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社會發展與地理環境的關系，是一個古老而又常新的課題，因為它不僅具有人類社會發展究竟由哪些因素決定的理論意義，而且還具有涉及經濟、政治、軍事乃至文化的發展和決策的現實意義。
古往今來，眾多的思想家、史學家、社會學家、政治學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等對之作了各式各樣的說明。馬克思、恩格斯多次論到這個問題，普列漢諾夫更是反復進行了闡述。可是在我國，建國以后的30年間，這個問題卻完全被冷落了。只是到了近幾年，才展開研究和討論。[1]
一
什么是地理環境，它對于社會生活和歷史發展起著什么作用呢？
地理環境，或者說，社會發展的自然環境、自然條件、自然基礎，是社會物質生活和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必要條件之一。它包括在歷史上形成的與人類社會生活相互起作用或可能相互起作用的自然條件，如地理位置、地形、氣候、土壤、水文、礦藏、植物、動物，等等。地理環境是上述諸方面及其交互作用下形成的復雜系統。不僅如此，不能只從自然物質及其運動規律來看待地理環境，還應當從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來看待。這樣，地理環境不僅和各個地區、各個國家的人類活動構成了一個復雜的大系統，而且在今天，整個人類社會和整個地球已經形成了一個十分復雜的更大系統。
人類創造歷史的活動是在一定的空間內進行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地理環境似乎就是人類活動的背景，起著類似舞臺、布景乃至道具的作用。但是，人類歷史創造活動的一個重要方面是通過和自然界之間的物質變換，或者說，通過對自然物質的調整、控制和改造，以謀求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因此，地理環境不單是人類歷史活動的沉默背景和消極的旁觀者，它本身就是人類歷史創造活動的參與者，是這種活動的對象和材料。地理環境不僅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有利的或不利的條件，它自身也在與人類活動的交互作用中不斷改變面貌。自有人類以來，地理環境因自然本身的發展而引起的變化一般來說是緩慢的，而在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下引起的變化，卻隨社會的發展，人類征服自然能力的加強而不斷擴大、加劇和加深[2]。因此，作為人與自然相互關系的一個方面的地理環境主要是一個歷史的范疇。
地理環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更具體些說，第一，自然界本身由于自己內部原因而在發生變化，盡管這種變化一般來說是緩慢的，但其中有一些變化終究對人類社會的發展有著相當的影響。一兩千萬年至幾百萬年前的亞非大陸熱帶、亞熱帶和溫帶某些地區地理環境的變化，給古猿向人的演化帶來了有利的自然條件。我國五千年氣候的變化對農業生產的影響[3]，已經為人所習知。而氣候變化所引起的一系列社會后果，也開始有人探索[4]。至于局部地區，短暫時間內的地理環境由于自身原因而引起的劇烈變化，如地震、火山噴發、山崩、海嘯、洪水、大旱等等，往往對該地區的人類活動產生重大的有時竟是決定性的影響。至于局部地區地理環境由于自身原因引起的緩慢變化，雖然不那么驚心觸目，但也對歷史的發展起過或大或小的影響。像唐后期非常繁榮，被稱為“揚一益二”的揚州，在這以后由于長江航道的淤塞和海岸線的延伸，失去了海港河港的優勢而趨衰落，在歷史上并非少見的現象。
第二，在人類發展的初始階段，由于生產力水平低下，人與自然的關系是簡單和狹隘的。最早，人們所利用的更多的是獲得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如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隨著人類進入較高的發展階段，勞動資料的自然富源，如瀑布、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等，獲得了更重要的意義。如今，人類活動的地理環境的范圍已從陸地表面伸展到了外層空間、洋底和地層深處。而人類所能利用的自然物質、自然力和自然條件也日益增多、擴大和深化。原先不知其性質與用途，或限于技術水平而無法利用的自然物質、自然力和自然條件，像低品位礦石，工業廢料，稀有金屬，潮汐力，缺乏引力接近于真空的外層空間等被利用起來，參加到人與地理環境交互作用的大系統中來。
第三，自從人類擺脫動物狀態，從動物界分化出來以后，人類就通過勞動從單純依賴于自然界，利用現成的自然條件逐漸走上了改造與支配自然的道路。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這種改造的規模日益擴大，程度日益加深，以致今天的地球上遍布著整治過的土地，人工馴化的動物，經過育種的栽培植物，巨大的堤壩，無數的城市村鎮，四通八達的道路和運河等，和遠古的面貌已經大不相同。后人就在先輩改造過的地理環境中活動，并繼續先輩從事地理環境的改造。而這種經過人類改變過了的地理環境，又會給活動在其間的人類帶來新的巨大的影響和前所未有的問題。人和自然的關系就是這樣不斷地擴展、深化和交融。人類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越發展，就越能認識和利用自然規律，克服地理環境對自己的限制。但這并不意味著人類社會的發展和地理環境的作用是反比關系，仿佛人類社會越發展，地理環境對社會的作用就愈小。事實上，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人和自然的關系逐步進入更寬、更深和更高的層次。許多新的自然條件和人們尚未認識或尚未充分認識的自然規律，隨著人和自然關系的擴展和深化而加入到這種關系中來，使人類征服自然的活動出現了新的局面，新的動力，也帶來了始料所未及的后果。例如農業的發展帶來森林和草原的破壞，引起水土流失和氣候變化，工業的發展帶來環境污染乃至大氣層二氧化碳增加這類全球性的長遠問題等。人類對自然的斗爭永無止息，人類對自然的改造始終在進行，人類和自然的關系是一個歷久而又常新的過程。
第四，即使是同樣不變的自然條件，在人類發展的不同階段，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往往起著不同甚至相反的作用。在很長一段時間里，大洋曾經妨礙了人們的交往，但當帆船、輪船相繼出現以后，它就成了人類最重要的交往途徑之一。多少年來，外層空間與人類社會的生產和生活幾乎毫不相關，今天由于火箭及人造衛星的發明，它已經深深進入人類社會生活與政治生活領域。
