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手記
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有一個執著而又絢爛的夢：啟蒙！對整個中華民族進行思想啟蒙，只有啟蒙能夠讓中國脫胎換骨，只有啟蒙才能救中國！一代又一代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以為能夠用自己的身份說話的時候，他們嘴里流出的總是同樣的喃喃夢囈，啟蒙、科學、民主，雖然枯燥疲憊，但是無窮無盡永不休止。現在應當是夢碎人醒的時光了。
假如把現代化理解為一個巨型敘事，啟蒙毫無疑問是這個敘事中最重要的思想脈絡、文化脈絡。正是西方的啟蒙塑造的價值觀念、話語體系，導引了西方現代化社會的出現和成長。在發生學的意義上，在一種歷史學的視角上，這是一種發展得非常充分的地方經驗。從 19 世紀中期開始，這個西方的地方經驗日益地膨脹起來，以加速度的方式普世化了。它的確應當被普世化，因為在西方的現代性中包含了很多人類可以也應當共享的重要資源，其中，既有思想文化價值方面的資源，也有技術制度體制方面的資源。但是，這個普世化的過程是非常霸道、充滿暴戾和血腥的。在相當長的時期中，西方世界就是認為他們代表了人類的最高價值，因此他們有責任傳播輸出這些價值，并且不惜一切手段強迫別人接受。 19 世紀中后期，法國對北非的殖民、英國對中國的“鴉片戰爭”、美國在中南美洲的擴張，在追逐原料、市場、利潤的背后，都有一種“文明”對“野蠻”的傲慢的心態、一種教化他人的自以為是。事實上，早期現代化傳播的歷史就是西方殖民擴張的歷史。在這個過程中，除了西方以外的地方經驗、本土文化統統被當作另類的妨礙現代化的因素，遭到早期殖民者無情的破壞和摧毀。切切不要以為這些文化暴行只是那些沒有文化的軍卒行伍的肆虐妄為，其根本的原因在于啟蒙的世界觀本身就包含了根深蒂固的文化排他性。
儒家傳統與啟蒙心態編者手記啟蒙以理性和客觀知識作為基本的標準，以此來決斷是非，取舍價值。凡是不符合理性和知識原則的都是應當拋棄的愚昧和野蠻。至少有三個重要的思想資源支持了啟蒙所代表的西方文化中心主義。
奧古斯丁·孔德提出線性進化的獨斷論的歷史觀，他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從蒙昧的巫術到形而上，從形而上到科學的階段性演化，科學是最高的階段。這種線性獨斷論的歷史觀，不僅影響了馬克思的“五種生產方式”的社會歷史理論，同樣也影響了韋伯的只有從新教倫理才能到現代化的社會學理論。按照孔德的觀念，凡是沒有發展出近代科學的文化，都是低級的應當淘汰的文化；而西方產生了實驗科學，西方的文化理所當然地代表了人類最高的文化成就。這種以科學為最高甚至唯一價值的觀念，對排拒和貶低其他文明價值起了非常負面的作用。但是，在很長的時間中，它卻一直是西方中心主義最強大的理論依據，發生過非常廣泛的影響。中國在“五四”運動期間，突出科學，把科學當作最主要的基本價值之一，尊乎為“賽先生”，基本上是這種科學主義世界觀文化殖民的產物。現在，科學中心論已經受到普遍的清算，除了極少數的偏執地迷戀科學主義的人，很少還有人能夠接受孔德的歷史文化觀念。但是它衍生出來的各種其他相關的理念，卻仍然有較大的影響。因此，反對文化殖民仍然是當代社會重要的思想文化任務。就這個方面而言，中國面對的困難特別艱巨，如何使在科學主義潮流中受到嚴重摧殘的本土文化資源重見天日，參與到中華民族復興的偉大事業中來，是我們民族能不能真正復興的嚴肅課題。
