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幾年，在全國范圍內，掀起了一股“文化熱”的高潮。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我們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發展到了今天這個地步，在接受幾十年來的經驗和教訓的基礎上，大家都認識到，文化建設的任務已經提到議事日程上來了。我想大家都會同意，人類歷史上任何社會，都不能專靠科技來支撐，物質文明與精神文明同步建設。我們今天的社會也決不能是例外。
在眾多的討論中國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問題的論文和專著中，有很多很精彩的具有獨創性的意見。我從中學習了不少的非常有用的東西。我在這里不詳細去敘述。我只有一個感覺，這就是，討論中國文化，往往就眼前論眼前，從幾千年的歷史上進行細致深刻的探討不夠，從全世界范圍內進行最廣闊的宏觀探討更不夠。我個人覺得，探討中國文化問題，不能只局限于我們生活于其中的這幾十年、近百年，也不能局限于我們居住于其中的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我們必須上下數千年，縱橫數萬里，目光遠大，胸襟開闊，才能更清楚地看到問題的全貌，而不至于陷入井蛙的地步，不能自拔。總之，我們要從歷史上和地理上擴大我們的視野，才能探驪得珠。
我們眼前的情況怎樣呢？從十九世紀末葉以來，我們就走了西化的道路。當然，西化的開始還可以更往前追溯，一直追溯到明末清初。但那時規模極小，也沒有向西方學習的意識，所以我不采取那個說法，只說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從中國社會發展的需要來看，從全世界文化交流的規律來看，這都是不可避免的。近幾百年以來，西方文化，也就是資本主義文化，壟斷了世界。資本主義統一世界市場的形成，把世界上一切國家都或先或后地吸收過去。這影響表現在各個方面。不但在政治、經濟方面到處都打上了西方的印記。在文學方面也形成了“世界文學”，從文學創作的形式上統一了全世界。在科學、技術、哲學、藝術等等方面，莫不皆然。中國從前清末葉到現在，中間經歷了許多驚濤駭浪，帝國統治、辛亥革命、洪憲竊國、軍閥混戰、國民黨統治、抗日戰爭、解放戰爭，一直到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們西化的程度日趨深入。到了今天，我們的衣、食、住、行，從頭到腳，從里到外，試問哪一件沒有西化？我們中國固有的東西究竟還留下了多少？我看，除了我們的一部分思想感情以外，我們真可以說是“全盤西化”了。
我并不認為這是一件壞事。我認為，這是一件天大的好事。無論如何，這是一件不可抗御的事。我一不發思古之幽情，二不想效法九斤老太；對中國自然經濟的遭到破壞，對中國小手工業生產方式的消失，我并不如喪考妣，惶惶不可終日。我認為，有幾千年古老文明的中國，如果還想存在下去，就必須跟上世界潮流，決不能讓時代潮流甩在后面。這一點，我想是絕大多數的中國有識之土所共同承認的。
但是，事情還有它的另外一面，它也帶來了不良后果。這最突出地表現在一些人的心理上。在解放前，僑居上海的帝國主義者在公園里豎上木牌，上面寫著：“華人與狗不許人內”。這是外來的侵略者對我們中華民族的污辱。這是容易理解的。但是，解放以后，我們號稱已經站起來了，然而崇洋媚外的心理并未消失。古已有之，于今為烈。這是十分令人痛心的事。五十年代曾批判過一陣這種思想，好像也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到了十年浩劫，以“四人幫”為首的一幫人，批崇洋媚外，調門最高，態度最“積極”。在國外讀過書的知識分子，幾乎都被戴上了這頂帽子。然而，實際上真正崇洋媚外的正是“四人幫”及其爪牙自己。現在，“四人幫”垮臺已經十多年了，社會上崇洋媚外的風氣，有增無減。有時簡直令人感到，此風已經病人膏肓。賈桂似的人物到處可見。多么愛國的人士也無法否認這一點。有識之士怒然憂之。這種接近變態的媚外心理，我無論如何也難以理解。凡是外國的東西都好，凡是外國人都值得尊敬，這是一種反常的心理狀態。中國烹調享譽世界。有一些外國食品本來并不怎么樣；但是，一旦標明是舶來晶，立即聲價十倍，某一些味覺頓經改造的人們，蜂擁而至，爭先恐后。連一些外國朋友都大惑不解，只有頻頻搖頭。