總之，地理環境的范圍、深度、對人類社會的影響，在社會發展的各個階段各不相同，它是隨人類發展而變化的，是人與自然的復雜關系的產物。之所以如此，不僅是自然界本身的發展，更重要的是取決于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水平和社會制度，以及由此而形成的人類改造、利用、控制地理環境的能力。因此，我們說地理環境是一個歷史的范疇。正因為這樣，在研究人類社會歷史發展時絕不能忽視地理環境及其作用。馬克思、恩格斯說：“任何歷史記載都應當從這些自然基礎以及它們在歷史進程中由于人們的活動而發生的變更出發。”[5]恩格斯寫愛爾蘭史，第一部分就是愛爾蘭的自然條件[6]。毛澤東的《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第一章也是從中國的地理環境開始的。
二
地理環境對社會的作用首先而且主要表現在人類一切活動中最基本的和最具決定性的方面——生產上。生產或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間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7]，“是為了人類的需要而占有自然物，是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一般條件，是人類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條件”[8]。人類創造的物質財富是自然物質和勞動的結合，“沒有自然界，沒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就什么也不能創造。它是工人用來實現自己的勞動、在其中展開勞動活動，由其中生產出和借以生產出自己產品的材料”[9]。因此，自然條件即地理環境是作為生產的一個不可缺少的方面在生產過程中起作用的。它是生產力的基本內容。
生產力諸要素中，最基本的或實體性的要素是勞動者、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后二者又合稱生產資料）。其中，勞動者本身也是一種自然物或自然力（包括體質特征、體力、勞動力的維持與再生產等）。但在生產過程中，人是“作為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10]的，除去下面將要論及的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所絕對必須滿足的自然需要（衣、食、住以及撫育子女等），一般可將之排除在生產所必需的自然條件之外。至于勞動對象，則有兩類：一類是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即未經人的勞動作用就作為勞動的一般對象而存在，如水中的魚，原始森林中的木材，地下的礦藏，待開墾的處女地，天然草地，野生果實，以及太陽能、風力、潮汐、水力、地熱等能源；另一類是“被以前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如已開采出來的正待精選或熔煉的礦石，熟地，棉花，紗，鑄鐵，鋼材，以及所謂二次能源如電力等。不論是天然存在的還是經過勞動濾過的勞動對象，都是天然的或經過勞動改變了的自然物質。生產力的第三個基本的實體性要素勞動資料也可分為兩類：一類是生產工具，是經過勞動加工的自然物質；另一類是勞動條件，如土地，生產建筑物，道路，河流，地形等。因此，生產資料即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全部是自然物質或經過勞動加工的自然物質。這也就是說，地理環境（即自然條件）中直接參與生產過程或直接作為生產過程必要條件的那些因素，是作為生產資料而包括在生產力之內的。
地理環境或自然條件中的另一部分，雖然不是直接參與生產過程或直接作為生產過程的必要條件，但它們通過對生產資料或勞動者的影響，從外部間接作用于生產力。這種作用有時可以達到相當大的程度。像氣候的因素（溫帶、熱帶、寒帶、大陸性氣候、海洋性氣候，氣溫、溫差、濕度，風力、風向，日照，雨、霧、雪、霜、雹等）或地理位置和地形的因素（海拔、山地、平原、沼澤、沙漠、戈壁、傍河、瀕海等）對生產的類型和布局，栽培作物的品種、產量，生產工具的類型和效率，勞動者的勞動生產率，交通運輸的距離與便利與否等方面，各有程度不同，或大或小的影響，就是例子。
地理環境中還有相當大的一部分因素，在生產力發展的一定階段上，是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潛在因素而存在，并將隨生產力的發展而逐步投入到生產過程中去。如尚未開墾的荒地，尚未開發的礦藏，尚未利用的水流等。其中有些是在目前生產力水平下可以開發而由于各種原因尚未開發的，有些則是目前生產力水平下尚無條件開發但將來隨生產力的發展而可能開發的。
正是由于地理環境作為生產力的基本的實體性的要素而包含在生產力之中，以及由于它作為間接的因素作用于生產力和作為生產力發展的潛在因素，所以恩格斯說：“包括在經濟關系中的還有這些關系賴以發展的地理基礎。”[11]這里講的“經濟關系”是指“一定社會的人們用以生產生活資料和彼此交換產品（在有分工的條件下）的方式”即生產方式說的，并非僅指生產關系。
地理環境對生產力的作用具體地表現在哪些方面呢？
首先，它與生產力的發展表現為一種數量關系，能加速或延緩社會的發展，促使各個地區、各個民族、各個國家的社會發展產生不平衡性。
自然條件的優越與惡劣，自然資源的豐富與貧乏，如氣候的好壞，土壤的肥沃程度等，直接影響到勞動生產率。在生產的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自然條件好，同一時間同樣勞動量可以獲得更多的產品，或同一時間較少的勞動量可以生產出同樣多的產品，或較短的時間內同樣的勞動量可以獲得同樣多的產品。自然條件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尤為重要。因為：第一，勞動生產率由各種情況決定，其中包括勞動者的文化科學水平與技術熟練程度，科學發展水平及其在生產上的應用程度，生產的結構與生產過程的社會結合，生產資料的規模與效能，自然條件等。在人類社會發展的早期，自然條件無疑在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各種因素中占有最重要的地位。第二，生產的自然條件在經濟上可以分成兩大類，一是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像土壤的肥力，魚產豐富的水等；一是生產資料的自然富源，像奔騰的瀑布，可以航行的河流，森林，金屬，煤炭等。