啟蒙的西方中心主義另一個重要的理論資源是“社會進化論”。斯賓塞這類學者把達爾文在生物學中的物種起源和進化理論模式化地移用于人類社會，提出所謂適者生存、劣者淘汰的社會理論，完全無視人類社會包括西方文明在內長期積累的體恤老幼、同情弱勢的精神價值資源，把人類社會描述成一個赤裸裸的無情無義的競爭性社會。在這個競爭性社會中通用的基本標準就是啟蒙塑造的價值原則，人的中心主義及其對他者的征服，崇拜經驗、理性和科學技術的創造力。所謂優勝劣汰的游戲規則，其中心含義就是追逐財富，追逐無限增長的財富，追求財富的無限發展，除了財富還是財富，這是唯一的目標。因為有了“富”，就有了“強”，財富就是力量。在社會達爾文主義的推動下，“尋求富強”成為一個民族一個國家能否生存而不被淘汰的唯一標準。以財富為中心的發展觀念成了最為流行，也最為庸俗、最為殘暴的社會理想。因為這一套競爭性的發展觀念，作為“優”者的發達國家可以生存發展，而作為“劣”的貧弱的國家和族群就活該在被淘汰的死亡線上苦苦掙扎。強大的國家，不是因為它的強大而對弱勢的族群負有更多的自覺責任，而是由于它的強大它可以對別人發號施令、頤指氣使、橫加指責。這是一套顛倒榮辱、天良喪盡的發展觀念，它把人類社會變成了“人對人是豺狼”的屠宰場。進入 20 世紀以來，社會達爾文主義作為一種理論形態遭到了嚴厲的批評，現在，很少有人再標榜自己是“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了。但是，社會進化論所鼓吹和推廣的“進步”的理念、以追求財富為中心目標的發展觀念，卻仍然是我們這個社會最強勢的意識形態，強大的國家仍然在自以為是地號令天下，弱勢的國家和群體幾乎是別無選擇地喪失著自我認同和自主性，隨著啟蒙和西方主義的現代性江河日下、日漸式微；同時，社會進化論所倡導的競爭性社會機制使得這個社會的生存競爭擴張到一切領域，這個世界變得越來越不安寧、越來越危險了。
啟蒙的西方主義傲慢最重要的原因來源于基本價值層面的自以為是，其最有代表性地體現在黑格爾的歷史哲學關于自由的理念中。黑格爾認為人類的歷史是循著從東方到西方的軌跡由低級向高級發展的。這個發展的最主要的尺度就是自由的成熟程度、自由所達到的高度。黑格爾認為，在東方的中國，自由只是一個人的自由，就是皇帝，只有皇帝才有自由；而耶路撒冷的各大宗教，所達到的只是一部分人的自由；只有到了更為西邊的理性的日耳曼，自由才成為全體人的自由。顯而易見，黑格爾對自由的理解是比較膚淺狹隘的，他基本上不了解真正體現了東方自由的其實并不是皇帝的為所欲為，而且即使是皇帝也不像他所想像的可以任意妄為，皇帝深受文武百官和道德以及制度的約束。深受黑格爾影響的馬克思、恩格斯都指出，自由不是個人無限制的為所欲為，自由是對必然世界的掌握和運用。而比這個批評更好的關于自由的理解，早在兩千多年以前就出現在孔子的儒家思想中——“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順，七十歲從心所欲不逾矩”，把自由更深刻地理解為一個成長的智慧過程。黑格爾顯然對這些方面一無所知，但是卻非常自大，以為了解了最高的自由，這種倨傲自大明顯地帶有西方中心論的特點。乃至于馬克思嘲笑他，黑格爾思辨的烈馬到了普魯士帝國的門口就戛然而止了。當然，黑格爾忘掉了，比日耳曼更西面的還有美國。如果你把對其他文明的蔑視當作公理的話，那你是很難不被別人蔑視的，如同他自己所說，當你把別人當作尸體抬出去的時候，那個準備把你也當作尸體抬出去的人已經在門口等著了。在 20 世紀，尤其是“二戰”后，那個更西邊的美國，就踢開了德意志這具尸體，以救世主的身份扮演了“自由”社會的代言人。幾年前，冷戰剛剛結束，福山就用一種黑格爾的口吻宣布：太陽終于落到了西方，歷史終結了，就是美國所代表的現代社會。不過才僅僅幾年，今天，就連福山本人也意識到這是太過幼稚的樂觀主義。其實，這何止是幼稚，從根本上說，還是西方中心主義巢穴中飄散出來的腐朽的惡臭。需要指出的是，雖然西方中心主義作為曾經強勢的意識形態，現在已經沒有公開的市場了，但是，作為一種心態，作為一種社會生活中的文化理念，它仍然有著巨大的影響，這不僅體現在近幾年來美國的單邊主義外交政策中，更深厚也更頑強地是扎根在美國的日常經驗中，為數眾多的美國人的確認為美國價值應當是人類的價值，這種心情在最近的美國大選中有相當充分的表現。民主、自由、人權等啟蒙的核心價值成為美國和西方不斷擴張的道德理由，這里面牽涉的理路是非常復雜的。但是，毫無疑問，它與現代化作為一種強勢力量的展示是相關的。
