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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四時期的史學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的直接影響，從觀點到方法、從內容到形式都呈現出了全新的面貌。五四時期史學既是 20 世紀初提出的建立新史學的要求的真正實施，也是在中西學術交融的熱潮中史學轉型的真正開始。其中，建立以培養史學人才為主要目的的新的教學和研究機構、設置新的教學講授課程、成立歷史學方面的學術研究性的研究所或研究院等現代史學所要求的相應舉措，都是五四時期中國史壇新的特征。這些特征，初多仿效西方而來。于史學發展而言，新的歷史教學建制與課程設置當屬形式而非內容，但五四時期開始建立健全的這些現代史學規模，在各個方面均屬“開新”之舉，對于現代史學的建立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形式對內容的促進和影響，表現得極其明顯，是研究 20 世紀史學時不應被忽視的重要內容。

　　一、設立系、院（所）兩級的歷史教學和研究建制，初步形成了新的史學人才培養和史學研究體系

　　五四時期，各地有條件的大學里面陸續設立了史學系、歷史系或史地系，開設一系列新的課程。其中以北京大學具有代表性。 1917 年初，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后，即著手對北大學制進行改革， 1919 年，廢去文、理、法科之名，改門為系，建立了史學等 14 個系。朱希祖任史學系主任。沈兼士在《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之趨勢》中說：“至于史學的革新，卻為一般人所忽視，民初蔡元培長北大，初設史學系，大家都不太重視，凡學生考不上國文學系的才入史學系，但這不能不算打定了史學獨立的基礎。 [1] ”朱希祖主持的“北京大學史學系，首以科學方法為治史階梯，謂歷史為社會科學之一，欲治史學，必先通政治、經濟、法律社會諸學；而于史實考證，則首重原始資料與實物證據” [2] ，反映了他對歷史教學的眼光和見識。“史學系也是北大有名的學系之一， 1919 年成立時，在國內各大學中首創現代歷史學系的課程和規模。過去講授歷史，往往與文學不分，所謂‘文史'往往相提并論；現代的史學，是以社會科學為其基礎，所以它和經濟、政治、法律三系的聯系最為密切。在北大十八系中，史學是和這三種學科并列為一組的。 [3] ”

　　五四時期的另一個學術中心是南京高等師范學校， 1923 年改名為東南大學后，各學科重新劃分，設有歷史系，柳詒徵等知名學者在此任教，講授中國文化史、東亞各國史、印度史、南亞各國史、中國政治制度史等課程。南開大學的歷史系在 20 年代屬文科門下，開有中國歷史及史家、日本通史、美國通史、英國通史、清史、歐洲近代外交史、中國外交史、歐美政治哲學史等課程。中山大學的史學系也在文科門下， 1927 在朱家驊的主持下改革學科設置，著名史家顧頡剛曾任史學系主任。此外，北京高等師范學校、武昌高等師范學校等也設有史地系或史地部。

　　在本科一級歷史教學的基礎上，一些學校仿西方大學制，開始籌建更高一級的研究所或研究院。蔡元培曾經說過，“大學者，研究高深學問者也” [4] 。吳宓也表示，研究院“乃專為研究高深學術之機關” [5] 。目的十分明確，利用這種現代的學術建制進行深入、系統的學術研究。時值“整理國故”運動興起，凡中國學術與文化領域皆以“國學”統稱，故這類研究所或研究院也紛紛冠名“國學”，但是其實際的研究對象即以史學、文學等人文學科為主要內容，這又反映出當時的中國學術界的學科分類、學科獨立的實際狀況，仍處于新舊轉換的尚未成熟的階段。

　　1922 年 12 月，北大的學校評議會第三次會議公布了《國立北京大學研究所組織大綱》，正式確定了預科、本科、研究所三級的學制方式，計劃在研究所下設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國學和外國文學四門。至 1922 年，已率先成立了國學門，研究對象包括中國的文學、史學、哲學、語言學、考古學等方面。研究所國學門委員會委員長由蔡元培兼任，委員有顧孟余、沈兼士、胡適、馬裕藻、錢玄同、李大釗、朱希祖、周作人等，沈兼士任國學門主任，受聘為國學門導師的有：王國維、陳垣、鋼和泰、伊鳳閣、陳寅恪等人 [6] 。顧頡剛指出：“大學里設置歷史學系可以有兩個目的：一是造就中等教育的師資，二是給愿望自己成為史學家的學生以基本的訓練，養成專家則是研究院和研究所的事情。國立北京大學的歷史學系比較辦得理想，因為北平隨處都是史跡和史籍，這一種氣氛很適宜于歷史學的研究，而北京大學一向就保持著文史哲三門學科特別有成績的優良傳統。 [7] ”