在人類文化的初期，第一類富源具有決定性的意義，而它們往往不需要直接投入或僅需要直接投入較少的勞動就具有使用價值。在人類發展的較高階段，第二類富源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可見，在人類文化的早期人們對地理環境的依賴更大，地理環境對勞動生產率的影響也就更大。較高的勞動生產率意味著生產者能進行擴大再生產和提供更多的一般剩余勞動，這是加速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條件。不僅如此，優厚的自然條件還使得人們絕對必須滿足的自然需要較少（如御寒的衣物、房屋、燃料、運輸設施等），維持和再生產勞動力所必需的勞動時間也就較少，生產者為自己從事的勞動之外為擴大再生產和提供的一般剩余勞動就愈多，這自然也是加速生產發展和社會進步的重要條件。而自然條件的這個作用，也是在人類文化發展初期最為顯著。像我國境內一些少數民族在建國之初尚停留在原始社會或奴隸制社會，地理環境對生產力發展的影響不能不說是起了相當的作用。由于北極圈的極度嚴酷的自然條件，使得那里的居民像愛斯基摩人等的生產和社會發展長期停滯，可算是地理環境的作用的一個極端的例子。
另外，地理環境對促進生產力發展的重要形式的協作，特別是簡單協作，也起著一定的作用。如季節的需要促使農業或畜牧業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集中較多的勞動力從事搶種、搶收、剪羊毛等。河流用于灌溉時也產生了筑壩開渠等協作的需要，抗御突發性的災變（如洪水），往往也是人們組織協作的重要動力。
但是，良好的自然條件只是提供了生產發展和一般剩余勞動的可能性，并不提供現實性。生產的發展要以人對自然的支配為前提。過于豐饒的自然會使人過分依賴自然，無助于發展人對自然的支配能力。某些熱帶地區過于豐饒的自然條件反而使那里古代的生產發展速度減慢，也是一個地理環境作用的極端的例子。勞動和生活的不同的自然條件固然使同一勞動量在不同的地區和國家可以滿足不同的需要量，因而在其他條件相似的情況下，使必要勞動時間各不相同。但是這些自然條件只作為自然界限對剩余勞動發生影響，就是說，它們只確定開始為別人或社會勞動的起點。生產越進步，這一界限在整個勞動量中就越退縮，起的作用就越小。[12]我們決不能把地理環境對生產的影響過分夸大或絕對化。
其次，地理環境對生產的作用除表現為數量的關系外，更重要的是表現為它對生產力的性質和特點的影響上，即除了自然條件的優越與否外，更重要的是它的差異性與它的自然產品的多樣性的作用。因為后者“形成社會分工的自然基礎，并且通過人所處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促使他們自己的需要、能力、勞動資料和勞動方式趨于多樣化”[13]。人類的歷史發展證明，對社會發展最有利的是富有差異性和自然產品多樣性的溫帶和亞熱帶地區。世界古文化多數發生在溫帶和亞熱帶，資本主義也是在這里成長起來的。
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自然產品的多樣性使得不同的人們與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運動各具特色，從而使生產力及其結構也各具特色。在生產力諸因素中，勞動對象具有什么特點，勞動工具和勞動條件以及勞動者的生產技術就具有相應的特色。另外，勞動工具的材料對于形成生產力特色也有重要關系，沒有金屬的地方，土著居民就無法用自己的力量進入金屬時代。這種自然條件的差異性和多樣性表現為：第一，促成了古代氏族內部成員按性別和年齡及隨季節而改變的勞動的自然條件的分工，如男子從事漁獵、畜牧，婦女從事采集、種植、紡織、制陶。種植季節多數成員從事農業，農閑時從事編織、狩獵等。第二，形成了各個氏族、部落、地區、民族、國家之間的各具特點的經濟生活。“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環境中，找到不同的生產資料和不同的生活資料。因此，他們的生產方式、生活方式和產品，也就各不相同。”[14]原始部落從漁獵轉化為畜牧或農業，要有相當的地理環境特性，如不同的植物動物區系，以及氣候、土壤、水文條件等。人們習知的古代新大陸和舊大陸居民經濟生活的差別，就是由此而來的。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經濟生活的日益繁復，自然條件和自然資源對不同地區和國家的生產力性質和特色，諸如各生產部門的形成，生產部門內部和各部門間的結構與比例關系、生產力的布局，經濟效益和發展方向等影響就日益顯露出來。第三，由于不同氏族、部落、地區、民族、國家經濟生活的不同和各具特色，引起了彼此之間的產品和商品交換。交換打破了原來的氏族、部落、地區、民族和國家的生產力發展的地理界限，發展了彼此間的相互關系，加速了生產力發展和經濟生活豐富多樣的行程，促進了社會的進步和變化。以致到今天形成了全球性的世界市場和世界范圍內的交往。而這種由于交換形成的相互關系的產生和難易，則是依地理環境的特性為轉移的。中南太平洋諸島上的土著居民過去由于各島人口少，自然富源大體相同而單一，各島之間經濟生活差異不大，交往又不方便，盡管作為生活資料的自然富源并不貧乏，但社會發展長期停滯，可以說是地理環境對發展分工和經濟生活的差異性與多樣性以及對人們交往的影響的一個極端的例子。至于那些處在同一社會發展階段的地區、民族和國家，也因地理環境的特性而呈現了不同的發展水平、類型的特色。“相同的經濟基礎——按主要條件說來相同——可以由于無數不同的經驗的事實，自然條件，種族關系，各種從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影響等等，而在現象上顯示出無窮無盡的變異和程度差別。”[15]著重號是引者加的。同是奴隸制社會，古代希臘、羅馬較中國商業發達，除了各自的社會特點外，希臘、羅馬瀕臨地中海，內海周邊與島嶼之間距離不大，氣候又宜于航海，也是一個重要的因素。
三
地理環境的特點影響著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和特點，而生產力發展的速度和特點則決定著生產關系以及隨著生產關系之后的其他一切社會關系和上層建筑等的性質和特點。換言之，作為人與自然關系一個方面的地理環境，對于人與人之間的社會關系、社會制度和思想意識，主要是通過它對生產力的影響而間接起作用的。
