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春的一個周六上午，與北海公園一墻之隔的國家圖書館分館，幾乎成了“奧迪A6”的長龍巨陣，共和國的130多名部級領導，從北京城的四面八方匯聚于此，參加由著名歷史學家戴逸主講的“歷史文化講座”：論康雍乾盛世。
曾經(jīng)朗照過大清王朝的燦燦陽光，以其不息的熱力為這座宮殿式建筑的飛檐、綠瓦，為兩尊自圓明園遷移而來的華表，鍍上一層金色。盡管圖書館的源脈可追溯至宣統(tǒng)元年（1909年）御批京師圖書館，盡管當年建館款項來自“庚子賠款”，但其名聞天下，還在于曾經(jīng)將熱河避暑山莊文津閣之《四庫全書》收為館藏，它身前那條東去故宮、景山的長街，也因此冠名“文津”。
于是，置身這樣的歷史語境中聽“康雍乾”，聽滿頭霜雪的戴逸教授講述前朝往事，那歷史感自會平添幾分。
不見張揚的手勢，也沒有激昂的詞語，講臺上的戴逸教授一派淵沉氣質(zhì)，只是他那口濃重的吳儂方音需要聽者凝神、側(cè)耳甚或加幾分揣測，不過部級領導們是入境的，因為隨主講人的某句話語全場轟然就爆出笑聲，還有最后起立者“求教于戴老師”的一個又一個問題：“乾隆一舉殺甘肅50名貪官是怎樣的細枝末節(jié)？”“康熙帝是怎樣‘平定三藩'的？”“目前電視熒屏‘清宮戲熱'，清史專家持怎樣的看法？”而因時間關系未能提問者，則將文字意見留置桌面：“希望能具體介紹清朝的吏制即用人制度”，“希望組織者將講座制成光盤，以便各部委干部學習收看”……
應該說，史學研究是冷板凳上的“寂寞事業(yè)”，但真正的歷史學家又必然擁有一份現(xiàn)世情懷，國家政要能夠以史為師，察今、資政，正是歷史的另一種生命價值。
時近正午，一輛轎車將76歲的戴逸教授送回住所，那是平安大道的保留項目，人稱“段祺瑞執(zhí)政府”。其實在更久遠些的雍正年代，那是九貝勒胤禟的府第，胤禟對雍正登大寶“怨尤誹謗”，招致雍政的幽禁、黜宗籍、賜名“塞思黑（豬）”，此后，其宅也被賜與雍正第五子弘晝即和親王，時人稱“和親王府”……
時間的歷史呈線性而一去不返，空間的歷史卻以多維的方式存在著，譬如遺址，譬如文檔，清史與戴逸，戴逸與清史，就在這多維的空間相遇、癡纏，有著近乎血肉的關聯(lián)，戴逸教授說：“我搞了一輩子清史，前半生從近代史切入，搞晚清史，后半生從鴉片戰(zhàn)爭前移，研究中、前期清史，走了一條‘逆向回溯'的治學路徑。”
清史如山 一位叩山掘?qū)氄?/strong>
可以說，中國漢字是這個世界最早期最原始的圖畫作品，一個“史”字，文字學家解：手拿冊簿的人。
傳說中造字的倉頡便是黃帝軒轅的史官，漢民族由此告別結繩記事，到殷商時代“左史記言，右史記事”，“言為尚書，事為春秋”。其后又有“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司馬遷作《史記》“通古今之變，究天人之際，成一家之言”，中國歷史至此也建構起編年體、紀傳體二大框架，呈現(xiàn)出“文史一家”的古典敘事特征，班固修《漢書》，則為中國第一部斷代史。
此后，唐宗宋祖，元明興替，到公元17世紀，大清王朝建立。
自1644年，李自成率部攻打北京，崇禎皇帝煤山自縊，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努爾哈赤之孫7歲的順治在叔父多爾袞輔政下定都北京，到1912年僅做了3年皇帝的宣統(tǒng)下詔書“遜位”，清王朝統(tǒng)治中國計268年，其間經(jīng)十朝“天子”，更有一身歷三朝的慈禧“老佛爺”。
