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洛文化研究是一個有重要意義的大題目，這個題目的提出可以說是這些年中國傳統文化研究進一步走向深入的一種標志。
很多人不會忘記，二十來年前，我國學術界出現過引人注目的“文化熱”。由于“文革”時期文化遭受從來未有的歪曲和踐踏，故而在撥亂反正之后，闡述文化和文化史的論作一時風行。文章、專著、刊物如雨后春筍，還有大部頭的書，像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中國文化史叢書》、中國炎黃文化研究會推出的《中國文化通志》等，多達數十卷，上百卷。這一熱潮后來向縱深推進，研究逐漸專題化，一個重要的方面就是區域文化的研究成為熱門。
中國歷史久遠，土地廣博，按區域對歷史文化進行考察古已有之，纂修多種多樣的地方史志的傳統即其顯例。至于現代意義的區域文化研究，我在別的地方說過，較早的例子是二十世紀三十年代一批學者提倡探討吳越文化，再有四十年代抗戰中討論巴蜀文化，但都沒有形成普遍的風氣。各種區域文化的研究探索呈風起云涌之勢，則是在“文化熱”過后才形成的。
區域文化研究的流行，和歷史學科中發生的一項重大的觀念轉變也頗有聯系。大家知道，在古代以來的傳統觀念里，中國被認為是“天下”，而中國的歷史文化常被講成是一源的、單線的，出自一個中心的。現代學人認識到這種觀念是錯誤的，與中國自古是多民族、多地區的國家這個基本事實相違背，因而開始強調中國歷史文化的多源性、多線性。此項轉變，不但在“文革”后的歷史學者著作內得到強調，在考古學這一專業領域也凸顯出來。這樣，人們也就更多地體會到區域文化研究的價值。
在傳統的看法中，中國文化的中心在中原，在黃河流域。稱黃河流域為中國文明的搖籃，即反映了這種中原中心論的觀點。為了矯正這樣的觀點，新興的區域文化研究更多地側重中原以外的地區，例如楚文化、燕文化、東夷文化、羌戎文化等等，都有大量的研討闡發，成果相當顯著。對比起來，中原地區文化的研究反而減色了。實際上，中原也是全國的一個重要區域，不應為區域文化研究所忽略。
河洛文化研究課題的提出，正好彌補了這方面的欠缺。河洛文化這一名稱可有狹義、廣義的不同理解。狹義的河洛，只指洛陽四周一帶，若從文化角度來看，應該說這只是更廣闊的一個區域的中心。這個大的區域，就是黃河中游的中原地區。因此，這里說的河洛文化即是中原文化。今天的區域文化研究既要研究中原，也要研究中原以外的其他地區的文化，這樣便做到全面了。我們今天研究河洛文化，還有特殊的意義。關于這一點，不妨從以下幾方面來說明。
首先，河洛文化分布的中原地區，是中國古代文明的發祥地。前幾年，我在為《黃河文化史》一書寫的序言中曾談到：“中國古代文明誠然是多源的、多區域的，然而也必須看到，不同時期、不同區域的文化發展是不平衡的。也就是說，在若干關鍵的當口，特定的區域會起特殊的歷史作用。例如大家關心的‘跨進文明的門檻'，便不可能同時在好多地區實現。”歷史文獻和考古成果的研究分析表明，我們的先人擺脫原始野蠻的狀態，真正開始進入文明時期，正是在中原地區。我還引用周昆叔等先生的話：由公元前第五千紀開始的仰韶文化時期，“以關中為中心的半坡文化，尤其是隨后的廟底溝文化向四周擴展，東至濱海，西抵青藏高原之東側，北達長城內外，南入長江中下游，影響所及，包括半個中國。……這是統一中國文化形成的初級階段。”以黃河中游區域為中心的仰韶文化，“對實現統一中國文化做了最早的重大貢獻。”
文化輝煌的夏、商、周三代王朝，即在這種統一文化的基礎上形成建立，所以這幾代王朝的中心都不離中原地區。更早一些的唐、虞，實際也是如此。司馬遷《史記》的《貨殖列傳》有一段膾炙人口的話：“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這里所說的三河即河洛一帶。而“天下之中”的說法，包含兩重含義。從當時的宇宙觀念來說，認為這是大地的中心。《周禮》記載有用天文儀器土圭測量日影而確定“天下之中”的方法：“日至之景（影）尺有五寸，謂之地中”（符合這個條件的地點是禹都陽城，今洛陽以南的登封告成鎮）。從當時的政治經濟條件來說，這里也是朝會、貢賦、商業、交通的中心，所謂“天下之大湊”，適合首都的設置。
