等書中，也不乏這種篇章。甚至短短的一篇《大學》，經過朱熹整理，竟然也能看出經傳之別來。
但是同為“經”“說”，有著者自說與他人補說之分，不能不分辨清楚。例如墨經的那些“經”，經文多半是些難以捉摸的論題或定義，其解釋和說明，被有計劃地留給了“說”文去說；而且有時還干脆注明“說在某某”字樣。這樣的經與說，當然是一人一時之作[2]。《韓非子》的《內、外儲說》言明“其說在某某”，《呂氏春秋》的一些篇章臨終有“解在某某”句，都是著者自分經說之例。而春秋三傳與《春秋》，韓非《解老》與《老子》，《管子》里《管子解》與所解，很明顯，都是後人在解說前人之作。
同為後人的解說，由於關系、學養、動機等方面的不同，其“說”其“解”的價值也大有差異。韓非解老，其忠於原著的態度，顯然趕不上《管子解》，這是不言自明的，因為後者是一個學派內部的事。春秋三傳各有千秋，早為論者公認；雖然迄今為止尚搞不清傳者為誰。
帛書《五行》篇的“經”和“說”，看起來，不像是一個計劃下的兩個部份。這一來由於，“經”文說理清楚，自我圓滿，無須多加解說，也沒有為“說”文有意留下什么；二來也由於，“說”文雖然逐句解說，并沒有說出什么新思想來，相反倒表現得十分拘謹[3]，乏善可陳。因此我設想，《五行》篇早先并沒有“說”或“解”，帛書所見的“說”，是某個時候弟子們奉命綴上去的。
《五行》篇早先沒有“說”或“解”，并非我的發明，荀子先我兩千多年已經說了：“（子思孟軻）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4]無類是說不合邏輯；無說、無解，固然是指內容的幽隱和閉約，但也足以旁證，《五行》篇本來并沒有“說”和“解”。因為如果原書確如帛書所示，有經也有說，那么荀子批評的話，就不便如此說；即使他要批評它幽隱閉約，也得換個“罪名”，不能瞪著眼睛說瞎話，把有“說”說成無說，有“解”解成無解。
（三）
大概正是由於荀子的批評，思孟學派的弟子們，覺得應該將他們的經典《五行》篇施以解說，以杜討伐，以廣流傳；於是遂有了解說本，如馬王堆所見；而在郭店時代，是本無解說的。
這一猜測，從郭店竹簡本身，可以得到支持。
現在被名為《語叢三》的楚簡中，已確認有九枚分上下兩欄書寫的簡[5]，整理者說：“簡文的這種書寫格式是以往楚簡中所未見的”。但是，學界人士應該記起，他們雖然也沒見過這種簡，卻見過因這種書寫格式而帶來混亂的書，那就是《墨經》！
《墨子》書中有《經上、下》《經說上、下》四篇，一般統稱《墨經》。那是最明白的由著者有意識地安排成的經、說體文章。譬如，《經下》有一條：“以言為盡悖，悖。說在其言。”與之相應的解說，在《經說下》定可找到：“以悖，不可也。之人之言可，是不悖；則是有可也。之人之言不可；以當，必不當。”這是指出“自語相違”矛盾以勝敵的辯論術，“經”文最扼要地指出論題之“悖”在於“其言”本身，而將具體論證留給“說”文去完成。“說”文開頭的“以悖”二字，是對“經”文“以言為盡悖”的牒舉，以便對號入座，順利找到解說。《墨經》其他各條，大體也都如此。
當初在竹簡時代，《墨經》的“經”文，便是寫在上下兩欄的簡上，如《語叢三》所示。而“說”文，則是通常寫法，一欄到底。
何以見得？有傳世本《墨經》的混亂為證。傳世本《墨經》的《經上》篇和《經說上》篇，是這樣開頭的：
故，所得而後成也。止，以久也。體，分於兼也。必，不已也。知，材也。（《經上》）
故，小故，有之不必然，無之必不然；體也，若有端。大故，有之必然，若見之成見也。體，若二之一，尺之端也。知材，知也者，所以知也，而必知，若明。（《經說上》）
“經”文開頭的五條中，只有第1、3、5條有“說”；其2、4條的“說”文，要到全文進行一半以後，才姍姍出現。這就是由於，“經”文是寫在上下兩欄的簡上，第2條位於第2簡的上欄，而不是第1簡的下欄；寫在第1簡下欄的，不是第2條，倒是半數以後的第1條。這叫做“旁行句讀”。後來抄書人不懂得這種“旁行”的規矩，在抄完第1條“故所得而後成也”以後，不知道接抄左旁簡上欄的第2條“體分於兼也”，而直抄本簡下欄“止以久也”，於是遂造成“經”文與“說”文不能連續對應的混亂[6]。直到清人畢沅注《墨子》，發現文中“讀此書旁行”的提示，始將“經”文“錄為兩截，旁讀成文”。
《墨經》所以要將“經”文分欄繕寫，大概是由於“經”文詞簡意賅，若一條一簡，則形成浪費；數條一簡，將眉目不清；於是采取了分成兩欄的折中辦法。至於分欄後的次序為何不采直讀法而采旁行法，那當是由於某些經文字數較長，占用了兩枚簡的上欄[7]，於是遂順勢左排下去，省卻返回已成參差的前簡下欄之故。
據此，我們可以設想，楚簡《語叢三》的那九枚兩欄書寫的簡文，應該也是一種“經”；其他那些不分欄的簡文，或許便是“經說”。譬如第66簡上欄“亡亡由也者”，是“經”；第43簡“或由其避，或由其不進，或由其可”，便是其“說”。第67簡上欄“名二物三”，下欄“生為貴”，顯然也都分別是經；他處必有其說。只是由於失落過多，現在尚無法通讀而已。可惜。
我說了這許多有關《墨經》書寫格式的話，特別是推測《語叢三》之有經有說，只是為了想引出這樣的支持，即：當時的“經”文，都是文約義豐的，以待“說”文去展開。如《墨經》，如《語叢三》。竹書《五行》篇如果起始便有“說”，則無須如此周詳豐滿，一覽無馀；而應該提綱挈領，把許多解釋性的語句，留給“說”文去說。現在的《五行》篇既然不是這樣，因此可以推想，它的“說”文，不是原定計劃的一個必要部份，而是後綴上去的。
注釋：
[1]參見拙著《帛書五行篇研究》，齊魯書社1980年7月第一版，1988年8月第二版
[2]所謂一人一時，不必真是一個人一短時，也可能是一群人一長時。
[3]例如它對經中那些一望而知、不解自明的語句，仍要解上一句，叫做“直之也”。
[4]見《荀子·非十二子》
[5]進一步整理將會發現，不止九枚。
[6]《經下》和《經說下》的混亂狀況與原因，同此。
[7]據譚戒甫推測，經文每枚每欄只書六字。見《墨辯發微》，中華書局1964年6月第一版
1998年夏至日
原載《人民政協報》1998年8月3日第三版；《中國哲學》第20輯“郭店楚簡研究”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