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林伯先生， 1916年生，湖北宜都人，馬一浮先生親教弟子,曾任南開中學國文教員、文科主任，上海育才中學國文教員，中華教育社國學專修科主任兼教授，華東師范大學中文系講師，山東曲阜師范學院中文系講師、古典文學教研室主任、院務委員會委員，宜昌師范專科學校中文系講師，武漢大學中文系副教授、教授，山東曲阜師范大學客座教授。1998年8月在武漢大學病逝，享年八十二歲。
吳林伯先生一生著述甚豐，著作范圍包括經學、諸子，以及《文心雕龍》研究，而以《文心雕龍》研究為重點。已成書手稿包括《周易正義》等 27種，其中《論語發微》、《文心雕龍字義疏證》、《莊子新解》、《老子新解》、《文心雕龍義疏》在吳先生生前和去世后先后出版，《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證》部分原載《社會科學戰線》1982年第3期，后收入吳先生手書影印本《中日學者文心雕龍討論會論文》。《文心雕龍字義疏證》約40萬言，討論了接近80個《文心雕龍》中的重要理論概念。《文心雕龍字義疏證·自序》曰：“……撰述《義疏》，歷四十二年而定。且思舍人書中術語，若文質、奇正、風骨、剛柔之屬，莫不括囊大理，包蘊宏富，共曉維艱，特修纂《疏證》；綜觀全文，兼采群籍，頗事校研，假以考鏡其因緣及流變與異同。每題一論，并聯系作者、什篇、批評史等，體例、資材、詮釋，咸皆求新，俾自樹立，而不因循，知音君子，其垂意焉。”其《跋》云：“1978年秋，余自夷陵來漢，講授多暇，專精述作。迨《文心義疏》甫定，行復撰寫右書，越三載始成。昔戴氏制《孟子字義疏證》，民到于今稱之。然余非乘其體，特名同而實異者，蓋旁通發揮，博文、該情欲與《義疏》相得而益彰耳。是以屬詞比事，能研諸慮，觀瀾以索源，援古以證今，樹骨于典訓，選言于宏富，術極數殫，終焉守故，而理物日新，必超前轍。”《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是對《文心雕龍校注拾遺》的補正，序曰：“東莞劉勰，深識文理，發言抗論，體大而慮周，探賾鉤湛，每舉事以類義，殆無字無來歷。昔黃氏疏證之，范君嫌其略而加詳，今楊公復補缺拾遺，嘉惠藝林，厥功甚偉。比年已還，余與武大二三子講《文心》，以為參考要籍，故嘗諷籀再四，或有懷陳，爰書簡端，并師蕭《選》李《注》補正之例，袬而成冊，都千余事，大抵以補為主，而正次焉。”吳先生高度贊揚黃叔琳、范文瀾、楊明照等學者對《文心雕龍》研究的貢獻，同時，對存在的不足，給予糾正。楊明照先生出版自己所著《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即取先生所定書名，并修訂之《文心雕龍校注》，與自己所著《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也吸取了先生的部分補正成果。如《正緯》之言“朱紫亂矣”，《通變》之言“夫青生于藍，絳生于蒨，雖逾本色，不能復化”，《镕裁》之言“心非權衡，勢必輕重”等，先生皆已補出，而楊明照先生新補，雖未提及先生的補正工作，但與先生的補正成果有大同小異之工。楊明照先生沒有吸取先生補正成果的部分，兩相比較，也是以先生的補正意勝，如《辨騷》云“漁夫寄獨往之才”，楊明照先生以淮南王《莊子要略》為“獨往”言，又引《南齊書》、《梁書》等，先生正曰：“獨往連文，始見于《莊子·在宥》……”又指出嵇康《兄秀才公穆入軍贈詩》、陸云《泰伯碑》之言“獨往”，都早于楊明照先生所引諸書。
《論語發微·自序》 云：“昔仲尼通治六經，自以熟知其故，并應機授教，語高而旨深；凡教育、政事、倫理、文學諸科，靡不畢具，包蘊可謂宏富矣。門人相與輯而論纂，因名之曰《論語》。學者當先求之，庶幾能明六經之旨歸。”吳先生二十余歲開始往來于川、湘、京、滬、齊、魯間，即首鉆《論語》，《論語發微》即為先生一生鉆研《論語》的總結，該書對《論語》中前人時賢所未發掘之義理訓詁給予訓釋，“不剿說、雷同，唯是是非非而已”。而《老子新解》、《莊子新解》繼承鐘泰先生《莊子發微》之學術，強調儒道一致之思想，并細繹莊子與老子由同而異之區分。以上諸書，皆發前人所未發，足以成一家之言，為研究《論語》、《老子》、《莊子》之必讀參考書。