在這樣的情況下，要來談中國文化，真正是戛戛乎難矣哉。在嚴重地甚至病態地貶低自己文化的氛圍中，人們有意無意地抬高西方文化，認為自己一無是處，只有外來的和尚才會念經。這樣怎么能夠客觀而公允地評價中國文化呢？我的意思并不是要說，要評價中國文化，就必須貶低西方文化。西方文化確有它的優越之處。十九世紀后半葉，中國人之所以努力學習西方，是震于西方的船堅炮利。在以后的將近一百年中，我們逐漸發現，西方不僅是船堅炮利，在精神文明和物質文明方面，他們都有許多令人驚異的東西。想振興中華，必須學習西方，這是毫無疑問的。二十年代，就有人提出了“全盤西化”的口號。今天還有不少人有這種提法或者類似的提法。我覺得，提這個口號的人動機是不完全一樣的。有的人出于憂國憂民的熱忱，其用心良苦，我自謂能充分理解。但也可能有人別有用心。這問題我在這里不詳細討論。我只想指出，人類歷史證明，全盤西化（或者任何什么化）理論上講不通，事實上辦不到。但這并不影響我們向西方學習。我們必須向西方學習，今天要學習，明天仍然要學習，這是決不能改變的。如果我們固步自封，回到老祖宗走過的道路上去，那將是非常危險的。
但是，我始終認為，評價中國文化，探討向西方文化學習這樣的大問題，正如我在上面已經講過的那樣，必須把眼光放遠，必須把全人類的歷史發展放在眼中，更必須特別重視人類文化交流的歷史。只有這樣，才能做到公允和客觀。我是主張人類文化產生多元論的。人類文化決不是哪一個國家或民族單獨創造出來的。法西斯分子有過這種論調，他們是別有用心的。從人類幾千年的歷史來看，民族和國家，不論大小，都或多或少地對人類文化寶庫做出了自己的貢獻。這恐怕是一個歷史事實，是無法否認掉的。同樣不可否認的事實是，每一個民族或國家的貢獻又不完全一樣。有的民族或國家的文化對周圍的民族或國家產生了比較大的影響，積之既久，形成了一個文化圈或文化體系。根據我個人的看法，人類自從有歷史以來，總共形成了四個大文化圈：古希臘、羅馬一直到近代歐美的文化圈、從古希伯來起一直到伊斯蘭國家的閃族文化圈、印度文化圈和中國文化圈。在這四個文化圈內各有一個主導的、影響大的文化，同時各個民族或國家又是互相學習的。在各個文化圈之間也是一個互相學習的關系。這種相互學習就是我們平常所說的文化交流。我們可以毫不夸大地說，文化交流促進了人類文化的發展，推動了社會前進。
倘若我們從更大的宏觀上來探討，我們就能發現，這四個文化圈又可以分為兩大文化體系：第一個文化圈構成了西方大文化體系；第二、三、四個文化圈構成了東方大文化體系。“東方”在這里既是地理概念，又是政治概念，即所謂第三世界。這兩大文化體系之間的關系也是互相學習的關系。僅就目前來看，統治世界的是西方文化。但是從歷史上來看，二者的關系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人類歷史上曾出現過許多文化，歐洲史學家早有這個觀點，最著名的代表是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他在他的巨著《歷史研究》里（索麥維爾節錄，曹未風等譯，上、中、下三冊，1986年第5次印刷，上海人民出版社），從世界歷史全局出發，共發現了二十一個或二十三個文化（湯因比稱之為社會或者文明）：西方社會、東正教社會（又可以分為拜占庭和俄羅斯兩個東正教）、伊朗社會、阿拉伯社會、印度社會、遠東社會（又可以分為中國和朝鮮、日本兩部分）、古希臘社會、敘利亞社會、古印度社會、古代中國社會、米諾斯社會、印度河流域社會、蘇末社會、赫梯社會、巴比倫社會、埃及社會、安第斯社會、墨西哥社會、尤卡坦社會、馬雅社會、黃河流域古代中國文明以前的商代社會（見原書上冊，頁43）。
