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發表的荊門郭店楚簡中有儒家著作《五行》經文，可與長沙馬王堆帛書的《五行》相對勘。帛書《五行》有經有傳（或稱說），其體例和現存于《禮記》中的《大學》非常近似。《大學》文字中有錯簡、脫簡，注家特別是宋人曾加整理研究，指出其經本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從傳文明記曾子，又不是引文看，這種看法是有道理的。與《大學》對比，《五行》的傳記有世子之名，世子即世碩，系孔門七十子弟子，所以《五行》傳文是世子之意而門人記之，至于《五行》經文應當更早，參考《荀子·非十二子》，當即子思作品。
《郭店楚墓竹簡》的出版[1]，已經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廣泛注意。這批簡有許多重要內涵，其中有《五行》的經文部分，可與二十余年前出土的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對照。在很短的期間，兩次發現這一佚書，不僅是考古學史上的美談，也說明《五行》在當時的流行。深入研究《五行》及其他有關材料，在學術史領域有特殊的意義。
這是我第三次寫小文討論《五行》。1986年，我作有《帛書〈五行〉與〈尚書·洪范〉》一文[2]，動機系由于帛書《五行》整理問世，學者多以為思孟所言“五行”仁、義、禮、智、圣和傳統說的“五行”金、木、水、火、土無關。我覺得子思倡言的“五行”，如章太炎指出的，實與金、木等“五行”相聯系，而其“圣”之一行，尤為遠本《洪范》的確證。1995年初，又應友人之約，寫了《馬王堆帛書〈五行〉的再認識》，論及帛書的綴合與其成篇時期等問題，惜因出版較緩，尚未能同讀者相見。
這次出竹簡的楚墓——荊門郭店一號墓的年代，從考古學看是清楚的，即屬于戰國中期后段。我曾推測其具體時間不晚于公元前300年，也就是說是公元前４世紀末的墓葬，而墓中竹簡的書寫時間，應當更早一些[3]。這使我們了解到《五行》不可能是戰國晚期以后，像有人所說是漢初的作品。
在《馬王堆帛書〈五行〉的再認識》文中，我曾說到《五行》篇中有經、說區別的理解。編著《馬王堆漢墓帛書》（一）的各位先生已指出，《五行》分經和說，第二一四行以前為經，二一五行以后為說。1993年出版的日本學者池田知久之《馬王堆漢墓帛書五行篇研究》，便以經、說對照譯注。小文據此云：“按先秦古書多有經、說，如《墨子》有《經上》、《經下》與《經說上》、《經說下》，《管子》有《經言》各篇與《解》各篇相對應。稱經者，自然早于說、解。說、解的撰作，是傳經者對經的解釋闡發。”
現在仔細考慮，我以《墨子》、《管子》等書來對比《五行》，雖能說明當時有經與說、解的存在，尚有未達一間之處。因為《墨子》等書的經和說、解，各各分立，自成起訖，而帛書《五行》則經、說前后聯貫，體裁有所不同。如果要找與《五行》體例更為近似的，其實近在眼前，就是小戴《禮記》中宋元以來幾乎家誦戶習的《大學》。
案《大學》一篇，原本猶存于《禮記正義》，細心繹讀，確實有顛倒錯亂以及脫漏的痕跡。例如文中前云：“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為本，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謂知本”，后面又說：“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兩個地方“此謂知本”重出，前者論以修身為本，講“知本”是對的，后者論訟，說“知本”便不妥當了。但前者在“此謂知本”之下，緊接著又說“此謂知之至也”，文氣全然不通，其有錯倒脫失，是很顯然的。漢末鄭玄作注，僅依錯脫之本為說，實不足據。
宋儒重視《大學》，對篇文做了很細致的分析和整理。盡管他們在《禮記》傳本以外沒有什么依據，卻能正確地看出文字間的種種問題，并進行復原的嘗試。這方面代表性的成果，是朱子在南宋孝宗淳熙十六年（公元1189年）序成的《大學章句》。此后學者見仁見智，對《大學》文本還有不少看法，但朱子的意見流傳最廣，被多數人尊為“定本”。
朱子《章句》的一項功績，是在《大學》篇文內部區分開經和傳。他認為經僅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共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
《章句》復原的《大學》，不一定是理想的，特別是補“格物致知”傳一章，只好說是朱子本人思想的結晶，不過經過朱子的梳理，《大學》篇文的體例已經清楚，即篇首有經，隨后有傳。傳對經的解說，大體說來是逐段，甚至是逐句的。同時，在傳文之內，又有不少引申發揮。
例如《大學》經文首句是：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
傳文首章就說：
《康誥》曰“克明德”，《大甲》曰“顧542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峻德”，皆自明也。
這是以《書》三篇引文為例解說“明德”，又用“皆自明”來扣緊“明明德”。又如經文說：
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傳文稱：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541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此謂修身在正其心。
此章明引“修身在正其心”，其為經文之傳，更為易見。《五行》的結構正是如此。
如其經文云：
圣之思也輕。
傳文解釋說；
圣之思也輕。思也者，思天也，輕者尚矣。
又如經文有：
聞君子道而說，好仁者也；聞道而［畏，好］義者也；聞道而恭，［好］禮者也；聞［道］而樂，有德者也。
傳文云：
