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現在站在胡適之先生墓前。他雖已長眠地下，但是他那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仍宛然在目。可我最后一次見到這個笑容，卻已是五十年前的事了。
1948年12月中旬，是北京大學建校五十周年的紀念日。此時，解放軍已經包圍了北平城，然而城內人心并不惶惶。北大同仁和學生也并不惶惶；不但不惶惶，而且在人們的內心中，有的非常殷切，有的還有點狐疑，都在期望著迎接解放軍。適逢北大建校大喜的日子，許多教授都滿面春風，聚集在沙灘孑民堂中，舉行慶典。記得作為校長的適之先生，滿面含笑，做了簡短的講話，只有喜慶的內容，沒有愁苦的調子。正在這個時候，城外忽然響起了隆隆的炮聲。大家相互開玩笑說"解放軍給北大放禮炮哩!"簡短的儀式完畢后，適之先生就辭別了大家，登上飛機，飛赴南京去了。我忽然想到了李后主的幾句詞：“最是倉皇辭廟日，教坊猶唱別離歌，揮淚對宮娥。”我想改寫一下，描繪當時適之先生的情景：“最是倉皇辭校日，城外禮炮聲隆隆，含笑辭友朋。”我哪里知道，我們這一次會面竟是最后一次。如果我當時意識到這一點的話，我是含笑不起來的。
從此以后，我同適之先生便天各一方，分道揚鑣，“世事兩茫茫”了。聽說，他離開北平后，曾從南京派來一架專機，點名要接走幾位老朋友。他親自在南京機場恭候。飛機返回以后，機艙門開，他滿懷希望要同老友會面，然而除了一兩位以外，所有他想接的人都沒有走出機艙。據說--只是據說，他當時大哭一場，心中的滋味恐怕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適之先生在南京也沒有能呆多久，“百萬雄師過大江”以后，他也逃往臺灣。后來又到美國去住了幾年，并不得志，往日的輝煌猶如春夢一場，已不復存在。后來又回到臺灣。最初也不為當局所禮重。往日總統候選人的迷夢，也只留下了一個話柄，日子過得并不順心。后來，不知怎樣一來，他被選為中央研究院的院長，算是得到了應有的禮遇，過了幾年舒適稱心的日子。適之先生畢竟是一書生，一直迷戀于《水經注》的研究，如醉如癡，此時又得以從容繼續下去。他的晚年可以說是差強人意的。可惜仁者不壽，猝死于宴席之間。死后哀榮備至。中央研究院為他建立了紀念館，包括他生前的居室在內，并建立了胡適陵園，遺骨埋葬在院內的陵內。今天我們參拜的，就是這個規模宏偉、極為壯觀的陵園。
我現在站在適之先生墓前，鞠躬之后，悲從中來，心內思潮洶涌，如驚濤駭浪，眼淚自然流出。杜甫詩：“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我現在是"焉知五十載，躬親掃陵墓。"此時，我的心情也是不足為外人道也。
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
積八十年之經驗，我認為，一個人生在世間，如果想有所成就，必須具備三個條件：才能、勤奮、機遇。行行皆然，人人皆然，概莫能外。別的人先不說了，只談我自己。關于才能一項，再自謙也不能說自己是白癡。但是，自己并不是什么天才，這一點自知之明，我還是有的。談到勤奮，我自認還能差強人意，用不著有什么愧怍之感。但是，我把重點放在第三項上：機遇。如果我一生還能算得上有些微成就的話，主要是靠機遇。機遇的內涵是十分復雜的，我只談其中恩師一項。韓愈說：“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根據老師這三項任務，老師對學生都是有恩的。然而，在我所知道的世界語言中，只有漢文把"恩"與"師"緊密地嵌在一起，成為一個不可分割的名詞。這只能解釋為中國人最懂得報師恩，為其他民族所望塵莫及的。
二戰期間，我被困德國，一呆就是十年。二戰結束后，聽說寅恪先生正在英國就醫。我連忙給他寫了一封致敬信，并附上發表在哥廷根科學院集刊上用德文寫成的論文，向他匯報我十年學習的成績。很快就收到了他的回信，問我愿不愿意到北大去任教。北大為全國最高學府，名揚全球；但是，門坎一向極高，等閑難得進入。現在竟有一個天賜的機遇落到我頭上來，我焉有不愿意之理!我立即回信同意。寅恪先生把我推薦給了當時的北大校長胡適之先生，代理校長傅斯年先生，文學院長湯用彤先生。寅恪先生在學術界有極高的聲望，一言九鼎。北大三位領導立即接受。于是我這個三十多歲的毛頭小伙子，在國內學術界尚無藉藉名，公然堂而皇之地走進了北大的大門。唐代中了進士，就“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遍長安花”。我雖然沒有一日看遍北京花；但是，身為北大正教授兼東方語言文學系主任，心中有點洋洋自得之感，不也是人之常情嗎？