在中國數(shù)千年歷史長卷中，這是一幅極為特殊又極其復雜的圖景：它集封建社會之大成，剃發(fā)、易服、圈地、皇權一統(tǒng)，但這根深蒂固的社會形態(tài)卻于此間解構為半封建半殖民；它曾有過“十全武功”時的疆土遼遠版圖尤似飽滿的桑葉，也曾有過鴉片戰(zhàn)爭后的割香港割琉球又割澎湖列島有如聽人割宰的牛馬犬羊；康乾時代它鎖國閉關蔑視萬邦因為生產(chǎn)的糧食可供養(yǎng)3億人口，辛丑年間它師夷長開洋務卻被列強火燒圓明園劫掠紫禁城四百兆生民賠銀四億五千萬兩；中興時它屢發(fā)開棺戳尸誅滅九族的“文字獄”，中衰時它產(chǎn)生了百世流傳的文學瑰寶《紅樓夢》；太平天國、義和團農(nóng)民起義曾以破竹之勢威震金鑾寶殿，千名舉人上書喊出歷代農(nóng)民戰(zhàn)爭都不曾提出的“憲政”直指千年弊端；維新事敗“戊戌六君子”菜市口問斬，正是末代王朝壽終正寢的葬禮哀歌……
這段苦難屈辱的歷史，不僅留存于浩繁的文檔，銘刻于虎門炮臺、圓明園廢墟的歷史現(xiàn)場，它還滲透在當今中國人的血液里、性情中，不然你就不能理解：香港、澳門回歸日，為什么全世界的華人都感到一份欣慰；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轟炸中國駐南聯(lián)盟大使館，中國人為什么會怒由心生；在薩馬蘭奇主席平靜地讀出2008年奧運會主辦城市“北京”的那一瞬，十幾億中國人怎會同時開啟淚門——那淚泉深處是一個民族的歷史傷痛。
清史如山，一個外國人，只有翻過清史這座大山，才能進入當代中國人思想情感的莽原。
清史是我們民族的一筆大遺產(chǎn)，但在20世紀動蕩的年月里，清史研究卻長期處于薄弱態(tài)勢。
中國素有“易代修史”的傳統(tǒng)，民國初年北洋政府曾設清史館，選百余人窮14年之工，編纂了536卷的《清史稿》，為后來的清史研究提供了宏富的參照，但由于編纂者大多為清朝遺老，一些觀點、傾向招致批評，同時它也未能顧及到故宮所藏大內(nèi)秘笈和國外史料，所以始終處于“稿”的地位。
清朝滅亡前，明清檔案深藏大內(nèi)，沒有皇帝諭旨任何人不得接近，但清末內(nèi)閣大庫年久失修，部分檔案存放于文華殿和國子監(jiān)。1921年北洋政府竟因經(jīng)費短缺，將部分檔案分裝8000麻袋共15萬斤以4000元價格賣給造紙廠做原料，后被發(fā)現(xiàn)得以搶救。在對清史資料研究整理過程中，著名學者孟森、蕭一山等都有開創(chuàng)性的建樹，隨后又有鄭天挺、王鐘翰等專家為之瀝血嘔心。
1958年，當戴逸攜《中國近代史稿》出現(xiàn)在這條嶙峋山路上時，年僅32歲，時為中國人民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這本38萬字的專著以觀點鮮明、分析深入、態(tài)度嚴謹，得到史學前輩范文瀾、翦伯贊、尚鉞、吳晗、鄧拓等人的好評與賞識，也一舉奠定了他青年史學家的地位。同年他成為人大老校長吳玉章的學術秘書。
1959年，受吳晗先生之邀，戴逸出任《中國歷史小叢書》編委，當時那是一套趣味與品位兼具的暢銷讀物。
1965年，經(jīng)董必武副主席提議、周總理親自商議安排，中央宣傳部作出決定：成立清史編纂委員會，戴逸為七委員中最年輕者。此事因隨之而至的“文革”成泡影。
1974年，中蘇珍寶島事件后兩國就邊界問題談判，戴逸受命研究、撰寫了《一六八九年中俄尼布楚條約》，為中方代表提供了有力的歷史依據(jù)，同時開拓了清史研究的新領域。
粉碎“四人幫”后，戴逸受命組建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領銜主編《簡明清史》第一、二冊，被稱為國內(nèi)第一部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比較系統(tǒng)、全面地研究鴉片戰(zhàn)爭以前清代歷史的專著，國家教委指定其為大學文科教材，并被評為全國優(yōu)秀教材，獲吳玉章獎。
此后，戴逸教授主編了獲“中國圖書獎”的22卷本《清通鑒》和《中國通史·彩圖版》，主編了9卷本的《十八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承擔了“六五”社科項目10卷本的《清代人物傳稿》（下）；出版了《乾隆及其時代》等歷史專著和論文隨筆選編《履霜集》、《繁露集》、《語冰集》……