《文心雕龍義疏》是吳林伯先生關于《文心雕龍》研究的代表著作，從準備到成書前后 40余年，即至成書以后，又不斷更易，去舊布新。《文心雕龍字義疏證·自序》云：“余齒在志學，便治《文心》，春秋非懈，但欲習其儷辭而已。迨入本師馬一浮先生之門，朝夕親承音旨，始知五十之篇，允為論文之作。于是請益問難，載歷寒暑。雖謏聞陋見，未能知類通達，而簡練揣摩，要亦粗識微言；重以古、今舊說，義多不愜，唯恐是非無正，使天下學者疑；故搦筆和墨，歷四十二年而定。” 《文心雕龍義疏·自序》云：“余撰《義疏》，屢移寒暑，熔意練詞，不知所裁，常恐醬瓿之譏；然知難而進，舊典攸昭，妙識所難，其易將至，先難后獲，自然之數也。且不遠千里，擇師而事，終入馬先生之門，執贄請為弟子，親承音旨，不同研味遺言，探賾索隱，日不暇給，知至至之，欲與幾也。夫蘭為國香，服媚彌芳，書亦國華，玩懌方美，簡練揣摩，恒久未已，若仲尼、伯玉之化，心向往之，去故取新，知進而不知退，旁通發揮，袬多益寡。稱物平施，始是而卒非，春秋非懈，俾學有輯熙于光明。”先生這些關于《文心雕龍義疏》寫作的緣起及甘苦之言，體現出吳先生在《文心雕龍義疏》一書中傾注的心血。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作為先生一生心血之最為重要的結晶，其獨創的義疏體例，就體現了先生匠心的獨運。先生在《文心雕龍義疏·緒論》中說：“我注釋《文心》，根據讀者的要求以及個人的想法，制訂《義疏》的體例，就是每篇原文，分層排列，而每段后面的《義疏》內容，不外字詞的解說，大意的概括，文句的串講，思想理論的分析、評議。”吳先生把校勘、訓詁、層次分析、內容的解釋與理論的闡述結合起來，既具有坊間流傳的校注的特點，又囊括了吳先生對《文心雕龍》理論問題的深刻獨到的見解，而這些理論闡述，又深深地根植在對《文心雕龍》文本的精確掌握的基礎上，眼界高邁，而又體現了樸學大師的堅實學養。吳先生把這種寫作方法叫做“理論聯系實際”。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的理論聯系實際，有三個層次，一是結合作家、作品的實際。先生讀書，嘗自謙云唐以后的文學書籍，他只讀杜甫和魯迅，實際先生博極群書，不僅對先秦漢魏六朝的著作無所不讀，無所不通，且熟稔于心，了然于口，了然于手，而且對佛學經、律、論都有深入研究，此既由于先生曾經親炙于由佛入儒的佛學大師熊十力先生，更由于經學大師馬一浮先生游歷歐美，出入儒釋道學，而佛學與劉勰的親密關系，使先生不能捐棄佛學典籍。先生認為，只有通讀先秦漢魏六朝的所有傳世著作，才能洞察《文心雕龍》的理論體系和價值判斷。所以，他通過對劉勰《文心雕龍》的分析，得出劉勰論作家，舉其文章中最優秀者，不在一處一一敘列，這是劉勰論文的特點。即理解劉勰《文心雕龍》中的作家論和文學批評，應該把全書看作是一個整體，把在不同地方的不同表述聯系在一起，來考察他的真正的文學理論觀點。
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疏》的理論聯系實際，還表現在結合文學史的現實來討論問題。先生認為，《文心雕龍》的許多篇章，都與文學史有關系，如《時序》是上古和中古的文學史，《明詩》是上古、中古的詩歌史，《詮賦》是先秦、兩漢、魏、晉的賦史，《樂府》是上古、中古的樂府史。有通史，也有專史。了解文學史的真實面貌，對于正確理解劉勰《文心雕龍》的理論觀點，意義同樣非常重要。
吳先生的《文心雕龍義疏》，同時也結合創作經驗。吳先生認為，《文心雕龍》的許多理論概括，都是劉勰創作經驗的總結。吳先生工詩與駢體文，這些經驗，對先生正確理解《文心雕龍》的文意，具有非常重要的現實作用。
