稍微了解我的交友情況的人，恐怕都會有一個疑問：季羨林是頗重感情的人，他對逝去的師友幾乎都寫了紀念文章，為什么對李長之獨付闕如呢？
這疑問提得正確，正擊中了要害。我自己也有這個疑問的。原因究竟何在呢？我只能說，原因不在長之本人，而在另一位清華同學。事情不能說是小事一端，但也無關世界大局和民族興亡，我就不再說它了。
長之是我一生中最早的朋友。認識他時，我只有八九歲，地方是濟南一師附小。我剛從私塾轉入新式小學，終日嬉戲，并不念書，也不關心別人是否念書。因此對長之的成績如何也是始終不知道的，也根本沒有想知道的念頭。小學生在一起玩，是常見的現象，至于三好兩歹成為朋友，則頗為少見。我同長之在一師附小的情況就是這樣，我不記得同他有什么親密的往來。
當時的一師校長是王視晨先生，是有名的新派人物，最先接受了“五四”的影響，語文改文言為白話。課本中有一課是舉世皆知的“阿拉伯的駱駝”。我的叔父平常是不大關心我的教科書的。無巧不成書，這一個“阿拉伯的駱駝”竟偶然被他看到了。看了以后，他大為驚詫，高呼：“駱駝怎么能說話呢？荒唐！荒唐！轉學！轉學！”
于是我立刻就轉了學，從一師附小轉到新育小學（后改稱三合街小學）。報名口試時，老師出了一個“騾”字，我認識了，而與我同去的大我兩歲的彭四哥不認識。我被分派插入高小一年級，彭四哥入初小三年級：區區一個“騾”字為我爭取了一年。這也可以算是一個軼事吧。
我在新育小學，不是一個用功的學生，不愛念書，專好打架。后來有人講我性格內向，我自己也認為是這樣；但在當時，我大概很不內向，而是頗為外向的，打架就是一個證明。我是怎樣轉為內向的呢？這問題過去從未考慮過，大概同我所處的家庭環境有關吧。反正我當時是不大念書的。每天下午下課以后，就躲到附近工地堆磚的一個角落里，大看而特看舊武俠小說，什么《彭公案》、《施公案》、《濟公傳》、《東周列國志》、《封神演義》、《說岳》、《說唐》等等。《彭公案》我看到四十幾續，越續越荒唐，我卻樂此不疲。不認識的字當然很多。秋妹和我常開玩笑，問不認識的字是用筷子夾呢，還是用笤帚掃；前者表示不多，后者則表示極多，我大概是用笤帚掃的時候居多吧。讀舊小說，叔父稱之為“看閑書”，是為他深惡而痛絕的。我看了幾年閑書卻覺得收獲極大。我以后寫文章，思路和文筆都似乎比較通暢，與看閑書不無關聯。我痛感今天的青年閑書看得不夠。是不是看閑書有百利而無一弊呢？也不能這樣說，比如我想練“鐵沙掌”之類的笑話，就與看閑書有關。但我認為，那究竟是些雞毛蒜皮的事，用不著大張撻伐的。
看閑書當然會影響上正課。當時已經實行了學年學期末考試張榜的制度。我的名次總盤旋在甲等三四名，乙等一二名之間，從來沒有拿到過甲等第一名。我似乎也毫無追求這種狀元的野心，對名次一笑置之，我行我素，閑書照看不誤。
我一轉學，就同長之分了手，一分就是六年。新育畢業后，按常理說，我應該投考當時大名鼎鼎的濟南一中的。但我幼無大志，自知是一個上不得臺盤的人，我連報名的勇氣都沒有，只是湊合著報考了與“爛育英”相提并論的“破正誼”。但我的水平，特別是英語水平，恐怕確實高于一般招考正誼中學的學生，因此，我入的不是一年級，而是一年半級，討了半年的便宜。以后事實證明，這半年是“狗咬尿泡一場空”，一點用處也沒有。至于長之，他入的當然是一中。一中畢業以后，他好像是沒有入山大附中，而是考入齊魯大學附中，從那里又考入北京大學預科。但在北大預科畢業后，卻不入北大，而是考入清華大學。我自己呢，正誼畢業以后，念了半年正誼高中。山大附設高中成立后，我轉到那里去念書。念了兩年，日寇占領了濟南，停學一年，1929年，山東省立濟南高中成立，我轉到那里，1930年畢業，考入清華大學。于是，在分別六年之后，我同長之又在清華園會面了。