1987年至1997年，他擔任兩屆中國史學會會長。
他以等身著述和極高的學術威望，支撐起人們常常稱譽他的8個中國漢字：清史大家，史學重鎮(zhèn)。
一生史癖 樂趣為生命導航
戴逸是江蘇常熟人，那個江南小城為當代中國人所廣知，緣于阿慶嫂的那句臺詞“聽說新娘子是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
戲詞自不足論，但這常熟城里輩出文人卻是史實，譬如明清之際領袖東南文壇的錢謙益，譬如康熙朝有“畫圣”之稱的王翚，譬如先在弘德殿行走后在毓慶宮行走、一身而為同治、光緒兩代帝師的翁同龢……
戴逸——時名戴秉衡就出生在這文邦彥土的“一個知識分子家庭”，“我父親教過私塾，平日廣結文人墨客，江南著名藏書家鐵琴銅劍樓就在我家對面”。
戴逸說他對歷史的特殊興趣是從看連環(huán)畫開始的，“我的家鄉(xiāng)有一批以出租‘小人書'為生者，他們背著破舊的藤籃或皮箱，里面塞滿各種各樣的連環(huán)畫，租金便宜公道，一個銅板可以租好幾本書。每本歷史故事書我都是津津有味地看了又看，愛不釋手”。
在諸位“租書人”中，孩子們獨獨喜歡糾纏一位著舊長衫者，因為他會“說書”，能把岳飛、李逵、楊家將講得生動飛揚，栩栩如生，讓孩子們聽得如癡如醉。如今的清史大家說：“連環(huán)畫是我最早的歷史書，那位‘說書人'是給我啟蒙的歷史教師，如果沒有童年的這段經(jīng)歷，我對歷史的興趣會長眠心底。”
戴逸曾用“酷嗜”二字形容童年時對文史書籍的喜愛，為了把一套印刷精美的《薛仁貴征東》買到手，他向家人有哭有鬧各種手段用盡；上中學數(shù)理化壓得人喘不過氣，可常熟城里的幾家古籍書店依然是他的“課后樂園”，直“樂”到頭暈眼花、腿痛腳麻才作罷。他的老師、親友中很有幾位清末秀才、舉人，他就時常請教“經(jīng)史子集”。“每當夜深人靜，萬籟俱寂，獨坐小樓之上，青燈黃卷，咿唔諷誦，手握彤管，朱藍粲然”，他為自我寫照，寥寥數(shù)語可見文言功底。
1946年夏，已在上海交大鐵路管理系攻讀一年的戴秉衡作出一個令家人、同學驚異的決定：投考北大歷史系。理由是：本就心儀北大歷史系，可報考大學時北大尚在西南聯(lián)大；如今北大回到北平，而且到上海招生，更“碰巧”的是考試點就在他宿舍樓下……
——今天有學者認為，當一個人進行某種選擇時，譬如職業(yè)抑或課題的選擇，是有情懷介入的，選擇的背后有人生、有境界。以此觀戴秉衡棄工學史，顯然他投入了自己全部的童年與少年情懷，命途以如此方式轉(zhuǎn)折，似乎只有四字好解：因緣際會。
“初到北大，我一心只想埋頭苦學”，1946年的北大，名師薈萃：沈從文、賀麟、鄭天挺、陳垣、向達……最讓他驚異的是北大圖書館，“許多我小時聽家鄉(xiāng)老先生說起過、卻從未見過的古籍，就擺在書架上，讓我喜歡得不得了。”復校后的北大校園并不平靜，學生們反饑餓反內(nèi)戰(zhàn)的民主運動，同國民黨軍警當局屢發(fā)沖突，已是學生會干部的戴秉衡也被列入黑名單，并在報刊通緝。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黨的安排下，他逃往華北解放區(qū)。
幾經(jīng)周折，戴秉衡在古城滄州與解放區(qū)干部接上頭，在填寫表格時，接待人告訴他：“改個名字吧，以免有事連累家人”，戴秉衡略一思索說：“我是逃出來的，就叫戴逸吧！”
此后，戴逸與戴秉衡的最大不同，是對中國共產(chǎn)黨的歷史及發(fā)展，對馬克思主義理論有了新的了解和認識。在正定華北大學培訓學習，戴逸感覺“猶如發(fā)現(xiàn)了一個新世界，既新鮮、驚奇，又興奮、感佩，對共產(chǎn)黨的崇敬之情油然而生，革命的信念更加堅定”——這大抵可以代表他那一代知識分子在解放前后的普遍心情，共產(chǎn)黨在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中的節(jié)節(jié)勝利，國民黨政府的腐敗與喪失人心，都促使這一代知識分子熱誠地擁抱馬列新學說，服膺共產(chǎn)黨。