吳先生指出，《文心雕龍義疏》重視從總體出發，看問題的全面，不看問題的片面，不形而上學。先生認為，劉勰有《春秋左氏傳》桓公三年杜預注所謂“互舉其義”的筆法，對一個作家，劉勰在這里肯定，在那里又有否定，闡述內容與形式的關系，在這里強調內容的重要性，在另一個地方，可能又只談論形式，這些都不是自相矛盾，而是體現了劉勰實事求是、就事論事、不虛美、不隱惡的特點。對于同一個詞語，不同的地方可能包含了不同的內涵，如《文心雕龍·原道》中的“道”，就有“自然界規律”、“自然而然的創作規律”、圣人之道三種不同內涵，如果不能分辨此種差異，就會導致牽強附會的毛病。吳先生認為，劉勰《文心雕龍》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非此，無他。先生還強調要重視《文心雕龍》語言的特點，《文心雕龍》用駢體文寫成，結構特殊，或辭有顛倒交互，或有聲律、對偶的改易，或有互文，有的學者因為不明乎此，竟然錯誤地指責劉勰《文心雕龍》犯了常識性或者知識性錯誤，那無疑是論者自己所犯的一個大錯誤。而有的學者抓住劉勰是佛教徒的歷史事實，不加分析，形而上學地認為劉勰的《文心雕龍》體現的是佛學思想，有的學者以調和論形式，認為劉勰的思想是儒釋雜糅，或者儒釋道雜糅，顯然都是沒有歷史的觀念，沒有整體的觀念，沒有辨證的觀念所帶來的錯誤。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強調抓住重點，突出《文心雕龍》作為一部文學理論著作的理論特色，并且，把考鏡理論的源流，當作《文心雕龍義疏》的一個重要使命，凡是《文心雕龍》中涉及到的重大理論問題，先生都一一辨析，折其中矣。先生的這個工作，使我們對《文心雕龍》重要的命題，有一個歷史的深度的把握。而先生所撰《文心雕龍字義疏證》、《文心雕龍校注拾遺補正》，以及《周易與文心雕龍》、《文心雕龍與文選》、《文心雕龍與詩品》等論文，都是貫徹抓住重點、考鏡源流的研究方法的著作。
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最重要的貢獻，還是在辨證原文和舊說的訛誤方面，這個成就，散見于整部書中，如《文心雕龍·原道》對“太極”為“太古”的訓解，解決了近世學者受黑格爾思想的影響，想在中國哲學體系中尋找一個先驗唯心論的理論支點，因此把“太極”作為“絕對精神”、“上帝”、“造物”的訛誤，還中國古代學者以“太極”作為時間至早的表述的實際，無疑是對一些一知半解的學者煞有介事的宏論的棒喝。又比如《辨騷》云“酌奇而不失其真”之“真”，唐寫本改“真”為“貞”，以求訓正，使奇正對舉。吳先生舉《文選》古詩十九首李善注“識曲聽其真”曰：“真，猶正也”，實不煩改字。又如《通變》曰“志合文則”，元本則作財，先生認為文則本為陳言，郭璞《爾雅圖贊》曰“時維文則”，其意是說修辭的規律。凡此種種，不勝枚舉。先生的這些真知灼見，不僅僅是解決了一個文獻校勘方面的具體問題，同時也給我們文獻校勘工作提供了一個思想方法，就是我們今天傳世的文獻中的詞句與新出文獻的差異，不一定就是緣于傳世文獻的以訛傳訛，或者也存在新出文獻訛誤的可能性，所以，在這樣的時候，不一定著急去以新出文獻去判斷傳世文獻的是非，而應承認傳世文獻在傳播過程中保存下來，必然有其自身原因的歷史事實，這才是科學的實事求是的態度。
吳先生轉益多師，篤志好學，嚴守師法，而又以獨立之學術追求為念。仔細閱讀吳先生的著作，特別是有關《文心雕龍》的研究著作，我們可以看出吳先生以一貫之的優良學術態度和學術追求。
吳先生恪守馬一浮先生治學的一貫，強調從經學入手，而守專門之學。吳先生受馬一浮先生啟發，而選定《文心雕龍》為自己終身專攻，從此，緊緊圍繞著《文心雕龍》這個題目，遍考先秦漢魏六朝載籍，無所不讀，并深入研究，因而能深入理解《文心雕龍》這部有關先秦漢魏六朝文學理論的偉大著作的精粹，而取得重大成績。