長之最初入的是生物系，看來是走錯了路。我有一次到他屋里去，看到墻上貼著一張圖，是他自己畫的細胞圖之類的東西，上面有教員改正的許多地方，改得花里胡哨。長之認為，細胞不應該這樣排列，這樣不美。他根據自己的審美觀加以改變，當然就與大自然有違。這樣的人能學自然科學嗎？于是他轉入了哲學系。又有一次我走到他屋里，又看到墻上貼著一張法文試卷。上面法文教員華蘭德老小姐用紅筆改得滿篇紅色，熠熠閃著紅光。這一次，長之沒有說，法文不應該這樣結構，只是苦笑不已，大概是覺得自己的錯誤已經打破了世界紀錄了吧。從這兩個小例子上，完全可以看出，長之是有天才的人，思想極為活躍，但不受任何方面的繩墨的約束。這樣的人，做思想家可能有大成就，做語言學家或自然科學家則只能有大失敗。長之的一生證明了這一點。
我同長之往來是很自然的。但是，不知道是怎樣一來，我們同中文系的吳組緗和林庚也成了朋友，經常會面，原因大概是我們都喜歡文學，都喜歡舞筆弄墨。當時并沒有什么“清學四劍客”之類的名稱，可我們毫無意識地結成了一個團伙，則確是事實。我們會面，高談闊論，說話則是盡量夸大，盡量偏激，“揮斥方遒”，糞土許多當時的文學家。有一天，茅盾的《子夜》剛出版不久，在中國文壇上引起了極大的震動。我們四人當然不會無動于衷，就聚集在工字廳后面的一間大廳里，屋內光線不好，有點陰暗。但窗外荷塘里卻是紅荷映日，翠蓋蔽天，綠柳垂煙，鳴蟬噪夏，一片暑天風光。我們四人各抒己見，有的贊美，有的褒貶，前者以組緗為代表，后者的代表是我，一直爭到室內漸漸地暗了下來，已經到了吃晚飯的時候了，我們方才鳴金收兵。遙想當年的鵝湖大會，盛況也不過如此吧。
由于我們都是“文學青年”，又都崇拜當時文壇上的名星，我們都不自覺地拜在鄭振鐸先生門下，并沒有什么形式，只是旁聽過他在清華講“中國文學史”的課，又各出大洋三元訂購了他的《插圖本中國文學史》。鄭先生是名作家兼學者，但是絲毫沒有當時的教授架子，同我談話隨便，笑容滿面，我們結成了忘年交，終生未變。我們曾到他燕京大學的住宅去拜訪過他，對他那藏書插架之豐富，狠狠地羨慕了一番。他同巴金、靳以主編了《文學季刊》，一時洛陽紙貴。我們的名字赫然印在封面上，有的是編委，有的是特約撰稿人。虛榮心恐怕是人人有之的。我們這幾個二十歲剛出頭的毛頭小伙子，心里有點飄飄然，不是很自然的嗎？有一年暑假，我同長之同回濟南，他在家中宴請老舍，邀我作陪，這是我認識老舍先生之始，以后也成為了好朋友。
我同長之還崇拜另一位教授，北京大學德文系主任、清華大學兼任教授楊丙辰先生。他也是馮至先生的老師，早年在德國留過學，沒拿什么學位，翻譯過德國一些古典名著，其他沒有什么著作。他在北京許多大學兼課，每月收入大洋一千余元，當時是一個很大的數目。他有一位年輕貌美的夫人，以捧京劇男角為主要業務。他則以每天到中山公園閑坐喝茶為主要活動。夫婦感情極好，沒有兒女。楊先生的思想極為復雜，中心信仰是“四大皆空”。因此教書比較隨便，每個學生皆給高分。有一天，他拿給長之和我一本德文講文藝理論的書，書名中有一個德文字：LiteraturWissenschaft，意思是“文藝科學”。長之和我都覺得此字極為奇妙，玄機無窮，我們簡直想跪下膜拜。我們倆誰也沒有弄明白，葫蘆里究竟賣的是什么藥。后來我到了德國，才知道這是一個非常一般的字，一點玄妙也沒有。長之卻寫文章，大肆吹捧楊先生，稱他為“我們的導師”。長之稱他自己的文學批評理論為“感情的批評主義”。我對理論一向不感興趣，他這“感情的批評主義”是不是指愿意怎么說就怎么說，完全以主觀印象為根據，我不得而知，一直到今天，我也是一點都不明白，有一位姓張的中文系同學，同我們都不大來往，與長之來往極密。長之張皇“造名運動”，意思是盡快出名，這位張君也是一個自命“天才”的人，在這方面與長之極為投機。對這種事情，我不置一詞，但是他從圖書館借書出來，挖掉書中的藏書票，又用書來墊床腿，我則極為不滿，而長之漠然置之，這卻引起了我的反感。我認為，這是損人利己的行為，是不道德的。再擴大了，就會形成曹操主義：“寧要我負天下人，不要天下人負我。”對一個文明社會來說，是完全要不得的。我是不是故意危言聳聽呢？我決無此意。這位張君，我畢業后又見過一次面，以后就再沒有聽到過他的消息，不知所終了。