現代化在權力生產的向度上把啟蒙價值扭曲成一種具有宰制性的權威心態，你要向往富強，你就必須現代化，你要現代化你就必須啟蒙，你就必須接受啟蒙所塑造的價值觀和世界觀，否則，你就不可能實現現代化。在這個意義上啟蒙作為西方的地方經驗一躍而為不容置疑的全球經驗，啟蒙因此也成了關于現代化的一個霸權話語，成為西方價值和西方文化中心主義最重要的核心資源。一切西方以外的文化資源全部被排拒在現代化的典范之外，換言之，在西方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現代化，在啟蒙主義價值以外根本就不可能有什么現代性。不只是啟蒙被賦予這樣特殊的權力身份，就是宗教與現代性的關系也基本是在這種心態中被解釋的。事實上，韋伯、帕森斯的現代化理論就是如此之論。帕森斯的學生羅伯特·貝拉早年曾詮釋韋伯的觀點，現在，甚至他本人也不再堅持這些觀點。他認為人類的宗教經過“初民的宗教”，再經過“遠古的宗教”，爾后再經過“歷史的宗教”，才走到“前現代的宗教”和“現代的宗教”，儒家、佛教、基督教、伊斯蘭都屬于“歷史的宗教”，其中，只有基督教才能進入“前現代的宗教”，在他看來，只有基督教完成了一個“突破”的過程，經過馬丁·路德的改教，導致新教倫理的出現，才成為“前現代的宗教”，而新教倫理作為精神價值資源導引了資本主義現代化的出現。在這個邏輯中，只有西方的基督教才醞釀和推動了現代化社會。其他的所有大文明傳統統統不過是“歷史的宗教”而滯足在現代化的城墻之外。你想要現代化，你就必須拋棄你的那種“歷史的宗教”，這個心態至今也還有人津津樂道，不只是在西方，甚至在中國，也有人認為，不發展基督教，中國就不能現代化。這是非常強勢的西方中心論的觀念。麻省理工學院的丹尼爾·萊納在他的《傳統社會的消失》中認為，以色列和阿拉伯的沖突就是現代和前現代的沖突，西方以外的本土的文化資源都被看作是前現代的、歷史的文化因而喪失了任何現代的意義。這是多么傲慢的心態！
在所有的大文明傳統中，受到西方中心主義的啟蒙心態傷害最重的非儒家文化莫屬。印度雖然成為英國的殖民地，但是它的知識群體和僧侶集團始終保持著對民族文化和本土價值的深刻認同，正是這種認同，使得印度的知識分子在國際學術語境中，一直擁有特殊的文化身份，成為西方學術思想領域中絕對不可缺少的重要參照，現在人文學和社會科學的各種國際學術組織中幾乎都有印度學者擔任重要的職務，相比之下，中國的學術力量在國際學術界的文化力量是很微弱的。中國可以大量翻譯引介西方的學術，這無疑是有意義的工作，但是，這種引介如果沒有任何本土的文化認同作為反思和再創造的基礎和動力，那么中國的學術界和中國現在的絕大部分工廠是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那些工廠已經成為西方產品的加工基地，如果再沒有本土認同的真正覺醒，中國學術界無論在話語還是敘事方式、主題還是思想境界上，都將只是生產西方學術思想的復制贗品。在伊斯蘭世界，維護文化傳統根本上就是維護主權，長期的宗教沖突，使得文化的保衛遠遠超出了文化本身的意義，因此本土性、文化的自我認同，不僅對伊斯蘭的知識分子不是問題，就是普羅大眾也都有充分的自覺。伊斯蘭文化曾經對西方文明的發展有過重要的影響，尤其是“文藝復興”時期，很多重要的學者都深受伊斯蘭文明的啟發。即使是在當今這個嚴酷的世界中，伊斯蘭文化發展面對內部外部種種困境的情況下，它對世界的影響仍然是巨大而不可估量的。有朝一日，假如能走出目前的困局，伊斯蘭的文明絕對會給人類的未來做出偉大而又輝煌的貢獻。