湯因比明確反對只有一個社會——西方社會這一種文明統一的理論。他認為這是“誤人歧途”，是一個“錯誤”。雖然世界各地的經濟和政治的面貌都已經西化了，其他的社會（文明）大體上仍然維持著本來的面目。文明的河流不止西方這一條。（原書上冊，45—48）
湯因比在本書的許多地方，另外在自己其他著作，比如《文明經受著考驗》（沈輝等譯，1988年第一版，浙江人民出版社）中，提出了一個觀點：文明發展有四步驟：起源、生長、衰落、解體。在《文明經受著考驗》頁10—11，他提到了德國學者斯賓格勒的名著《西方的沉落》，對此書給了很高的評價，也提到了斯賓格勒思想方法的局限性。在《歷史研究》的結尾處，頁429—430，他寫道：
當作者進行他的廣泛研究時發現他所搜集到的各種文明大多數顯然已經是死亡了的時候，他不得不作出這樣的推論：死亡確是每個文明所面對著的一種可能性，作者本身所隸屬的文明也不例外。
他對每一個文明都不能萬歲的看法是再明確不過的了。
了解了我在上面談到的這些情況，現在再來看中國文化，我們的眼光就比以前開闊多了。在過去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國文化對世界文化的發展產生了影響，這是我們的驕傲，這也是一個歷史事實。湯因比對此也有所論述，他對中國過去的文化有很好的評價。但是，到了后來，我們為什么忽然不行了呢？為什么現在竟會出現這樣崇洋媚外的思想呢？為什么西方某一些人士也瞧不起我們呢？我覺得，在這里，我們自己和西方一些人士，都缺少歷史的眼光。我們自己應該避免兩個極端：一不能躺在光榮的歷史上，成為今天的阿Q；二不能只看目前的情況，成為今天的賈桂。西方人應該力避一個極端，認為中國什么都不行，自己什么都行，自己’是天之驕子，從開天辟地以來就是如此，將來也會永遠如此。
那么，我們應該怎么辦呢？我們東西雙方都要從歷史和地理兩個方面的宏觀上來看待中國文化，決不能囿于成見，鼠目寸光，只見片段，不見全體；只看現在，不看過去，也不看未來。中國文化，在西方人士眼中，并非只有一個看法，只有一種評價。漢唐盛世我不去講它了，只談十六、七世紀以后的情況，也就能給我們許多啟發。這一段時間，在中國是從明末到清初，在歐洲約略相當于所謂“啟蒙時期”。在這期間，中國一方面開始向西方學習；另一方面，中國的文化也大量西傳。關于這個問題，中西雙方都有大量的記載，我沒有可能，也沒有必要一一加以征引。方豪在他的《中西交通史》（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77年第六版，第五冊，《明清之際中西文化交流史》下）中有比較詳細而扼要的介紹。我在下面利用他的資料介紹一下在這期間中國文化流向西方的情況。
中國經籍之西傳
四書、五經在中國歷史上有至高無上的權威。如果中國經籍西傳，首當其沖的理所當然地就是這些書。明朝萬歷二十一年（1593年），利瑪竇將四書譯為拉丁文，寄還本國。天啟六年（1626年），比人金尼閣將五經譯為拉丁文，在杭州刊印。到了清朝，殷鐸澤與郭納爵合澤《大學》為拉丁文，康熙元年（1662年）刻于建昌。殷氏又將《中庸》譯為拉丁文，于康熙六年（1667年）和康熙八年（1669年）分別刻于廣州及印度果阿。《論語》之最早譯本亦出殷、郭二人之手，亦為拉丁文。康熙二十年（1681年），比教士柏應理返回歐洲。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在巴黎發刊其著作《中國之哲學家孔子》。中文標題雖為《西文四書解》，但未譯《孟子》，名實實不相符。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奧國教士白乃心用意大利文寫的《中國雜記》出版。