時間已經到了1935年。我在清華畢業后，在濟南省立高中教過一年國文。這一年考取了清華與德國的交換研究生。我又回到北京辦理出國手續，住在清華招待所里。此時長之大概是由于轉系的原因還沒有畢業。我們天天見面，曾共同到南院去拜見了聞一多先生。這是我第一次拜見一多先生。當然也就是最后一次了。長之還在他主編的天津《益世報》“文藝副刊”上寫長文為我送行。又在北海為我餞行，邀集了不少的朋友。我們先在荷花叢中泛舟。雖然正在炎夏；但荷風吹來，身上尚微有涼意，似乎把酷暑已經驅除，而荷香入鼻，更令人心曠神怡。抬頭見白塔，塔頂直入晴空，塔影則印在水面上，隨波蕩漾。祖國風光，實在迷人。我這個即將萬里投荒的準游子，一時心潮騰涌，思緒萬千。再看到這樣的景色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
我同長之終于分了手。我到德國的前兩年，我們還不斷有書信往來。他給我寄去了日本學者高楠順次郎等著的《印度古代哲學宗教史》，還在扉頁上寫了一封信。二戰一起，郵路阻絕。我們彼此不相聞問者長達八九年之久。萬里相思，嬋娟難共。我在德國經歷了戰火和饑餓的煉獄，他在祖國飽嘗了外寇炮火的殘酷。朝不慮夕，生死難卜，各人有各人的一本難念的經。但是，有時候我還會想到長之的。忘記了是哪一年，我從當時在臺灣教書的清華校友許振德的一封信中，得知長之的一些情況。他筆耕不輟，著述驚人，每年出幾本著作，寫多篇論文。著作中最引人矚目的是《魯迅批判》，魯迅個人曾讀到此書。當時所謂“批判”就是“評論”的意思，與后來“文革”中所習見者迥異其趣。但是，“可惜小將（也許還有老將）不讀書”，這給長之招來了無窮無盡的麻煩與災難，這是后話，在這里暫且不表了。
1946年夏天，我在離開了祖國十一年之后，終于經過千辛萬苦，繞道瑞士、法國、越南、香港等地，又回到祖國的懷抱。當時我熱淚盈眶，激動萬端，很想跪下來，吻一下祖國的土地。我先在上海見到了克家，在他的榻榻米上睡了若干天。然后又到南京，見到了長之。我們雖已分別十一年；但在當時，我們都還是三十多歲的小伙子，并顯不出什么老相。長之在國立編譯館工作，我則是無業游民。我雖已接收了北大的聘約，但尚未上班，當然沒有工資。我腰纏一貫也沒有，在上海賣了一塊從瑞士帶回來的歐美茄金表，得到八兩黃金，換成法幣，一半寄濟南家中，一半留著自己吃飯用。住旅館是沒有錢的，晚上就睡在長之的辦公桌上。活像一個流浪漢。
就這樣，我的生活可以說是不安定不舒服的。確實是這樣。但是也有很舒服的一面。我乍回到祖國，覺得什么東西都可愛，都親切，都溫暖。長之的辦公桌，白天是要用的。因此，我一起“床”，就必須離開那里。但是，我又沒有別的地方可去，只有出門到處漫游，這就給了我一個接近祖國事物和風光的機會。這就是溫暖的來源。國立編譯館離開古臺城不遠。每天我一離開編譯館，就直奔臺城。那里綠草如茵，古柳成行，是否還有“十里”長，我說不出。反正是綠葉蔽天，濃蔭匝地，“依舊煙籠十里堤”的氣勢儼然猶在。這里當然是最能令人發思古之幽情的地方，然而我的幽情卻發不出。它完全為感激之情所掩。我套用了那一首著名的唐詩，寫了兩句詩：“有情最是臺城柳，伴我長晝度寂寥。”可見我心情之一般。附近的諸名勝，比如雞鳴寺、胭脂井之類，我是每天必到。也曾文思涌動過，想寫點什么；但只寫了一篇《胭脂井小品序》，有序無文，成了一只斷線的風箏了。
長之在星期天當然也陪我出來走走。我們一向是無話不談的。他向我介紹了國內的情況，特別是國民黨的情況。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派出了很多大員，也有中員和小員，到各地去接收敵偽的財產。他們你爭我奪，勾心斗角，鬧得一塌糊涂；但每個人的私囊都塞得鼓鼓的。這當然會引起了人民群眾的憤怒，一時昏天昏地。長之對我繪聲繪形地講了這些情況，可見他對國民黨是不滿的。他還常帶我到鼓樓附近的一條大街上新華社門外報欄那里去看中共的《新華日報》。這是危險的行動，會有人盯梢照相的。他還偷偷地告訴我，濟南一中同學王某是軍統特務，對他說話要小心。可見長之政治警惕性是很高的。他是我初入國門的政治指導員，讓我了解了很多事情。他還介紹我認識了梁實秋先生。梁先生當時也在國立編譯館工作，他設盛宴，表示為我洗塵。從此我們成了忘年交。梁先生也是名人，卻毫無名人架子。我們相處時間雖不長，但是終我們一生都維持著出自內心的友誼。