地理環境的特點影響著生產力發展的水平和速度，從而使不同地區、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社會發展產生不平衡性，處于不同的社會發展階段。例如，在我國，新石器時代的遺址遍布全國各地。但是，原始農業比較發達的主要是黃河中下游和長江中下游地區。歷史發展的不平衡性，使得黃河中下游地區的發展超過了長江中下游，最早進入了階級社會。這可能是由于當時黃河流域氣候較今溫暖濕潤，低溫和干旱威脅較輕，黃土高原和黃土沖積平原土質疏松，旱作農業技術又較簡單，花費勞動少，開墾較易，使以木、石、蚌、骨為材料制成的工具及原始農業技術較易生產出剩余產品來，從而使奴隸勞動成為可能并得到發展。黃河中下游古文化主要興盛于黃河支流及支流的兩旁或支流流入干河的河灣處（即所謂“”），如洮、渭、涇、洛（陜西）、汾、伊、洛（河南）、衛、漳等河及其支流。水與水之間多系平緩的黃土原峁或丘陵，人們可以沿河谷交往及經河的匯流處通向另外的河流，越過這些河流的分水嶺也不困難。相形之下，長江流域當時過于炎熱潮濕，不如黃河流域宜于居人，不少地區覆蓋著大片的原始叢林，平原地區則湖泊沼澤四布，榛莽叢生，加上土質緊密，種植的農作物又主要是水稻，平整土地和引水灌溉勞動量大，技術要求高，在原始的生產工具和技術條件下，大量開墾困難，即使有一些比較發達的地點，由于大面積的河湖沼澤叢林榛莽的阻隔，也不易擴大交往，連成大片，形成強大的力量，人口發展也因此受到限制。因此，黃河中下游地區首先成為中國古代經濟文化的中心地區。
從三國兩晉南北朝開始，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特別是長江下游的經濟發展速度超過了黃河中下游。這除了人為的因素（如戰亂及人口遷移等）以外，地理環境的緩慢變化也是因素之一。近兩千年來，我國氣候的總趨勢是逐漸變冷[16]，長江流域及其以南的氣候從過去的過分炎熱潮濕變得更適于人類居住和農業的開發。隨著人口的增長和農業技術的進步，墾田面積明顯增加，這帶地區在降水量、溫度、總熱量等方面的優勢充分顯示出來。主要種植的高產糧食作物——水稻特別是雙季稻的普及，更使它在全國經濟中占了優勢。反之，黃河流域氣候漸趨寒冷，水體大為減少，氣候干燥，加之黃土高原經過長期開發，天然植被嚴重破壞，水土流失加劇，土壤肥力下降，水利灌溉日益困難，由此引起了水旱災害。再加上北方地區是全國政治軍事重心，階級斗爭與統治階級內部的斗爭比較激烈，戰亂比南方多，而周邊地區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民族往往南下，常在一段時期里造成破壞，影響了經濟的發展。上述各種因素使得黃河流域經濟的發展從唐宋以后陷于停滯、緩慢的狀態，而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則取代了黃河中下游成為全國的經濟重心，并隨后又成了全國的文化重心。在這樣一個人與自然及人與人的復雜的交互作用的歷史過程中，我們可以充分認識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速度的作用。[17]
地理環境還使不同地區、不同國家、不同民族的生產力發展具有不同的特色。這種特色又影響了它們的生產關系、社會組織和上層建筑。
橫亙歐亞大陸的大草原帶的地理環境的特色，形成了這帶地區的大規模游動的畜牧業。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主要的直接財富是畜群而非經常遷移的牧場。因此在古代，游牧民族的土地私有觀念一般比定居的從固定的土地取得收獲的農業民族為淡薄，而其社會組織也長久地保持著宗法家長制和部落的形式，而不像農業民族那樣按地域來劃分。
同是農業民族，當進入封建制后，西歐長期處在封建領主制階段，而中國則早在戰國時就形成了地主經濟。除去其他因素外，地理環境的不同也是一個原因。西歐地勢平坦，處于盛行的西風帶，大西洋的潮濕氣流可以均勻地吹向內陸，雨量較多，分布相對平均，氣候穩定性強，不大發生大的旱澇災害。土壤物理性能也較好，對發展農業有利。也正是這種有利的自然條件，使農業生產基本上不存在抵御自然災害的壓力。因而技術進步緩慢，形成大面積粗放的耕作方式。隨人口增長而來的農業發展主要是靠擴大耕地面積來解決。中國則不同。黃河中下游在年度和季節上雨量分布都不均勻，春夏之間盛行干熱風，易于出現旱澇災害。廣布的黃土、褐色土物理性能較差，對旱澇天氣亦較缺乏適應能力。長江流域氣候較穩定，雨量豐富，但種植適應于這種氣候的水稻卻需要對水量加以控制，而廣布南方的紅壤物理性能也不佳。這就刺激了中國農業發展了在北方以防旱保墑為核心，在南方以灌溉為核心的精耕細作的集約化耕作制度，如深耕細耨，施肥選種，平整土地，水利灌溉等等，土地也因此分成小塊，分散經營，從而形成了與西歐不同的農業生產力的特點。
正是由于不同的生產力特點，中國與西歐在封建生產關系上也具有不同的特點。大面積的粗放耕作方式對生產技術要求較低，生產環節較少，農具也多是大型和通用的，這就使生產帶有一定的集體性，對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與技術要求較低。在這樣的情況下，封建主需要也可能對農業生產進行直接的管理和監督，加強對農業勞動者的超經濟強制。這就是西歐封建剝削方式的主體——以徭役勞動為特色的莊園農奴制的由來。中國的精耕細作制度由于生產環節多，情況復雜，技術要求高，土地又分割為小塊，農具多種多樣，小型的專門化的居多，對勞動者個人的積極性和技術的要求較高。在這種情況下，封建生產的個體的、細小的、分散的特色十分突出，封建主無法也無需對農業生產實行直接管理和監督。出現的剝削形式只能是把土地分租給農民自己經營，以實物地租為主的租佃制的地主經濟。[18]
不同特色的經濟關系形成了不同特色的政治制度。在西歐，在對農奴的強烈的人身控制下的莊園農奴制基礎上形成了封建領主制。領主既是封建領地的占有者，也是領地上集行政、財政、司法、軍事權力于一身的最高統治者。而在其上的高級領主和國君則沒有很強大的權力，從而形成了封建分裂割據的局面。在中國，封建生產的細小、分散、個體的性質明顯突出，使得地主經濟的獨立性、分散性和隨土地買賣而來的不穩定性以及超經濟強制色彩不那么濃厚，使得地主階級需要把經濟剝削權力與政治統治權力相對地分割開來，建立一個集中的、權威的政權機構來集中地代表他們行使政治統治權力。這就是以皇權和官僚制度為特征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由于政令是從皇帝所在的都城經過各級政府所在的城市下達到廣大農村，因此城市的作用也與西歐不同。在西歐，城市是作為農村中封建領主城堡的補充和對立物，作為工商業經濟據點而存在，農村統治城市。在中國，城市則是以封建政治統治網絡中的節點的面貌出現，城市統治著農村。而中國封建社會中占上風的統一的趨勢，則與專制主義中央集權制度交互為用，維系和加強了這一制度。
在具有不同特點的農業生產力和領主或地主經濟基礎上形成的中國與西歐封建社會的許多不同的特點，像西歐等級制色彩比較強烈，貴族和平民界限分明，基督教作用很大，幾乎代替了統一的政權，農村公社的傳統長久保持；而中國等級制色彩不那么強烈，法律標榜“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布衣卿相相當普遍，佛教和道教并沒有起到基督教那樣的作用，農村公社較早瓦解，其殘留蛻變為具有宗教會社或私人團體性質的社邑，等等。則不可能在這里多所論列了。