中國的情況非常特殊，既不像印度，也不同于伊斯蘭，中國的知識分子在“五四”前后是主動自覺地割裂傳統、打倒傳統，這個文化心態深刻地影響了中國近百年的思想歷程。到了 1949 以后，更是把《共產黨宣言》中的“兩個決裂”（與舊制度和舊傳統決裂）當作基本的意識形態，推廣到全部社會生活的一切領域，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中相當滑稽地把孔子當作林彪的思想后臺。更甚至于，在文化大革命已經結束后，還仍然有以反傳統為己任的思想文化運動和《河殤》這樣的要現代化就必須西方化的反本土化的文化思想作品。現在，從政府到民間，都不再堅持這樣偏執的文化立場了，孔子的紀念也被賦予了民族甚至國家的色彩。但是，非本土化的文化心態，特別是學術心態卻不是通過一些僅僅是象征意味的活動就可以去除的。如果不從根源上檢討這種反本土化的文化立場的形成，中國的現代化、中國的未來仍然會陷落在去本土化所造成的“社會失范”、“群體性的精神錯亂”、“價值失落”、“族群分裂”、“認同的離散”等深刻的危機之中。
“五四”高舉“科學”、“民主”大旗的反傳統運動，有一個顯而易見的特點，就是那些激烈反傳統的思想勇士們，魯迅、吳虞、陳獨秀、錢玄同等，那時都沒有到過西方，胡適雖然是個例外，但也只是剛剛到美國求學的年輕學子。他們多數是留日的學生，因此他們關于西方的了解最主要是源于日本的影響。相反，真正到了西方，并在西方長期求學的人，幾乎都沒有加入這個陣營，嚴復是留學英國的，他對反傳統一直持不同的意見，并且堅持“自由為體，民主為用”而自外于“科學和民主”，留學德 國的張 君勱則是反傳統運動的反對派，留學英國的辜鴻銘不僅對反傳統口誅筆伐，甚至激憤到故意去未名湖散步以炫耀他那條“傳統的”辮子。這是為什么？這個現象說明了什么？那場爭論涉及很多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是現代化是不是一定要反傳統，傳統是不是沒有價值了。至少在西方的現代化過程中，西方的本土化因素是起了非常大的作用，無論是遠自希臘的哲學，還是希伯來的宗教都對西方的現代化有不可估量的影響。為什么中國的儒家的傳統就不能對中國的現代化發生積極的影響呢？這是那些留學西方的學子百思不解的問題。“五四”后，所謂“學衡”派，從美國哈佛回國的梅光迪、吳宓、湯用彤等人，深受哈佛教授白璧德影響，伸張“國粹”，強烈地批判文化虛無主義，結果被反傳統的思潮斥為“保守主義”。值得我們思考的是，為什么那些年僅二三十歲的青年知識分子主張的全盤性的反傳統、向西方尋找真理成了百年中國最強勢的文化心態，而那些有著本土情懷、認同傳統的文化主張卻沒有在中國日后的歷史中發生實質性的影響？一個值得記取的教訓是，他們的根本缺失在于他們僅僅只是在文化立場上考慮反傳統的偏執，對反傳統所透露的政治意識方面的危機沒有作出嚴肅的回答，因此他們的影響注定是非常局限的，只能是文化人的自我表白，不能深入地影響社會進程。而以反傳統為標志的啟蒙心態，自始至終就不是單純的文化運動，它的背后是緊迫的民族危機、社會危機、政治危機意識。啟蒙是中國文化人的政治！是用文化的方式談論政治！
這樣，一個被長期忽略的問題就可以展開了。事實上，中國百多年來的文化危機，是兩個基本因素相互夾擊的結果，其一，毫無疑問，是西方啟蒙思潮的西方中心論的影響；其二，是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不能直接運作文化資本，政治統治集團壟斷文化資本的惡果。