培訓結業(yè)后，戴逸留華北大學工作。北平解放后，隨華北大學轉(zhuǎn)入中國人民大學——正是如今平安大道上的保留項目，“段祺瑞執(zhí)政府”的所在地。
戴逸能夠憑藉《中國近代史稿》在1958年的中國史學界脫穎而出，猶如冰山一角，全憑水面以下近10年的積累。1951年，他是著名黨史專家胡華的助手，同時攻讀研究生課程，并寫作、發(fā)表了20萬字的《中國抗戰(zhàn)史演義》，因采用傳統(tǒng)的章回體形式，得以在電臺連播，這年戴逸25歲。這之后，老一代史學家尹達教授調(diào)離人民大學，為研究生班講授中國近代史的任務就落在戴逸肩上。一方面是小老師、大學生的課堂局面，另一方面整個國家的近代史研究剛剛起步，沒有一本適用教材。戴逸說那是他一生中最投入最用功的時期，“經(jīng)常開夜車通宵達旦”。在幾年教學實踐的基礎上，建構起一部學術專著的框架，再經(jīng)兩年多筆耕不輟，完成了這部開風氣之作。因了這項突出的學術成果，戴逸參加了1959年的全國群英會，1961年被評為全國文教戰(zhàn)線先進工作者。
就戴逸而言，史學之路開端順暢，但五、六十年代的史學界，常起烽火硝煙。1964年發(fā)表的《論清官》，為他帶來“文禍”：“文革”一開始便被“抄家”批斗，戴一頂“清官帽”在人大校園內(nèi)游街示眾。再后來，蹲“牛棚”、掃廁所、安玻璃，“什么雜活都干過”。“曾經(jīng)有過一段逍遙的日子，我在家里給孩子‘開私塾'，講幾何、物理……”
將2噸重的書籍賣給廢品站后，他去了江西余江的“五七干校”，分在二連養(yǎng)豬班，一共20多頭喂不肥的“老頭豬”，豬倌卻都是國字號的“反動學術權威”：胡華、吳樹青、項充、戴逸……每天挑泔水、起豬圈、做飼料、值班守夜，同時還要開展革命大批判。看這些“老頭豬”總也長不肥，戴逸買來多本養(yǎng)豬指南，“左看右看，但是操作起來就是不行，不會養(yǎng)……”
此時中國人民大學已經(jīng)解散，這些干校學員差一點被“就地分配”，多虧江西方面拒收，人家不愿背“年老體弱工資高”的包袱。后來的轉(zhuǎn)機來自林彪“九一三”事件，中國大多數(shù)知識分子由此開始了對國家和個人命運的重新思考……
縱觀戴逸的學術人生之路，大抵可以總結為：大器早成，中歲蹉跎，晚年達于頂峰。
成為學界名人，被人最常問及的便是：“成功法則”，戴逸教授曾著文總結為“四字境界”：勤、苦、樂、迷。平日談吐中，他又合并簡化為兩項：志趣和投入：“干自己喜歡的專業(yè)，有廢寢忘食的投入，投入愈大獲得的樂趣愈多，再激發(fā)起更大的投入，循環(huán)反復其樂無窮”，他的經(jīng)驗是，視專業(yè)如同戀情人，“全部思想感情專注在她身上，每時每刻都惦念她，一往情深如癡如呆，在其他問題上則心不在焉……”
正所謂“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探討“戴逸先生的成功之道”，他的幾位學生有不同角度的分析，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前任所長羅明教授認為：“戴老師的學術成就得益于兩個字，一曰精一曰通，精是說他有非常結實的文史底子，闡發(fā)見識有厚度，青年時代就得到諸位史學前輩的賞識不是偶然的。通是說他學識廣博，不狹窄，目前高校的學科教育就存在窄的問題。”他的另一位學生、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前任總編輯王俊義認為：“戴老師的獨特之處在于兩個方面的貫通，一是縱向的前后通，按史學界通行的劃分，清史以1840年為界劃歸兩端，之前為古代史，之后為近代史，以往是兩批人分頭搞，戴老師則前后都搞。二是從橫向左右通，他編撰《18世紀的中國與世界》，把清史放到世界背景下思考、討論，學術視野開闊。”戴先生的女博士、現(xiàn)任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副所長的黃愛平教授認為：“戴老師是從傳統(tǒng)走向現(xiàn)代的學術大家，他的舊學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舊學不一樣，他接受、運用了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論的理論方法，但又和我們這些在新中國長大的學者也不同，我們沒有那種堅實的文史哲功底，這也是后來人無法企及的。”