四
地理環境不僅通過生產力間接作用于生產關系乃至上層建筑等方面，也直接影響到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雖然這些影響各不相同而且多半與其他的社會因素的影響交織在一起。
中國封建社會統一是歷史發展的主流。這首先是經濟發展的要求與結果，但地理環境也產生有利的影響。我國所在的“東亞大陸”，地形由西向東傾斜，面向廣袤遼闊的太平洋，與位于西方及西南方的其他古代文化中心位置正好相背，而且距離遙遠，路途艱險，交往不易。因此我國古代歷史的發展具有很大的獨立性。相反，“東亞大陸”內部的地形使得大陸內部各地區間的交往多半較這些地區與大陸以外的地區交往為易。不僅黃河中下游各地之間，而且黃河中下游與淮河、長江中下游之間，長江中下游與東南沿海諸河及珠江流域之間，都沒有巨大的自然障礙。黃河流域及長江流域與蒙古高原、東北地區、新疆地區、西南地區的山地、森林、草原、戈壁、沙漠的自然條件雖然不同，但景觀呈層次分布，且有一些中間過渡地帶，并非突然變化，地形一般不甚險阻，不致于對各地區的交往形成極大的障礙，使得彼此處于完全隔絕狀態。因此中國古代文化的發展可以由點到線、由線到面，面與面之間互相聯結，形成更大的面，內部有廣闊的發展余地。各地區多樣化的經濟文化，并沒有成為彼此嚴重隔絕分離的因素，反而具有不同的社會分工的意義，促進了各地區間的經濟文化交流。而黃河中下游以及隨后的長江中下游發達的漢族經濟文化，則使得“東亞大陸”有了一個核心，吸引了周邊地區，使其發展具有向心性，從而使整個東亞大陸的文化越來越具有共同性和統一性。在這樣的地理環境影響下所形成經濟、文化乃至民族心理（如居天下之中的“中國”的意識，各民族源于共同祖先的意識等），對于統一的趨勢無疑起著重大的作用。當然，隨之而來的閉塞內向，妄自尊大等等消極的影響，也不容忽視。[19]
這個具有共同性和統一性的“東亞大陸”特別是它的核心地區，長久處于統一的專制主義中央集權的政權統治之下，固然最根本的因素是分散的、細小的個體小農業和地主經濟，但是比較平緩而開闊的地形，便利的水陸交通，確也是統一集權的政府行使權力的有利條件。秦始皇開始在全國修馳道，大大便利了中央和各地的聯系及軍隊的調動。秦漢特別是隋唐以后的驛傳制度，更是對統一集權的中央政府統治全國起了重要作用。西漢趙充國在金城（今甘肅永靖一帶）向長安的中央政府請示，函件往返二千多里，七天就得到回報。如果沒有嚴密的高效率的驛傳制度，是難于做到的。秦漢以后的水運，特別是隋唐以后的溝通南北的大運河，便利了南北聯系特別是南方糧食物資的北運，從而把位于北方的全國政治軍事重心與南方的經濟重心連結起來，使統一集權的中央政府有一個比較穩定的物質基礎。
中國封建社會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規模之大，次數之多和有些起義堅持時間之長，都是世界歷史上所僅見的。形成這種特點的根本原因當然要從中國封建生產關系，要從地主階級及其政權對農民的剝削壓迫的特點及其殘酷性中去找。但形成中國農民斗爭的這些特點，不能不說同中國是個大國，各地區之間經濟聯系密切，交通便利而發展又具有不平衡性有關。正因為中國經常處于統一狀態下，由一個中央集權政府所統治，所以階級矛盾的激化常帶有全國性、普遍性。或者是全國普遍爆發起義，或者是一地區的起義迅速觸發其他地區的起義，匯集為全國范圍的大規模農民戰爭。也因為中國是個大國，各地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封建統治力量不平衡，因此農民起義可以是此伏彼起，綿延不斷，或者是采取長期游動作戰的形式，避實就虛，積蓄力量，等到時機成熟時，發動更大規模的戰爭直到向封建中央政權發動全面的進攻，取得推翻舊王朝的勝利。另外，也由于中國是個大國，政治經濟發展不平衡，封建統治力量不平衡，各地區具有相對的獨立性，地形也復雜多變，因此，往往可以形成一個地區的農民起義所建立的政權與封建政權對峙的局面，有時延續相當長的時間。東漢末年漢中的張魯政權堅持了近30年，太平天國定都南京后，與北京的清政權對峙了11年。
民族關系和民族斗爭是我國歷史發展的一個重要方面。古代中國由于地理環境不同，長城一線大體上成為農區與牧區的分界線。在此以北的廣大草原地區宜于大規模的游牧，從而適應于大規模的民族活動與遷徙。農區與牧區之間沒有巨大的自然障礙，而且還有像河套這樣的宜農宜牧的中間地帶，既有利于北方游牧民族與南方漢族的交往，也便于當北方游牧民族占據這塊地方時，吸收漢族先進經濟文化，迅速壯大力量繼續南下。如果漢族占領這塊地方，也可以此作為基地繼續北進。在古代中國民族關系史上，北方游牧民族與漢族的關系占有最重要的地位，地理環境不能不說有相當的影響。有的同志更進一步提出，中國近五千年的氣候史上，出現過四個寒冷時期，其最低溫度大體在公元前一千年、公元四百年、一千二百年和一千七百年。這時年平均溫度要降低一到二攝氏度，即等溫線要向南推移二百到三百公里，即從長城一線推到黃河以北。這一趨勢是從東向西發展。另外，4至6世紀和11至13世紀也正是亞洲的干燥期。這些自然條件的變化正好同中國古代歷史上幾次北方民族的南下與西遷——即公元前一千年左右的西周后期與春秋，公元四百年的“五胡亂華”，公元一千二百年左右的契丹、女真和蒙古，公元一千七百年左右的清入關——相吻合。這一現象似乎不能當成純屬巧合。[20]
又像語言的分界線，常常沿著大的自然障礙，如高山、沙漠、森林、沼澤和大河延伸。恩格斯說過：“要從經濟上說明每一個德意志小邦的過去和現在的存在，或者要從經濟上說明那種把蘇臺德山脈至陶努斯山脈所形成的地理劃分擴大成為貫穿全德意志的真正裂痕的高地德意志語的音變的起源，那末，要不鬧笑話，是很不容易的。”[21]我國福建多獨流入海的河流。古代福建是以這些河流及其兩岸的河谷平地作為交通孔道的，各條河流的流域也往往形成一個個經濟區。而現代福建漢語方言的次方言區大致與這些河流形成的區域相重合，像閩東方言區對應于交溪和閩江中下游，閩南方言對應于晉江、九龍江流域等等。[22]
至于更上一層的意識形態領域內，也能看到地理環境的某些直接影響。諸如：
神話是人類童年的產物。在人類控制自然的能力還十分有限的時候，人們用神話解釋超乎人類有限能力的自然界的神秘和萬物的由來，不同民族的神話必然深深打上其活動地區的自然環境的烙印。在明媚溫暖、物產豐富的愛琴海地區的山林、小溪、草地、小島上形成的希臘諸神，性格樂觀、開朗、活潑、輕快，他們的世界雖然也有代表邪惡的巨人、怪物，但他們是斗爭的勝利者，他們扮演著喜劇的角色。而在嚴寒、霜雪、冰山、風暴、霧海、極光的嚴酷自然環境下形成的北歐諸神，性格則是嚴肅、粗獷、陰沉，他們的死敵是冰雪風濤化身的巨人、海蛇、惡狼，他們在斗爭中常常失敗，最后不免與這些邪惡力量同歸于盡，他們扮演著悲劇的角色。