聞君子道而說者，好仁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仁者之聞君子道而以之其仁也，故能說。說也者，形也。聞君子道而威（畏），好義者也。言好義者之聞君子道而以之其［義也］，故能威（畏）。威（畏）也者，形也。聞道而恭，好禮者也。言好禮者之聞君子道而以之其禮也，故能恭。恭者，形也。聞道而樂，有德者也。道也者，天道也。言好德者之聞君子道而以夫五也為一也，故能樂。樂也者，和。和者，德也。[4]
同上面講《大學》時所引后一例頗為類似。
由此可知，《五行》和《大學》一樣，是一篇經、傳相結合的作品。
朱子《章句》以為《大學》是“圣經賢傳”，經本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傳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朱子的這種看法，是有根據的。查《章句》本第六章：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小人閑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富潤屋，德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此章專解“誠意”，而明記曾子。案漢趙岐《孟子題辭》稱孟子“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是《孟子》一書內有門人所記，也有孟子自撰，而《題辭》直稱：“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至于書中通呼“孟子”，乃是當時著書通例，和《墨子》書中的“子墨子”、《史記》篇末的“太史公”是一樣的。因此，朱子說《大學》系曾子所作，絕非無因。
從思想來說，《大學》與《論語》等書記載的曾子言論亦相一致。如有學者舉出：“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明明德，忠也；新民，恕也。子曰：‘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大學》一篇之旨盡于此矣。”[5]自此看來，《大學》確可認為是曾子的著作。
《五行》的說或傳的部分有下列一段：
……人行之大。大者，人行之□然者也。世子曰：人有恒道，達……簡也，簡則行矣。不匿不辯于道，匿者，言人行小而軫者也。小而實大，大之□者也。世子曰：知軫之為軫也，斯公然得矣。軫者多矣，公然者，心道也。
這是解說經文下面的話：
［不簡］不行，不匿不辯于道。有大罪而大誅之，簡；有小罪而赦之，匿也。有大罪弗［誅，不］行；有小罪而弗赦，不辯［于］道。簡之為言也猶賀（加），大而罕者；匿之為言也猶匿，匿小而軫者。簡，義之方也；匿，仁之方也。
不難看出，記明世子的話，正和《大學》中曾子的那段話一樣，是解說整體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以《大學》之例律之，我們不妨說傳文是世子之意而門人記之，或者就是世子的作品。
世子是什么人？我在《馬王堆帛書〈五行〉的再認識》小文里已據顧實《漢書藝文志講疏》等所論，說明他名碩，是七十子之弟子，陳人，陳為楚滅，實是楚人。《論衡》稱系周人，則是傳聞異辭。《漢志》稱七十子之弟子者，尚有作《樂記》的公孫尼子，與世子都有論情性之說。世子的年代，以前我估計與孟子相若，失之太晚，應該是在戰國中期前半，即公元前450年之先，較之荊門郭店一號墓要早約半個世紀。
設若《五行》的傳文是世子所作，經文出于誰呢？看世子為七十子弟子，經文的來源自然身份更高。我根據《荀子·非十二子》，推定其為子思，已見于前述小文，這里不再重復。竹簡《五行》同《緇衣》并出，《錙衣》正是《子思子》的一篇，所以《五行》也可能曾編入《子思子》。
《五行》的內容，如學者們所說，多與《大學》、《中庸》、《孟子》相通。前述小文曾舉“慎獨”、“金聲玉振”等為例。本文前面已引《大學》曾子“君子必慎其獨也”之說，原系對“誠意”的解釋。子思《中庸》亦在開端說：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
《五行》經文云：
圣之思也輕。輕則形，形則不忘，不忘則聰，聰則聞君子道，聞君子道則王言，王言則□，□［則］圣。……能為一，然后能為君子，君子慎其獨［也］。
傳文闡發最后一句說：
君子慎其獨。慎其獨也者，言舍夫五而慎其心之謂［也］。
所謂“五”，即指“五行”。《學》、《庸》都論述了內心之道的外在體現，故君子慎獨，而《五行》則假定比為讀者已知，其在邏輯上晚于《學》、《庸》，殊屬無疑。
因此，我們可以設想《五行》之經文為子思之說，傳文乃世子之意。這一篇的出現，使宋儒追慕崇尚的思孟一派儒學的流傳線索重新凸顯出來了。
近世有若干學者懷疑曾子思孟一派的脈絡。早的如章太炎《征信論》（見《章太炎全集》（四），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56頁。），懷疑曾、思師傳之說；近年如《中國哲學發展史（先秦）》，有《思孟學派考辨》專節。郭店一號墓竹簡佚書發現之后，研究孔門七十子弟子及其門人一輩有了新的依據，可說是中國學術史研究上的一件大事。
注釋：
[1]荊門市博物館：《郭店楚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8年。
[2]李學勤：《帛書〈五行〉與〈尚書·洪范〉》，《學術月刊》1986年第11期。后收入《簡帛佚籍與學術史》，時報文化，1994年。
[3]李學勤：《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發現》，《人民政協報》1998年6月8日。
[4]國家文物局古文獻研究室：《馬王堆漢墓帛書》（一），釋文第24頁。文字依文例略有改正。
[5]任銘善：《禮記目錄后案》，齊魯書社1982年版，第90頁。
1997年9月7日初稿 1998年6月11日改定
（原載《孔子研究》1998年第三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