　　1925 年，清華學校建立國學研究院，吳宓任研究院籌備主任，聘請王國維、梁啟超、趙元任、陳寅恪為研究院導師。其章程宗旨為：“本院以研究高深學術，造就專門人才。”“其目的專在養成下列兩項人才：（一）以著述為畢生事業者。（二）各種學校之國學教師。”在其《研究院章程緣起》中說：“學問者一無窮之事業也。其在人類，則與人類相終始；在國民，則與一國相終始；在個人，則與其一身相終始。今之施高等教育專門教育者，不過與以必要之預備，示以未來之途徑，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東西各國大學，于本科之上更設大學院，以為畢業生研究之地。近歲北京大學亦設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故擬同時設立研究院。……要之，學者必致其曲，復觀其通，然后足當指導社會昌明文化之任。然此種事業，終非個人及尋常學校之力所能成就，此研究院之設所以不可緩也。 [8] ”

　　1926 年林語堂任廈門大學文科學長，聘沈兼士、顧頡剛、魯迅等人同辦廈大國學研究院 [9] ；傅斯年等人于 1927 年七八月間籌備， 1928 年 1 月在中山大學成立了語言歷史研究所 [10] 。 1928 年 10 月，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在廣州正式成立， 1929 年 3 月遷至北京，初設有歷史組、語言組、考古組。這是由國家設立的第一個現代史學的研究機構，對 20 世紀的歷史學、考古學的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設立系、院（所）兩級的教學和研究建制，其目的在設立者那里至少有以下幾點是明確的： 1 ．為了進行高水平、高層次的研究。 2 ．由于環境的變化，傳統的單兵作戰或依靠家學、師承關系式的治學形式已經落伍，必須建立新型研究建制，延聘名師、集中材料、選拔人才，創造全新的研究氛圍，方能適應時代的要求。 3 ．新材料的出現、對學術門類和內容的新認識，也需要新的研究體制，“如歷代生活之情狀，言語之變遷，風俗之沿革，道德、政治、宗教，學藝之盛衰……無不需專門分類之研究。至于歐洲學術，新自西來，凡哲理文史諸學，非有精深比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菁華而定其取舍 [11] ”。 4 ．基礎研究乃是各種應用學科的基礎，應該勉力加強，“文、理兩科是農、工、醫、藥、法、商等應用學科的基礎，而這些應用學科的研究時期，仍然要歸到文理兩科來，所以文理兩科，必須設各種的研究所” [12] 。

　　可以肯定地說，因為種種原因，史學在當時成為這種新型學術建制中的最主要的研究內容之一，而史學也是這種新型學術建制的最主要的受益者。北大研究所國學門和清華國學研究院培養了一批專門人才，完成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成果，其中有相當數量是史學人才和史學成果，為中國現代史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二、制定新的歷史教學課程和科目，促進了現代史學學科體系和研究格局的形成和發展

　　20 世紀初以來，相繼開辦了各種新式學校，歷史課程普遍受到重視。“從前北京高師、武昌高師、南京高師等之國文史地部，東南大學等之史地學系……皆設有史學科目，如史學通論、歷史研究法、中國歷史研究法、西洋歷史研究法、歷史哲學、新史學建設論等，聘請國內名師大儒教授，現今學者通曉外史與研究國史之日多，莫不由于名師之導揚也” [13] 。“當時大學歷史科目不僅有基礎課，而且設專業提高課，如外交史、法制史、科學史、教育史、理財史和史學研究法等。這都是國內前所未有的專史，顯然受到西學的影響……體現了分科教學的科學性和課程設置的規范化” [14] 。