康熙五十年（1711年），布拉格大學圖書館出版衛方濟用拉丁文翻譯的四書及《孝經》、《幼學》，1783年至1786年譯為法文。衛氏又以拉丁文著《中國哲學》，與上書同時同地刊出。白晉著有拉丁文《易經大意》，未刊。康熙四十年（1702年）。白晉自北京致書德國大哲學家萊勃尼茲，討論中國哲學及禮俗。現在梵蒂岡圖書館中尚藏有西士研究《易經》之華文稿本十四種，宋君榮曾譯《書經》，劉應譯《禮記）的一部分。康熙末年，馬若瑟節譯《書經》、《詩經》。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馬若瑟自建昌府致函歐洲，討論儒教。雷孝思參加繪制《皇朝一統輿地全圖》，對中國古籍亦有研究。傅圣澤有《道德經評注》，為拉丁文及法文合譯稿本。他又用法文譯《詩經》。赫蒼璧于康熙四十年（1701年）來華，亦曾從事翻譯《詩經》。
到了雍正乾隆年間，中籍西譯繼續進行。宋君榮所譯之《書經》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刊于巴黎。他還研究中國經籍之訓詁問題。孫璋為后期來華耶穌會神父中最精通漢學者。他所譯拉丁文《詩經》附有注解。他又譯有《禮記》，稿成未刊。蔣友仁制作圓明園中的噴水池，為人所艷稱。他又深通漢籍，用拉丁文譯有《書經》、《孟子》等書。乾隆時有一個叫錢德明的人，精通滿漢文，譯有《盛京賦》，并研究我國古樂及石鼓文等，他是西人中最早研究我國苗族及兵學者。乾隆四十年（1775年）在北京著《華民古遠考》，列舉《易經》、《詩經》、《書經》、《春秋》及《史記》為證。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又在北京刊印《孔子傳》，為錢氏著作中之最佳者。此外，他還有《孔子弟子傳略》，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或次年刊于北京。韓國英譯有《大學》及《中庸》，又著有《記中國人之孝道》。韓氏可能是十九世紀前西人研究我國經籍的最后一人。他的本行是生物學。
從明末到乾隆年間，中國經籍之西傳，情況大體如上。既然傳了過去，必然產生影響。有的影響竟與熱心翻譯中國經書之耶穌會神父的初衷截然相違。我在下面介紹方豪一段話：
介紹中國思想至歐洲者，原為耶穌會士，本在說明彼等發現一最易接受“福音”之園地，以鼓勵教士前來中國，并為勸導教徒多為中國教會捐款。不意儒家經書中原理，竟為歐洲哲家取為反對教會之資料。而若輩所介紹之中國康熙年間之安定局面，使同時期歐洲動蕩之政局，相形之下，大見遜色；歐洲人竟以為中國人乃一純粹有德性之民族，中國成為若輩理想國家，孔子成為歐洲思想界之偶像。（五，頁197）
中國俗話說：“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頗與此相類了。
受中國經籍影響的，以法、德兩國的哲學家為主，英國稍遜。舉其犖犖大者，則有法國大哲學家笛卡爾等。法國百科全書振也深受中國思想之影響。在德國方面，啟蒙時期的大哲學家斯賓諾莎、萊勃尼茲等，都直接受到了笛卡爾的影響，間接受到中國影響。康德認為，斯賓諾莎的泛神論完全受的是老子的影，向。萊勃尼茲二十一歲就受到中國影響。后與閔明我、白晉訂交，直接接受中國思想。1697年，萊氏的拉丁文著作《中國近事》出版。他在書中說：“在實踐哲學方面，歐洲人實不如中國人。”有人認為，康德的哲學也受了中國哲學的影響，特別宋儒理學。
中國經籍西傳，不但影響了歐洲哲學，而且也影響了歐洲政治。在德國，萊勃尼茲與華爾弗利用中國哲學推動了德國的精神革命。在法國，思想家們則認為中國哲學為無神論、唯物論與自然主義。這三者實為法國大革命之哲學基礎。百科全書派全力推動革命的發展。法國大革命實質上是反宗教之哲學革命。法國的啟蒙運動，也是以反宗教為開端。形成這種反宗教的氣氛者，歸根結蒂是中國思想傳播的結果。法國大革命前夕，中國趣味在法國以及整個歐洲廣泛流行。宮廷與貴族社會為中國趣味所壟斷。而宮廷與貴族又是左右法國政治的集團。則中國趣味對法國政治之影響，概可想見了。