我們對中國古代文明起源及其早期發展歷程的探索，也是從西周到夏商逐步上溯的。1996年5月啟動的“九五”國家重點科技攻關項目“夏商周斷代工程”，以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多學科結合的途徑研究夏、商、周三代的年代學問題，其目的是“為深入研究我國古代文明的起源和發展打下良好基礎”。“工程”在考古學方面，“對與夏商周年代有密切關系的考古遺存進行系統研究，建立相對年代序列和分期，為利用現代化手段測定夏商周絕對年代提供層位明確、文化屬性明確、相對年代清楚的測年標本”，并特別規定其“研究重點是中原地區夏商周時期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工程”的階段性成果表明，正是依據中原地區考古文化的研究和測年，建立了有關時期的年代標尺。繼“夏商周斷代工程”之后，在“十五”的前三年，即2001至2003年，設立了“中華文化探源工程預研究”課題，仍采取多學科結合的研究途徑，探索古代文明的起源及其早期發展情況。這一課題把考古遺存的考察范圍限制在中原中心的晉南豫北，重點調查、發掘了山西襄汾陶寺、河南登封王城崗、新密古城寨和新砦等遺址。“預研究”課題已經順利完成，在其基礎上，正準備實施“公元前2500—1500年中原地區文明形態研究”課題。看來，在將要全面啟動的大型科研項目“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中，中原地區仍然會占據非常顯著的位置，這完全是由這一地區本身在歷史上的重要性來決定的。
大概是因為我的專業是在先秦一段，以上關于文明起源和夏商周時期已經說得太多了。中原地區文化的重要，當然不限于先秦，直到人們艷稱的漢唐盛世，中原的核心地位依然十分明顯。西周時形成的宗周（今西安市長安縣）、成周（今洛陽市）兩大都邑，延續成為許多王朝先后建都的地方。正因為如此，長安與洛陽不但是全國輻輳的中心，而且躍為國際意義的大都市，其文化影響廣及歐亞大陸。
其次，我們應當看到，中原地區在中國歷史上之所以重要，一個重要原因就在于它在地理位置上占全國的中心，從文化內涵上能吸收和容納周圍甚至邊遠地區的文化因素。因此，我們把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作為專題來研究，一定要采取與其他區域文化橫向比較的方法，才能夠深切認識這一地域文化的特殊意義。
與過去中原中心論只講中原對周邊地區的文化影響不同，我們認為中原與周邊之間的文化影響是雙向的，也就是說各地區的文化彼此都有交流，有融合。只講一個方向的傳播影響，結果每每是片面的。這里試以古代巴蜀文化與中原的關系為例。近些年巴蜀文化的發現，如廣漢的三星堆遺址、成都的金沙遺址所展示的文化面貌確實獨特奇異，使學者們驚詫，也在公眾中造成非常深刻的印象。然而，在這些巴蜀文化的古老遺存中，中原文化———如考古學所說的二里頭文化、商文化的影響仍是顯而易見的。比如在三星堆器物坑出土的兩米高的青銅人像，面部是典型的蜀人容貌，峨冠博服而赤足，更與中土習俗相背，可是細看銅像裝飾的花紋，卻顯然是中原商文化的藝術風格，這是中原商文化影響及于蜀地的例證。另一方面，巴蜀文化也影響到中原。我們曾經指出，從秦統一后到西漢時期，中原以及其他地方普遍流行的日用青銅器鍪和釜，其始源即在巴蜀，是戰國后期秦吞并巴蜀后逐漸傳流出來的。器物盡管不大，影響的深廣則相當顯著。這一類具體事例告訴大家，在研究區域文化時，不可忘記把它放到全國這一整體的文化背景中去考察。對于這里談的河洛文化即中原文化，尤其要作如是觀，才能將這方面研究的重要價值充分凸顯出來。在此，我相信這個題目的研究工作會對中國傳統文化的研究與探索作出新的貢獻。
原載《光明日報》2004年8月25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