吳先生崇尚《漢書·儒林傳》所謂“樸學”傳統，而謂“樸學”，即“實事求是”之學。吳先生特別強調《漢書·景十三王傳》之河間獻王劉德“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吳先生以為，“樸”之言實，實則不浮，云胡為實？曰上山采銅，下井取礦，作文必讀文，著書必讀書，自感性到理性，由個體至總體，過此以往，語不虛設，春發其華，秋登其實，充盈而有光輝。且書不范圍于文字，自然、社會，亦皆書也。讀之未遍，妄下岐黃，紕繆差失，見笑大方之家。吳先生認為：“不讀書而能研究著述者，蓋有之矣，余未之聞也。”（見吳林伯先生《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畢養賽主編《中國當代理學大師馬一浮》，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12 月出版。）
《易·乾·文言》之言曰：“君子進德修業。”馬一浮《泰和宜山會語》之有《君子小人之辨》，目的在于教人作為君子，而馬一浮先生言君子小人之區別，一言而蔽之，曰：“君子、小人之用心其不同如此，充類而言之，只是仁與不仁，公與私之辨而已。”“君子之心公而恕，小人之心私而刻。”古今言君子、小人之區別，未有如馬一浮先生之深切著明，而又能得孔子之精核者也。 1957年春，馬一浮先生至曲阜闕里朝孔，先生與同門高贊非請見，馬一浮先生問曰：“相別三年，汝治何學？”先生回答說：“研精《論語》。”馬一浮先生曰：“汝得讀書之次矣。昔孔子通治六經，自以熟知其故，并授教二三子，語高而旨深，學者當先求之，庶幾能明六經之指歸。程子曰：‘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為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后，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為讀書痛下針砭。”先生問曰：“何以謂之讀也？”馬一浮先生概乎其詞，曰：“讀書之道無他，求其反身修德，懲風窒欲，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履而行之，荀卿所謂‘君子博學而日三省乎己，則知明而行無過矣'者也。”先生因此明白“讀書必改變氣質，非徒記其文句以為談資耳”。（ 《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 ）
大凡以學術名家者，皆能不自滿假。吳先生以《論語·學而》之言“無友不如己者”，皇侃《義疏》、顏氏《家訓·慕賢》、朱熹《集注》，皆以友不如己者，則無益而有損，非為孔子本意，而發明道同為友之旨，《荀子·大略》所謂“友也者，所以相有也；道不同，何以相有也”。道同，故可以取長補短，所謂“過則毋憚改”。因此，“無友不如己者”，當指善于發現朋友的優點，每一個朋友皆有優點。善于發現自己的不足，見賢思齊，見不賢而內自省。吳先生《文心雕龍義疏》成書后，除部分公開刊布外，另有油印本行世，作為武漢大學研究生和本科生的教材，頗為國內外學術界關注。“為時流謬許，余以天道惡盈，不自滿假，盡力而為，功庸弗怠”，“昔仲尼勉焉孳孳，鍥而不舍，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事，卒而非之，學然后知不足；先生（指馬一浮先生）守范善道，至老不倦，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余師范賢圣，亦將行年七十而七十化，匡誤正俗，恒久以求真是。因為先生讀書著述，有高尚之目的，所以，能“不懼我書與糞土同損，煙燼俱滅；亦不懼君山復出，以為絕倫必傳，好學修古，實事求是，鞠躬盡瘁，死而后已”（ 《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 》）。
吳先生治學，強調學術創新的價值，并把創新和恪守師法結合起來。先生多次提到熊十力先生和歐陽竟無大師的師生之爭，熊十力先生是歐陽竟無大師的入室弟子，但是著《新唯識論》，與老師的意見相左，但不影響熊十力先生對歐陽大師的尊師感情。類似的例子，先生還舉劉向、劉歆父子為例，劉向是今文學者，而劉歆則服膺古文學。先生認為，這種區別，不是背叛，而是追求真理，推動學術進步。吳先生論述創新的重要時指出：“夫鼎以去故，革以取新，革而應人，大亨以正，四時成而文明說，革之為義大矣哉。”（ 《馬先生學行述聞并贊》）