知識分子的存在意義就在于他們生產、掌握、運用文化資本，使得社會有凝聚的力量、評判的標準、前進的方向。但是從清朝起，知識分子與社會文化資本之間的有機聯系被切斷了。一個百萬人口的游牧民族突然占領了中原，要統治上億人口的國家，清朝的開國領袖知道，僅僅依靠鐵騎利刃是斷斷不可的，必須要掌握中國的文化資本，使用軟性力量；而且因為是外族占領，所以必須把文化資本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能任由漢族知識分子運作文化力量。他們不僅自己發奮學習，而且嚴格要求他們的子女熟讀中國各種文化經典。康熙、雍正、乾隆三位皇帝都是對文化資本的重要性有清醒認識的人，他們成功地霸占了文化權力，而把漢人知識分子徹底地從文化權力中邊緣化了，這個過程非常殘酷血腥。我們可以從《大義覺迷錄》、從關于乾隆大興“文字獄”的史料中了解那個殘忍暴戾的經過。中國知識分子從來都是運用文化資本的高手，既可以在廟堂之上，也可以在江湖之遠，運作文化資本是他們安身立命的最主要的人生使命。孔子、孟子、董仲舒、二程、朱熹、陸象山、王陽明等，哪個不是既在朝廷中施展政治才華，又在民間發揮文化影響力的大師？可是，到了乾隆、嘉慶年間，知識分子要在運作文化資本上呼風喚雨已經決無可能了，他們只能撥弄文字，考據訓詁，所謂“乾嘉樸學”， 章太炎 先生用“學隱”來概括樸學，很準確地道出了那些學人無可奈何不得已的心情。因此，在這個意義上也可以理解，所謂“影射史學”、所謂“微言大義”，所來為何。這也是為什么清朝沒有任何大思想家是真正從朝廷中誕生的原因。從清朝中后期起，知識分子大量地民間化了，因此，清朝的后期是中國歷史上真正由知識分子所發動的社會運動最為風起云涌的時代。切斷文化資本與知識分子的聯系，一個必然的后果就是切斷朝廷與民間的聯系，導致民間的社會運動蓬勃高漲。可是這個教訓顯然沒有被后繼的統治者吸取，民國初年的袁世凱就經常訓斥知識分子，認為知識分子只會高談闊論，什么都不懂，他這個軍閥行伍比讀書人還有學問，他甚至動用政府權力強行把《孟子》編入小學四年級的課本，運用行政、軍事力量推行“尊孔”運動。這是導致“五四”打倒孔家店的歷史事件方面直接的導火線。這或許可以從另一個側面了解“五四”知識分子偏激地認為儒家傳統一無是處，是與統治權力壟斷和濫用文化資本有關。正因為這樣，他們才要把統治者和被統治者所壟斷的文化資本看作一個相互支持的統一體，一起予以打倒；他們才要另起爐灶，把那種不能由自己來運作的文化資本“扔到茅廁里”。
今天，中華民族重啟現代化的偉大航程，我們不能不考慮我們的文化資本、本土價值如何作用于中國的現代化；同樣，我們也不能不考慮文化資本的主體知識分子和文化資本的關系。一個沒有本土化的現代化是不可能的，它充其量只能使我們成為一個僅僅是經濟意義上的大國，這樣的國家是沒有文化意義的。只有為人類的未來創造生活典范的民族才是真正偉大的民族，中華民族有作為偉大民族的過去，也應當有作為偉大民族的未來。同樣，一個沒有知識分子掌握文化資本、創造文化資本的民族，也不可能成為偉大民族，偉大民族的文化精神離開了知識分子就根本不可能產生，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把知識分子邊緣化的國家能夠站得住腳，更不要說成為偉大民族！
這就是我們考慮《儒家傳統和啟蒙心態》的心情和一些不成熟的想法，我們希望在經歷了啟蒙所主宰的漫長的歲月后，我們能有一些新的可以幫助我們去創造生活典范的反思，使得我們無愧于歷史，更無愧于未來。
本輯與上一輯《啟蒙的反思》可以當作姐妹篇，在《啟蒙的反思》中，我們主要介紹了來源于西方學術界對啟蒙的再思考，這一輯則主要是中國學者從傳統資源的角度對啟蒙所涉及的基本方面作出的回應。這個思考早在一百年前就應當開始了，而且，當時的確也有少數學者這樣做了，可惜的是，強勢的啟蒙心態使得那個細弱的源泉很快干枯，沒能發展出巨川激流，這也使得中國社會的演變長期在失去本土資源和文化認同支持的情況下“摸著石頭過河”，那就難免會有各種各樣的彎路曲折。現在，這個啟蒙反思的開始，或許會有助于文化資本進入社會發展，使得我們有足夠的信心成長為偉大的民族。希望這樣的文輯能有持續不斷的續篇。
2005 年 4 月 22 日 寫于哈佛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