建筑是實用的，也是藝術的。建筑的藝術風格的形成，除去社會因素外，主要反映著材料結構的特點，從而也直接間接地反映了自然條件的特點。古代希臘地區屬地中海型氣候，無嚴寒也無酷暑，雨季在冬天，其他季節晴朗溫暖，宜于戶外活動。境內多山巖，少樹木，物體線條清晰，光與影的效果細致分明。又盛產可以精細加工的優質大理石，因此建筑材料從早期易朽的木材轉為石料。作為希臘建筑代表的神殿，結構為適應石料力學性質的小跨度的梁柱式。為了防備驟雨和熾熱的陽光，通風而又蔽光并能滿足戶內外生活的過渡的柱廊成為建筑的主要特征。希臘建筑的簡單、和諧、精美及直線化的藝術風格，像柱上的凹槽既增柱體垂直之感，也可因其產生的陰影而使光滑的白色柱體表面不致在陽光下過于眩目；使柱與楣接合處柔和自然，并可減少負重感覺的柱頭曲線；改變絕對的幾何直線和比例，即所謂“視覺矯正”，借助人眼的錯覺以獲得美滿和諧的效果的建筑線條與布局的處理；以及細膩的線條和精美的雕刻等等，都是在古代希臘的自然條件、建筑材料與結構的基礎上形成的。在中國的黃河中下游，冬季寒冷，雨量集中在夏季，并時有暴雨，建筑遮風避雨防寒的功能比古希臘重要。石料雖有，但黃土地帶的土（隨后還有以土為原料的磚瓦）更易獲致，因此建筑材料沿襲了早期的半地穴式房屋而主要為土（磚瓦）與木材。由于土的承重能力差，建筑結構主要采取了梁柱式的木構形式，土墻只起屏障和隔斷作用。這類土木結構的建筑如何防雨防潮防朽是突出問題，這就使得中國的古建筑具有高臺基，大的坡形屋頂，寬深的出檐，以及為節約木材，更好地利用木材的力學性能以加寬柱列間跨度及出檐深度的斗拱等一系列獨具的特色，并在此基礎上形成了中國古代建筑藝術的特殊風格。像無需考慮墻壁承重的室內空間的靈活布局，以及室內外少阻隔或無阻隔的亭、臺、廊、榭；利用木材彈性及屋瓦重量和斗拱支撐所形成的屋頂的優美弧線和檐角的出跳；斗拱的裝飾作用；室內的平棋和藻井；為防朽而施于梁柱斗拱的油飾和彩繪等等。
又如繪畫。文藝復興時期的意大利半島干燥、晴朗、多山，一切景物都輪廓鮮明，線條清晰，色調差不多是固定的，轉換的界限分明；尼德蘭平原潮濕多霧，景物的輪廓由于水氣的暈染而顯得模糊，引人注意的不是物體的線條和鮮明單一的色調，而是物體的體積和從明到暗的不同光線強度和從淡到濃的色調的逐步變化，這就形成了文藝復興時期意大利和尼德蘭繪畫的不同的藝術風格。[23]作為中國畫突出成就的山水畫，“外師造化，中得心源”，早期的金碧山水、青綠山水固然是對畫家熟悉的自然景物的真實描寫，就是后來的文人的水墨山水，不管畫家如何重視氣韻，甚至以書法入畫，強調筆墨趣味，不再追求自然景物的忠實再現，然而其線、墨、點皴，都是中國自然景物特征的抽象與作者自我表現的交融，那種獨一無二的中國作風中國氣派，仍是借著中國的自然景觀的特殊風貌而表現出來的。
文學也是如此。黑格爾說過，愛奧尼亞明媚的天空大大有助于荷馬的詩的優美。同樣，九嶷云雨，洞庭木葉，芳州杜若，猿啾FDA5鳴，賦予情景交融的楚辭以特殊的無可替代的藝術魅力。詩經中的許多篇章，樂府中塞北的敕勒歌，江南的采蓮曲，唐人的邊塞詩，山水詩，都以對特定的自然環境的深入體察和藝術描寫而成為令人難忘的作品。
以上所談的只是舉例性質。像哲學思想、宗教觀念以及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等等與地理環境的關系，還有待深入論列，這里無法多談了。
五
地理環境是社會物質生活和社會發展的經常的必要的條件之一，但它不是起決定作用的條件。起決定作用的是生產方式。
地理環境雖然是作為生產方式最活躍最革命的部分——生產力的必要因素，但是，在人與自然的關系中，人是起主導作用的。在生產力諸因素中，起決定作用的不是參與勞動過程或成為勞動過程必要條件的那些自然條件，而是制造和使用工具改變自然條件使之適合人們需要的勞動者。“生產力是人們的實踐能力的結果”[24]，“勞動首先是人和自然的過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動來引起、調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間的物質變換的過程。”[25]生產從目的上看，是改造自然以適合人的需要；從途徑和手段上看，要經過人的勞動，勞動工具要經過勞動加工自不待言，勞動條件一般也需要經過勞動加工，才能成為勞動條件，例如場地的平整、道路的修建、航道的整治，乃至經過人工設計安排的采光、通風等等。在勞動對象中，經勞動加工過的勞動對象不必說了，天然存在的勞動對象，只要參加生產過程，實際上也打上了勞動的印記。天然存在的自然物要作為勞動對象，首先要被人們發現，其次需要認識其用途，然后還需要有這樣的經驗，即人們的勞動技術能夠改變其物質形態。其中天然的非生物性物質，要經過勞動者的考察勘探，而生物則需經過調查、采集、馴化、育種，才能成為社會的勞動對象。因此，作為生產力要素的自然物質，幾乎無一不是經過各種途徑，用各種方式或多或少地經過勞動，才能成為生產力要素。最后，生產力諸因素只有結合起來才形成生產力，而這種結合只有經過人的勞動，或在勞動過程中才能達到。因此，生產力的決定因素不是自然條件。
但是這個問題不能絕對化。在局部地區和一段時間里，自然條件有時可以起決定性的作用。這是因為，自然條件的作用是在各種因素的復雜關系中顯現出來的。一旦有關的因素及其關系發生變化，原先起決定作用的因素可能變為不起決定作用，而原先非決定性的因素可能成為決定性的。自然的災難如此，自然的恩賜也是如此。龐貝城的毀滅，是永恒的；唐山市的毀滅，卻是暫時的。居住在富饒的磷礦之上的南太平洋瑙魯島的居民，以往生活經年累月沒有多少變化，但是到了現代，由于磷礦的開發竟使它成了世界上人均收入最高的國家之一。然而，磷礦即將開采完畢，這個島國的前途還待居民自己努力奮斗。中東那些盛產石油的國家的命運也是這樣。
至于地理環境對生產以外的社會生活各方面的影響，同樣也不是決定性的，起決定作用的是社會因素。地形平緩，交通便利固然是中國統一集權封建國家形成的一個有利條件，但類似的地形卻并沒有使中世紀的西歐成為統一國家。地形和氣候固然有助于蒙古高原民族和南方漢族的交往和斗爭，但主要的推動力量還是來自經濟的以及民族的、政治的乃至社會心理的因素。地理環境促成了語言的區劃，但并不能解釋語言之何以形成。希臘的自然條件固然通過材料和結構影響了建筑的藝術風格，但它們只有依附于并融合于像神殿這樣的宗教的社會的功能中才能得到表現。同樣，地理環境也無法解釋中國山水畫何以到唐宋以后才興起，又何以從早期的模寫真實自然轉變為元以后講求神韻的文人畫。
歷史上不少學者在探討社會發展的原因時，把注意力集中到地理環境上，從古希臘的希波革拉第、柏拉圖、亞里斯多德，中國的司馬遷，到資產階級啟蒙學者孟德斯鳩、德國古典哲學家黑格爾、英國社會學家巴克爾、俄國地理學家梅尼奇科夫以及中國的梁啟超等，都在不同程度上提出歷史發展的進程可以用整個地理環境或其中的某些因素（氣候、地理位置等）的作用來說明。他們的論述不乏精辟的觀點，并具有一定的唯物主義因素和歷史的進步作用，但從根本上來說是錯誤的。
在馬克思主義者關于地理環境作用問題的論述中，特別需要提出的是普列漢諾夫和斯大林的觀點。