百科全書派把反宗教和鼓吹革命的思想注入所撰寫的百科全書中。他們與中國文化有深刻的接觸。但因認識中國之渠道不同，對中國的意見也有分歧。孟德斯鳩與盧梭談的多是歐洲旅客的游記等，對中國遂多有鄙薄之論。荷爾巴旭、服爾德、波勿爾、魁斯奈等等，所讀多是耶穌會士之報告或書札，對中國文化多有欽慕之意。孟德斯鳩著《法意》第一卷第一章，給法律下定義，提出“萬物自然之理”，主張“有理斯有法”，完全是宋儒思想。服爾德七歲即在耶穌會士主辦的學校中受教育，對中國文化無條件地贊賞，在自己的小禮拜堂中，供孔子畫像，朝夕禮拜。他認為，孔子所說：“僅為極純粹之道德，不談奇跡，不涉玄虛。”他說：“人類智慧不能獲得較中國政治更優良之政治組織。”又說：“中國為世界最公正最仁愛之民族。”他還根據《趙氏孤兒》寫了一部《中國孤兒》。第德洛對中國有批評意見，但認為中國文化在各民族之上。盧梭承認中國為文明最高古國，但他認為文明并非幸福之表記，中國雖文明，而不免為異族所侵凌，他是“文明否定論者”。中國思想除了影響了上述的哲學家之外，還影響了所謂政治經濟學上的“重農學派”。這一學派以自然法代替上帝的功能。他們倡導“中國化”，不遺余力，甚至影響了國王路易十五。英國經濟學家亞當·斯密受了法國思想家的影響，在<原富）一書中應用中國材料頗多。
在德國，中國影響同樣顯著。大文豪歌德是一個突出的代表。哲學家也深受中國思想影響。萊勃尼茲、斯賓諾莎，上面已經談到。其他哲學家，康德、菲希特、謝林、黑格爾等，都受了萊勃尼茲的影響，也可以說，間接受了中國影響。叔本華哲學中除了有印度成份外，也受了朱子的影響。
中國美術之西傳
隨著中國哲學思想之西傳，中國美術也傳人歐洲。歐洲美術史上的羅柯柯時代約始于1760年，即乾隆二十五年，至十八世紀末而未衰。此時中國美術傳人，產生了顯著影響。在繪畫上重清淡之色彩。在建筑上力避銳角方隅，多用圓角。在文學上則盛行精致的小品。在哲學上采用模棱兩可的名詞。這與流行于當時的“中國趣味”或“中國風”是分不開的。
中國情趣表現在許多方面，首先是在園林布置方面。歐洲人認為，中國園藝兼有英、法二國之長。他們說，中國園藝匠心獨運，崇尚自然，不像歐洲那樣整齊呆板。于是中國式的庭園一時流行于歐洲各國，法國、英國、德國等地都出現了中國庭園的模仿物，遺跡至今尚能見到。
中國繪畫也傳人歐洲，主要是中國的山水畫和人物畫，在瓷器上表現最為突出。有一些畫家也作有中國情趣的繪畫，比如孤島帆影、綠野長橋之類。據說梵高也學過中國潑墨畫。
除了繪畫之外，中國用具也流行歐洲。轎頂圍的質料與顏色，受到中國影響。中國扇子、鏡子傳入歐洲。十七世紀后半，法國能制綢。中國瓷器西傳，更不在話下。同時中國瓷器也受到西洋影響。
明末至清朝乾隆年間中國經籍和美術西傳的情況大體上就是這個樣子。
我現在舉一個說明西方人如何看待中國文化的具體的例子。我想舉德國最偉大的詩人歌德，他的一生跨越十八、十九兩個世紀，是非常關鍵的時期。他在1827年1月31日同愛克曼談話時說道：
（中國傳奇）并不像人們所猜想的那樣奇怪。中國人在思想、行為和感情方面幾乎和我們一樣，使我們很快就感到他們是我們的同類人，只是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比我們這里更明朗，更純潔，也更合乎道德。在他們那里，一切都是可以理解的，平易近人的，沒有強烈的情欲和飛騰動蕩的詩興……他們還有一個特點，人和大自然是生活在一起的。你經常聽到金魚在池子里跳躍，鳥兒在枝頭歌唱不停，白天總是陽光燦爛，夜晚也總是月白風清。月亮是經常談到的，只是月亮不改變自然風景，它和太陽一樣明亮。……還有許多典故都涉及道德和禮儀。正是這種在一切方面保持嚴格的節制，使得中國維持到幾千年之久，而且還會長存下去。（《歌德談話錄》，朱光潛譯，1978年，人民文學出版社，頁112）