吳先生術業粹沖，在我所接觸的前輩學者之中，先生是最純粹的學者，一生追求，唯有讀書二字。我以 1984年入武漢大學，為先生研究生，齒不及二十，正是躊躇而多志之年齡，多旁騖，先生神智澄照，洞察入微，以我受四人幫殘酷迫害之一代人，經術淺薄，嘗以自己三十余歲，始知學問之不易，而辭南開中學教職，負書擔囊，徒步行至樂山烏尤寺復性書院晉謁馬一浮先生之事教我，并示門人弟子曰：“為山不虧一簣，窮理止諸自足”，宜“以高度韌性自勵”，所謂“非議再多，堅定不移；處境再窘，堅定不移；工作再忙，堅定不移；困難再大，堅定不移；成績再好，堅定不移”。命門弟子牢記之。
1984年前后，吳先生年屆古稀，孑然一人，生活儉樸，每日在食堂用餐，贊嘆二十世紀三十年代所提倡之新生活運動，以米飯為食，輔以青菜，少食葷腥，以豬肉虛物，多食傷身，告誡于我。先生每日亦必健行數里，而后則閉門讀書，手不釋卷。1979年前，先生之《文心雕龍義疏》一百余萬言已經寫定，并經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審定通過，即將出版，但是先生仍然不斷修改，以毛筆小楷抄寫之《文心雕龍義疏》一百余萬言，竟然有七稿之易，即可見出先生之執著之態度之一般。
吳先生明白讀書非為讀書而已，而欲以養成君子，而先生執君子之業也，守君子之道，以人為善，不與人為惡。善修容儀，不內顧，不親指，淵嘿尊嚴，博覽古今，淡漠名利，遠離是非，安心于著述。吳先生在“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時期住家鄉宜昌，當涂者固不能會心于先生之深旨，即使到了曾經人文薈萃的武漢大學中文系，因先生正道直行，心之向道，不能順應時勢，留出半分時間虛以逶迤，也頗遭部分權貴與同儕之藐視，惟黃先生焯，蘄春黃季剛之兄子，國學名家，深愛接之。吳先生之此種遭遇，令人深思。
吳先生以經子及《文心雕龍》教授數十載，門生私淑廣布，身受弟子愛接。后期在武漢大學，及門弟子雖不多，然如廈門大學易中天教授、湖南社會科學院陳書良教授、湖北大學陳桐生教授等，皆學有大成，影響廣遠。我自 1987年赴京謀食，生生不易，學業荒疏，先生修書，命我就近問學于王利器先生。1989年冬，我因公事赴武漢，當日即叩先生，時先生因鼻疾新好，仍孤身一人，日日誦讀。臨別，先生送我出武漢大學校門，諄諄叮囑，深以我之學業為念，曰“困難再大，堅定不移”，揮手作別，燈影之下，煢煢孑立，使我頓生依依不舍之情。多年之后，每念及先生，便出現先生揮手當日之情景。1993年，先生在信中提及來年將來北京開會，曰：“重見亦不遠矣！”1994年北京香山召開《文心雕龍》國際學術討論會，先生蒞京，由于我行蹤未定，竟錯失一謁之機會，及至先生離京數日，我始得知先生已經返回武漢。荏苒至1998年，忽接先生仙逝之報，從此天人永隔，竟無由再聆教誨。近年，我有數次赴武漢之機遇，每次必一人至先生故居樓下，先生故居雖已無人居住，先生之書稿遺物，仍然保存其中，佇立先生窗前，雖不再看見先生窗前的燈光，但仍能馳想先生之音容。先生一生坎坷，且對現實社會之權勢人情，異常隔閡，如此氣度，本不應受世俗物累，然某些當涂之人，竟然不能善待先生，以致同事之中好學之士欲及門下拜，便招白眼。更有人必欲以打擊先生之氣節追求為樂事，念之令人唏噓。雖然，先生始終不改志士氣質，高尚其志。
先生家中廳堂之上，高懸馬一浮先生畫像，每至忌日，必作禮拜，數十年不輟，而對門人弟子，時時牽掛，每念及此，令我汗顏。謹以此文，以為對先生之懷念。
20004年3月24日凌晨3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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