1946年深秋，我離開了南京，回到上海，乘輪船到達秦皇島再轉乘火車到了闊別十一年多的北京。再過三年，就迎來了解放。此時長之也調來北京師范大學。中國老知識分子，最初都是豪情滿懷，逸興遄飛的，仿佛走的是鋪滿了鮮花的陽關大道。但是，不久運動就一個接一個鋪天蓋地而來，知識分子開始走上了坎坷不平的長滿了荊棘的羊腸小道。言必有過，動輒得咎，幾乎每個人都被弄得暈頭轉向，不知所云。但是，中國知識分子的愛國赤誠源遠流長，根深蒂固。即使是處在這樣的情況下，也幾乎沒有人心懷不滿的。總是深挖自己的靈魂，搜尋自己的缺點。結果是一種中國牌的原罪感壓倒了一切。據我看，這并沒有產生多少消極的影響，對某一些自高自大的知識分子來說，反倒會有一些好處的。這一些人有意與無意地總覺得高人一等。從建國到60年代中葉“十年浩劫”前，中國的老知識分子的心態和情況大體上就是這樣。
北大一向是政治運動的發源地，學生思想非常活躍。北師大稍有不同，但每次運動也從不遲到。我在上面已經說到，長之從南京調北師大工作，我的另一位從初中就成為朋友的同學張天麟，也調到北師大去工作。無巧不成書，每次運動，他們倆總是首先被沖擊的對象，成了有名的“運動員”。張的事情在這里先不談，只談長之。我在上面已經說過，他并不贊成國民黨。但我聽說，不知道是在哪一年，他曾在文章中流露出吹捧法西斯的思想。確否不知。即使是真的，也不過只是書生狂言，也可能與他的個人英雄主義思想有關，當不得真的。最大的罪名恐怕還是他那部《魯迅批判》。魯迅幾乎已經被尊為圣人，竟敢“批判”他，豈不是太歲頭上動土！這有點咎由自取，但也不完全是這樣。在莫須有的罪名滿天飛的時候，誰碰上誰就倒霉。長之是不碰也得碰的。結果被加冕為“右派”。誰都知道，這一頂帽子無比地沉重，無異于一條緊箍，而且誰都能念緊箍咒。他被剝奪了教書的權利，只在圖書室搞資料，成了一個“不可接觸者”。反右后，歷次政治運動，他都是帶頭的“運動員”，遭受了不知道多少次的批判。這卻不是他筆下的那種“批判”，而是連靈魂帶肉體雙管齊下的批斗。到了“十年浩劫”，他當然是絕對逃不過的。他受的是什么“待遇”，我不清楚。我自己則是自覺自愿地跳出來的，反對那一位北大的“老佛爺”，在牛棚中飽受痛打與折磨。我們倆都是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了。
“四人幫”垮臺以后，天日重明，普天同慶。長之終于摘掉了“右派”帽子。雖然仍有一頂“摘帽右派”的帽子無聲無影地戴在頭上，但他已經感覺到輕松多了。有一天，他到燕園來看我，嘴里說著“我以前真不敢來呀！”這一句話刺痛了我的心，我感到慚愧內疚。我頭上并沒戴“右派”的帽子，為什么沒有去看他呢？我決不是出于政治上的考慮才不去看他的。我生平最大的缺點——說不定還是優點哩——，就是不喜歡串門子。我同吳組緗和林庚同居一園之內，也是十年九不遇地去看看他們。但是長之畢竟與他倆不同。我不能這樣一解釋就心安理得，我感到不安。長之伸出了他的右手，五個手指已經彎曲僵硬如雞爪，不能伸直。這意味著什么呢？我說不清。但是，我的淚水卻向肚子里直流，我們相對無言了。這好像是我同長之的最后一次會面。又隔了一段時間，我隨對外友協代表團赴印度訪問，在那里呆的時間比較長。回國以后，聽說長之已經去世，我既吃驚又痛苦。以長之的才華，本來還可以寫一些比較好的文章共慶升平的。然而竟赍志以沒。我們相交七十余年，生不能視其疾，死不能臨其喪，我的心能得安寧嗎？嗚呼！長才未展，命途多舛；未臻耄耋，遽歸道山。我還沒有能達到“悲歡離合總無情”的水平。我年紀越老，長之入夢的次數越多。我已年屆九旬，他還能入夢多少次啊！悲哉！
2001年8月29日寫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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