這是歌德晚年說的話，他死于1832年。他死后沒有過多少年，歐洲對中國的調子就逐漸改變了。據我個人多年的觀察與思考，這與發生在1840年的鴉片戰爭有關。在這以前，中國這個天朝大國，雖然已經有點破綻百出，但仍然擺出一副紙老虎的架勢，嚇唬別人，欺騙自己。鴉片戰爭一下子把這只紙老虎戳破，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西方對中國的政治、經濟，進而對中國文化逐漸貶低起來。他們沒有歷史觀點，以為從來就是這個樣子，中國從來就沒有好過。他們自己的老祖宗所說的一些話和所做的一些事，他們也忘了個一干二凈。隨著他們科學技術的發展，政治、經濟的發展，環顧海內，唯我獨尊，氣焰萬丈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給他們敲了一下警鐘。他們之中的有識之士開始反思。于是出了像斯賓格勒《西方的沉落》這樣發人深思的書，可惜好景不長。到了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法西斯思潮抬頭，把西方文化，特別是所謂“北方”文化捧上了天，把其他文化貶得一文不值。中國人在法西斯分子眼中成了劣等民族，更談不到什么欣賞中國文化了。不久就爆發了第二次世界大戰，比第一次大戰還要殘酷，還要野蠻。這又一次給西方敲了警鐘。西方有識之士又一次反思，湯因比可以做為代表。預言已久的第三次世界大戰，始終沒有爆發。雖然在全球范圍內大大小小的戰爭從未停止過，大家總算是能夠和平共處了。到了今天，人類共同的公害，比如人口問題、糧食問題、污染問題、土地問題等等，一個個被認識得越來越清楚。兩個超級大國似乎也認識到，靠武力征服世界的美夢是不現實的，他們似乎也愿意和平共處了。在這樣的情況下，人們要怎樣來認識西方文明，怎樣來認識東方文明——中國文明，怎樣來認識文化交流，就非常值得我們注意了。
我在上面提到的英國歷史學家湯因比，對中國文化和中國未來的作用有自己的看法。在同日本宗教活動家池田大作的談話中（見《展望二十一世紀——湯因比與池田大作對話錄》，茍春生、朱繼征、陳國棵譯，國際文化出版公司，北京，1985年），他洋細闡述了自己的看法。為了把他的觀點介紹得明確而翔實起見，我想在這里多引用他的一些話。湯因比說：
因此按我的設想，全人類發展到形成單一社會之時，可能就是實現世界統一之日。在原子能時代的今天，這種統一靠武力征服——過去把地球上的廣大部分統一起來的傳統方法——已經難以做到。同時，我所預見的和平統一，一定是以地理和文化主軸為中心，不斷結晶擴大起來的。我預感到這個主軸不在美國、歐洲和蘇聯，而是在東亞。
由中國、日本、朝鮮、越南組成的東亞，擁有眾多的人口。這些民族的活力、勤奮、勇氣、聰明，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毫無遜色。無論從地理上看，從具有中國文化和佛教這一共同遺產來看，或者從對外來近代西歐文明不得不妥協這一共同課題來看，他們都是聯結在一條紐帶上的。并且就中國人來說，幾千年來，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幾億民眾，從政治文化上團結起來。他們顯示出這種在政治、文化上統一的本領，具有無與倫比的成功經驗。這樣的統一正是今天世界的絕對要求。中國人和東亞各民族合作，在被人們認為是不可缺少和不可避免的人類統一的過程中，可能要發揮主導作用，其理由就在這里。
如果我的推測沒有錯誤，估計世界的統一將在和平中實現。這正是原子能時代唯一可行的道路。但是，雖說是中華民族，也并不是在任何時代都是和平的。戰國時代和古代希臘以及近代歐洲一樣，也有過分裂和抗爭。然而到漢朝以后，就放棄了戰國時代的好戰精神。漢朝的開國皇帝劉邦重新完成中國的統一是遠在紀元前二○二年。在這以前，秦始皇的政治統一是靠武力完成的。因此在他死后出現了地方的國家主義復辟這樣的反動。漢朝劉邦把中國人的民族感情的平衡，從地方分權主義持久地引向了世界主義。和秦始皇帶有益惑和專制性的言行相反，他巧妙地運用處世才能完成了這項事業。