普列漢諾夫反復地闡明，過去人們往往錯誤地局限在探究人們周圍的自然界在心理或生理方面對人的影響，而完全忽視了自然界對生產力狀況，并通過生產力狀況而對人類全部社會關系以及人類整個思想上層建筑的影響。他正確地說明了地理環境主要是從生產資料方面影響了生產力的，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說明了人和自然交互作用的辯證關系。普列漢諾夫把地理環境的作用問題放置在歷史唯物主義的基礎上，這是他的重要貢獻。
但是，普列漢諾夫有一個根本性的錯誤，這就是他把地理環境當成了生產力發展的決定因素，以致形成了一個公式：地理環境決定生產力——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決定其他社會關系、社會結構和上層建筑。普列漢諾夫之所以出現這個錯誤，是由于他認為在生產力諸因素中，生產資料是決定性的，而忽視了人和勞動的作用。他說：“人是從周圍的自然環境中取得材料，來制造用來與自然斗爭的人工器官。周圍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著人的生產活動、生產資料的性質。生產資料則決定著人們在生產過程中的相互關系，……正如一個軍隊的武裝決定它的整個編制和它的組成員的相互關系一樣。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系，則在社會生產過程中決定著整個社會結構。自然環境對社會結構的影響是無可爭辯的。自然環境的性質決定社會環境的性質。”[26]
普列漢諾夫雖然反復宣傳地理環境最終對社會發展起決定作用的觀點，但他似乎也感到未免絕對，因此有時對之加上一點限制。如“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地理環境的特點[27]，“生產關系是在特定的生產力的基礎上產生的，而生產力又在相當程度上依賴于地理環境”[28]。更重要的是他又提出了一個補充意見，即：“包圍著人的自然本身給了人以發展他的生產力的第一個可能”，“第一個推動力”或“原始推動力”。在此之后，即社會關系產生后，社會關系（生產關系）“是結果，生產力是原因，但是結果本身又變成原因；生產關系又變成生產力發展的一個新來源。”“生產關系和生產力的相互影響，造成了一個社會運動，這個社會運動有它自己的邏輯和它自己獨立于自然環境的規律。”“自然環境在這種情形之下所能為力的事，只是由助成生產力的發展來促進這個運動。”“人為的環境是非常有力地改變著自然對社會的人的影響的。”“人對地理環境的依賴從直接的變成間接的了。地理環境經過社會環境影響于人。”[29]
但是，人類之成為人類，就是因為他是通過勞動及使用和制造工具來支配自然界，從而同僅僅利用外部自然界的動物有著本質的區別。人類作為動物固然也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但從一開始人的自身就是“作為以一種自然力與自然物質相對立”[30]，而且從一開始就是結成一定的社會關系來從事勞動和生產的（普列漢諾夫對此有許多正確的論述）。古猿怎樣演化成為人的問題，今天還不能說是完全解決了，還需人類學家、古生物學家、考古學家、地質學家等繼續探索。但是，不論變化著的自然條件在人類的形成上起了多大作用，不論人類形成的時期對自然界的依賴是何等大，對自然界的支配能力是何等的薄弱，生產關系和社會組織是何等的原始，也不論人類的形成要經過多少漫長的歲月和中間過渡階段，但終究不能認為存在著完全受自然界支配的人類，存在著沒有生產關系或社會組織的“原始生產力”。如前所述，自然環境既然始終作為生產資料的物質材料而對生產力起作用，通過生產力對生產關系及上層建筑間接地起作用，而且始終也對生產力以外的其他社會生活方面起作用，那么，那種把人類早期地理環境通過生產力起直接的決定作用，后來通過生產力對社會環境的影響而間接地起作用的說法不免是不正確和混亂的了。因此，普列漢諾夫關于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決定作用的這個補充是錯誤的，而且同他許多正確的論述是相矛盾的。
普列漢諾夫還有一個提法：“只因為地理環境的某些特殊屬性的蔭賜，我們的人類的祖先才能提高到轉化為tool m aking anim als （制造工具的動物）所必要的智慧發展的高度。和這完全同樣地，也只有地理環境能夠給這個新的‘制造工具’的能力以使用和改造的余裕。在生產力發展的歷史過程中，人的‘制造工具’的能力，首先應該看做是不變量，而使用這個能力的周圍的外間條件——看做是經常變動的量。”[31]普列漢諾夫認為，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人們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是一個確定的量，這個能力能實現到什么程度則決定于周圍的自然條件。這里，還是夸大了自然條件的作用，而把人的改造自然的能力置于一種完全受動的地位。實際上，人與自然的交互作用是一種復雜的關系，不能說一方不變一方可變。而這種關系的變化是有規律可循的，即總的趨勢是人類對自然支配的能力越來越大，自然條件則隨人的支配自然能力的擴大而越來越得到充分的利用。而人的改造自然或制造工具的能力則在人與自然的交互關系中或生產過程中居于主導的地位。因此，在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作用問題上，普列漢諾夫盡管發表了不少正確的意見，但也有錯誤和自相矛盾之處，并沒有擺脫“地理環境決定論”的束縛。
斯大林的《論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闡明了生產方式是決定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的主要力量，否定了地理環境決定社會性質和社會發展的錯誤觀點，這是正確的。但是對地理環境何以對社會發展不起決定作用的分析，卻不能認為是正確的。第一，他談到社會生產力時只提到兩個要素，即生產工具和人，而把勞動對象排除在生產力要素之外，這就不免貶低了地理環境對生產力性質和發展的重要意義。第二，由于把地理環境基本上排除在生產力要素之外，地理環境對社會的影響就只能基本上是外部的而非內部的了。而地理環境也就只能從量和時間方面加速或延緩社會發展進程，至于地理環境從質的方面，即對生產力性質、社會特點等方面的影響則完全不在考慮之列。第三，斷言社會的變化和發展比地理環境的變化和發展快得不可比擬，因此地理環境不能是社會發展的決定的原因。這里，斯大林在人和自然的關系上，把地理環境當成了幾乎是絕對靜止的因素（這和普列漢諾夫的論點正好相反），完全忽視了地理環境自身的某些變化對社會發展仍然可能起著或大或小的作用。更重要的是完全忽視了地理環境在人的作用下會發生很大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反過來又會對社會發展帶來巨大的影響。也就是說，斯大林完全忽視了人與自然的復雜的交互作用及其自然的和社會的影響，而是用一種機械論的觀點來對待地理環境問題，貶低乃至實際上否定了地理環境對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
