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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文心雕龍》，撰成的《文心雕龍札記》，已是20世紀學術經典之一，世人皆知。可其師章太炎也講授過《文心雕龍》，知道的人可就不多了。上海圖書館藏有章太炎早年在日本“國學講演會”上講演《文心雕龍》的記錄稿，是由章氏弟子們記錄的，雖非全帙，亦值得珍視。
此稿書簽題“朱逖先撰《文心雕龍記》不分卷民國間稿本”。筆者曾受這“民國間稿本”幾字的迷惑，誤認為是章太炎晚年在蘇州成立“章氏國學講習會”的講演記錄，因為據湯志均《章太炎先生年譜》，章氏晚年確實在蘇州講授過《文心雕龍》。但是這決不是章氏晚年的講稿，而是他于民元前在日本成立的“國學講習會”上的講演記錄。這份記錄稿實際上包括兩種稿本：一個稿本，為藍格豎行稿紙，封面題“文心雕龍記”，反面題“藍本五人、錢東潛、朱逖先、朱蓬仙、沈兼士、張卓身”。正文半頁十行，字體為草書，多有涂抹。另一稿本是右角印有“松屋制”的薄本。封面無題字，正文半頁十行，鋼筆字，首頁題“文學定誼詮國學講習會略說”。其中有一張進度表，標明講習進度和參加者，進度為：3月11日，1至8；3月18日，9至18；3月25日，19至29；4月初1，30至38；4月初8，39至50。每周1次，五周而畢其事。參加者的姓名省略為：“潛、未、逖、篷、兼、卓”。顯然，潛，為錢東潛；逖，為朱逖先，即朱希祖，浙江海鹽人；蓬，為朱蓬仙，即朱宗萊，浙江海寧人；兼，為沈兼士，浙江吳興人；卓，為張卓身，即張傳琨，浙江平湖人；未，是龔寶銓，字薇生，別號未生，浙江嘉興人。只有這個“錢東潛”，現在還搞不清楚到底是誰。錢玄同，曾號得潛，又號德潛，不知是否即這位“錢東潛”，不管怎樣，是章太炎的弟子應該沒有問題。就已經查考出來的幾位來說，有的曾是南社社員，有的加入了同盟會。他們的一個共同之處是，大致在1906年至1910年內，都在日本留學，而且都師事章太炎。章太炎1906年出獄，東渡日本，不久即開設并主講“國學講習會”。許多中國留學生紛紛參加，列弟子席。許壽裳《紀念先師章太炎先生》回憶說：“民元前4年（1908）我始偕朱宗萊、龔寶銓、朱希祖、錢玄同、周樹人、作人昆仲、錢家治前往（章太炎處）受業。”談及的8人中，上面提到的人物已占3、4位。章氏回國后，弟子作鳥獸散，難以重新聚首聽其師的講演；而且，朱宗萊已于民國8年病逝于北京協會醫院，龔寶銓也于1922年6月病逝，因此這份記錄稿決不是章太炎晚年在蘇州成立“章氏國學講習會”時的講演記錄稿。這樣來看，記錄稿上題的“國學講習會”，只能是指章氏在日本成立的“國學講習會”。其中一個記錄稿的紙張印有“松屋制”3個小字，“松屋”是什么意思呢？國內沒有這個專名。是否是日本大阪南區的“松屋町”？我曾就此請教日本東京大學教授大木康先生，大木康教授回信說：“松屋不是地名。松屋是一家專門制造原稿紙店（廠）的名字，如中國的‘朵云軒'之類。”這日本造的紙張，再次證明了這是章太炎在日本講學時的記錄稿。
