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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霍松林
李浩教授治學勤奮，視野開闊，實力雄厚，是學風嚴謹而又勇于開拓的青年學者。這部《詩史之際--唐代文學發微》，是繼《唐代園林別業考論》、《唐代關中士族與文學》等專著之后的又一力作。全書分為綜論、分述與考異三部分，前兩部分側重從理論上進行概括，在史實中求史識；后一部分是對文獻典籍的稽檢訂正，側重于考索之功。而文史結合、詩史互證，則是全書最基本的特征。
《山水之變--論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觀念的嬗變》一篇勾勒出先秦至唐代山水自然美觀念演化的美學指向與歷史流程，并清理了山水文學發展過程中的一些重要的理論問題，為解讀山水田園詩的盛唐文本提供了話語背景。《論唐代關中的文學士族》一文，一反視關中士族為一武質集團、武則天后已消亡殆盡的權威說法，展現了關中士族由文向武、又由武向文的演生變遷過程，在學術界第一次對唐代關中士族這一地域文學群體從縱橫兩條線索進行定位。《論唐代關中士族與教育》則一反中國教育史和隋唐文化史研究的流行觀點，指出唐代關中士族重視教育，家族教育極興盛，尤其強調文學教育，遂使教育史研究與文學的詮釋有了必要的關聯。《從士族郡望看牛李黨爭的分野》一文，對由陳寅恪先生提出并在當代隋唐文史學界有重要影響的觀點提出質疑與商榷，指出牛李黨爭中兩派主要成員的郡望分布具有極突出的地域特征，李黨成員主要是山東郡姓士族，牛黨成員基本上屬關隴士族。牛李黨爭并非是士族與庶族之爭，而是士族之間的"圈內之爭"。而切入問題的視角是士族郡望，研究方法則是實證與統計，故此項成果無論方法與結論均顯得異乎尋常。其他如《蘇綽文體改革新說》，對魏周時期的文學復古活動翻案重估；《＜全唐詩＞校讀札記＝、《＜皇唐玉碟＞編撰者之重新檢討＝、《唐代園林別業雜考》、《唐人疊石小考》等或發覆探賾，或拾遺補缺，或提出問題，或自創新說，詳他人所略，訂流行之訛，對于唐代文史研究者或有助益。
注重精研原始文獻與關注最新成果是本書的突出特點，如《唐代園林別業雜考》指出《唐兩京城坊考》誤認為永寧里有竇鞏宅園，宋敏求《長安志》、駱天驤《類編長安志》中"白雨亭"為"自雨亭"之訛；《全唐文》卷八七二李徵古《廬江宴集記》中"乾貞己酉歲"之中 "己酉"，乃"己丑"之訛；《唐人疊石小考》中據唐代詩文筆記指出園林史界謂唐人"理石"只有置石而無疊石之說實誤，皆為細讀精研原始文獻所得。作者同時還非常留意海內外唐研究的最新成果，凡所征引，皆有所標注，既注重學術規范，又使自己的結論建立在扎實的文獻基礎之上。
注意地上文獻與地下文物相結合也是本書的一個特點。陳寅恪總結王靜安的學術內容及治學方法之一便是"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19頁）。本世紀以來，學者們利用出土文物研究文史，取得了許多重大成就，如敦煌學、吐魯番學、西域研究、變文研究、唐五代詞研究等。但是從事古代文學的青年學人對此問題仍未能有足夠重視。實際上，地下文物也是一種廣義的文獻，如《金石革編》、《千唐志齋藏志》、《唐代墓志匯編》等。本書中《"關中郡姓"論題之辨析》一文，即從周紹良先生主編《唐代墓志匯編》下冊檢到李衡《唐絳州聞喜令楊君故夫人裴氏墓志銘并序》，說明裴氏"與韋柳薛，關中四姓焉"，參之劉禹錫《薛公神道碑》，來理解《新唐書》卷一九九引柳芳《氏族論》的論述，許多疑點渙然冰釋。在《唐人疊石小考》一文中又據唐代出土三彩假山與宅院建造模型，同詩文筆記相結合，使結論更加可信。
注意將歷史學、地理學與園林史的成果與方法運用到文學史研究中，是本書的另一個特點。錢穆先生認為中國學術傳統以貫通和整合為其最主要的精神。經、史、子、集雖分為四部，四部之內又各有千門萬戶，但是所有部門都呈露中國文化的特性，因而也都可以互通（余英時《錢穆與新儒家》）。錢先生主要講"專家"與"通儒"的關系，但就文學史研究而言，四部也是可以打通，相互結合的。從事古代文學研究者，僅讀集部的書是不夠的，還應讀史部、子部、經部的書，這樣，對古代文化、社會、制度才能有一個整體印象，不致于以偏概全。文學史研究不僅要有縱向的"通識"，而且要注意橫向的"通識"。本書對園林別業景觀的輯佚考證，對地名與地域文化的留意，均涉及園林學史與歷史地理學，其中對空間地域因素的強調與突顯，更使作者的研究有幾分獨特與新穎。
作者融揉譜牒學、統計學、精神分析學、藝術美學的研究路數而為歷史--文化綜合研究，不僅具有方法論的特點，而且拓展了文學史研究的視野。
本書的不足之處是：對文學自身的研究尚不夠深入；書中各篇在范疇概念的使用上，前后有不一致處；全書系統性體系性不強；某些結論，論證還不很充分；但在總體上看，則頗多創獲，希望它早日問世。
2000年8月18日于唐音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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