自從《蘇聯共產黨（布）歷史簡明教程》出版以來，斯大林的觀點在我國長期占據了統治的地位。這不僅限制了從理論上對這個問題的探討，而且也助長了在經濟建設的實踐中那種過分強調人的主觀能動性，不顧客觀自然條件的蠻干做法。因此，今天來深入探討這個問題，無論是從理論上還是實際上都是必要的而且是有意義的。
注釋：
[1]如楊琪、王兆林：《關于“地理環境決定論”的幾個問題》，《社會科學戰線》1985年第3期；嚴鐘奎：《論地理環境對歷史發展的影響》，《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5年第3期；章清：《自然環境：歷史制約與制約歷史》，《晉陽學刊》1985年第2期；徐詠祥：《論導致普列漢諾夫地理環境決定論傾向的理論根源》，《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1期，以及下面引到的一些文章。
[2]參看恩格斯：《自然辯證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573—574頁。
[3]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竺可楨文集》，第475—498頁。
[4]譚其驤、鄒逸麟、葛劍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創我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階段》，載《沿著馬克思的理論道路前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程洪：《新史學：來自自然科學的挑戰》，《晉陽學刊》1982年第6期。
[5]《德意志意識形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3—24頁。
[6]《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第525—549頁。
[7]《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頁。
[8]同上書，第208頁。
[9]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92頁。
[10]《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頁。
[11]《致符?博爾吉烏斯》（1894年1月25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505頁。
[12]《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562頁。
[13]同上書，第561頁。
[14]《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90頁。
[15]《資本論》第3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92頁。
[16]竺可楨：《中國近五千年來氣候變化的初步研究》，《竺可楨文集》，第475—498頁。
[17]見譚其驤、鄒逸麟、葛劍雄：《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開創我國歷史地理研究的新階段》。又，寧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地理環境》，《平準學刊》第三輯。
[18]參看席海鷹：《論精耕細作和封建地主經濟》，《中國農史》1984年第1期。本文的論述與該文有一些不同。
[19]寧可：《中國古代歷史發展的地理環境》。
[20]程洪：《新史學：來自自然科學的“挑戰”》。看來是一個值得繼續探究的問題。
[21]《致約?布洛赫》（1890年4月21—22日），《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四卷，第478頁。
[22]游杰、周振鶴：《方言與中國文化》，《復旦學報》1985年第3期。
[23]丹納：《藝術哲學》，第237—244頁。
[24]《致安年科夫》（1846年12月18日），《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7卷，第477頁。
[25]《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1—202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
[26]《唯物主義史論叢》，《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第168頁。著重點是原有的。
[27]《談談歷史》，《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2卷，第250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
[28]《尼?加?車爾尼雪夫斯基》，《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4卷，第333頁。著重號是引者加的。
[29]上列引文按引用先后次序出自：《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以下簡稱《選集》第1卷，第767頁；《替經濟唯物主義說幾句話》，《選集》第2卷，第227頁；《談談歷史》，《選集》第2卷，第250頁；《唯物主義史論叢》，《選集》第2卷，第169頁；《論唯物主義的歷史觀》，《選集》第2卷，第273頁；《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選集》第1卷，第766頁。著重號都是原有的。
[30]《資本論》第1卷，《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頁。
[31]《論一元論歷史觀之發展》，《普列漢諾夫哲學著作選集》第1卷，第681—682頁。著重號是原有的。
原刊《歷史研究》1986年0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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