外新內(nèi)古 謙和仁義真性情
如果只聞其名未見其人，你會以為這位清史大家從故紙堆里抬起的，定是一張寫滿近代滄桑的面龐，見他面后，你又會陷入另一種不解：哪里來的喜事，讓他總是瞇瞇笑，笑瞇瞇？如此歡天喜地，他如何面對二百數(shù)十年的蒼涼清史？如何面對那些或老實或調(diào)皮的學生？
“我對學生是有名的寬松”，戴教授以寬松為美。
“他總當好好先生，可學校是有管理制度的，史學界都知道他面善心活，其實這也是他的一個性格弱點”，他的一位學生持此觀點。
雙方各有道理：一位博士生，“五一”節(jié)沒打招呼就返回外地老家，節(jié)后多日也不見其蹤影，返校后博士生又撒謊：“一直呆在宿舍”。按學校制度博士生該受處分，可戴教授刀下留人，“別，別處分了”，自然有人認為他“抹稀泥”，戴教授的理由是：“管博士生不能像管七八歲小學生，晚回來幾天就如何如何，是管理制度不對勁。”
另一次，為外系一名學生的處分問題，戴教授還與人爭執(zhí)起來：那學生在校園里偷了或說騎了一輛自行車，不久他又做了一件拾金不昧的好事，華僑失主寫來感謝信，戴教授認為將功折過不該處分，可最后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從嚴發(fā)落，提起此事至今還讓戴教授有幾分遺憾：“他知錯改錯了啊！”
說他是好好先生也有人不同意：“文革”中黨員逐個過關，有位黨員的親屬在原籍出了問題，成為他不能恢復黨籍的把柄。開會討論時，自身尚是受審查的泥菩薩，戴逸還是發(fā)了言：“事情沒有搞清楚就不恢復人家黨籍，這不公平。”至今這位黨員對戴教授的評價是：堅持原則，不計利害。說他是“史學界有名的厚道人”。
他的學生們幾乎都能為此論“持之有征”。
黃愛平是我國第一位歷史學女博士，受教于戴逸先生研究清代漢學。新人登場不免有些陌生，戴先生便為其創(chuàng)造條件，寫信聯(lián)系學術會議，以熟悉新領域。黃愛平說：“后來戴老師把他自己的資料卡片送給了我，對做學問的人來說，這是無私行為，你能感覺到他希望別人好。”
他們看到的是他的心性，可當你深入地觀察他的心性時，你會看到他的——矛盾性。
自五十年代，戴逸就以馬克思主義新史學代表人物鳴世，其史學論著躍動著這種理論的鋒芒，但他立身處世的方式和內(nèi)在心理結構，卻是濃重的儒家底色。
譬如談寬松、寬忍，他說“對人要寬忍些，我認為寬忍是一個人最重要的美德，人都有優(yōu)點缺點，就是討厭的人也有優(yōu)點”。再看儒家名言“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也”——為史學家下判斷，你必須用他的方法方能“征而有信”。
戴逸總是謙謙君子風，“哪里！哪里！”是他面對稱譽的口頭禪，他還謹守釋家大戒：不妄言，譬如他會告訴你他喜歡下圍棋，但不會告訴你他獲得過杯冠軍。令人奇怪的是，他愈謙遜反而贏得更大的尊敬，他五十年代的學生，在這位不過年長六七歲的小老師面前，始終取恭敬之勢。
傳統(tǒng)舊學構建了他的精神基座，他終于“招供”：“我到高中時才學習寫白話文，此前只會寫文言文”。正是中國優(yōu)秀的傳統(tǒng)文化和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成就了這位清史大家。
清史如山，滿頭霜雪的戴逸教授就行進在清史的山道上。
以他一貫的謙遜，他會說：山外有山，天外有天。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