將來統一世界的人，就要像中國這位第二個取得更大成功的統一者一樣，要具有世界主義思想。同時也要有達到最終目的所需的干練才能。世界統一是避免人類集體自殺之路。在這點上，現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準備的，是兩千年來培育了獨特思維方法的中華民族。不是在半個舊大陸，而是在人們能夠居住或交往的整個地球，必定要實現統一的未來政治家的原始楷模是漢朝的劉邦。這樣的政治家是中國人？日本人？還是越南人？或者朝鮮人？
池田說：
從兩千年來保持統一的歷史經驗來看，中國有資格成為實現統一世界的新主軸。您這一說法，在考慮今后世界問題時，具有極為重要的啟示。（頁294—295）
這兩位著名的國際活動家，主要是從歷史上和政治上談論了中國的和世界的未來，其中也涉及文化。他們的意見，我覺得非常值得注意。至于我自己是否完全同意他們的意見，那是一個次要的問題。重要的是，在目前我們國內有那么一小撮人，聲嘶力竭地想貶低中國，貶低中國文化，貶低中國的一切，在這樣的時候，有像湯因比這樣的通曉世界歷史發展規律的大學者，說出了這樣的意見，至少可以使這些人頭腦清醒一下。你不是說月亮是外國的圓嗎？你們中間不是有人竟認為中國連月亮都沒有嗎？現在有外國人來說，中國有月亮，中國的月亮也是圓的，而且圓得更美妙了。這一小撮人不是應該好好地反思一下嗎？這一些人也許根本不知道湯因比是何許人。但那沒有關系。他們最怕外國人，反正湯因比是外國人，這一點是錯不了的。對這些人來說，這一點也就夠了。我決非聽了外國人說中國月亮圓而飄飄然忘乎所以，把久已垂下的尾巴又翹了起來。中國的月亮也有陰晴圓缺，并不總是亮而圓的。但這是另一個問題。我們目前當務之急是全面地、實事求是地從最大的宏觀上來考慮中國文化在世界上已經起過的作用和將來能夠起的作用。在這樣的時刻，兼聽則明，湯因比和池田大作的意見是值得我們深思的。
對于人類文明前途的問題，我也曾胡思亂想過一些。我現在想從哲學上或者思想方法上來談一談我的想法。西方哲學或者思想方法是分析的，而東方的則是綜合的。這兩種方法異曲同工，各臻其妙。這已幾乎是老生常談，沒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對于分析的前途則恐怕是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首先一個問題是：能不能永恒地分析下去？莊子說：“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從理論上和邏輯上來講，這是毫無問題的。但是，對具體的東西的分析，比如說對原子的分析，能不能越分越細，一至萬世不竭呢？西方的自然科學走的就是分析的道路。一直到今天，這一條路是走得通的。現在世界上的物質文明就來源于此。這是事實，不容否認。但是，這一條路是否能永遠走下去呢？在這里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可以永遠走下去，越分析越小，但永不能窮盡。一種認為不行，分析是有盡頭的。我自己贊同后一種意見。至于我為什么贊同后者，我認為，這不是一個理論問題，而是一個實踐問題。我自己解釋不了，我也不相信別人的解釋。只有等將來的實踐來解答了。
我覺得，目前西方的分析已經走得夠遠了。雖然還不能說已經到了盡頭，但是已經露出了強弩之末的端倪。照目前這樣子不斷地再分析下去，總有一天會走到分析的盡頭。那么怎么辦呢？我在上面已經說過，東西兩大文化體系的關系從幾千年的歷史上來看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現在球已經快踢到東方文化的場地上來了。東方的綜合可以濟西方分析之窮，這就是我的信念。至于濟之之方究竟如何，有待于事物（其中包含自然科學）的發展來提供了。
我從宏觀上看中國文化，結果就是這樣。希望有識之土共同來討論。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