在此后的三年內，我在適之先生和錫予（湯用彤）先生領導下學習和工作，度過了一段畢生難忘的歲月。我同適之先生，雖然學術輩分不同，社會地位懸殊，想來接觸是不會太多的。但是，實際上卻不然。我們見面的機會非常多，他那一間在孑民堂前東屋里的窄狹簡陋的校長辦公室，我幾乎是常客。作為系主任，我要向校長請示匯報工作。他主編報紙上的一個學術副刊，我又是撰稿者，所以免不了也常談學術問題。最難能可貴的是，他待人親切和藹，見什么人都是笑容滿面，對教授是這樣，對職員是這樣，對學生是這樣，對工友也是這樣。從來沒見過他擺當時頗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此外，在教授會上，在北大文科研究所的導師會上，在北京圖書館的評議會上，我們也時常有見面的機會。我作為一個年輕的后輩，在他面前，決沒有什么局促之感，經常如坐春風中。
適之先生是非常懂得幽默的，他決不老氣橫秋，而是活潑有趣。有一件小事，我至今難忘。有一次召開教授會。楊振聲先生新收得了一幅名貴的古畫，為了想讓大家共同欣賞，他把畫帶到了會上，打開鋪在一張極大的桌子上，大家都嘖嘖稱贊。這時適之先生忽然站了起來，走到桌前，把畫卷了起來，作納入袖中狀，引得滿堂大笑，喜氣洋洋。
他對共產黨沒有深仇大恨
在政治方面，眾所周知，適之先生是不贊成共產主義的。但是，我們不應忘記，他同樣也反對三民主義。我認為，在他的心目中，世界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國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就是美國。這同他的個人經歷和哲學信念有關。他們實驗主義者不主張設什么“終極真理”。而世界上所有的“主義”都與“終極真理”相似，因此他反對。他同共產黨并沒有任何深仇大恨。他自己說，他一輩子沒有寫過批判共產主義的文章，而反對國民黨的文章則是寫過的。我可以講兩件我親眼看到的小事。解放前夕，北平學生經常舉行示威游行，比如“沈崇事件”、反饑餓反迫害等等，背后都有中共地下黨在指揮發動，這一點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適之先生焉能不知!但是，每次北平國民黨的憲兵和警察逮捕了學生，他都乘坐他那輛當時北平還極少見的汽車，奔走于各大衙門之間，逼迫國民黨當局非釋放學生不行。他還親筆給南京駐北平的要人寫信，為了同樣的目的。據說這些信至今猶存。我個人覺得，這已經不能算是小事了。另外一件事是，有一天我到校長辦公室去見適之先生，一個學生走進來對他說：昨夜延安廣播電臺曾對他專線廣播，希望他不要走，北平解放后，將任命他為北大校長兼北京圖書館的館長。他聽了以后，含笑對那個學生說：“人家信任我嗎？”談話到此為止。這個學生的身份他不能不明白，但他不但沒有拍案而起，怒發沖冠，態度依然親切和藹。小中見大，這些小事都是能夠發人深思的。
最使我感動的是他畢生獎掖后進
我在上面談到了適之先生的許多德行，現在籠統稱之為“優點”。我認為，其中最令我欽佩，最使我感動的卻是他畢生獎掖后進。“平生不解掩人善，到處逢人說項斯。”他正是這樣一個人。這樣的例子是舉不勝舉的。中國是一個很奇怪的國家，一方面有我上面講到的只此一家的“恩師”；另一方面卻又有老虎拜貓為師學藝，貓留下了爬樹一招沒教給老虎，幸免為徒弟吃掉的民間故事。二者顯然是有點矛盾的。適之先生對青年人一向鼓勵提挈。四十年代，他在美國哈佛大學遇到當時還是青年的學者周一良和楊聯升等，對他們的天才和成就大為贊賞。后來周一良回到中國，傾向進步，參加革命，其結果是眾所周知的。楊聯升留在美國，在二三十年的長時間內，同適之先生通信論學，互相唱和。在學術成就上也是碩果累累，名揚海外。周的天才與功力，只能說是高于楊，雖然在學術上也有表現；但是，格于形勢，頗令人有未盡其才之感。看了二人的遭遇，難道我們能無動于衷嗎？
我站在適之先生墓前，心中浮想聯翩，上下五十年，縱橫數千里，往事如云如煙，又歷歷如在目前。中國古代有俞伯牙在鐘子期墓前摔琴的故事，又有許多在至友墓前焚稿的故事。按照這個舊理，我應當把我那新出齊了的《文集》搬到適之先生墓前焚掉，算是向他匯報我畢生科學研究的成果。但是，我此時雖思緒混亂，神智還是清楚的，我沒有這樣做。我環顧陵園，只見石階整潔，盤旋而上。陵墓極雄偉，上覆巨石，墓志銘為毛子水親筆書寫。墓后石墻上嵌“德藝雙隆”四個大字，連同墓志銘，都金光閃閃，眩人雙目。我站在那里，驀抬頭，適之先生那有魅力的典型的“我的朋友”式的笑容，突然顯現在眼前，五十年依稀縮為一剎那，歷史仿佛沒有移動。但是，一定神兒，忽然想到自己的年齡，歷史畢竟是動了。可我一點也沒有頹唐之感，我現在大有“老驥伏櫪，志在萬里”之感。我相信有朝一日，我還會有機會重來寶島，再一次站在適之先生墓前。
1999年5月2日寫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