這兩種記錄稿，內容多有重復，也有詳略的不同，顯然是兩個聽者的記錄。《文心雕龍》50篇，按計劃是5周講完，而兩本記錄稿只記錄了《文心》前18篇的講演，即第一、二次的講演記錄，非為全豹。是講演沒有堅持到底還是其他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在20世紀初中國文學觀念近代化的大背景中，章太炎獨標異論，提出“以有文字箸于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的主張。這份講演《文心雕龍》的記錄稿，也鮮明地揭示這種獨特的文學觀念。他講演《文心雕龍》，認為：“古者凡字皆曰文，不問其工拙優劣，故即簿錄表譜，亦皆得謂之文，猶一字曰書，全部之書亦曰書。”這與《文學總略》的觀點完全一致。他推原“總集”最初的本意是“因分集易散而作，故僅選集散篇文之佳者，因其他已成書者，不至散矣，無庸選也”。因此，在他看來，蕭統編纂《文選》，“以為集以外皆不得稱文”，是“忘其本意”。
章太炎講演《文心雕龍》，肯定劉勰的大文學觀念，批評蕭統《文選》乃至后世阮元等文學觀念的狹隘。他說：“《文心雕龍》于凡有字者，皆謂之文，故經、傳、子、史、詩、賦、歌、謠，以至諧隱，皆稱謂文，唯分其工拙而已。此彥和之見高出于他人者也。”而弟子黃侃在《文心雕龍札記》里卻偏向于阮元駢文觀。肯定“阮氏之言，良有不可廢者”。對同一部《文心雕龍》，師徒二人從各自的文學觀念出發，作了不同的解讀。
從不同的文學觀念出發，章太炎與黃侃對《文心雕龍》的一些文句進行不同的解釋和評論：
《文心雕龍·原道》“言之文也，天地之心哉”句，是解釋《易》“文言”二字的。黃侃釋“文言”為“文飾之言”，并肯定此說“與彥和意正同”。但，章太炎則批評劉勰解“文言”為“文飾之言”，不如梁武帝將之解為“文王之言”確切，其目的在于消解劉勰“矜其采飾”的合理性。
同樣是解釋《原道》第一段，黃侃強調的是“形立則章成矣，聲發則文生矣”二句，認為劉勰重文采。而章太炎則著眼于劉勰“道之文也”的泛文學觀。
對于謝靈運的評價，黃侃在《詩品講疏》里稱贊他“奇才博學，大變詩體”，具有轉變詩風的巨大意義。而章太炎則不然。他講解《明詩》“爭價一句之奇”句，說：“自謝靈運始有此弊，古無是也。”明顯對謝靈運持不滿態度。黃侃在《詩品講疏》批評，“世人好稱漢、魏，而以顏、謝為繁巧”之錯誤，或許就是正對其師而發。
章太炎是近代大力破除經學偶像的學者，在講解《文心雕龍》時，他說過“若《論語》、《孝經》，亦子書類也。后人尊孔過甚，乃妄入經類”，“《離騷》與經術，實不相侔，其實是漢人附會之談”之類話。但是，章太炎并不反對“宗經”的觀念，對中古而下，文章不能宗經，他是持批評態度的，他講解《宗經》時說：“自宋代歐、曾、王、蘇以降，以迄今，茲弊又不在淫艷，而專在膚泛矣。”如果說匡正六朝“淫艷”之弊，是劉勰《宗經》之意旨的話，那么可以說，匡正宋代以來的“膚泛”之弊，則正是章太炎論文學的出發點。
這份記錄稿，還顯示了章太炎深厚的小學功夫和文章辨體的精細。這里難以枚舉。研究古代文論和“龍學”的學者，讀讀這份記錄稿，或許會有助益。
最后需要補充的是，最早提到這個記錄稿的是詹钅英先生。他的《文心雕龍義證》“引用書名稱”最后一條是：“朱逷先等筆記。朱逷先、沈兼士等聽講《文心雕龍》筆記原稿，只有前18篇。朱、沈皆章太炎弟子，疑為章太炎所講。”并在正文里引錄了6、7條。因為是“疑”為章太炎所講，所以與章氏其他論《文心》的文字還是分別處理的。后來從無人論及這部記錄稿。現在通過紙張等方面的考辨，可以確證，這就是章太炎講演《文心雕龍》的記錄稿，研究章太炎的文學觀，應該注意到這個記錄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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