　　五四時期歷史教學的課程設置，較之 20 世紀初期又有變化，以北京大學為例， 1917 年北京大學文科中國史學門的課程設置如下表：

　　朱希祖于 1920 年任北京大學史學系主任后，“把北京大學史學系的課程，大加更改。本科第一二年級，先把社會科學學習，做一種基礎——如政治學、經濟學、法律學、社會學等——再輔之以生物學、人類學及人種學、古物學等。特別注重的，就推社會心理學。然后把全世界的史做綜合的研究，希望我們中國也有史的發展” [15] 。朱希祖廣為延聘學有所長的著名史家來史學系任教，并十分重視史學理論方面的教學工作，積極在教學中引進有關西方史學理論與方法方面的授課內容。他請李大釗講授“唯物史觀研究”、“史學思想史”、“史學要論”，請剛從美國回國的何炳松以美國學者魯濱遜《新史學》為課本講授“史學原理”、“歷史研究法”，還建議學校選派優秀學生去國外留學。這些變化說明，歷史教學課程的設置，并非是簡單地將西方學制的有關內容照搬過來，而是在對西方史學理論的理解和認識的基礎上，進行的有一定針對性的改革。朱希祖說：“我看了德國 Lamprecht 的《近代歷史學》。他的最要緊的話就是：‘近代的歷史學，是社會心理學的學問。現在歷史學新舊的爭論，就是研究歷史，本于社會心的要素？還是本于個人心的要素？稍嚴密一點說起來，就是歷史進程的原動力在全體社會呢？還是在少數英雄？ Lamprecht 的意思，以為歷史進程的原動力，自然在全體社會；研究歷史，應當本于社會心的要素。所以研究歷史，應當以社會科學為基本科學。 [16] ”看過魯賓遜的《新史學》后，更感覺課程“改革的尚不算錯”。朱希租用這樣的理論依據進行的課程改革對史學產生了何種具體影響，諸如歷史研究是否僅以社會科學為基礎，把屬人文學科的歷史學緊密聯系于社會科學的做法對歷史學自身產生了什么影響等問題，在這里并非本文所論的重點，只想說明新的課程設置是以某種西方的史學理論作為依據而非無的放矢，這樣做的結果是促進了史學轉型，進一步規范了現代意義的歷史學的學科體系。

　　新的課程設置的逐步完善，所表現的非常重要的后果之一，是有力促進了現代史學研究格局的初步形成。清華國學研究院采用教授指導下的“專題研究”制度，由指定教授負責指導學生的研究論文的撰寫。研究院公布教授的指導學科范圍，進一步明確了歷史學的新的學科分類的內容。以 1926 年為例，梁啟超的指導學科范圍是：中國文學史、中國哲學史、中國文化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東西交通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中國文學。改革后的北大史學系的課程設置，分史學的基本學科（如社會學、社會心理學、人類學、人種學、政治學、經濟學等）、史學的輔助學科、史學史及史學原理、中外通史及斷代史、專門史、外語等 6 個部分。其他高等學校歷史學專業的課程設置也與上述內容相近。

　　總體上看，課程設置的內容包括了中國通史與斷代史（古代、中古、近代）、西洋通史與斷代史（古代、中古、近代）、人文學科的專門史（史學史、文學史、哲學史）與社會科學學科的專門史（政治史、經濟史、文化史等）、史學理論與歷史研究法，以及思想史、民族史、歷史地理學等內容，初步顯示出了現代史學研究格局的基本框架。盡管在實際的教學內容上還存在著不同的情況，如北大陳漢章和胡適講授的中國哲學史就有著很大差別，但是已經具備了這個基本框架，逐漸充實和完善則指日可待。我們看到，在五四時期，中外通史、斷代史、專史、史學理論和史學史方面的撰述雖已出現了一些，但還很不充分，如果僅從當時的研究內容和撰述成果所顯示的情況來看，甚至還不能說在五四時期已經形成了現代史學研究的基本格局，換句話說，我們所謂現代史學的研究格局，最早可能是在史學課程的設置上初顯雛形的。所以，史學課程設置在形成中國現代史學研究格局的框架方面起到的作用實在不可小視，值得深入研究。

注釋：

[1] 見沈兼士著：《段碩齋文集》（葛信益編印）， 1947 年 12 月印行。

[2] 羅香林：《朱逖先先生行述》。《文史雜志》第 5 卷，第 11 、 12 合刊， 1945 年。

[3] 朱楔：《五四運動前后的北京大學》。《文化史料叢刊》第 5 輯，文史資料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173 頁。

[4] 蔡元培：《就任北京大學校長之演說》。《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 3 輯下冊，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36 頁。

[5][8][11] 見齊家瑩編撰：《清華人文學科年譜》，清華大學出版社 l999 年版，第 19 、 8 － 9 、 9 頁。

[6] 梁柱：《蔡元培與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62 頁。

[7] 蔣星煜：《顧頡剛論現代中國史學與史學家》。《文化先鋒》第 6 卷第 16 期， 1947 年 9 月。

[9] 顧潮：《顧頡剛年譜》，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l993 年版，第 129 頁。

[10] 梁山、李堅、張克漠：《中山大學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3 年版，第 46 頁。

[12] 蔡元培：《我在北京大學的經歷》。《東方雜志》第 31 卷第 1 號， 1934 年 1 月。 [13] 盧紹稷：《史學概要》，上海商務印書館 1933 年版，第 99 頁。

[14] 胡逢樣、張文建：《中國近代史學思潮與流派》，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261 頁。

[15][16] 朱希祖：《新史學序》。見何炳松譯《新史學》，《何炳松文集》第三卷，商務印書館 1996 年版，第 3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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